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1999年6月,在陝西師范大學文學研究所讀博士學位期間,在霍松林先生的指導下,我完成了學位論文《禪詩研究》。2000年6月,我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博士後流動站工作,在方立天先生的指導下,繼續研究佛學與詩學。進站時,我提交了《博士後研究計劃》,其中談到進一步充實提高《禪詩研究》,出版相關研究專著,主要包括《禪宗思想淵源》、《禪宗哲學象徵》、《禪宗詩歌境界》三部。半年時光匆匆而逝,我日日在閉關中度過。現在,拙稿終於呈獻在讀者諸君的面前,我也得以暫時舒一口氣,靜對搖窗新綠了。
霍松林先生和方立天先生,分別是文學界、哲學界德高望重、有學術影響的學者。親炙兩位先生的法席,我時時感受到哲學與文學、禪韻與詩情的交匯圓融,理性的深邃與悟性的通脫鼓盪著我,成為我學術探索的靈感之源。
與霍先生的緣分,我在1999年初出版的《佛緣叢書·序》中曾有敘及:
1984年,我以弱冠之年從先生治中國古典文學。那年一起入學的有十位同學,畢業時松林師潑墨揮毫,題贈絕句,有“十全十美古猶稀,萬里前程各奮蹄”之句。當年受學之人,如今都在各自的領域揚鞭奮蹄,有的成為科研教學的骨幹,有的成為其他領域的佼佼者。回顧我自己走過的路,亦頗感欣慰:多年來我一直默默耕耘硯田,寂寞溪頭點勘春,自得其樂。1987年碩士畢業時,奉先生雅囑,我曾盡一年之力,完成《萬首唐人絕句校注集評》中200萬字的撰寫任務;前些年又與先生有了新緣分,合著了《蘇軾黃庭堅詩詞評注》。在對古典文學與禪學的研究中,我發現,要理解中國文化,就不能不了解禪宗。唐宋以後卓有建樹的中國文人,都深受禪的濡染,並將之化為性情,形諸作品。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必須上好禪學這一課!因此,我決心再上層樓,對禪與文學作更加透邃的體驗、感悟與研究。讀博三年,對我的禪學研究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並以博士論文《禪詩研究》初結碩果。
十餘年前,在陝西師大讀碩士期間,幾乎用所有的時間苦讀《杜詩詳註》等古典詩學名著。畢業前後,在霍先生的指導下,夜以繼日地進行《萬首唐人絕句》的校注、集評工作。經過艱苦的磨煉,為我此後的學術探索打下了比較紥實的基礎。
這里,再談談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方立天先生的有關論著給我的有益啟迪。這種啟迪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治學思路。近幾十年來,罕有用現代哲學論題和術語來介紹佛學基本理論。因此,方先生於1986年出版了《佛教哲學》,運用現代哲學語言,如實地勾勒出佛教哲學的傳統體系。此書從實際出發,力求適應現代人的需要,以現代語言解說佛教術語,對佛教思想進行現代化闡釋。在書中,方先生運用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依據佛教哲學的發展軌跡,依其固有的邏輯,闡釋其思想內涵。這種治學思路,為筆者撰寫本書提供了寶貴的借鑒。本書一方面盡可能地遵循禪宗哲學固有的話語來描述,一方面又盡可能地適量運用現代哲學論題和術語來描述。
二是治學精神。方先生精進勤奮,在北大學習期間,一有空就到文史樓閱覽室讀書,至今仍有到圖書館看書的習慣。他在談到治學方法時說:“我研究的具體方法和步驟是,盡可能地‘竭澤而漁’,即搜集研究對象的全部著作和有關傳記等原始資料,不惜花費大量的時間,盡可能無一遺漏地反覆閱讀史料。……以便形成對研究對象的獨自看法。在此基礎上,再參考閱讀他人的研究成果,細心比較,取其長,補己短;略他人之所詳,詳他人之所略,撰寫論文。”盡可能詳盡地佔有資料,盡可能獨立地進行思考,是方先生治學的基本原則。這種一絲不苟的治學精神對我的熏染很大。本書所進行的研究分析,也是“盡可能地‘竭澤而漁’”,在充分佔有資料、反覆閱讀資料的基礎上形成觀點。
對禪宗哲學象徵的探討還僅僅是起步,要走的路還很長。限於水平,書中一定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不足之處,懇請讀者諸君不吝賜教。
作者謹識
1999年6月初稿於陝西師范大學文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