馳名中外的雲岡石窟以博大精深的雕刻內容和精美絕倫的雕刻技藝著稱於世，是一座不可多得的藝術寶庫。石窟中造像內容主要依據有《法華經》、《維摩詰經》等佛經。其中依照《維摩詰經》所雕鑿的維摩詰造像所佔的比例雖然不是很大，但它所展示出的佛教思想內容以及對當時社會的影響卻有著重要的意義。
《維摩詰經》全名為《維摩詰所說經》，亦稱為《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經》。自後漢開始，就有嚴佛調譯本在中國流傳，一直到北宋，共有八種譯本。其中鳩摩羅什於弘治八年（406年）所譯的《維摩詰所說經》最為流行。自鳩摩羅什譯出後，諸家相繼講贊或註疏。南北朝時，演說維摩詰經盛極一時，名家輩出。此經主要內容是：維摩詰居士住在毗耶離城，是一位善知識者，又名凈名居士。曾在過去劫中供養無量諸佛，深聞法要，契入不二，為了方便攝化眾生，他上自政要，下至酒肆，廣泛地參與了社會生活。為了方便度眾，而現出疾病的形象，於是當地的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及諸王子、百官等無數千人，皆前往探望疾病。維摩詰居士便以他的疾病為題，現身說法。
據宋智圓所撰《維摩經略疏垂裕記》記載，“此經所明，統萬行則以權智為主，樹德本則以六度為根，濟蒙惑則以慈善為用，語宗極則以不二為門。”不少佛教徒認為：“維摩詰經者，先哲之格言，弘道之宏標也。”由於它宣揚的是貧與富、壓迫與被壓迫之間沒有差別的思想，既能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又能調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所以該經受到朝野俗僧的普遍歡迎。
眾所周知，北魏社會佛教盛行的原因之一就是北魏的統治者把佛教定為國教，視佛教為北魏統治集團的理論武器，而《維摩詰所說經》開篇第一章（《佛國品》）就設計了一個“佛國”、“凈土”的精神王國，闡明了如何把穢惡之土改造為佛國樂園。這一清凈佛國不是遠離現實生活的另一世界，它既不在眾生之外，也不在眾生之上，就在我們日常的生活之處。如此讀物如何不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呢？於是為高僧所器重，帝王所尊崇，國君也把它當作推行“至治”、宣揚“道化”的精神食糧，在這樣一個基礎上雲岡石窟中出現以“維摩詰經”為主題的造像內容其用意也可見一斑了。
在《問疾品》中，佛問到文殊菩薩，文殊答道：“世尊，維摩居士是一位深達實相之理，而善為說法的長者，他的智慧辨才非常高妙……能降伏眾魔，游戲神通……”文殊承佛聖旨，前往問疾，眾菩薩、聲聞、天人等也皆從往，維摩詰以其神力空其室內一切所有，唯置一床，以疾而卧。文殊致問，維摩告以，於是圍繞如何把處世間當作出世間的討論在這裡展開。
在《菩薩行品》中，“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可共見佛與諸菩薩禮事供養。文殊師利言：善哉行矣，今正是時！維摩詰即以神力持大眾並獅子座置於右掌，往詣佛所，到已著地，稽首佛足，右繞七匝，一心合掌在一面立。其諸菩薩……諸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在一面立。於是世尊如法慰問諸菩薩已，各令複位。”
在《佛國品》中，“爾時會中有菩薩名普現色身問維摩詰：‘居士，父母妻子、親戚眷屬，吏民知識，悉為是誰？奴婢僮僕、象馬車乘，皆何所在？’於是維摩詰以偈答曰：‘智度菩薩母，方便以為父，一切眾導師，無不由是生。……總持之園苑，無漏法林樹，覺意凈妙華，解脫智慧果……無數億眾生，俱來請菩薩，一時到其舍，化令向佛道。……或作日、月天，梵王世界主……劫中有疾疫，現在諸葯草。若有服之者，除病消眾毒……或現作淫女，引諸好色者，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道。’”
如前所述《維摩詰所說經》是圍繞文殊師利攜國王大臣、長者居士、菩薩聲聞、天人王子皆前往探疾，維摩居士以他疾病為題，而廣為大眾說法，該經各品中均以此展開，而《問疾品》又是該經中的主線，所以通過《問疾品》而展示該經是理所當然的了。由於佛教初起時，教徒僅僅限於出家僧人。隨著佛教的廣泛傳播，教徒中出現了在家居士，但出家僧人與在家居士之間貴賤之分的隔閡，影響著佛教在大眾之間的傳播。於是經中宣揚既要修行成佛正果，又無須過苦行生活。《維摩詰所說經》從般若理論和宗教實踐這兩個方面把佛教的出世移到了世俗世界，它不但讓僧侶的生活世俗化，而且讓世俗人的生活僧侶化，從而把世俗社會引進了宗教世界。創造了維摩詰式的在家菩薩，擴大了佛教世俗化的范圍。《維摩詰所說經》中所說的理論正中我國古代文人學士、達官貴人的下懷，更主要的是適應剝削階級上層的混世主義，政治作用表現得尤為強烈，符合了鮮卑集團利用《維摩詰經》麻醉、奴役人民，維護統治集團利益的目的。
雲岡石窟的雕刻中，依據《維摩詰所說經》造出的形象，主要是維摩詰與文殊菩薩的形象，據不完全統計，共有25幅，分布在石窟造像的中、晚期洞窟中。這一類造像大多是選取故事中的典型內容加以表現，場面一般不大，手法簡練，形式朴實，主題突出，個性鮮明。中期石窟一般多雕刻在的門拱周圍，場面較大，雕刻精美；晚期作品多用淺浮雕，造型較小，表現力相對不足。第6窟南壁門拱與明窗間的一組雕刻表現的是《維摩詰所說經·菩薩行品》，在屋形龕內中置釋迦牟尼結跏趺坐於須彌座上，面部表情安詳、溫和。左側坐文殊菩薩，頭戴花冠，雙手自然彎曲，雙目低垂，身體向右微側，在專註地聆聽；右側雕維摩詰像，頭戴帷帽，著方領外衣，右手執團扇上舉，左手扶榻倚坐於榻上，表情自然，儼然一派論辯者神態。整體雕像空白處雕有供養人和飛天，恰到好處。此組雕刻場面宏大，布局合理，構圖嚴謹，雕刻細膩、精緻。《問疾品》的文殊與維摩對坐的形象最早出現在第七窟門拱兩側：西側華蓋下雕文殊師利像，頭戴花冠，頸飾項圈，臂戴釧及手鐲，上身斜披絡腋舒相坐於方座之上，菩薩像偏頭斜視，右手上揚，周雕脅侍菩薩與弟子及飛天；東側盝形天幕龕下雕維摩像，頭戴帷帽，著方領大衣，腰束帶，側身斜坐於胡床之上，左手高舉塵尾。第14窟還雕有《維摩詰所說經·香積佛品》的形象，佛龕南側刻文殊菩薩，北側刻維摩詰像，中為立式菩薩，右手托缽，左手提蓮花形物，構圖簡潔，表現性強，雕刻較簡單。在第32窟附窟外壁雕有《維摩詰所說經·佛國品》的淺浮雕，在屋形龕內刻一坐獅子床上的維摩詰像，像前有一樹，樹前許多女人，帳幕前有一捧物的天人，浮雕的人物極為秀麗；在第38窟雕有《維摩詰所說經·阿門眾佛品》即通常說的“三道寶階”的故事。
以《維摩詰所說經》為依據所創造的維摩詰像最早出現於東晉建康（今南京），《歷代名畫記》卷二稱：“顧生首創維摩詰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隱幾忘言之狀”。維摩像的出現，是與當時崇尚清談，士大夫以博學善辯的維摩居士作為典範分不開的，從而導致南朝不斷出現這一題材。在北方，西秦時才出現有維摩詰像。炳靈寺石窟第169窟內的維摩像即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從構圖來看，維摩半卧榻上，儼然一副患病卧床的樣子。隨之以後在敦煌、雲岡、龍門石窟中維摩像大量涌現。
我們知道，《維摩詰所說經》是以答辯的方式來宣傳佛教的觀點的。由於它內容復雜，有些題材是無法用畫面所能展示（如《不二法門品》），遠遠不如佛本生故事和佛傳故事通過畫面容易表達。特別是石雕，更是受到嚴重的條件限制。所以藝術家們不斷努力，深刻理解了佛經的實際內涵。突破一些限制，大膽探索，掌握了佛經中能夠代表該經文中的典型思想和人物，理解刻劃了維摩詰和文殊菩薩形象，反映了佛經中所記述的故事情節和內容，從而達到宣傳佛教教義。而“文殊問疾”又是該經中最容易表現的題材。所以通過雕造“文殊問疾”即表現了該經的故事，又反映了佛經的內容，所以“文殊問疾”又為不少學者所認可。由此可見，雲岡石窟中的維摩詰、文殊雕像雖然較為單一，但意在展示全部《維摩詰所說經》。“文殊問疾”只能作為契機而引導人們深入理解該經的實質精神。這種通過單一而表現全部的做法，不僅在雲岡石窟中是這樣，敦煌、龍門石窟也受其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