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佛教的僧俗倫理——當代台灣「人間佛教」發展之回顧與前瞻(下)
釋昭慧
【接續第81期】
八、「人間佛教」與四眾倫理
面對佛教傳統中根深蒂固的男性沙文主義與僧伽本位主義，「人間佛教」是否只能維持「妥協」的局面，以求取相安無事？還是願意跨出步伐，本諸佛法的清凈意念、仁愛情懷與平等精神，來建構一個性別平等、僧信平等、四眾互助共事的菩薩教團？這是人間佛教內部的重大挑戰。在本節中，筆者將分別論述「人間佛教」在性別議題與僧俗關係這兩方面的理念與行動。
1927年，支那內學院創辦人歐陽竟無居士，提出凡諸「居士非僧類、非三乘、非福田、非師范、不應說法、不應閱戒，比丘不可就居士學、絕對不禮拜、不可與居士敘次」等傳統說法，皆是有違經義的謬論。2此一說法，引起了太虛大師的不滿，曾發表〈與竟無居士論作師〉一文以駁之。3
1.建設在家佛教的方針
倡導「人間佛教」的印順導師，當然讀過雙方交鋒的文章。他並沒有立即加入論爭，但在二十六年之後的1953年間，卻寫下了迄受居士佛教推崇的〈建設在家佛教的方針〉一文，以極正面的態度看待居士佛教的發展，甚至寄「佛教復興」之厚望於居士佛教。他在該文之中劈頭就說：
「復興中國佛教，說起來千頭萬緒，然我們始終以為：應該著重於青年的佛教，知識界的佛教，在家的佛教。……在這三點中，在家的佛教更為重要。」(《教制教典與教學》頁82)
他指出，在家佛教的發展，決非是佛教的衰落，反而是佛教復興的契機：
「中國佛教的前途，我們熱烈的寄望於在家佛教的發展！」(《教制教典與教學》頁93)
「大乘佛教，在家菩薩比起出家菩薩來，無疑的佔有更重要的一席。佛教不但是出家人的，信仰、修學、證得，無論從那一點去看，出家與在家，可說是完全平等。」(《教制教典與教學》頁82)
通篇之中，他從教典、古代歷史與近代事實雙向考察，舉《阿含經》的質多長者、大乘經的維摩詰居士、勝鬘夫人，古印度的勝軍論師，近代中國的楊仁山、歐陽漸與錫蘭的達磨波羅長者等諸大德居士為例，認為在家佛弟子當然亦能弘揚佛法，主持佛教。正信正見的大心居士，出家眾不應反對他。針對「白衣上座」會導致出家佛教衰弱的疑慮，印順導師也明理地表示：
「如在家佛教發展，而出家佛教衰落到無法存在，這不是別的，問題在出家眾本身的沒落，自身不能適應時代而發揚佛教。如出家眾自身健全，深入佛法而適應眾生，那一定會與在家佛教攜手並進。而且在佛教中，始終會居於領導地位的。」(《教制教典與教學》頁90～91)
想來導師「在佛教中，始終會居於領導地位」之言，應是善意安撫那些擔心「領導權旁落」的出家眾。事實上，類似「出家眾或在家眾，誰應居於領導地位」的爭執，在筆者來看，都夾雜著某種程度的競勝心或虛榮心。倘若將弘法事業當作報三寶恩與眾生恩的義務，僧俗二眾只應想到「適才適所」，大可不必計較是誰居於領導地位。
筆者發現，「大男人主義」也好，「比丘中心主義」也好，其實都是深重的「慢」煩惱，是一種驕慢的階級意識。具足這種心態的比丘，對付比丘尼，就祭出不平等條約的「八敬法」；對付下座，就端出「戒臘」的利器；對付沙彌與居士，就擺明似是而非的「僧事僧決」論。對象不同，驕慢的心態是「吾道一以貫之」的。
因此繼印順導師的「僧俗平等」主張，筆者乃進一步針對「僧事僧決」或「白衣不得研律」之類說詞，予以駁斥。
2.「僧事僧決」新詮
原來律典規定：出家眾在作法羯磨(開會)的時候要清場，不但白衣不能參加，連未受大戒的沙彌、沙彌尼亦應離席，這就是所謂的「僧事僧決」。
筆者認為，某些場合，特別是布薩的時候，不但要誦戒，而且在誦戒之先，還要有舉罪或發露過失的內部檢討會。這樣的場合，如果在家眾或是沙彌、沙彌尼在場，他們既不必盡義務接受戒律規范，卻有權利在旁邊作壁上觀，說長道短，這對於在場被舉罪或發露過失而求懺悔的比丘僧尼而言，當然是很不公平的。因此羯磨清場的規定，讓義務與權利對等，這是有其公正性原理的。
即使將「非成員清場」的僧尼自尊保護政策，上綱為成員共同決策的所謂「僧事僧決」，筆者依然認為，這隻是「權利義務對等」的社團基本常識，而不是為了彰顯僧尼的「特權」或「地位」。不只在佛教僧伽中如此，一般團體正常的運作也是如此。正常情況之下，每一團體內部事務，本就應由每一團體的內部成員來共同決策——也許是用代議制，也許是用全體成員直接民主的制度。
然而出家人還是應該接納居士或外界的諍言，即使有人批評，也應抱持「有則改之，無則嘉勉」的態度，而不宜曲解「僧事僧決」的原意，以它為擋箭牌，堵塞善諫之門，杜絕居士或社會人士的攸攸之口，或是用以抬高自己的地位。4
3. 平議「居士研律」
同樣的，針對「白衣(或沙彌、沙彌尼)不得研律」之說，筆者亦曾撰為〈沙彌尼學戒不構成「戒障」辨〉一文，認為這種說法找不到律典上的證據。
而且根據律典的記載，以及筆者在學團中實際領眾的經驗，筆者以為：沙彌(尼)乃至未出家的學法女，以一修道見習生的身份，踏入道場，就要學習比丘(尼)所應具足的種種規戒，而不能以為只須持好六戒、十戒即可，否則豈不是形同「一國兩制」？倘若沒有長期養成持種種戒的生活習慣，一旦受戒，臨時又哪裡可能記得起這許多戒相？一旦毀犯，即須定罪，那豈不是「不教而殺謂之虐」嗎？
有許多出家人，不願讓居士研律，認為一旦居士知悉了具足戒法的全盤內容，也許就會看不起比丘(尼)。筆者反倒是認為，居士如果能了解毗尼規范與制戒原委，才會真正知道凡夫僧的生活方式，而不會把比丘視同「聖人」，做出不切實際的要求，訂出莫名奇妙的高標準。
進以言之，如果律師本身都將僧尼戒律，詮釋成幾乎只有聖人才可以持守的一門高難度功課，那當然難怪居士會拿這樣的標準來看輕僧尼。實則「戒法」是生活的一部份，講戒講到每個比丘(尼)都自認為持守不住，只好隱瞞戒法內容，以免遭致輕慢譏嫌，這必然是詮釋的方法出了問題。
依筆者之研究，戒經所舉戒法，除了「不非時食」與「不持金銀」等少數戒法，在此時此地的佛教普遍開緣(破例)之外，其他都可以透過詮釋以把握其精神，運用於僧伽生活之中。而開緣的部分，也大可以開誠布公，客觀地分析其開緣原因，以及現時代所能因應的最好方式。
「千萬不要以為：人家知道了會譏嫌，所以索性不讓人知道。我們做不好，而把人家眼睛蓋住，不讓人家來取笑我們，這是什麼心態！作為世間的君子者，尚且要能不『文過飾非』；修道人更是不要把自己的過錯覆藏起來，才會有自新的機會。
「更何況，要令人不知，在技術上也無有可能，因為，喜輕慢人者，哪會待到全部戒法內容都知道了，才產生對僧伽的慢心？爛蘋果吃了一口也知道它是爛的，還要整顆啃下去才恍然頓知其爛嗎？君不見，那些數落我們『人人破戒』的門外漢，但舉沙彌戒中的不非時食與不持金銀戒，就已嫌死我們了！那沙彌戒如此公開化，你能叫他們連沙彌戒也不準知曉嗎？」
「『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己。』作為居士者固不宜養成『慢僧』惡習，做為僧尼的我們，也還是要平實面對持戒的諸般疑義，而尋求合法合律的解釋，不宜以「戒障」為面對小眾的護身符。」5
回顧兩千六百年前，佛陀在婆羅門教已為「顯學」，而且等同於「國教」的氛圍之中，毅然提出「四姓平等」的革命性言論，拒絕接受諸如「婆羅門至上」之類的《梵書》成說，並以身作則地創立了「四姓平等」而依入僧受戒先後序次的教團，這原是一項宗教史上的大突破。
在自然情況之下，信眾源於對佛法與修道人的敬信之心，難免是會尊崇比丘(尼)的。詎料自發性的禮儀，久而久之形成慣例，繼而被比丘們定格而為制度，並予以擴大解釋，於是以「僧事僧決」或「白衣不得研律」之類說詞，極盡所能地高抬僧人的地位。又復動輒將居士弘法，鄙為「白衣上座」，儼然將承挑如來家業，視同僧人獨擁的禁臠或特權(而非報答三寶、護念眾生的義務)。筆者以此不免浩嘆：這些倡言「僧尊俗卑」(或「男尊女卑」)論的比丘，實無異是借屍還魂的「新婆羅門族」。
九、發乎論諍而止乎「無諍」(略)6
十、千山競秀的「人間佛教」(略)
十一、結語
當代台灣「人間佛教」對社會與人類的貢獻，不只在於它的事功績效，更在於它對佛教內部與社會大眾所引發的觀念革命。它證明了利他主義的可行性，而且在以「權利」作為基調的公民社會之中，加入了「感恩」面向的思維。特別是慈濟的「感恩」文化，在布施行中，不但不以「施恩者」自居，反倒是充滿著對受施者的感恩心。
「利己主義」的思考模式，認為人必然是自私的，因此有必要以自私為出發點，來解決問題。然而事實證明，自我中心不能帶來更大的平安，只會在強弱與貧富懸殊的境遇中，增加更多的怨懟與仇恨，卒至形成社會的紛爭與不安。因此，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上，「公正原則」獲得了重視，二十世紀以後，先進國家更逐漸把原屬人道、慈善的社會福利，視為國民應得的基本權利，和社會發展所應遵循的政策和措施，而非一項「德政」。然而公正原則倘無仁愛力量的推動，則將形成搶取「權利」而不重視「付出」的社會。
依佛法而言，布施者確實應該學習著以無私、無我，不求回報的心態來對待受施者。然而面對布施者的付出，受施者倘若欠缺一份「感恩」之情，理直氣壯地當作是自己應得的「權利」，好似一切獲得都屬理所當然，那麼，他的人生也將減損了幸福與快樂的泉源。「權利」導向的思考，原是為了確保社會福利服務之提供，但少了布施者「無私」與受施者「感恩」的兩大要素，則社會福利服務熱誠的活水源頭，終將宣告枯竭。
台灣社會目前就有這種人情澆薄而社福資源拮據的隱憂。幸好台灣還有蔚為另一主流思潮的「人間佛教」文化，調節其間，創造「以包容替代對立」、「慈悲沒有敵人」7的新文明。不只如此，筆者覺得，他們也在創造一種「以感恩論替代權利論」的新觀念。這正是當代台灣「人間佛教」的最大貢獻。
此外，種種圍繞著「人間佛教」的外部挑戰(如政教關係)與內部挑戰(如性別倫理與僧俗倫理)，確實非常棘手，也往往引爆極大的爭議，但倘若「人間佛教」面對此諸議題的相關主張，經得起教證與理證的嚴格檢驗，更能落實而為改革佛教或嘉惠蒼生的有利行動，那又何嘗不可轉化而成當代台灣「人間佛教」仰契佛陀本懷，回應普世價值，引領時代思潮的重要養份！這與本文第三節所述——強鄰環伺下所激蕩的憂患意識，正好可以對照理解。
而「人間佛教」的思想與路線之爭，無論是出自「人間佛教」與傳統宗派之間，還是出自「人間佛教」各教團之間，固然讓相關當事人與教團，都被籠罩在一股緊張對立與隱約不安的氣氛之中，然而只要能從論諍的腦力激蕩過程中，自我反思、自我成長，並設身處地尊重論敵的人格與主張，久而久之，自能從負面意義的「對立」，進而產生正面意義的「對話」，從論諍出發而達於無諍。
最後，從佛法化世的功能性而言，佛教總體呈現諸如緣起性空、虛妄唯識與真常唯心；漢傳、南傳與藏傳佛教，入世與出世，此世與他方；唯心凈土、他方凈土與人間凈土……的多元面向，反而能廣為度化各類不同根基的信眾，這原未必是壞事。從佛法的「緣起」論而言，多元型態的思想與實踐，符應各種不同根機，這何嘗不是「緣起」法性的如實展現呢？因此，筆者認為：「人間佛教」各大教團，須有「千山競秀，萬壑爭幽」的恢宏氣象，讓一切諍辯在同情共感與理性對話的前提下，善意提醒論敵，謙遜反省自己：從論諍出發，而止於「無諍三昧」的圓成。
——發表於二○○五年九月一日《人間佛教的思想與實踐》研討會，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辦
■參考資料(略)
【全文完】
■本文摘自作者新書《人菩薩行的歷史足履》。本書506頁，已於五月下旬出版，以精裝本刊行，流通價480元。郵購帳戶／法界出版社，郵撥帳號／15391324。詳洽法界出版社：電話(02)87896108，傳真(02)87896110，查詢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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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由於有關筆者倡言「性別平等」之內容，讀者較為熟悉，因此為節篇幅，本節內容全數刪略。
[2] 歐陽漸：〈支那內學院院訓釋—上篇〉，《內學年刊》，第三輯，(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4年4月初版)，頁646。
[3] 太虛大師：〈與竟無居士論作師〉《海潮音》，第8卷第8期，民國16年9月，頁30-38。
[4] 類此言論，最早出現在筆者1990年11月19日於福嚴佛學院的《妙雲集》課堂教學上，見釋昭慧：〈學佛旨趣(下)〉，《妙雲集導讀》(十八)，《妙心雜志》第74期，2003年3月出版，「妙心全球資訊網」(http://www.mst.org.tw/)。1995年，筆者於嘉義彌陀寺為安居僧講戒，復提及此一觀念；嗣後何倩華整理，筆者修訂，而正式發表〈「僧事僧決」新詮〉一文(庄淑惠記錄整理)，刊於釋昭慧：《鳥入青雲倦亦飛》(台北：法界出版社，1996)一書之中(頁29～35)。
[5] 以上有關「居士研律」之觀點以及三則引文，詳見釋昭慧：〈沙彌尼學戒不構成「戒障」辨〉，《鳥入青雲倦亦飛》，台北：法界出版社，1996，頁37～48。
[6] 原文第九、十兩節：〈發乎論諍而止乎「無諍」〉、〈千山競秀的「人間佛教」〉，內容大都已曾登載於本刊之中，為節篇幅故刪略之。
[7] 法鼓山聖嚴法師於2000年總統大選之後，書贈陳水扁總統雲：「慈悲沒有敵人，智慧不起煩惱」，被總統懸掛在辦公室書桌正後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