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天祥
早在同治七年，即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楊仁山為了刻經的需要，擇金陵北極閣，集資造房為藏經版之所，同時萌生了開展佛學教育的念頭。1895年，錫蘭(今斯里蘭卡)摩訶菩提會會長達摩波羅居士，於上海與之相約，共同復興印度佛教，希望在全球范圍內弘揚佛法。楊氏受此啟發，興辦僧學的志趣日增，在進入二十世紀的前三年，楊仁山便築室金陵城北延陵巷，創金陵刻經處，不僅以之作為儲經、流通經典之處，而且為佛教學堂的建設奠定了基礎。金陵刻經處歷經清朝覆滅、民國肇興、軍閥混戰、日軍屠城及十年動亂的滄桑之變，至今猶存。
1907年，楊仁山終於在刻經處的基礎上創辦了第一所僧俗兼收的佛教學堂，曰祗洹精舍。祗洹精舍在佛陀時代已有此名，又稱祗園精舍。據說拘薩羅國(kossala)舍衛城(sravāsti)有一長者須達多(sudatta)哀恤孤危，憐貧惜老，人稱「給孤獨」。佛陀在摩揭陀國王舍城說法時，須達多來問佛法，並皈依為在家居士，又乞佛陀至舍衛城濟度眾生，並以當時太子祗陀(jeta，或稱誓多)的園林獻佛。《彌勒上生經疏》載此園林名字因緣曰：「園地善施所買，樹林誓多(即祗陀的另一音譯)所施。」故又稱祗樹給孤園。楊仁山取其學堂名曰祗洹精舍，就是表示它是獻給佛教文化的產業。此後百年，金陵刻經處一直被作為傳播佛教文化的十方公產。
楊仁山特別強調開辦佛教學堂，務必「以英文貫通華梵。」(註：楊仁山《只洹精舍開學記》)，不僅著眼於振興中國佛教，而且放眼世界，作為佛法西傳的基礎。當時開設國文、英文、佛學等課程，由著名愛國詩僧蘇曼殊教授英文，作為學生進修梵文、巴利文之根基。保慶名士李曉暾授國文漢學。楊仁山自任佛學教師，講授《楞嚴經》等佛教經典。學校一切經費均由楊仁山負擔。當時就學者雖只有十數人，卻為中國佛教種下了革新的種子，為居士佛學的振興打下了深厚的基礎，為佛教文化研究開闢了一條通向現代化的道路。這些學者也多成為其後五十年佛學界的領袖或俊才英傑。如弱冠出家，後參加同盟會的革命黨人李棲雲；大鬧金山寺，倡導佛教革命的釋仁山；譽滿海內外的太虛和尚；繼楊仁山之後主金陵刻經處，創辦支那內學院的歐陽漸；著名的法相唯識學者梅光羲，還有智光、觀同、邱虛明等。除此之外，長於因明、密宗的桂伯華，兼善三論的黎端甫，治法相唯識宗的孫少侯、李證綱，以及梁啟超、章太炎等也入室執弟子禮，在思想上從楊仁山那裡吸取了新的養分。就連魯迅先生也在楊仁山思想影響和精神感召下，施資刊刻佛教通俗讀物《百喻經》。
在教學方法上，楊仁山確立了初(沙彌)、中(比丘)、高(菩薩)三級課程的僧學教育制度(注:楊仁山《釋氏學堂內班課程芻議》)，還親自動手編寫了《佛教初學課本》及《佛教中學課本》，為普及佛教知識做出了新的貢獻。
不僅如此，他還多次求教日本學者南條文雄，學習梵文，「稍知崖略」(註：楊仁山《等不等雜觀錄七》)，以廣學識，以教學人。其好學不倦的精神，也是他的文化使命激發的結果。
楊仁山所建的佛教學堂祗洹精舍，其後在歐陽漸的主持下，發展為二十世紀中國著名的佛教學院——支那內學院，乃至法相大學，專以校勘經論，弘揚唯識學為宗。其門人歐陽漸、梅光羲以及後來的王恩洋、呂秋逸(澄)等，志慮忠純，才華卓絕，不僅使絕響千年的法相唯識學重放光華，而且社會名流學者也為其思深義密而折服。若梁啟超、湯用彤、梁漱溟、熊十力等均人室聽受佛學，使佛學由宗教的聖殿走向高等學府的哲學講台，給近代社會思潮增添了一種異樣光彩。
值得特別提及的是，以祗洹精舍為核心的楊仁山一系，實為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佛教以及佛學研究的中流砥柱。其門人歐陽漸和太虛二人，各據支那內學院、武昌佛學院，形成寧漢兩大學府遙相呼應的態勢，為我國二十世紀佛教思想史上兩大巨擘，對當時僧學教育之發展，實有啟發和領導作用。我國僧俗界佛學研究之方向，大有唯此兩大巨擘馬首是瞻之勢。
楊仁山在金陵刻經處興辦僧學不僅培養了中國近代佛學界的俊才英傑，使佛學研究中心由緇眾轉向居士，由僧界轉向俗界，同時也給在廟產興學風潮沖擊下的佛教本身以自覺自救的機會，引起佛教自護寺產，自辦學校的連帶反應，進而建立起新式佛學教育的各種學校。
佛學教育，這里指的是學校式的佛學教育，而非以往宗門授受的叢林制度。十九世紀末葉，自楊仁山設想並創辦新式僧學教育，至各種佛學院在大江南北接踵而起，使佛法之光重耀中華。它是佛教入世轉向的根本保證，也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重大轉折。
在楊仁山創祗洹精舍之前，先是日人水野梅曉於長沙設立僧學堂。1906年，即光緒三十二年揚州僧文希因與日本人道楊居士朝夕相聚，了解日本佛教界的教育實況，遂於揚州二十四家寺院首剎天寧寺設普通僧學堂，招收青年僧人二十餘人入學，除講習佛學外，並授英文、日文。這實際上是中國佛教自辦的第一所學堂，其教育經費皆由鎮江、揚州各寺分擔。後遭反對派僧人告密，清政府以圖謀不軌將文希逮捕下獄，判終身監禁，其所辦的普通僧學堂也隨之夭折。
1908年，杭州白衣寺松風和尚「以興僧學為頑輩深嫉，致慘死」(註：敬安《杭州白衣寺松風和尚哀詞二首》)。繼而釋敬安為「保教扶宗，興立學校」奔走不歇，於寧波創設僧眾、民眾小學。相繼而起的有北京覺先寺學堂，定名「慈雲」的浙江普陀山定海國民小學，取名「法雨」的普陀僧眾小學，以及由楊仁山弟子智光主持的江蘇泰州儒釋小學。其時所辦均系國民或僧徒小學，其中組織健全，制度完備的固有，但僅有虛名的居多。
1909年，兩江總督端方，於南京三藏殿開辦僧師范學堂，旨在培養佛學師資，因此延請當時國內第一流法師主持其事。華嚴學者月霞法師以及天台大師諦閑相繼為校長及監督，把佛學教育推向一個更高的層次。入學者還有釋仁山、太虛、觀同、智光等。
辛亥革命以後，佛學教育風行一時，僧學堂如雨後春筍。據不完全統計，至1944年，全國佛學院不下三四十所，遍布江、浙、閩、粵、湘、川、鄂、皖、秦、冀、豫以及滬京各地。如：
1.上海華嚴大學。系英商哈同夫人邏迦陵女士所辦。因狄楚青介紹月霞至哈同花園講經，康有為又從中勸促，羅迦陵遂聘月霞等辦佛學院。又因月霞主弘華嚴，華嚴號稱經中之王，故稱華嚴大學。分正科、預科，學制各三年，於1914年開學。
2.觀宗學社。系諦閑法師創辦。1912年，諦閑於上海留雲寺創辦佛學社，於1914年接任寧波觀宗寺，即成觀宗學社，專講天台教觀。
民初，佛教各宗式微，唯天台、華嚴尚能一縷不絕，實因月霞、諦閑大力弘揚。二人所辦學校，意在重振宗風，故其僧教育方式，仍以叢林制度為準繩。訓育學僧，依教奉行，與時代主流不甚相合，所以尊月霞為民國僧教育之始祖，實為部分寺僧的一面之詞。
3.支那內學院。歐陽漸繼承楊仁山之遺志刻經興學，於1918年籌設支那內學院。1921年，得沈子培、陳伯嚴、梁啟超、熊希齡、蔡元培、葉恭綽等社會名流鼎力相助，謀益擴充。至1922年正式成立，並在內務部、教育部備案。它依祗洹精舍的規制，也是一所僧俗兼收的僧學堂。它規模宏大，人才薈萃，是國內研究佛學最著名的學府。它以「開場譯書，著述闡揚，聖教普及」(見田光烈《章炳麟<支那內學院＞書後》之附錄)為宗旨，成立後的第二年九月開學。歐陽漸、呂徵、王恩洋、邱虛明等俱任教授，除講授法相唯識經論外，各科具備。社會名流學者常與之往還，縱論佛法，諸如梁啟超、梁漱溟、湯用彤、熊十力、蔣維喬、黃懺華等。1924年夏，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與歐陽漸一夕晤談，敬佩不置。並與歐陽漸面約，將選派三十名印度學者入內學院就學，覓回喪失兩千年的印度國寶，後因故未能付諸實行，但內學院影響之廣，也足見一斑了。1925年，又擴大為法相唯識大學，分三處十一系，四方從學者日眾。另有非定期出版物《內學》陸續刊行。1927年因經費無著而停辦，歷時兩年。
4.天台學院。系楊仁山高足釋仁山所辦，是民國十年前後江蘇省眾望所歸的僧教育機構。釋仁山早年從學於楊仁山、文希門下，是二十世紀佛學革新派人物。1912年他與太虛組織佛教協進會，公開號召教理、教制、教產三大革命，並提議提撥金山寺產，興辦學堂，有大鬧金山寺之舉。金山寺改革失敗後，專究內典，1919年赴高郵放生寺創立天台學院，三年後改創四弘學院，專弘天台教義，各方有志僧青年，紛紛前往求學。僧人東初盛贊說：「高郵幾成為佛門洙泗矣。」(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第六章第93頁)
5.武昌佛學院。為楊仁山高足，二十世紀佛教領袖，社會上的風雲人物太虛於1922年創立。梁啟超為院董事長，太虛任院長。是年九月開學，入學青年，僧俗兼收。課程參酌日本佛教大學，管理取之叢林規則，早晚誦禪，唯稱彌勒佛，迴向兜率內院，實本我國佛教傳統制度而設教的現代化叢林制度。1924年，第一期學員畢業，是年秋復招新生，自此聲望日隆，與內院並稱為我國佛教兩大學府。對現代佛學教育之發展，富有啟發與領導的作用。另設立女眾佛學院，也是近世佛學教育的創舉。
6.安徽佛學院。1922年創立於安慶迎江寺。亦由太虛講《維摩詰經》的啟發而設。
7.閩南佛學院。1925年創設於廈門南普陀寺。1926年，太虛出任院長。入學青年僧人來自全國十餘省，設甲、乙、研究班三班。課程以佛學為主，兼授英、日文以及中外史學、哲學等。同時聘廈大教授講授哲學。閩南佛學院學僧接受新知識較一般佛學院為多，對佛教革新運動更富有熱情，是太虛佛教三大革命的第二大本營。1928年，太虛在法國巴黎應西方學者要求倡設「世界佛學苑」，閩院被列入其下的華日文系，該院外文則以日文為主。曾發行《現代僧伽》，呼籲僧界團結一致，對抗廟產興學之風。
8.柏林教理院。由北平柏林橋柏林寺住持台源和尚於1929年創辦，聘常惺法師任院長。1931年夏，太虛在該院講《大乘宗地引論》。同年將錫蘭留學團及「世界佛學院籌設處」移至柏林教理院。該院被列為世界佛學苑華英文系，成為太虛、常惺合作促進佛教世界化的中心。他們發行的《佛教評論》，對佛學教育、叢林制度、佛法精神多加評論。該院與閩南佛學院南北輝映，是中國佛學教育史上興盛時期的產物。
9.開封佛學院。設於古都開封鐵塔寺，1934年由武昌佛學院第一屆畢業生凈嚴主辦，為中原第一佛學院。
10.漢藏教理院。亦為太虛創辦，1932年籌建，欲集合漢藏青年加以訓練，旨在溝通漢藏文化。承擔該院教務的法尊曾入藏交流佛法，返院後譯出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等名著。
11.焦山佛學院。金、焦二山為江蘇佛教首剎。仁山、太虛倡金山寺改革失敗，殊為各方惋惜。1934年，智光繼任焦山寺住持，即將仁山、太虛的意願付諸實行，實現叢林學校化，創設焦山佛學院。除講授佛學外，曾開設哲學、自然、數學、物理等學科，實為當時僧教育之奇葩。抗戰勝利後，太虛所領導的「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會務人員訓練班」即假焦山為訓練場所。
12.東蓮覺苑。此系在家居士創辦的另一所佛學院，為香港何東爵士夫人何東蓮覺女士於1934年創辦，現址在香港何氏宅內，專為攝化在家女眾而設，兼發《人海燈》雜志。對港澳佛化思想啟發較大。
13.玉佛寺佛學院。1940年創辦於上海玉佛寺。同時發行《妙*輪》月刊。太虛曾駐錫於此院，又發行《覺群周刊》，後於此寺圓寂。
另外還有月霞創辦的法界學院，專究密藏的藏文學院，佛儒兼學的玉山佛學院，以及南京的毗盧佛學院，陝西的慈恩佛學院、巴利三藏學院，北平的弘慈佛學院、拈花佛學院，貴州佛學院，吉林佛學院等，近五十所佛學教育學堂相繼而起。其中僅支那內學院、武昌佛學院、東蓮覺院為另闢之學堂，其餘均利用叢林寺院房舍，調撥寺產以充經費。近代僧學教育使沙門居士研究佛法，日進不已，對於居士佛學的興起和佛教的革新運動起到了極大的推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