錢穆
在後代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有兩大偉人，對中國文化有其極大之影響，一為唐代禪宗六祖慧能，一為南宋儒家朱熹。六祖生於唐太宗貞觀十二年，卒於玄宗先天二年，當西曆之七世紀到八世紀之初，距今已有一千兩百多年。朱子生於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卒於寧宗慶元六年，當西曆之十二世紀，到今也已七百八十多年。慧能實際上可說是唐代禪宗的開山祖師，朱子則是宋代理學之集大成者。一儒一釋開出此下中國學術思想種種門路，亦可謂此下中國學術思想莫不由此兩人導源。言其同，則慧能是廣東人，朱子生卒皆在福建，可說是福建人，兩人皆崛起於南方，此乃中國文化由北向南之大顯例。言其異，慧能不識字，而朱子博極群書，又恰成一兩極端之對比。
學術思想有兩大趨向互相循環，一曰積，一日消。孟子曰：“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存是積，化是消。學術思想之前進，往往由積存到消化，再由消化到積存。正猶人之飲食，一積一消，始能營養身軀。同樣，思想積久，要經過消化工作，才能使之融會貫通。觀察思想史的過程，便是一積一消之循環。六祖能消能化，朱子能積能存。所以中國傳統文化的儒釋融合，如乳投水，經慧能大消化之後，接著朱子能大積存，這二者對後世學術思想的貢獻，也是相輔相成的。
自佛教傳入中國，到唐代已歷四百多年，在此四百多年中，求法翻經，派別紛歧。積存多了，須有如慧能其人者出來完成一番極大的消的工作。他主張不立文字，以心印心，直截了當的當下直指。這一號召令人見性成佛，把過去學佛人對於文字書本那一重擔子全部放下。如此的簡易方法，使此下全體佛教徒，幾乎全向禪宗一門，整個社會幾乎全接受了禪宗的思想方法，和求學路徑，把過去吃得太多太膩的全消化了。也可說，從慧能以下，乃能將外來佛教融入於中國文化中而正式成為中國的佛教。也可說，慧能以前，四百多年間的佛教，犯了“實”病，經慧能把它根治了。
到了宋代，新儒學興起，諸大儒如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諸人，他們都曾參究佛學，其實他們所參究的，也只以禪宗為主。他們所講，雖已是一套新儒學，確乎與禪宗不同。但平心而論，他們也似當時的禪宗，同樣犯了一個虛病，似乎肚子吃不飽，要待朱子出來大大進補一番。此後陸、王在消的一面，明末顧、王諸大儒，在積的一面。而大體說來，朱子以下的中國學術界，七八百年間，主要是偏在積。
佛教有三寶，一是佛，一是法，一是僧。佛是說法者，法是佛所說，但沒有了僧，則佛也沒了，法也沒了。佛學起於印度，而後來中斷了，正因為他們沒有了僧，便亦沒有了佛所說之法。在中國則高僧大德，代代有之，綿延不絕，我們一讀歷代高僧傳可得其證，因此佛學終於成為中國文化體系中之一大支。而慧能之貢獻，主要亦在能提高僧眾地位，擴大僧眾數量，使佛門三寶，真能鼎足並峙，無所軒輊。
讓我們再來看一看當前的社會，似乎在傳統方面，已是盪焉無存，又犯了虛病。即對大家內心愛重的西方文化，亦多是囫圇吞棗，亂學一陣子，似乎又犯了一種雜病，其實質仍還是虛病。試問高唱西化的人，哪幾人肯埋首翻譯，把西方學術思想，像慧能以前那些高僧們般的努力，既無積，自也不能消。如一人長久營養不良，虛病癒來愈重。此時我們要復興中國文化，便該學朱子，把舊有的好好地積存。要接受西方文化便該學慧能，把西方的能消化融解進中國來。最少亦要能積能存。把西方的移地積存到中國社會來，自能有人出來做消化工作。到底則還需要有如慧能其人，他能在中國文化中消化佛學，自有慧能而佛學始在中國社會普遍流傳而發出異樣的光彩。
講佛學，應分義解、修行兩大部門。其實其他學術思想，都該並重此兩部門。如特別著重在義解方面而不重修行，便像近世中國高呼西化，新文化運動氣焰方盛之時，一面說要全部西化，一面卻又要打倒宗教，不知宗教亦是西方文化中一大支。在此潮流下，又有人說佛教乃哲學，非宗教，此是僅重義解、思辨，卻蔑視了信奉修行。兩者不調和，又成為近代中國社會一大病痛。
稍進一層講，佛教來中國，中國的高僧們早已不斷在修行、義解兩面用力，又無意中不斷把中國傳統文化滲進佛教，而使佛法中國化。我且舉一慧能以前的竺道生為例。竺道生是東晉南宋間人，他是第一個提倡頓悟的。所謂“頓悟”我可簡單把八個字來說，即是：“義由心起，法由心生。”一切義解，不在外面文字上求，都該由心中起。要把我心和佛所說法迎合匯一，如是則法即是心，心即是法，但須悟後乃有此境界，亦可謂得此境界乃始謂之悟，悟到了此境界，則佛即是我，我即是佛。信法人亦成了說法人。如竺道生說一闡提亦得成佛，明明違逆了當時已譯出之《小品泥洹經》之所雲。但竺道生卻說，若我錯了，死後應入拔舌地獄；若我說不錯，則死後仍將坐獅子座宣揚正義。此後慧能一派的禪宗，正是承此“義由心起，法由心生”之八字而來。
此前佛門僧眾，只知著重文字，宣講經典，老在心外兜圈子，忽略了自己根本的一顆心。直到不識一字的慧能出現，才將竺道生此一說法付之實現，固然竺道生是一博學僧人，和慧能不同，兩人所悟亦有不同，然正因為竺道生之博學，使人認為其所悟乃由一切經典文字言說中悟，惟其慧能不識一字，乃能使人懂得其悟乃不自一切經典文字言說中悟，而實由心悟，而禪宗之頓悟法乃得正式形成。
今天我將偏重於慧能之“修”，不像一般人只來談他之悟。若少注意到他的修，無真修，又豈能有真悟？此義重要，大家應注意。慧能是廣東人，在他時代，佛法已在中國漸漸地普及民間，佛法從兩條路來中國：一從西域到長安，一從海道到廣州。當慧能出世，在廣州聽聞佛法已早有此機緣。
據《六祖壇經》記載，慧能是個早歲喪父的孤兒，以賣柴為生，他亦是一個孝子，以賣柴供養母親。一日背柴到城裡賣，聽人念《金剛經》，心便開悟。此悟正是由心領會，不藉旁門。慧能便問此誦經人，這經從何而來，此人說：是從湖北黃梅縣東山禪寺五祖那裡得來。但慧能身貧如洗，家有老母，要進一步前去聽經是不易之事，有人出錢助他安置了母親，獨自上路前往黃梅。我們可說，他聽到其人誦《金剛經》時是初悟，此後花了三十餘天光陰從廣東到黃梅，試問在此一路上，那時他心境到底如何？他自然是抱著滿心希望和最高信心而前去，這種長途跋涉的艱苦情況，無疑是難能可貴的。我們可想知他在此三十餘天的路程中，實有他的一番修，此是真實的心修。
到了黃梅，見到五祖弘忍，弘忍問他：“你何方人，前來欲求何物？”他說：“惟求作佛，不求餘事。”這真是好大的口氣呀！請問一個不識字人如何敢如此大膽？當知道這正與他三十餘天一路前來時的內心修行有大關係，不是臨時隨口能出此大言。他那時的心境，早和在廣東初聞誦《金剛經》時，又進了一大步，此是他進一步之悟。
當時弘忍再問：“你是嶺南人，又是獠猖，若為堪作佛？”他答說：“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獠猖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此一語真是晴天霹靂，前無古人，想見慧能一路上早已自悟到此。在他以前，固是沒有人說過，在他之後，雖然人人會說，然如鸚鵡學舌，卻不能如慧能般之由心實悟。弘忍一聽之下，便知慧能不是泛泛之徒，為使他不招意外，故將明珠暗藏，叫他到後院去做劈柴舂米工作。慧能眼巴巴自廣東遙遠來黃梅，一心為求作佛，卻使他去廚下打雜做粗工，這是所為何來？但他毫不介意，天天在廚下劈柴舂米，此時他心境應與他到黃梅初見五祖心境又大不同，這些工作，好像與他所要求的毫不相干，其實他亦很明白，五祖叫他做此雜工，便正是叫他“修”，也便是做佛正法啊！
慧能在作坊苦作已歷八個月，一天，弘忍為要考驗門下眾僧徒工夫境界，叫大家寫一偈子，自道心得，大家都不敢寫，只有首座弟子神秀不得不寫，在牆壁上寫一首偈說：“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這首偈卻又不敢直陳五祖，但已立時傳遍了東山全寺，也傳到了慧能耳中，慧能一時耐不住，也想寫一偈，但不識字，不能寫，只好口念請人代筆寫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我們又當知，此“本來無一物”五字，正是他在磨坊中八個月磨米中磨出來的，只此一顆清清凈凈的心，沒有不快樂，沒有雜念，沒有渣滓，沒有塵埃，何處再要拂拭？此正是慧能自道心境，卻不是來講佛法。此時則已是慧能到家之悟了。
五祖弘忍見了慧能題偈，對於他身後傳法之事，便有了決定，他到磨坊問慧能：“米熟了沒有？”答稱：“早已熟了。”弘忍便以杖擊碓三下，背手而去。有這老和尚這一番慈悲心與其一代宗師之機鋒隱語，配上慧能智慧大開，心下明白。叫他劈柴就劈柴，教他舂米就舂米，不折不扣，潛心暗修，時機一到，便知老和尚有事要他去，他便於三更時分，由後門進入老和尚禪房，弘忍便把宗門相傳衣缽付給與慧能，囑他趕快離開黃梅以防不測，慧能說：深夜不熟路徑，五祖遂親自把他送到江邊，上了渡船，離開了黃梅。我們讀《壇經》看他們師弟間八個月來這一番經過，若不能直透兩人心下，只在經文上揣摩，我們將會是莫明其妙，一無所得。由上說來，我們固是非常佩服六祖，亦不能不佩服到五祖。但五祖也不是一個博學僧人呀！
兩個月後，六祖到了大庾嶺，但在黃梅方面，衣缽南去的消息也走漏了，好多人想奪回衣缽，其中一個腳力健快，趕到大庾嶺見到了慧能，所謂：善者不來，來者不善，這位曾經是將軍出身的陳慧明追趕六祖的目的，無非是在衣缽上。即時六祖便把衣缽放置石上，陳慧明拿不動衣缽，轉而請教六祖，問：“如何是我本來面目？”六祖說：“你既然為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良久又說：“不思善，不思惡，正與么時，哪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慧明言下大悟。
這是《壇經》的記載，但以我個人粗淺想法，慧能本不該把五祖傳授衣缽輕易交與慧明，可是逼於形勢，又屬不能堅持，所以置之石上，意謂：我並無意把衣缽給你，你如定要強搶，我也不作抗拒。另一方面的慧明，本意是在奪回衣缽，待一見衣缽置於石上，卻心念一轉，想此衣缽不好奪取，所以又轉向他自己本來面目，這正由要衣缽與不要衣缽這一心念轉變上來請問。若說衣缽在石上，慧明拿不動，似乎是故神其辭，失去了當時的實況，但亦同時喪失其中一番甚深義理，這也待我們心悟其意的人來善自體會了。我們當知，見衣不取，正是慧明心中本來面目，而慧能此一番話，則成為第一番之初說教。
慧能承受衣缽之後，又經歷了千辛萬苦，他自說那時真是命如懸絲。他是一不識字人，他在東山禪寺，也未正式剃發為僧，他自知不得行化太早，所以他只是避名隱跡於四會獵人隊中，先後有十五年之久。每為獵人守網，見到投網的生命，往往會為它們放出一條生路。又因他持戒不吃葷，只好吃些肉邊菜。慧能在此漫長歲月中，又增長了不少的潛修工夫。比之磨坊八月，又更不同。
後來到了廣州法性寺，聽到兩個僧人在那裡爭論風動抑是幡動，慧能想，我如此埋藏，終不是辦法，於是他上前開口說：“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而是仁者心動。”此語被該寺座主印宗聽到，印師也非常人，早已傳聞五祖衣缽南來，如今一聽慧能出語，便疑他是受五祖衣缽的人。一問之下，慧能也坦白承認了。諸位又當知，此“仁者心動”四字，也並不是憑空說的，既不如後來一般禪師們之浪作機鋒，也不如近人所想，如一般哲學家們之輕肆言辯。此乃慧能在此十五年中之一番真修實悟。風動幡動，時時有之，命如懸絲，而其心不動，這純是一摑一掌血的生派經驗凝鍊而來。慧能只說自己心情，只是如實說法，不關一切經典文字。自五祖傳法，直到見了印宗，在此十五年中，慧能始終還是一個俗人身份，還沒有比丘的具足戒。自見印宗後，才助他完成了出家人和尚身份。此下才是他正設教度人的開始。
六祖不識字，在他一生中所說法，只是口講給人聽，今此一部《六祖壇經》之所有文字，乃是他門人之筆錄，他門人也把六祖當時的口語，盡量保持真相，所以《六祖壇經》乃是中國第一部白話作品，宋朝兩代理學家之語錄，也是受了此影響。依照佛門慣例，佛之金口說法始稱“經”，菩薩們的祖述則稱“論”。只有慧能《壇經》卻稱“經”，此亦是佛門中一變例，而且是一大大變例，這一層，我們也不該忽略過。若說《壇經》稱“經”，不是慧能之意，這又是一種不必要的解說。
我們必要明白了慧能東山得法此一段前後十六年之經過，才能來談慧能之《壇經》。《壇經》中要點固多，但在我認為，所當注意的以下兩點最重要。
其一，是佛之自性化。竺道生已說，一切眾生都有佛性，此佛性問題不是慧能先提出，慧能講“心即是佛”，反轉來說則成為佛即是心。此與竺道生所說也有些區別。慧能教我們見性成佛，又說言下見性，又說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能含萬法，萬法在人性中。能見性的是我此心。故說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他說：但於此心常起正念，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又說：能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他強調自修心、自修身，自性自度。又說自修自成佛道，此乃慧能之獨出前人處，亦是慧能所說中之最偉大最見精神處。
其二，是佛之世間化。他說“萬法皆由人與”，“三藏十二部皆因人置”。“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欲求見佛，但識眾生，不識眾生，則萬劫覓佛難逢”。這樣講得何等直截痛快！
總而言之，慧能講佛法，主要只是兩句話，即是“人性”與“人事”，他教人明白本性，卻不教人摒棄一切事。所以他說：“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眾惡無喧。”所以他又說，“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又說：“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又說：“自性西方。”他說：“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又求生何國？”又說：“心平何用持戒，行直何用修禪。”這些卻成為佛門中極革命的意見。慧能講佛法，既是一本心性，又不摒棄世俗，只求心性塵埃不惹，又何礙在人生俗務上再講些孝悌仁義齊家治國。因此唐代之有禪宗，從上是佛學之革新，向後則成為宋代理學之開先，而慧能則為此一大轉捩中之關鍵人物。
現在我再講一則禪門寓言來作此文之結束。那寓言雲：有一百無一失的賊王，年老預備洗手不幹了，他兒子請老賊傳授做賊技巧。某夜間，老賊帶他兒子到一富家行竊，命兒上樓入室，他卻在外大叫捉賊，主人驚醒，兒子無法，躲入櫃中，急中生智，故自作聲，待主人掀開櫃門，他便一沖逃走。回家後，埋怨老賊，這時賊王卻向他說，你可以單獨自去作賊了。這是說法從心生，真修然後有直悟。牢記這兩點，卻可幫助我們了解慧能以下禪門許多故事和其意義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