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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月清
佛法東傳，佛教與中國文化撞擊和交融，伴隨著印度佛教經籍的不斷譯介、闡釋的進程。在傳介到中土的大量佛教經典中，《金剛經》是譯介最早、流傳最廣、影響最深的經典之一。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們把《金剛經》與儒家的《論語》、道家的《道德經》、《南華經》並列視為釋儒道三家的宗經寶典。
就中國佛教宗派內部而言，隋唐以後天台、三論、法相、華嚴諸宗都十分崇奉《金剛經》，各宗領袖都結合宗義，寫下了不少有關《金剛經》的註疏。禪宗六祖慧能因聞《金剛經》得悟，從此中國禪宗與《金剛經》結下不解之緣。《金剛經》與中國文化、中國佛教的關係如此密切，因此要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有必要了解《金剛經》。
《金剛經》，全稱《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又稱《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金剛”，為最剛硬的金屬，是金中之精堅者，百鍊不銷，能斷萬物，以此比喻以大智慧斷除人的貪欲惡習和種種顛倒虛妄之見。“般若”為音譯，意思是明見一切事物及道理的高深智慧。“波羅蜜”也是音譯，是“到彼岸”的意思。該經經名的全部含義就是說，以金剛般的無堅不摧、無障不破的般若智慧對治一切虛妄執著，達到對實相的理解，得到解脫，到達彼岸。
《金剛經》屬大乘佛教般若類經典，相當於唐代高僧三藏法師玄奘所譯的十六會、長達六百卷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中的第九會“金剛能斷分”（《金剛般若》），被視為般若類經典的總綱。般若類經典的主要思想是講諸法“性空幻有”，認為一切事物都是因緣和合而成，假而不實，本身沒有一個恆常自在的自性，所以“性空”，然而自性雖空，因緣關係卻是存在的，也就是說事物並非絕對地不存在，並非虛無，只是幻化不實而已，所以叫“幻有”。一切諸法本性空寂，非生非滅，非一非異，無取無舍，無我無所，所以只有以深廣無邊的般若智慧，洞見宇宙萬物的真實相狀、本來面目，無住無著，廣破見執，顯諸實相，才能真正契合世界的實相，得到解脫。般若類理論是大乘佛教的理論基礎，因而被歷代高僧稱之為諸佛之智母，菩薩之慧父，般若思想也成為大乘佛教的共通思想。
呂澂先生認為，在所有的大乘經典中，般若類經典出現得最早，在各種各樣的般若類經典中，又以《金剛經》出現得最早。在中國，歷代僧俗各界都對《金剛經》倍加重視，所以它曾多次被譯出，現存的主要譯本有：
（一）姚秦印度來華高僧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
（四）隋南印度三藏達摩笈多譯《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一卷。
今有清代同治十一年金陵刻經處刻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六譯》行世。
歷史上《金剛經》雖有以上六個譯本，但最為流行的，還是鳩摩羅什的譯本。需要指出的是，唐三藏玄奘的譯本，是他所譯的六百卷《大般若經》中的一部分，並非專門另譯，後來唐代長安崇福寺律宗高僧智升將其單獨分出流行。後世通常所說的《金剛經》一般是指鳩摩羅什所譯的本子。
有一次，釋迦牟尼佛（世尊）在舍衛國的祗樹給孤獨園，與一千二百五十名大比丘在一塊兒。日頭將午，快到了吃飯的時辰，釋迦牟尼便穿衣持缽到城中去乞化，然後又將乞化而來的食物帶回祗樹給孤獨園。飯後，釋迦牟尼收起衣缽，洗完腳，鋪好座位，然後端端正正坐下。這時，一位名叫須菩提的長老從人群中走出，上前恭恭敬敬地向世尊行禮，然後問道：如果有人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當守持什麼？怎樣才能降伏自我的妄想之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梵文音譯，意思是“無上正等正覺”，是佛陀覺悟的最高智慧，它能認識到一切事物的真正本質，具備這種覺悟就是成佛。所謂“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就是下決心成就無上智慧，無上大道，即發願成佛，這也是大乘菩薩行的全部內容和目的。
須菩提提出問題後，世尊感到很高興，便回答了這一問題，通過非此非彼有無雙遣的重重否定，指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虛幻不實的，要成就無上智覺，破除一切執著，掃除一切法相。
釋迦牟尼認為：“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世上的一切事都如夢，如幻，如水面的氣泡，如鏡中的虛影，如清晨的露珠，日出即散，如雨夜的閃電，瞬息即逝。世上的一切都是因緣和合而成，並無自性，所謂“緣起性空”，因此，我們平時看到的一切事物的形相，實際都不是它們真正的形相，事物真正的形相（實相）是“無相”。這樣，世界上一切都不值得執著，這就叫“無住”。在修行實踐中，能真正認識到無相之實相，能做到於世界萬物都無念無系的“無住”，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解脫。
為了使人們真正做到“掃相破執”、“無相無住”，釋迦牟尼舉了很多例子用以指導人們的修行實踐。釋迦牟尼能使一切眾生都得到解脫而進入涅槃，但並沒有任何眾生得到解脫，因為眾生之相皆為各種因緣合和而成，並非真實，只是虛妄之相；釋迦牟尼的身體有三十二種優秀的特徵，但是不能根據這三十二相來認識如來，因為這不過是外在的虛妄之相，如果僅看到這三十二相，則不能認識如來的真實面目（法身），因為真正的法身是無相的。
釋迦牟尼通過否定摒棄事物的虛幻之相，揭示出世界的真實本質，即“實相者則是非相”。如果認識到一切事物都是虛幻無自性的，就認識到了世界的真實本質、真如實相，即“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倘能如此，就能不“住色生心”，就能不執著於“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修行者在掃去一切虛妄執著後，萬法的真實情狀、真如實相就會自然顯示出來，即“信心清凈，則生實相”。
釋迦牟尼要求人們掃相破執，甚至要求人們對“佛法”也不應執著，認為“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經中以舟筏作喻，說明佛法只是方便設施，不應拘泥死守。釋迦牟尼說他自己在燃燈佛處修行，無一法所得，所以燃燈佛為之授記，認可他修行成功。如果執著於一法，燃燈佛就不會為他授記。《金剛經》中反復強調，修行者在修行過程中要破除執相於布施，又要破除執相於修行的果位（得菩薩果位、得阿羅漢果位等），即破除修行過程的一因一果。只有把“破執掃相”貫徹於修行的整個過程，才會體證真如，獲得解脫，成就佛道。
《金剛經》強調該經的般若思想是佛門修行解脫的最高智慧，說“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承諾如果有人信持此經，並為他人解說，能“成就第一希有功德”、“果報不可思議”。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金剛經》包含了大乘佛教般若學說的精華，其“性空幻有”、“掃相破執”為主要內容的般若思想是大乘佛教的理論基礎。《大智度論》中說：“般若波羅蜜，是諸佛母。諸佛以法為師，法者即是般若波羅蜜。”《大般若經》中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是諸菩薩母，能生諸佛，攝持菩薩。”《金剛經》也說：“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
從現代哲學的眼光來看，《金剛經》之所以被奉為諸佛之智母、菩薩之慧父、眾聖之所依，是因為其般若思想關涉的是大乘佛教的認識論問題。
般若智慧實質上是大乘佛教所倡導的特殊的認知方式和思維方式，它要徹底地超越世俗的經驗，否定或擺脫世俗的認識，從而認定塵世的感知都是虛幻不實的。只有把握“般若性空”之理，才能拋棄世俗的妄見妄念、妄想執著，才能證悟到佛門的真諦。
建立起“性空幻有”、“破相掃執”的認知模式和思維方式，是獲取佛門知見的基礎，也是建立佛教信仰和進行修行實踐的前提，而《金剛經》所闡述的正是建立大乘佛教信仰、從事大乘菩薩行的理論基礎。這一“般若性空”的基礎理論，就佛教的“信仰”與“理解”的關係而言，它解決了“理解”的問題；就佛門的“知行”關係而言，它解決了“知”的問題，所以《金剛經》及其般若學說，就自然成為諸佛之母，對大乘佛教而言，《金剛經》及其思想有著無可替代的學術價值。
《金剛經》的般若性空思想是在印度大乘佛教徒在反對部派佛教，特別是說一切有部的“實有”理論中建立起來的。《金剛經》一問世，在印度就受到了廣泛的重視，著名的印度佛教僧人、哲學家無著、世親等人都對它做過註疏。
佛法東傳，中國佛教屬大乘佛教系統，自然青睞作為大乘理論基礎的《金剛經》，以展開大乘菩薩行。從公元402 年《金剛經》由絲綢之路的河西走廊傳入內地，著名翻譯家鳩摩羅什首次把它譯成漢文，到公元702年唐代僧人義凈最後一次重譯，短短三百年間， 《金剛經》在中土先後有六種譯本問世，足見這部經典在中土受崇奉的程度。
《金剛經》傳入中土時，正值魏晉玄學興起。中土學人認為般若思想方法，與玄學可以相通，互為發明，所以當時中土思想界十分重視以《金剛經》為代表的般若經典，其程度遠勝於印度。《金剛經》在中土社會，既迎合了士人的情趣，又得到了統治者的扶持。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唐玄宗頒布《御注金剛般若經》，把它和《孝經》、 《道德經》一起頒行天下，明成祖編纂《金剛經集注》，敕令天下奉行等等，都是例證。
隋唐時期，中國佛教宗派形成，各宗派對《金剛經》崇奉有加，天台、華嚴、三論等競相習誦，並按本門宗義進行闡發。天台宗用佛性論註解經文；華嚴宗以真如緣起論解釋經文；禪宗更以《金剛經》為傳法心印。
時有一客買柴，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慧能得錢，都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慧能一聞經語，心即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
《壇經？行由品》中還直接引用《金剛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的語句，又記載弘忍為慧能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
《壇經？般若品》中全都是解說般若智慧法門，慧能說：“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又說“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稱此法門為“般若三昧”。
《壇經？定慧品》中，慧能提出“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的宗綱，正是《金剛經》“離相無念”、“不住於相”、“應生無所住心”等思想的發揮。
總的說來，慧能創立的頓教法門，般若智慧是其血脈，而從佛典思想淵源來看，《金剛經》是《壇經》思想的重要源頭之一。
《金剛經》不僅在中國佛學中體現其元典精神和思想價值，從中國文化史的視野來看，它的影響關涉到僧俗各界，滲透到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
四、在悠久深厚的文化史中，《金剛經》對中國社會文化的影響隨處可見，直至近代和當代，寺院僧人日常課頌和講經說法，都依此經。在民間，連目不識丁的婦孺也可以隨意背出一段或一句《金剛經》。在佛教施行扶世助化功德的過程中，各種各樣的《金剛經》應驗、感應故事成為中國民間社會勸善化導的重要形式。
在漢唐社會，《金剛經》常被不少僧俗用以為祈福禳災、獎善懲惡的法寶，他們收集各種信受奉持《金剛經》而獲得功德報應的故事，將這些故事分類輯要，以證明尊奉《金剛經》有延壽、愈疾、生子、登科、避邪、脫難、如願等效應，一方面讓人們加強佛教信仰，一方面讓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努力止惡從善。
唐代孟獻忠撰的《金剛般若經集驗記》按誦持《金剛經》而能獲得的應驗和利益，分為救護、延壽、滅罪、神力、功德、誠應等六篇，收入以隋唐社會為背景的《金剛經》感應故事七十則。
唐代段成式撰的《金剛經鳩異》也是同樣性質的應驗記，收入了以中唐社會為背景的《金剛經》感應故事二十一則。其中有一則故事是這樣說的：
有一個叫趙安的平民，一次在野外行走，看見一座墳墓邊放著衣物，趙安以為這是無主的東西，就撿回家送給妻子。鄰居知道後，到官府告他偷盜財物，趙安不承認，官府大怒，安排大刑伺候，然而刑具加身就斷為數截，趙安卻安然無恙，施刑者問他使了什麼法術，趙安說：“唯念《金剛經》。”官府甚為驚異，只好將他釋放了。
此外，敦煌出土的佛教文獻中《持誦金剛靈驗功德記》、《開元皇帝贊金剛經功德》等著作，都反應了《金剛經》在民間社會的流行情況及其化導世俗的功能。
如果說各類《金剛經》應驗記說明該經在民間社會的地位和影響，那麼各種以《金剛經》為題材的文化藝術形式足以說明該經在文人士大夫階層的影響和地位。
伴隨著《金剛經》的傳播，中國古代印刷、雕刻、繪畫、文學、書法等文化藝術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響。世界現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金剛經》木刻本； 世界上最早的木刻版畫是《金剛經》扉頁的佛教繪畫；現存規模最大、時間最早的石刻經文之一是山東泰山經石峪的石刻《金剛經》。
此外，柳公權、趙孟頫等書法大家所書寫的《金剛經》手跡成為珍貴的文化遺產，不少與《金剛經》相關的文學作品、《金剛經》論疏中的詩詞美文仍流傳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