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壇經》作為中國佛教史上唯一一部被稱為經的祖師語錄集。有著它不可忽視的作用和價值。翻開本經，精美絕倫的語言、生動活潑的譬喻、玄妙深奧的機鋒、心領神會的對話……無一不讓人為之嘆美、欽服。不僅如此，其中更讓我們為之折服的是祖師那種觀機逗教、靈活多變的接引方式。從隻字片言中，處處可以體會到佛教智者那種灑脫的人生觀。正是由於有這樣一位睿智的聖者，所以，由其言行而結成的《壇經》才具備了不可比擬的魅力。
經中處處都是人生的哲理，小到穿衣吃飯、一言一行，大到人生觀、宇宙觀。所說之理，又都切實可行。較之它經，確使中國人易於理解和接受。深入的解讀此經，可使我們在體驗禪宗聖者智慧的同時，依之而行，逐漸完善自我的人格，進一步把自己引向更深入的宇宙人生真理的剖析與明證中去。
一在中國佛教史上，只要一提到禪宗，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惠能大師及其《壇經》了。惠能及《壇經》一向被認為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標志。縱觀大師一生，為求佛道，歷盡艱辛。磨坊八月舂米。接法之後，又於獵人隊里十五年的隱居生活，食肉邊菜，韜光養晦，歷經了身心的磨煉與陶熟。靜待機緣成熟，最終大開頓教法門。於中充分展現出頗具中國禪法特色的一代高僧品格。師可說是在中國佛教史乃至整個中國思想史上都是佔有很重要地位的一位思想家、改革家。
而其思想也主要集中在這部語錄體的《壇經》里，從其中可清晰表現出大師提倡的南宗禪法，其特色即消除天國與塵世、佛與人、主與客等的對立，突出了人本的思想，尤其注重從倫理的角度演繹佛教的修持。“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在提出了成佛先從人做起的同時，也強調了“菩提只向心覓”欲求佛道須從自性上下功夫的理論，與一整套截然不同的修行實踐之方法。
自唐以來，師不僅受到當時帝王的尊崇。後來的許多著名學者、偉人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如唐代詩人工維、文豪柳宗元、劉禹錫曾分別為大師撰寫碑記，贊頌了大師開創頓悟法門，樹立一代禪風以及對中國思想文化的重大貢獻。毛澤東評價說“是禪宗真正的創始人”“真正中國佛教的始祖。”世人更譽之為“東方如宋”。
對於以上的這些評價，大師也實在可說是當之無愧。師能夠順應時代的要求，真正開創出中國化佛教。把高山深遠的殿堂佛教拉回到現實生活的行住坐卧中。這不惟是禪宗，更可說是整個佛教的——次大革命。這種以人為本的思想與實踐，在浪淘沙似的歷史大潮中最終得到了認可。自唐中葉以來，南宗禪風大弘於中土。及至末後，中國佛教可說是禪宗與凈上二宗的天下了。究其主要原因，還是其人本的立場和簡單明了的修學方式。這一思想主旨，在其《壇經》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二惠能以往的佛教，在談論修行時，尤其在談到心性這一問題時，大多是抽象化的，是本體的，是佛性、真如、實相。若欲證悟此理，須大徹大悟，或體悟畢竟空性。對於……般人來說，往往令人望而卻步，似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在《壇經》中，則把其落實到現實生活中，有一套切實可行的方法，使人可依之而行。如經中《般若品》之無相頌：
出世破邪宗。法即無頓漸，迷悟有遲疾：
合理還歸一。煩惱暗宅中，常須生慧日。
凈心在妄中，但正無三障。世人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常自見己過，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各不相妨惱。離道別覓道，
終身不見道。波波渡一生，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真道，行正即是道。白若無道心，
憎愛不關心，長伸兩腳卧。欲擬化他人，
邪正盡打卻，菩提性宛然。此頌是頓教，
此中所說之理，是非常易於理解而且切實可行的。“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若見他人非，自非卻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過。”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和行為准則，可以說它所指向是人本的，是站在現實人性的立場而言。“但自卻非心，打除煩惱破，憎愛不關心，長伸兩腳卧”所說即是為人處事中應具的態度與方式，但求自己止卻是非之心，對稱譏苦樂、利衰毀譽、順逆諸境了無憎愛，坦坦然，盪蕩然。如經長途苦熱放下重擔，安息於清涼榻上，長伸兩腳卧一樣的安閑。果能如此，則我們的現實人生就會減少許多不必要的煩惱爭訟。這就是人生哲學，如果人人都有這樣的思想，以此思惟方式去對待人生，那社會也就因此而清凈、和諧。師教誡弟子“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即修學佛法不能逃避現實，脫離社會，而是更應以出世忘我的精神做入世利益人群的事業。做到“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行使舍己為人的大乘精神，利樂眾生，勇猛精進。
什麼才是修道？經中明確的告訴我們，只有常常能自見己過的人才是在真正的修道。“常自見己過，與道即相當”，道人要常自迴光返照，檢點自己的過失，使念念清凈無絲毫滲漏，才是真正的修道。反之，若一個修道人，或是一個志求自我完善的人，時時觀察身邊人的缺點過失，而都無內省之心，那麼就真是“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了。如此勞碌煩惱的“波波渡一生”到生命終結之時—？定會因此而悔恨的。
在對待心性的問題上，依然是從人本立場出發的：“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讓我人以不取不舍的不執之心對之待之，則可徹悟自性之真理。即是所謂的“邪正俱不用，清凈至無余”。
這一不取不舍的“中道不二”思想，在《壇經》中俯拾皆是。如師所作的“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突出了無可執、無可得，無取無舍的佛性空寂義。也正因為佛性，故只要眾生不偏執二邊，“於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見性成佛道”。此悟只在剎那間。
又如師於臨入滅教導弟子的三十六對法，出沒即離兩邊，充分展示了師的“中道不二思想”。他告訴弟子：“若說一切法時，莫離於性相，若有人間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這是說如果在向別人說法時，要站在萬有不離自性的信念，善於從互相對立的兩個方面把握事物，至最後兩邊的對待也盡除去。以幫助人們破除“我執”“法執”，以了悟諸法的真理。在《壇經》中，除此之外，還有生佛不二、定慧不二、世與出世不二、垢凈不二……。可見，這不：二中道思想貫穿於慧能大師的整個禪法之中。師以此來教導我們以“不二中道”觀宋了悟佛教超越的真理及宇宙人生的真實本性。
在行度化之時，大師則如是說：“色類自有道，各不相妨惱”。就是說世間一切眾生自有大道，各人因緣不盡相同。因此“欲擬化他人”首先要“自須有方便，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現”。然而如何才能做到不令彼有疑呢？首要的應是自身具有正確的見解，有了正見，才可能以此正理去化度他人，否則，不過是以盲引盲罷了。換句話說，就是要先見自本性，然後才能以種種方便正確地去化導他人，進而使之亦徹見本性。
同時，惠能也強調度化眾生的善巧方便。佛陀說法，一貫主張“應機施教”，這是非常明智的。我們看到，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社會生活環境與人生理念在不斷的變化，接受教化者的興趣和風格也自然有時地之異。故而師一再強調度化時要具備觀機逗教的善巧、識別來者根機的智慧，不讓對方有所懷疑。弘揚佛法本是一嚴肅的事業，它既關繫到佛法的流傳，又關繫到眾生的慧命。所以，在弘化的過程中，只有機教相應了，眾生才能尋找到生命真諦，佛法的慧命傳承才有保障。
在這裡，成佛作祖，己不再是天方夜譚，可以說，惠能是把佛性直接訴諸現實人性，就佛法與人生而言，使中國佛教轉向了對人的關懷，其結果是把以禪宗為代表的中國佛教逐漸引向了倫理化的道路。這也就標示著中國佛教走向了“人間佛教”的道路。
三一代宗教領袖太虛大師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面對中國佛教沉渣泛起、積重難返的危局，而高舉“人間佛教”的大旗，力挽狂瀾，為中國佛教適應時代發展指明了新的出路，帶來了生機與活力。歷史回溯到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時期，六祖大師早已提出了“人間佛教”的理念，他主張“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這一理念在《壇經·疑問品》中最能體現：
在我們大力提倡人間佛教，發揚優良傳統，促進精神文明建設的今天，大師的這首《無相頌》仍有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佛陀制定戒律的本意是為了令眾生防非止惡，調治身心，破除煩惱。作為在家佛弟子受了五戒之後，若能逐步淡化自己的煩惱、矯正自己的習氣，能做到平等五分別心，真誠無欺，不虛偽、不造作，又何須著意持戒呢？正如身若無病，不須用葯一樣的道理。這是大師用反問的方式宋作提醒，要求我們做人要心平行直。“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這是大師教導我人要報恩知義，不但要孝敬父母，還要照顧關心鄰里、以及社會亡的弱勢群體。漸漸擴大至對一切人的關心。讓我們以一種感恩、報恩之心來回饋社會，生活在責任和義務當中，把對父母的義務、國家的義務、眾生的義務、點點滴滴地承擔下來，落實到現實生活的分分秒秒中去。“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眾惡無喧”。這是大師提倡的忍辱謙讓精神。無論生活在哪一個時代哪一個國土，忍辱謙讓都是做為良好的品德來發揚的。沒有忍讓精神，那麼社會將被紛爭和仇殺所吞沒。世間上，許許多多的矛盾和紛爭並不是不可調和的，只要雙方都做一定的忍讓，就能夠和平的化解。古人雲：“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我們每個人，都會有這樣那樣的過失，有過失不要緊，能改過就是一個有智慧和勇氣的人。知錯能改，這實際上就是智慧，人的自我完善，以及智慧的開發，往往都是通過知過、改過來實現的。所以大師這樣說：“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
此中所說之理，是非常朴實明白的，且又深刻中肯、語重心長。正如太虛大師所說：“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做人的基礎不外平心、孝道、忍讓、改過。做好一個人之後，才能言及修道成佛，做人是修行成佛的基礎，而完滿的人格要在修行實踐中不斷的完善：出世德行也要在完備人格中體證與實踐。
四可見，禪宗，確切說足以惠能及《壇經》為基礎的中國化的禪宗，確實能在現代社會幫助人克服與自身、他人、社會及自然分離異化，使之徹底擺脫精神危機。為什麼這麼說？
首先，我們知道，現實人生，尤其是在現代這樣一個物質文明高度發達而精神文明相對貧乏的時代，人們在一味追求物質生活的同時，在心靈上，存在著諸多的問題，這些問題又不是物質享受所能解決的。管子雲：“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對於一般人來說，當其在解決溫飽問題之後，隨之而宋的，就是對於精神上的需求。在紛繁勞碌的競爭中，人們迫切需求的是心靈上的安寧與祥和。
其次，我們看到，在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潮中，國人雖對精神建設有所關注，然而，卻難以找到一個文化的定位。幾千年來，我國固有傳統倫理觀念被全盤否定而又找不到一個新的支點。雖然，近代以來，一些有識之士也在為此而呼籲，而所收之成效並不顯著。這是一個社會問題，這種失衡現象所導致的結果是人倫道德的淪喪與滑坡。
再次，對於一些精神追求較高的人來說，當他們在思考宇宙人生大問題的時候，面對一期生命的短暫與無常，面對人生人死的疑問，面對世事的起伏不定，面對自然界無數的未知，面對更多人類無法解釋而又不得不思考的事物時……這種種問題都不是從家庭、學校、社會中所學的知識能夠解答的。
而以上這種種的問題，都可以在經中找到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法。正如本文所引之頌文。雖僅數百字，卻統括解決了吾人在對待自身、他人、社會等等問題所應具的心態與方法。依而行之，將獲益良多。
當然，在對待人生社會等問題上，不唯此一段頌文，不唯本經，也不僅僅是佛教，在人類文化史上，有更多浩繁的典籍，都凝聚著前賢先聖的智慧與悲心。具足悲智的前人留給後人的也往往是極深刻的人生哲理。都值得吾人去剖析與體證。
結語惠能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把佛教的中國化推向了一個新階段，並最終完成了佛教的中國化。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這樣的結論：在談到現實意義上，以惠能及其《壇經》為代表的禪宗則更能適應中國人的根性。相應地，由其所開出的法門也自然易為國人理解和接受。
總之，惠能及其《壇經》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貴遺產，深入的研讀與體證它，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若把其作為一種傳統人生教育來看，那麼，對之研讀並推廣宏傳，甚至應該說是迫切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