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懷濟世．悲憫蒼生
妙湛老和尚一生精勤為國、為教、為眾生，堪稱當代中國佛教傑出的教育家、慈善家。他對中國佛教所作出的貢獻將永志史冊，並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僧伽向他效法、學習。藉此「妙湛老和尚誕辰百年紀念」之際，為了緬懷這位無私、無我，獻身佛教的高僧，筆者試從他一生在復興寺廟、弘法利生、慈善教育、普施濟眾等事業之主要貢獻，略作闡述，以資追思及紀念。
妙湛老和尚一生之偉大貢獻
妙湛老和尚，生於1910年11月，俗名褚永康，遼寧丹東人。1939年於鳳城雙泉寺依進修老和尚剃度出家，同年10月於北京拈花寺受具足戒。1940年到青島湛山寺佛學院深造，1942年到揚州高旻寺親近來果禪師，深受來果法師器重。1957年輾轉弘化至廈門南普陀寺，三學並進，建樹頗多。文革期間堅守寺院，梵行高潔，處變不驚，寺院建築、文物賴以保存。直至1995年示寂，時年86歲，僧臘56夏。
妙老的一生是光芒四溢的。他具有殷殷愛國情懷和濟世悲願，教內外凡有困難的人找他，他都盡力給予幫助。他一生有兩大心願，一是辦佛教教育，二是辦慈善事業。恆以維護國家利益，服務人民為職志。他的慈心、善行、修持、學養，對中國佛教，乃至世界佛教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主要貢獻，可概括為以下五方面：
妙老一生刻苦勤奮，身體力行，修廟安僧，矢志重興道場，自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貫徹落實，全國各大名山古剎逐步得到重建和開放。自1980年開始，妙老積極維護佛教的合法權益，維修寺院。在廈門市政府和市宗教事務局的關心支持下，廈門的佛教寺院逐步得到恢復和重建，如普光寺、鴻山寺、虎溪岩寺、萬石蓮寺、天界寺等道場，特別是南普陀寺，經過15載艱辛，面貌一新，雄偉壯觀，遠遠超過從前的規模，為廈門特區建設和佛教事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與此同時，而且還為鼓山湧泉寺、武夷山永樂禪寺、寧德支提寺、西安凈業寺等修復重建都作了很大的努力。特別是在1993年為支提寺集資30多萬元人民幣，興建支提山公路，全長6公里，使閩東人民盼望已久的夙願得以實現。
妙老早年就讀於師范學校，後從事教育工作，曾任丹東市第一小學校長。日寇侵華時，東北被偽滿政權統治，因其名重教育界，且富愛國情操，與抗日救國會有關而遭逮捕，備受折磨。1938年，他於獄中經難友指點，默持觀音聖號，未幾獲釋，因而深感持名之益，遂決志學佛。
為紹隆佛種、續佛慧命，妙老一方面努力維修寺院，一方面積極培養佛教接班人。1981年春，復興了由弘一律師和瑞今法師創辦的「佛教養正院」。最令人敬佩的是妙老每天親自帶頭和學僧一起出坡勞動，實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而在「文革」期間，他每天早晨一個人掃地，從東山門一直掃到西山門，十年如一日，從未間斷過，被政府評為勞動模範。妙老的一言一行，使學僧養成了愛學習、愛勞動的好習慣，並為他們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
妙老對僧伽教育極為重視，不僅於1984至85年間復修了閩南佛學院，而且還為中國佛學院、福建佛學院、武昌佛學院、嶺東佛學院、依蘭尼眾佛學院、泉州佛學苑等，在經濟、師資以及學員等方面都給予了大力支持，廣納學子達數百人。
他在《僧教育的新構思》中說：「佛學院必須由過去單一培養教理知識的僧才，轉變為培養多層次多專業知識的僧才，才能適應當前我國佛教的實際需要。」由此可見，妙老有著遠大的眼光、超人的智慧，繼承了弘一律師和太虛法師的辦學道路，重視學修並重、悲智雙運，為適應當前社會對佛教事業之需求，大力培養弘法人才。他對僧伽教育之復興，使佛教教育有了中興氣象，培養出數以千計的急需僧才，使慧炬有繼，為中國佛教文化的傳承和弘揚貢獻了巨大力量。在晚年還多方奔走，為倡建「中國佛教大學」而大聲疾呼。
三、學修並重．興建禪堂
妙老特別重視修行，嚴持毗尼，出家前曾駐錫揚州高旻寺，跟隨來果禪師參禪數年，領悟到心地法門之重要。當他於1957年到南普陀寺時，每天仍堅持參禪打坐。當時南普陀寺沒有禪堂，他遂發願將來興建一座禪堂供養出家眾修行用功。由於時節因緣的關係，未有如願以償。閩院復辦後，他常對學僧說：「出家人光學教理是不夠的，必須到禪堂用功，把所學的東西進行消化，才能受用，否則只是畫餅充飢。」所以興建禪堂又成了妙老的一大心願。
南普陀寺禪堂自1991年春天開始動工奠基，經過三年的建造，於1993年春落成。妙老在禪堂開示中強調：「禪堂是寺院里最重要的一個修行地方，佛學院的學僧應白天學教，晚上坐禪，如此才可以使戒定慧並進。單單學一點文字般若是不夠的，一定要坐禪。要想成佛作祖，必須住禪堂！古人住禪堂以開悟為期，不悟不出禪堂。」妙老繼承了高旻寺來果禪師的宗風，勉勵後學多住禪堂，學修並進。他自己每天早晨三點鍾就起來打坐或讀誦《金剛經》、《普門品》、《普賢菩薩行願品》等，而且對學僧們嚴格管教，令學僧肅然起敬。
四、愛國愛教．聯誼海外
妙老一生熱愛國家、熱愛社會，出家前曾受社會高等教育，曾擔任過遼寧丹東市第一小學校長。當時，正值日寇侵華，許多愛國人士都被逮捕，妙老也是其中之一，受盡種種痛苦折磨。因此，他每當給學僧上愛國教育課時，就會告訴大家：「只有祖國富強、國家興盛，人民才不會受欺辱。作為新時代的僧青年，要發揚愛國主義的優良傳統，象歷代愛國高僧那樣，維護國家利益，擁護黨的領導。」妙老平常待人熱忱，和藹慈祥，無論何方客人，都是一視同仁。
他在建寺、安僧、度眾的同時，還做好海內外聯誼工作。他曾經多次應邀到香港、新加坡、美國、泰國等國家和地區弘法，如1994年參加中國佛協訪問團護送佛牙舍利到泰國巡禮等；並先後接待了澳大利亞、加拿大、南斯拉夫、希臘和英、美、日、德、意等國家的領導人及社會知名人士。在出訪和接待的同時，協助政府宣傳我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介紹祖國改革開放後佛教發展情況。
妙老恆以振興大教為己任，為法奔忙，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經常到香港去訪問，筆者記憶猶新的是，一九九零年的十月十日，他率訪問團前往香港訪問，當時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大長老，還有我的恩師──永惺長老，他們一起來暢談佛教教育、建寺安僧以及籌辦佛教大學的種種理念。是晚，老人家就住在我們菩提學會，與家師徹夜暢談。隨後數天，他們訪問團也參觀了香港的各大道場，鼓勵香港的僧青年愛國愛教，因為那個時候，香港很多年青僧人都是從福建過來的，妙老感到特別關心。如今，當年老人家苦心裁培的學僧，個個都已學業有成、道業精進，成為優秀的佛教接班人，才能卓越，弘化一方。
妙老時常教導學僧們要學習菩薩「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慈悲精神；所謂「於諸病苦為作良醫，於失道者示其正路，於暗夜中為作光明，於貧窮者令得伏藏」。老人家還經常說：「現在世界上還有許多吃不飽、穿不暖的窮苦人，我們佛教徒應多做一些社會慈善福利事業。」正是在這種理念的驅動下，在海內外信眾和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下，1994年11月，他創辦了國內第一所佛教慈善機構──「南普陀寺慈善事業基金會」，開啟了國內佛教慈善事業的先河。
「慈悲濟世，利樂眾生」，是妙老終身矢志不移的為人准則；力行彌勒的大慈、觀音的大悲、普賢的大行、地藏的大願，是他畢生信受奉持的志業。將自已奉獻給眾生，願大家早日成佛，更是他老人家的菩薩心行。在老人家的率領下，本著「愛國愛教、慈悲濟世」的宗旨，廣集大眾的力量和善心，以出世的無私精神，做入世的利生事業，在賑災救災、扶危濟困、救死扶傷、助學助教、放生護生、印經結緣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他經常親自慰問廈門社會福利院、孤兒院、養老院、聾啞學校，甚至冒著傾盆大雨送款到市民政局捐獻給災區人民。種種善行，多不勝數，福建省宗教局曾頒發了一塊「愛國愛教見真情，賑災捐贈掬至誠」的銅匾以資表彰與鼓勵。
妙老一生省吃省用、惜福修福，對生活從不計較。他到了83歲高齡的時候，外出遠門也不帶侍者，把節省下來的路費都用來做慈善事業。就像觀世音菩薩一樣，尋聲救苦，深入世間，普施甘露。
結語
總之，妙老的悲願，利益了無數苦難之人。他一生以「任勞任怨、委屈求全」八個字作為人生的座右銘，從未計較長短得失，只有無盡之付出。他常常說：「只要大家獻上一份愛心，這個世界就會變成更加美好的家園。」他雖已逾古稀高齡，還念念不忘他人的痛苦，在臨終之際留下「勿忘世上苦人多」的遺訓。他的人格品質、道德修養、待人處世的態度和慈悲為懷的精神，永遠值得後人學習。佛教常說「利生為事業，弘法是家務」，我們應該繼承他老人家的遺志，慈悲喜舍，利樂有情，通過慈善事業之發展，解救眾生的苦難，從而達致社會和諧，人民安樂。如此，才是佛教慈濟精神的真正實踐與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