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思住光山年表考析
麻天祥
慧思在光山的資料大體上出自道宣《續高僧傳》卷十七《慧思傳》、蘇軾關於大蘇山之詩敘，以及山頂存留的石刻。而慧思的自述應當說是最可信的證據。慧思在《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大正藏》四六卷，標題顯然為後人所加)中詳細記述了他在光山的時間和地點。以此同石刻文字相互印證，考析慧思在光山活動十分必要。依照文本內容排列年表如下：
公元515年，乙未，末法82年，北魏宣武帝十四年，慧思「於大魏國南豫州汝陽郡武津縣生。
公元553年，39歲，「渡淮南入山至年三十九，是末法一百二十年。淮南郢州刺史劉懷寶共游郢州山中，喚出講摩訶衍義。」
公元554年，40歲，北齊天保五年，「年至四十是末法一百二十一年，在光州開岳寺，巴子立五百家共光州刺史，請講摩訶衍般若波羅蜜經一遍。」
公元555年，41歲，「是末法一百二十二年，在光州境大蘇山中，講摩訶衍義一遍。」
公元556年，42歲，「是末法一百二十三年，在光州城西覌邑寺上，又講摩訶衍義一遍。」
公元557年，43歲，「至年四十三，是末法一百二十四年，在南定州，刺史請講摩訶衍義一遍。」
「至年四十四，是末法一百二十五年。太歲戊寅，還大蘇山光州境內，唱告諸方。我欲奉造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是有一比丘名曰僧合而忽自來，作如是言：我能造金字般若。」「從正月十五日教化至十一月十一日，於光州光城都光城縣齊光寺」，「奉造金字摩訶般若經一部，並造琉璃寶函盛之。」
公元567年，陳光大元年，53歲，率眾赴南嶽，自公元553年至此，在光山計14年。
公元584年，甲辰年，陳至德二年，慧思離開光州17年後，大蘇山勒石為記(見照片)。曰：
住大蘇山慧思開石
據上述文獻考析，慧思生於北魏宣武帝十四年，公元515年，其時在末法82年。據此推算，末法起自公元434年，釋迦圓寂當在紀元前1067年。因同本論題無關，故置之不論。慧思20歲至38歲在河南專究大乘佛法，39歲入住淮南山中，40歲開始在光州，即今光山境內講授摩訶衍波羅蜜經。先後在光州開岳寺、觀邑寺、齊光寺，以及大蘇山弘揚佛法。44歲又在大蘇山造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並立大誓願文，「說是般若波羅蜜經。」慧思住光山長達14年，於公元567年(陳光大元年)，年逾知命，離光山南下湖湘南嶽，推動了天台思想的向南發展，以及天台宗的形成。後人於17年後在大蘇山勒石為記，為慧思的歷史功勛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然而，由於年代久遠，風雨剝蝕，石刻上的字跡模糊難辨，並受縣志的誤導，而將石刻上的缺字誤以為「戌」。近王照權先生和他的同事，以高度的歷史責任，不辭辛勞，對石刻認真清理，使1400多年前的歷史遺跡一覽無餘。「甲戌」實為「甲辰」之誤。而且下面的16字顯然說明，此石刻為慧思南下後17年，由後人鐫刻而成，是陳至德年間的作品，而非慧思自製，或與慧思同時人所刻。觀此，慧思與光山大蘇山的關系一目瞭然，大蘇山是天台思想的發祥之地也就無需贅言了。
2009年11月8日
附：光山凈居寺考 (麻天祥 王照權)
出光山縣城西南三十餘華里，有大小蘇山。山中有古寺曰凈居。該寺雖建於唐，卻起於北齊天保年間，依山傍水，林木清秀，鬱郁中透出一番聖潔之象。寺後，盤山而上，有北齊高僧慧思「住大蘇山慧思開石」的摩崖石刻和東坡讀書台。寺前，有千年銀杏遮地畝余，唐柏五株傲然挺立。寺門高懸宋真宗題額「敕賜梵天寺」。寺內存碑刻數十，蘇軾游凈居寺碑尤其教人駐足流連。詩並敘記事抒情，追述慧思、智顗住山弘法以及唐宋該寺院沿革的歷史與傳說，為後人研究凈居寺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然而，慧思與大蘇山之關系雖在學術界已成公論，但對凈居寺至今尚缺乏了解，而天台祖庭在浙江國清寺的傳統說法，顯然忽視了慧思、智顗於光山凈居寺創立天台學說的發軔之功。考據史實及凈居寺諸文物，可以證明，光州的大小蘇山是天台宗的發祥之地，依山而建的凈居寺應當是早於國清寺的天台祖庭。
如下八證：其一、天台傳承法統，實出自智顗弟子灌頂。誠如湯用彤先生所言：「章安大師作南嶽、智者傳記，當已漸有法統思想。天台宗推龍樹為高祖，亦為其所宣傳。」所著《摩珂止觀》首先勾畫了一個由慧文而慧思而智顗的傳法系統圖，「文師用心，一依釋論，論是龍樹所說」，「驗知歸命龍樹是高祖也。」這里的論指龍樹所著《大智度論》，於是假智者大師之語，推古印度南天竺僧人龍樹為天台高祖。
眾所周知，天台宗是中國化的佛教，自然創自中國而非印度。馮友蘭先生論及天台，已經排除了龍樹，而「以慧文為第一祖」。奉龍樹為高祖不過是佛門攀龍附鳳之習，不足為據。至於慧文，其事跡僅見於慧思傳內，有「聚徒數百，眾法清肅，道俗高尚，乃往歸依」寥寥數語，「與慧思之關系，傳記亦所不載」。智顗傳則強調：「思又從道於就師，就又受法於最師」。可見，慧思與慧文的關系並非一脈相承。加之，慧文又無著述名世。因此，奉慧文為二祖，亦不過想當然耳。然而，慧思事跡，史傳載之甚詳，其少誦法華，以法華義成諸法實相論，著述《法華安樂行》等近十種，十數卷，並以之教授智顗七載，為之說法華安樂行而證法華三昧。白紙黑字，言之鑿鑿。慧思作為天台宗的創始人，或者準確地說，慧思是天台思想的奠基者，顯然是不爭的事實。
其二、《續高僧傳》記述：「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武津即今距光山不遠的河南上蔡。其「少以弘恕，慈育知名閭里」，因夢梵僧勸令出俗，乃出家為僧。「日唯一食，不受別供。周旋迎送，都皆拒絕。誦法華等經三十餘卷，數年之間千遍。」繼讀《妙勝定經》，發心修尋禪觀。雖言投慧文受法，但「未有所證」。而後便在原來的基礎上「霍爾開悟法華三昧」，形成天台法華思想之雛形。於是，「名行達聞，四方欽德，學徒日盛」，以至於「是非由起，怨嫉鴆毒」，死裡逃生，不得已於齊武平之初(武平起於570年，此處道安記述有誤)率徒南下，欲至武當、南嶽。行至光州(今光山縣)，適逢梁孝元傾覆(553年)，「前路梗塞」，便於次年(554年，即北齊天保五年)結庵光州大蘇山。「數年之間，歸從如市」。當時，陳、齊邊境，刀光劍影，民不聊生，「佛法雲崩，五眾離潰，其中英挺者皆輕其生，重其法」，不避險阻，往蘇山歸依慧思，即所謂「跨險而到者填聚山林」。慧思既「供以事資」，又「誨以理味」，造金字般若27卷及法華琉璃寶函，為僧俗宣講法華、般若二經。直至陳光大年(567年)六月，才率僧眾四十餘，告別蘇山，徑趨南嶽。慧思結庵大蘇山前後十四年，包括《法華安樂行》、《立誓願文》等闡釋天台宗義的著述也多在此完成。法華思想無疑起於蘇山之陽，而在當時天下不脛而走。大蘇山作為天台宗發源之地，有上述史料可證，應當說是無可非議的。
其三、凈居寺後，沿大蘇山匍匐而上，不足百米處有巨石如劈，挺立崖上。崖前有平地約25平方米，可供遊人駐足。壁上字跡依稀可辨，觀之為「住大□□□思開石」、「甲□三月二十五日」。其間不可辨識者，自然是一千餘年的風雨剝蝕，據縣志考，實為「住大蘇山慧思開石甲戍三月二十五日」二十字。甲戌乃北齊文宣帝天寶五年，即554年，恰是慧思結庵大蘇山的那一年。史料與文物相互印證，光州大蘇山與天台宗創始人慧思的人文地理關系，則不言而喻。
其四、作為中國化佛教之一系的天台宗，得智顗而與隋唐諸宗分庭抗禮，而智顗以其23到30歲的最佳年華，住光州大蘇山，師從慧思學習法華經義，前後七年，得一心三觀、三諦圓融之理，為其後陳隋之間天台宗的長足發展，創造了充備的條件。其事跡也見諸《續高僧傳》和《國清百錄》。
智顗，俗姓陳，河南穎川人。少年出家，先從湘州果願寺法續以及真諦弟子慧曠律師學律，後潛大賢山誦法華及無量經義等。顯然是不得名師指點，「二旬未淹三部究竟」，才轉投蘇山慧思門下「受業心觀」。慧思有言曰：「昔在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示普賢道場，為說四安樂行。乃於此山行法華三昧。」慧思強調：「非爾弗感，非我莫識此法華三昧前方便也」，而常令智顗代講，「唯於三三昧三觀智用以咨審，自余並任裁解」。慧思也常於座間聽講，故「聞者伙之」，法華經義已自蘇山開始走向社會了。
慧思對智顗督責甚嚴，他告學徒雲：「此吾之義兒，恨少定力耳」。僧傳中有一段師徒授受一心三觀圓頓義的記載，可見智顗天台思想形成的契機：
命學士江陵智顗代講金經(指金字般若與法華二經)，至一心具萬行處，有疑焉。思為釋曰：汝向所疑，此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言也┅┅即受法華三十七境界。
通觀上述，智顗一心具萬行的法華行法，即天台的實相論，實際上是在蘇山慧思門下形成並發展起來的。沒有在大蘇山的經歷，就不可能有天台智者大師，或許只有智顗律師。智顗無疑是由大蘇山走向全國的天台宗師。
其五、唐神龍二年(707年)，光州僧人道岸，於慧思結庵處修建凈居寺，除弘揚佛法，為家鄉增色的意圖之外，顯然還有追念前賢慧思、智顗，並為天台尋根的目的。
道岸，俗姓唐，祖上與智者大師同鄉，世為大族。永嘉南渡，遷居光州。早年落髮，「堅修律儀，深入禪慧」，身為律師，「時號為大和尚」。「孝和皇帝精貫百業，遊藝玄樞，聞而異焉。譴使徵召，前後數介」，「遍賜衣缽，特彰榮寵」。則天卒，中宗複位，「追福因心，先於長安造薦福寺」，「敕岸與工部尚書張錫同典其任。」繼「還光州，度人置寺」。凈居寺即建於此時。凈居二字，當有隱喻義，亦為慧思住蘇山而設，或許原庵名即凈居。據傳，寺前唐柏和同根三異樹之銀杏，也是由道岸與定易和尚所植。植物學鑒定，樹齡均在千年以上，應當屬唐代古樹，至今千餘年，仍生機盎然，也是古寺的歷史佐證。
需要說明的是，凈居寺雖建於慧思結庵後153年，但擇址而立，確有承襲弘揚之意，故凈居寺歷史仍可溯源北齊天保年間，而居全國寺院建設前十五名，恰在浙江國清寺之前。
其六、凈居寺雖毀於唐庚子年間，但宋乾興(1022年)御賜重建，至今真宗趙恆題額「敕賜梵天寺」猶懸寺門。雖賜名梵天，但自宋及今，方內方外皆沿舊稱。東坡雖為趙宋子民，也是稱凈居而不呼梵天者，大概與凈居寺特殊的歷史有關。
另外，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即賜重建前22年，有日僧寂照來華，曾以慧思著《大乘止觀法門》一書贈遵式(此書著者盡管尚有爭議)，亦可透見真宗在位時期，對天台，勿寧說對慧思於天台宗貢獻的重視其七、寺內所存蘇軾游凈居寺詩、敘一碑刻，更是證明該寺為天台發軔之地彌足珍貴的歷史資料。
元豐三年(1080年)，蘇軾因言獲罪，被貶黃州團練副使，元豐七年，改知汝州。哲宗即位，召禮部侍郎還汴京。那已是1086年的事了。其間，蘇氏往來於汴、黃、汝州之間，留下了浸漬著佛家思辨色彩，「溪聲便是廣長舌」的著名詩句。黃州、光州近在咫尺，尤其是山明水秀，古寺幽林，以及慧思、智顗天台二聖足跡留下的風采，不能不吸引這位與佛早已結下不解之緣的曠達詩人。他不僅多次游凈居寺，而且築室大蘇山(今有東坡讀書台)，與寺僧朝夕相處，探討佛理。相傳光山農村所用的秧馬，就是蘇軾自湖北引進的。蘇軾撰有一聯，寫盡了大、小蘇山以及凈居寺秀媚而又出塵脫俗的風情：四壁峰山，滿目清秀如畫；一樹擎天，圈圈點點文章。
峰山指大小蘇山及周圍的翠竹、寶瓶、香爐、缽盂諸峰。一樹自然是那棵已有三百多年樹齡的銀杏。寥寥20字，又讓人增添了無盡的遐想。當然真正具有歷史文獻價值的還是他的那首詩，特別是敘。全敘轉錄如下：
寺在光山南四十里，大蘇山之南，小蘇山之北。寺僧為余言：「齊天保中，僧慧思過此，見父老，問其姓，曰蘇氏。又得二山名，乃嘆曰：吾師告我，與三蘇則住。遂留結庵，而父老竟無有，蓋山神也。」其後僧智顗見思於此山而得法焉。唐神龍中，道岸禪師始建寺於其地。廣明庚子之亂，寺廢於兵火，至乾興中乃復，賜名梵天雲。
敘中蘇軾道出四層意思：1、北齊天保年間，慧思結庵蘇山。印證史傳，相互吻合。慧思精研法華，創天台思想於此，又是一證。2、智顗於此山從慧思得法，開天台宗之端緒，亦見諸歷史資料。3、道岸(敘中稱禪師，可能系泛稱，與真正身份無關)建寺於神龍中，凈居寺因天台二聖而名世。4、乾興中重建並賜名梵天。
此四點與前述考證在在相合，進一步說明凈居寺在中國佛教史上，特別是天台宗形成、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詩中有「願從二聖往，一洗千劫非」句。二聖無疑指慧思與智顗，實際上也是對凈居寺作為天台發祥地的肯定。「二聖」之說與龍樹以下諸祖的法統觀念，顯示學者與僧侶的思維判若雲泥。這里無意中又表現了蘇軾作為學者的學術性格。至於末句「回首吾家山，歲晚將焉歸」，既表述了他把蘇山凈居寺視作心靈家園的深情眷戀，也傾吐了宦海浮沉，歸宿未卜的悵惘彷徨。這與我們的主題就沒有關系了。
其八、宋以下，雖然禪風席捲天下，然亦多有名人雅士追慕慧思、智顗以及東坡詩文而游賞並題詩凈居者，凈居寺與大蘇山因之長載史冊而綿延不絕。黃庭堅《新息渡淮》見於乾隆《光山縣志》；楊傑有《凈居寺》詩；明王相的《游凈居》中「古塔曾沾唐雨露，殘碑尚載宋文章」，說明當今毀而不存的紫雲塔，確實在李唐時期已聳立蘇山，蘇軾詩、敘在那時已經簡斷碑殘，卻因天台二聖教後人追念不已。以後還有熊榮(明正德進士)、李逢陽(明正德二年舉鄉試，曾知山東東阿，後引退光山)、王家士(王相子，光山鄉賢，灤川知州)、李養正(萬曆進士，任光山知縣五年)、蔡毅中(萬曆進士，改庶吉士，國子祭酒，死後贈禮部尚書)、張基崇、清汪槐(雍正進士，光山知縣)、蔡國傑(毅中孫，順治初作孟將軍幕府，後歷任揚州、淮安府通判)、吳重光、紐奇、楊殿梓(乾隆進士，知縣，主修清乾隆《光山縣志》)、錢時雍、王楠、許鍾璐等，或題詠凈居寺風光、佛門義理，或步東坡原韻，抒情感懷，僅王雅楠(嘉慶進士，致仕歸里，主講涑水書院)為凈居題詩就多達十餘首，而使蘇山凈居寺長載史冊。近代佛教改革派的領袖太虛法師與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圓瑛也曾在凈居寺開堂說法。法堂門前高懸「講經說法張居士，放戒登堂賈浪仙」的對聯，也可作為動亂的民國時期，凈居寺依然在佛教界佔有重要的地位。
最後，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呂昉有《凈居寺山晚眺》五言古詩一首，其中「誰謂天台秀，能奪茲岩美？側聞坡公吟，有懷山中理。頡頏兩文星，勝慨資游履。」既頌蘇軾詩文，又為兩文星天台創始之功而歌。其中，天台之秀，茲岩之美，又教人不禁想起距光山不足百里，與蘇山一脈相連的天台山，是否為天台宗命名的依據？事實上，此天台非彼天台，座落在蘇山南新縣境內，山上有寺亦曰天台，包括民國在內的以前各代，多為光州轄區。慧思智顗師徒，既要創宗立派，以此山為名，也在情理之中。如此推想，有待進一步確證。
結論——以上八證及推想，足以說明：1、慧思是天台宗思想的奠基者，慧思結庵的光州大蘇山是天台宗的發軔之所。
2、智顗於蘇山從慧思修習法華實相論七年，成一心三觀、三諦圓融的天台宗義。天台宗形成於蘇山之陽當是不爭的事實。
3、與智顗同為穎川人的道岸，也都是慧思的河南鄉人。天台宗出自河南人自是河南人的榮耀，故其建寺，追念天台二聖之意盡在不言之中。寺雖在慧思結庵153年之後而建，但道岸實以慧思開石住山為根本，故凈居寺史自可上溯至北齊天保年間。凈居寺為天台祖庭則當之無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