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永信
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法制，依法辦事，依法治國，已經深入人心。宗教界的法制意識，亦普遍有所提高。隨著宗教政策的貫徹落實和有關宗教的行政法令陸續頒布，人們希望出台一部完備的《宗教法》的呼聲越來越高，並日益成為我們當今社會的熱門話題。我作為宗教界的一名全國人大代表，深感責任重大，因而思考的問題也更多一些。
我認為，出台一部高質量的《宗教法》，必須建立在對宗教全面深入的科學的認識基礎上。大家看到我在這里使用「科學」一詞，可能有點扎眼，其實，科學指的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宗教裡面有科學；反過來，科學裡面也會存在迷信，比如對西方科技的迷信。現在我們對宗教的認識，還基本停留在外部觀察上，比較表面化。更多的只是從政治、經濟的角度，外在地考慮宗教信徒的行為效應，而不是從文化的角度，深入宗教內核，揭示宗教的價值，其後果造成對宗教認識的不準確，甚至偏差，影響到宗教政策和立法。這主要表現在，認為宗教是有神論，搞偶像崇拜，屬於落後文化，並容易誤導出宗教是迷信的結論。下面就此談談我個人的看法。
由於受「文革」時期對宗教批判的影響，盡管經過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撥亂反正，人們對宗教的認識，還是留下了消極的印象。目前政府文件是這樣表達的：「宗教是對外部力量或異化力量的一種虛幻的反映，屬於有神論，宗教作為一種歷史現象，有其發生、發展和消亡的客觀規律，不依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在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還有賴以存在的認識根源和社會根源，將長期存在，解決宗教問題的唯一正確的根本途徑，「通過社會主義的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通過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逐步發展，逐步地消除宗教得以存在的社會根源和認識根源。」(引《中國宗教》1999年第3期《國家宗教局政法司負責人答本刊記者問》)。加上我國宗教問題與民族問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我國政府的宗教政策還是帶著明顯的策略性成份。
我認為，認識宗教問題，首先應該將教義和信眾分開來。從政治角度，宗教的實體是信眾；但從文化角度，宗教的核心是教義。兩者必須結合起來加以考慮。目前我們對宗教的判斷，主要來自於對信眾信仰狀況的觀察。但信眾的信仰水平與信眾的素質有關。如果我們深入到信眾中間，就會發現，即使信仰同一種宗教，由於信眾的素質不同，其信仰的表現亦有很大差別。比如農村老太太信佛與大學教授信佛，肯定會有不同的表現。中國佛教發展歷史過程中，宗派林立，我們也可以把它理解為各宗派的信眾素質差異的不同表現。宗教信仰實踐中確實存在著迷信成份，這正是信眾包括神職人員素質低下造成的。如果他們信仰宗教，他們便會迷信宗教；如果他們信仰命運，他們就會迷信算命測字；如果他們信仰權威、明星，他們便會產生個人崇拜；如果他們相信李洪志一套歪理邪說，他們便迷信"*輪功"；如果他們相信金錢萬能，他們便會產生拜物教，等等。迷信與人類的文明程度相關，實與宗教無關。如果我們深入研究宗教教義，我們甚至可以說，宗教恰恰是反迷信的，宗教不僅引導人們向善，約束人們日常行為，提高人們道德水平，同時也致力於提高人們的認識，開發人們的智慧。佛教視「貪、嗔、痴」為人類三大毒，佛教每天講的就是「轉迷成悟」。人類社會在發展，文明在進步，人們的素質在提高，信眾信仰水平亦隨著提高，那麼，信眾信仰宗教狀況及其面貌也會隨著發生變化。比如我們現在去全國各地寺廟轉轉，會看到很多信眾在燒香拜佛，但我們不能把佛教簡單地等同於燒香拜佛。這僅僅是佛教外部的，甚至是局部的特徵。佛教的核心是佛法，佛法的根本是戒律。用外部的局部的特徵定義宗教，就像用衣服形狀來定義人一樣不準確。我們要用變化的眼光、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宗教。
其次，把宗教定義為有神論也不妥當，至少不符合佛教發展歷史事實。我沒有深入研究過其它宗教，我不敢說這是否符合其他宗教發展歷史事實。在印度早期佛教，佛陀住世時，還沒有出現神化現象，因而也沒有偶像崇拜，佛陀與弟子關係，只是樸素的師徒關係。佛陀諄諄教導弟子們：要以法為師，以戒為師。這也是他滅度時留給人世的最後一句話。佛陀的神化和佛教的偶像崇拜是後來發生的。這是神靈崇拜時代的產物，或者說，佛教在神靈崇拜時代的表現。我想其他宗教也有類似的經歷。那麼，宗教在社會文明比較發達、崇尚科學、崇尚實事求是的時代，應有怎樣的表現呢?這正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唐宋兩朝佛教禪宗實踐情況，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為了說明問題，我先說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公案：
天氣很冷，一個老和尚拿寺廟里的木佛燒火取暖。徒弟過來看見，嚇得大叫：「師父你在幹什麼?」老和尚淡淡說：「燒舍利。」徒弟叫得更高了：「佛像裡面哪來的舍利?」老和尚便說：「既然沒有舍利，你再拿幾尊來。」
所謂禪宗公案，都是佛教界已經認可接受的東西。所以，公案不一定反映史實，但它肯定反映了當時的真實觀念。禪宗遵守嚴格的師徒傳授制度，直指自己本心，見性悟道。在這則公案中，我們已經看到了無神論的苗頭。也說是說，隨著宗教的發展，宗教也可以達到無神論水平。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形?因為禪宗的信徒主要是知識分子，尤其是上層知識分子，如歐陽修、蘇東坡等。信眾素質提高了，對宗教要求也就高了，宗教就會以高水平的面貌出現。這確實值得我們宗教界深思，因為這可能昭示了未來宗教發展的一個方向。所以，我們可以初步得出這樣結論：人類社會是發展的，宗教也是發展的，有神論、偶像崇拜等現象，只是宗教發展歷史過程中的一個特殊階段。
我總覺得，無神論是一個很高的境界，是大智大慧。無神論不屬於信仰問題，而應屬於認識水平問題。絕不是我們信仰無神論，或自我標榜無神論，就能獲得無神論的認識高度。我認為，我們佛教禪宗的"明心見性"，就是達到無神論高度的；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確是很高的，它是西方哲學裡面發展起來的，代表著西方文化的高度。作為一個例子，我們反觀我們漢族地區的不信教群眾，他們沒有信仰宗教，但並不表明他們都是無神論者。假如我們去農村找一個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農民，然後和他談論無神論問題，那是談不起來的。他們心裡都裝著他們自己的「神靈」：算命先生呀，神漢呀，土地爺呀，李洪志之類呀，等等一大堆。
上述的觀點，只是我個人的思考所得，不一定正確，希望本文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有助於我們對宗教的深入研究和認識。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政府一直非常重視宗教，江主席說過：「宗教民族無小事。」宗教與社會穩定、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等緊密聯系在一起，更對社會的道德建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只有全面深入地正確認識宗教，制定更加完善的宗教政策和法律，才能使宗教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做出應有的貢獻。
1999.11少林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