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學
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是在距今大約二千五百年前的古印度，由釋迦牟尼創立的。自佛教初創至釋迦牟尼逝世後的一百年間，佛教內部沒有產生大的分歧，基本上保持了釋迦牟尼生前所宣揚的教義和所規定的生活方式，史家通常把佛教發展的這一歷史階段稱作「原始佛教」或「早期佛教」、「初期佛教」。
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大約生活在距今二千五百年前，亦即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前5世紀的古代印度。就歷史時代而言，相當於我國偉大的思想家老子和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時代。與我國的春秋戰國時代相仿，釋迦牟尼所生活的古代印度，也處在一個社會動盪不安、各種矛盾十分尖銳、思想鬥爭異常激烈的時代。這種矛盾和鬥爭，在社會政治上主要表現為各個階層、各個種族之間的鬥爭，尤其是掌握著世俗社會政治和軍事實權的武士階層以及農民、牧人、手工業者和商人等自由民階層、奴隸階層與掌握著神權的婆羅門貴族階層之間的鬥爭。這一鬥爭反映在思想文化領域，主要表現為新興的要求革新的沙門(道人)思潮與傳統的守舊的婆羅門思潮之間的鬥爭。
就社會政治制度而言，在釋迦牟尼所生活的古代印度社會，通行一種等級分明的「種姓」制度。「種姓」是梵文 varna(音譯「瓦爾納」)的意譯，也譯作「族姓」，其原意是指顏色、膚色。這一制度，始於雅利安人對古代印度的入侵。在大約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間，原來居住在中亞地區的游牧部落雅利安人向東侵入印度河流域，繼而又進入恆河流域，對原來的古印度居民實行種族壓迫，土著居民絕大多數淪為種族奴隸。雅利安人膚色白，自稱「雅利阿」(梵 ārya)，意為高貴之人；土著居民膚色黑，被稱為「達薩」(梵仁)dāsa)，意為蠻族、奴隸。這樣，就從膚色上把處於統治地位的雅利安人與被征服的處於奴隸地位的土著居民區分為「雅利阿」和「達薩」兩個等級分明的種姓。
後來，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和雅利安人部落之間的互相兼並，階級也產生了進一步的分化，形成了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之「四種姓」，亦即是社會的四個等級、四個階層。其中，第一個等級為「婆羅門」(梵 prāhmana)，是掌握神權和知識傳授權的祭司階級，地位最高。他們自稱是創造宇宙的大神「梵天」的代表，主持祭祀等宗教儀式，獨佔傳達神意、傳授知識的特權。在古代印度，宗教氣息非常濃重，從決定國家大事到日常的家庭生活，都要舉行一定的宗教儀式，按照所謂的「神意」行事，而這些儀式必須由婆羅門來主持，否則就不合法。因此，婆羅門在古印度整個社會生活中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第二個等級是「剎帝利」(梵 ksatriya)，他們是古印度社會的世俗統治者，擔任國王和文武官員，掌握政治和軍事實權，故又稱為「王種」或武士階層、士族階層。婆羅門和剎帝利都屬於奴隸主貴族階級，其中婆羅門為祭司貴族，剎帝利為軍事貴族，他們是古印度社會的統治階級。第三個等級是「吠舍」(梵 vaisya)，包括農民、牧人、手工業者和商人等，他們沒有人身依附關系，但是負有繳納賦稅和服徭役的義務，屬於平民或自由民階層。第四個等級為「首陀羅」(梵 sūdra)，他們是雜工、僕役和奴隸，終身以侍奉前三種種姓為本務，從事勞動但沒有任何權力，處於社會的最下層。這四個種姓之間的界限十分森嚴，如不同種姓之間嚴禁通婚、共食等，而且世代相承，不能改變。後來，在這四個基本種姓的基礎上，按照出身、地域、職業等的不同，又派生出一些亞種姓來。以「四種姓」為基礎的種姓制度，是古印度通行的社會等級制度。
到了公元前6世紀左右，亦即釋迦牟尼生活的時代，古印度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形態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和變化，這些發展和變化給傳統的社會等級秩序帶來了沖擊。就當時的情形來看，儘管在有些地區還保留著原始氏族公社制或其殘餘形式，但就古印度大部分地區而言，皆已進入了奴隸社會。特別是在某些經濟發達的地區，生產力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不僅手工業已從農業中分化出來，商業也有了巨大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比較大的城市和以這些城市為中心的城市邦國。佛教經典和耆那教經典都提到在釋迦牟尼生活的時代古印度有十六個大國，但是各種經典對十六個大國具體國名的記載不盡相同。這些國家大部分分布在恆河流域。此外，還有為數眾多的次要邦國。在這些大小不等的邦國之中，有些是由君主統治的奴隸制君主國，有些則屬於由貴族寡頭統治的奴隸制共和國，在一些地區還殘存著若干帶有原始民主色彩的部族或部落組織。就十六大國而言，多數都屬於奴隸制君主政體，特別是以摩揭陀為代表的君主制國家，勢力越來越強大。各個邦國之間特別是大國之間的爭霸鬥爭，也愈演愈烈。隨著各國之間爭霸鬥爭的不斷進行，國家機器的力量也日益增強。在這種情況下，掌握著政治和軍事實權的剎帝利在整個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越來越高，王權的作用日益突出，他們對婆羅門至上的特權逐漸表示不滿，並進而支持各種非婆羅門思潮。同時，隨著工商業的繁榮和財富的積累，屬於「吠舍」階層的商人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佔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富裕的商人常常被稱作「長者」，受到王者的尊敬。與其經濟地位相適應，他們迫切地要求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因而也對舊有的「種姓」等級制度表示不滿。處在社會最下層的「首陀羅」，不但被剝奪了一切參與宗教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平等權利，沒有任何人身自由，甚至連最基本的生存權利也不能得到保障，可以象牲畜一樣被任意宰殺，因此，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他們也通過逃亡等種種形式，與奴隸主進行鬥爭。種種社會矛盾交織在一起，引起了古印度社會的急劇動盪，原有的種姓等級制度，特別是婆羅門至高無上的地位和對整個社會的精神統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可以說，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所生活的古印度社會，如同我國道家和儒家的創始人老子和孔子所生活的古代中國社會一樣，不僅是一個列國紛爭的「春秋戰國」時代，而且還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
釋迦牟尼所生活的古印度的這些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和鬥爭，在當時的文化思想領域也有著強烈的反映，主要表現為以反婆羅門教為共同特徵的沙門思潮的興起及其與舊有的婆羅門思潮之間的鬥爭。
在釋迦牟尼之前的古印度傳統社會，婆羅門教是居於絕對統治地位的宗教，整個社會從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一直到日常的家庭生活，都是在婆羅門教精神的指導下進行的。婆羅門教以《吠陀》為天書，尊奉「梵天」(宇宙的創造神)、「毗濕奴」(宇宙的護持神)、「濕婆」(宇宙的毀滅神)為三大主神，提出「吠陀天啟」、「祭祀萬能」、「婆羅門至上」三大綱領。婆羅門教宣揚「梵我同一」、「梵我一如」的思想，認為「梵」(梵 brahman)即「神我」，也就是宇宙的靈魂和精神，它是宇宙一切事物的本體，是唯一真實的永恆的最高實在，而人的靈魂亦即「小我」(梵 atman)，則是以宇宙精神亦即「神我」為根本、為本體的存在，或者說，它就是宇宙「大我」的一部分，是宇宙精神在個體上的體現。因此，「我」與「梵」、「小我」與「大我」、個體靈魂與宇宙精神，在本質上是同一的。由此出發，婆羅門教宣稱，人的靈魂是不滅的，它是生死輪回的主體和承擔者，至於如何輪回，婆羅門教宣稱，這完全取決於是否信奉婆羅門教，是否按照婆羅門教的教義去行事。如果虔誠信奉婆羅門教，嚴格按照婆羅門教的教導去思想、去行為，就會獲得生活的幸福，死後即可投生天界；相反，如果不信奉婆羅門教，不按照婆羅門教的教導去思想、去行為，則會於來世變為畜生，甚至於下地獄而受到懲罰。婆羅門教還極力宣揚「四種姓」制度的合理性，聲稱大神「梵天」從口裡生出婆羅門，從肩上生出剎帝利，從臍處生出吠舍，從腳下生出首陀羅。這意味著，社會上所存在的高低貴賤不等的種姓差別，都是由宇宙的至上神「梵天」創造的，是神意和宇宙精神的體現，因而也是天然合理的。總之，從根本上來看，婆羅門教的教義是為了維護婆羅門種姓的特權，為「婆羅門至上」的觀念服務的。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革，在婆羅門教居於統治地位的古印度社會，也逐漸產生了一些新的思潮。在早期的古奧義書①(奧義書(梵 upanisad)是對吠陀經典作哲學解釋的古印度典籍，以闡釋吠陀的終極意義為旨。)中，即可看到古印度新思想的萌芽②(有些學者認為，在吠陀時代，始終存在著與婆羅門教相抗衡的異端思潮。詳見郭良鋆《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第113—11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古奧義書的思想家們對吠陀經典所提到的祭祀、神話和宗教儀式進行哲學思考，即力圖對宇宙和人生問題作出合乎理性的解釋。這些解釋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吠陀的神話，表現出與吠陀神學體系相對立的思想傾向。當時的有些思想家，如《廣林奧義書》中所提到的郁陀羅迦，就不僅在自然觀上反對以梵天為主宰，而且在社會人生觀上也明確反對吠陀權威。到了釋迦牟尼生活的時代，傳統的吠陀權威受到更為廣泛的懷疑。劇烈的社會動盪和激烈的社會矛盾，一方面動搖了傳統的「婆羅門至上」的社會結構，另一方面也給廣大的民眾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和痛苦。人們發現，信奉婆羅門教就會得到幸福生活的傳統說教並不合乎實際。有一些思想家認為，人生的幸福既不能從傳統的婆羅門教中尋得，也不能從現實的社會生活中找到，只有退出世俗的社會，放棄對權力、財富等種種慾望的追求，才能達到心靈的安寧，獲得人生的幸福。這些在世俗社會和婆羅門傳統之外尋求人生道路的人，即是最初的沙門。
沙門(梵 sramana)這一名稱最早見於婆羅門教的《泰提利耶森林書》和《廣林奧義書》，意為「苦行者」或「修道的人」，是對持異端思想的苦行者、出家人或遊方僧的通稱。他們退出普通的世俗社會，在森林曠野里修道漫遊，思考宇宙人生問題。後來，有些沙門還把追隨者組織起來，建立了正規的僧眾團體，教授生徒，傳播教說。在釋迦牟尼生活的時代，這類沙門僧團或派別數量眾多，遍布古印度各地，特別是在婆羅門教勢力相對薄弱的古印度東部地區，更形成了強大的沙門思潮，向居於統治地位的婆羅門教思想傳統發起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所謂「沙門思潮」，是對釋迦牟尼時代古印度新興思想派別的總稱，佛教也屬於沙門思潮中的一種。據耆那教和佛教經典記載，當時的沙門思潮種類繁多，如耆那教經典謂有「三百六十三見」，佛教經典也講在佛教之外尚有「九十六種外道」或「六十二外見」①(所謂「外道」或「外觀」，是佛教對其他思想派別或宗教派別的貶稱。佛教稱己為「內」，貶他為「外」。)。這些記述雖然不一定確切，但是它確定無疑地向人們表明了當時沙門思潮聲勢之浩大，種類之繁多。與我國春秋戰國時代的情形相仿，在同時代的古印度思想界，也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在這些新興的沙門思潮中，各個思想派別或宗教派別之間的具體觀點雖然各不相同甚至針鋒相對，但是，它們反對婆羅門教、否定吠陀權威的原則立場卻是大體一致的。
從現存的各種資料來看，在當時的沙門思潮中，除佛教之外，影響較大的有「六師」。「六師」的觀點各不相同，但都對傳統的婆羅門教思想作了批判。其中，尤以阿耆多一翅舍欽婆羅所創立的順世論對婆羅門教的批評最為激烈。順世論主要流行於下層人民中間，它認為世界萬物以及人都是由地、水、火、風這四種最基本的物質原素亦即「四大」和合而成的，一切宇宙事物和現象「皆無因生，自然而有」，根本不存在什麼創造宇宙、主宰宇宙的所謂「梵天」。人死後復歸「四大」，因而也沒有什麼永恆不滅的靈魂。所謂靈魂，只是肉體的屬性，身壞命終，人的靈魂和意識也自然隨之消失。順世論者還反對婆羅門教的輪回解脫理論和因果報應學說，反對禁慾和苦行。在他們看來，幸福既不在天堂也不在來世，而就在於今生。他們主張人生來就是平等的，把批判矛盾直接指向了不平等的「種姓」制度。再如「六師」中出身於奴隸家庭的富蘭那－迦葉，主張「無因無緣」的偶然論，認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產生和發展都是偶然的，並由此出發，對社會上的一切宗教道德特別是婆羅門教的宗教道德和因果報應學說表示了懷疑和否定。「邪命外道」(亦稱「生活派」)的創始人末伽梨－拘舍羅也以「無因無緣」的自然命定論，對婆羅門教所宣揚的因果報應說作了批判。「六師」中毗羅胝部族的著名思想家刪闍耶－毗羅胝子，則以懷疑論和不可知論為思想武器，反對婆羅門教的神造說和輪回報應說。
與上述諸師否定靈魂永恆存在、反對輪回解脫論和因果報應說不同，「六師」中耆那教的創始人尼乾陀－若提子(號稱「大雄」)，則以另一種理論來反對婆羅門教的學說。他承認靈魂的永恆存在，同意輪回與解脫之說，聲稱一切有生命和無生命的物類都有靈魂，靈魂的本性是無限清凈的，它就是輪回與解脫的主體。不過，與婆羅門教所宣稱的輪回完全取決於是否按照婆羅門教教義行事不同，耆那教認為，人的現世命運是由前世的「業」決定的，只有通過宗教的修持才能使靈魂擺脫「業」的束縛，獲得解脫。耆那教提出，解脫之道有三，即：「正智」(正確的智慧，此指正確學習和理解耆那教教義)、「正信」(正確的信仰，此指正確信仰耆那教經典、教義和「大雄」的教諭)、「正行」(正確的行為，此指正確實行耆那教教義和戒律)；戒律有五，即：不殺生、不欺誑、不偷盜、不姦淫、戒私財。耆那教否定婆羅門教的吠陀權威，反對祭祀，強調嚴格的苦行對於靈魂解脫的重要性，提倡諸如絕食、睡釘床、日曬、火烤、投岩、拔發、熏鼻等自我折磨的苦行方法，認為這樣才能使靈魂從肉身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獲得自由。
佛教雖然把上述的「六師」稱為「外道」，但是，從一個更為廣闊的思想背景來看，釋迦牟尼所創立的佛教與「六師外道」一樣，同屬於與傳統的婆羅門思潮相對立的沙門思潮中的一種。釋迦牟尼在創立佛教的過程中，一方面受到當時其他沙門思潮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與其他諸師不盡相同的獨特的思想主張，為人們提供了一條從精神上解脫現實苦難的新的宗教出路，對當時及後世產生了十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第二節 釋迦牟尼的生平和創教活動
在現存的漢傳、藏傳和南傳佛教歷史典籍中，對於釋迦牟尼的生卒年代，有著不同的記載，總計起來，約有數十種不同的說法。在這些不同的說法中，有些說法的年代比較接近，但也有些說法的年代差距甚遠，甚至相差好幾百年。由於各種說法之間出入很大，再加上印度古代紀年觀念淡薄，沒有給後人留下任何可靠的編年史料，因此很難從這些不同的說法中抉擇出一種確實可靠的說法來，作為釐定釋迦牟尼生卒年代的確鑿依據。就較為通行的說法而言，南傳上座部佛教一般以公元前544年為佛滅之年；北傳佛教則一般採用「眾聖點記」的說法，以公元前486年為佛滅之年，依佛陀「世壽八十」之通說，則釋迦牟尼誕生之年當為公元前565年。這後一種說法，現已為中國、印度和日本的大多數佛教學者所接受。在早期的佛教典籍中，關於佛祖釋迦牟尼的生平事跡，有許多傳說。這些傳說，少部分保存在「經」里，大部分保存在「律」里。這些「經」和「律」，由於傳承系統的不同，對佛陀生平的記述和傳說也互有出入。大體而言，可分為南傳(巴利語)和北傳(梵、漢、藏語)兩個系統。
根據佛教史家的研究①(下述佛陀傳記資料部分，主要參照：郭良鋆《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第二章第一節「佛陀傳記資料」第19—24頁；《佛光大辭典》之「佛傳典籍」條，第2729—2733頁，書目文獻出版社據台灣佛光出版社1989年6月第5版影印本。)，在古老的巴利語佛教三藏中並無完整的佛陀傳記，只有散見於各處的佛陀生平材料的片斷，主要集中在律藏的《犍度·大品》和《犍度·小品》，以及經藏的《長尼迦耶》第16《大般涅槃經》，《中尼迦耶》第26《聖求經》、第36《薩遮迦大經》、第75《摩犍提經》、第85《菩提王經》、第123《未曾有法經》，《雜尼迦耶》第3《憍薩羅集》，《增一尼迦耶·三集》和《小尼迦耶·經集》等。這些巴利文經律中所記述的佛陀生平片斷，是現存所有佛教三藏中最古老的佛傳材料。至於較完整的巴利語佛陀傳記，則是遲至公元5世紀，出生於中印度摩揭陀國的著名佛教學者覺音，為巴利語《本生經》作注時，撰寫了長篇序言《因緣記》，記述佛陀的生平，才彌補了巴利語三藏經典中沒有佛陀傳記的缺憾。
在梵語佛典中，現存較早的佛陀傳記有：屬於大眾部律藏的《大事》，屬於大乘經典的《神通游戲》，中印度大乘佛教著名論師馬鳴(約生活在公元一、二世紀)所作的《佛所行贊》和《美難陀傳》，中印度著名佛教學者摩咥里制吒(約生活在公元二、三世紀)所作的《四百贊》和《一百五十贊》等。
在漢譯佛典中，則保存有較多的佛陀傳記類作品，如：東漢竺大力、康孟祥合譯的《修行本起經》，東漢曇果、康孟祥合譯的《中本起經》，三國吳支謙譯的《太子瑞應本起經》，西晉竺法護譯的《普曜經》(內容與梵本《神通游戲》接近)及其異譯本唐日照譯的《方廣大莊嚴經》，西晉聶道真譯的《異出菩薩本起經》，北涼曇無讖譯的馬鳴《佛所行贊》及其異譯本劉宋寶雲譯的《佛本行經》，劉宋求那跋陀羅譯的《過去現在因果經》，隋闍那崛多譯的《佛本行集經》，宋法賢譯的《眾許摩訶帝經》等。漢譯律藏的《四分律》(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合譯)和《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唐義凈譯)中，也有一些關於佛陀生平的記述。此外，中國歷代僧人還依據漢譯佛典，編撰有多種佛陀傳記，藏語佛典中也保存了一些佛陀傳記資料。
在上述的各種佛陀傳記材料中，或多或少地都包含有一些神話傳說的成份。因此，關於佛陀究竟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還是一個虛構出來的神話傳說中的人物，在外國尤其是歐洲學者中曾引起長期的爭論。有些學者認為，佛陀是佛教信徒臆想出來的人物；更多的學者則認為，在關於佛陀的傳說中，儘管有許多無稽的神話成份，但是並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佛陀的歷史真實性。特別是早期佛教經典對於佛陀生平活動的記載，一般還較少渲染佛陀的神秘性，而且這些資料對於佛陀成道後四十五年間安居地點的記述也還是合乎情理的。這說明佛典中對於佛陀生平活動的記載包含著某些真實的歷史事實。近代以來的一些考古發現，也證實了這一點。綜合各種佛陀傳記材料，儘可能地剔除其中的神話成份，我們可以對佛陀的生平和創教活動作一個大致合乎歷史事實的勾勒和描述。
相傳，釋迦牟尼出生於古印度北部的迦毗羅衛國(梵語 kapilavastu，巴利語 kapilavatthu)，釋迦(梵 sākya，巴 sakyā)族人，屬於剎帝利種姓。迦毗羅衛在當時是一個小的共和國，共有十個小城，最大的名迦毗羅衛，因以為名。在古印度十六大國中，並沒有迦毗羅衛的名字。據巴利文《小尼迦耶》的《經集》記述，佛陀曾自稱憍薩羅國人，這或許表明當時的迦毗羅衛已經淪為北印度強國憍薩羅國的附庸。據近代以來的考古發掘，原先認定迦毗羅衛城的故址在今天尼泊爾南部與印度鄰近的提羅拉科特(tilorakot)附近，後來，在印度邊境巴斯底(basti)地區的比普拉瓦(piprahwa)陸續發掘出皂石舍利盒和一批刻有「迦毗羅衛比丘僧伽」字樣的赤陶印章，於是又認為這里是迦毗羅衛城的故址。
據佛教經典的記載，釋迦牟尼族姓「喬達摩」(梵 gautama，巴 gotama)，名「悉達多」(梵 siddhārtha，巴 siddhattha)，其父是釋迦族的凈飯王(梵 suddhodana)，其母摩耶夫人(梵 māyā)為鄰國拘利國天臂城主善覺王之女。①(佛教諸經典關於善覺王的記載各異，有說其為摩耶夫人之父，有說其為摩耶夫人之兄。)「釋迦牟尼」(梵 sākyamuni，巴 sakyamuni)是後來佛教徒對他的尊稱，意為「釋迦族的聖人」。據巴利語《長尼迦耶》第3《阿摩晝經》和《小尼迦耶》中《經集》的傳說，釋迦族屬於印度古史傳說中的太陽族系，是甘蔗王的後代，為純正的剎帝利種姓。②(詳見郭良鋆《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第26—27，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有些學者還根據佛經中佛陀具「金色相」、「身作紫金色」的記述，推斷佛陀及其釋迦族大概屬於古印度的土著人種，而不是屬於白皮膚的雅利安人種。
關於釋迦牟尼的出生，佛教經籍里有不少神話性的傳說。據說，摩耶夫人夢吞白象而懷孕，臨分娩前，依古代印度習俗，回娘家天臂城待產。途經善覺王為其夫人藍毗尼建造的花園藍毗尼園(梵 lumbini)，於園中無憂樹下小憩，即於樹下產下太子。後來，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於即位二十年時(約公元前249年)，親自來藍毗尼園佛誕處敬禮，並立石柱以為標志。l897年，阿育王石柱出土。最近，國際考古專家組經過對阿育王石柱和新近考古發現的考察，確認釋迦牟尼的確切誕生處即為現尼泊爾境內的藍毗尼摩耶夫人廟的摩耶夫人像下。①(詳見《人民日報》1996年2月6日第7版新聞報道《尼泊爾認定釋迦牟尼誕生處》。)釋迦牟尼誕生的日子，是後世佛教四眾信徒(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的歡喜節日，稱作「浴佛節」。據佛教經典的傳說，摩耶夫人於藍毗尼園無憂樹下生下悉達多太子時，有二龍王難陀和伏波難陀，吐清凈水，一水溫暖，一水清涼，灌太子身。又說，佛陀出世時，無憂樹下生出七莖蓮花，大如車輪，剛出世的太子即落於蓮花之上，無人扶持，自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謂「天上地下，唯我為尊；三界皆苦，吾當安之」。後世的佛教徒便根據這種傳說，在紀念佛陀誕生的儀式上，於佛堂中或露天下凈地設灌佛盤，在盤中的蓮台上安置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釋迦太子金像，然後灌以香水，以表示慶祝和供養，稱作「浴佛」或「灌佛」。不過，在南傳和北傳的不同佛典中，對釋迦牟尼誕生的日期，有著多種不同的記載。我國明、清之後以至於今日，我國多通用四月八日為佛誕日，並於是日舉行隆重的浴佛儀式。
據說，在悉達多太子誕生後七日，摩耶夫人就去世了，太子遂由姨母摩訶波闍波提(梵 mahāprajāpati)撫養成人。太子少時，在父王和姨母的關懷下，接受了良好系統的教育，不僅對以四吠陀和五明②(「五明」為古印度五種最基本的學藝，包括：「聲明」，即語言、文典之學；「工巧明」，即工藝、技術、算歷之學；「醫方明」，即醫學、葯學及咒法之學；「因明」，即論理學、邏輯學；「內明」，即專心思索宇宙和人生因果妙理的宗教學。)為主要內容的古印度傳統文化悉皆通曉，而且還深研兵法和武技，為將來繼承王位作準備。太子十六歲時，凈飯王為他辦了婚事，娶鄰國天臂城的表妹耶輸陀羅(梵 yasodharā)為妻，後來生下一個兒子，取名羅睺羅(梵 rāhula)。青年時代的悉達多太子，象當時的貴族青年子弟一樣，過著奢華的生活，極盡聲色之娛。他的父親凈飯王特意為他建造了冬、夏、雨三座宮殿，供冬季、夏季和雨季輪換居住，並挑選出很多宮人美女服侍他。在巴利語《增一尼迦耶》的《柔軟經》①(巴利語《增一尼迦耶》的《柔軟經》與漢譯《中阿含經》第117《大品柔軟經》相應。此處引文轉引自：(英)渥德爾著、王世安譯《印度佛教史》，第49頁，商務印書館，1987年4月第l版。)中，佛陀曾自述其出家前的生活說：「雨季四月，吾於雨殿，足不下廊，享盡人間奇妙音樂。」在另一部早期佛教經典巴利語《中尼迦耶》第26《聖求經》②(巴利語《中尼迦耶》第26《聖求經》與漢譯《中阿含經》第204《羅摩經》相應。此處引文轉引自：(英)渥德爾著、王世安譯《印度佛教史》，第49頁，商務印書館，1987年4月第l版。)中，佛陀對其徒眾說：「諸比丘眾，我成道前，尚無正覺，乃一迷途眾生。」
過著世俗享樂生活的悉達多太子，何以會萌生出家的念頭呢？對於這個問題，佛教經典中有著不同的記載和傳說，學者們也有著不同的看法。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大概與悉達多太子本人的性格有關。據說，太子七歲時，在釋迦族的一次插秧祭典上，其他人都在奏樂取樂，唯有太子一個人獨自坐在田埂上，陷入了沉思。後來，隨著年齡的增長，當他步出豪華的宮殿，逐漸接觸到人間疾苦的時候，更由驚訝而轉入痛苦的思索之中。他對當時人們在種姓等級制度的壓迫和自然界的威脅下所經受的種種苦難深表關心，對社會上的種種不合理現象和自然界的弱肉強食深感悲哀。據說，有一次他到野外去游散，看到農夫在炎炎烈日下辛勤耕作，忍受著飢渴勞苦；同時，耕牛的脖子上勒著繩索，身體受著鞭打；田裡翻出的小蟲也被飛來飛去的鳥雀爭著啄食。由此，太子深切地感到世間的殘酷和生命的悲慘。後來，太子在從都城四門出遊的時候，又不斷遇見老態龍鍾、步履維艱的老人，輾轉呻吟、痛苦不堪的病人，以及失去生命、屍體僵硬的死人，更加痛切地感到人生的痛苦和無常從而萌發了出家修道的念頭。①(郭良鋆教授指出，太子「四門出遊」的傳說出自巴利語《長尼迦耶》第14《大本經》，不過，在《大本經》中，佛陀講述的是過去佛毗婆屍太子的出家故事，後來的佛典把這個故事移植到了佛陀釋迦牟尼本人的身上。)
悉達多太子出家的另外一個可能的原因，或許與他本人及整個釋迦族在當時所面臨的處境有關。釋迦族作為一個弱小的共和制城邦，在當時面臨著被周圍強大的專制國家吞併的危險，而且似乎也找不出什麼有效的辦法來防止或抵禦強國的侵略。身為太子的悉達多，雖然物質生活富足，但是在精神上不可能不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和痛苦。在早期的佛教經典《神通游戲》中有個傳說，謂摩耶夫人懷胎時，曾有婆羅門相士預言，未來的太子或者成為統治世界的轉輪王，或者出家成為佛陀。這個傳說實際上反映了悉達多太子面對著當時的現實，必須選擇一條非此即彼的生活道路：要麼做政治的王，率領釋迦族抗擊強敵；要麼做法王，引導人們尋求一條人生解脫之路。這時的悉達多太子，想必深切地體會到，即使身為統治世界的轉輪王，恐怕也不能擺脫無常的逼迫，不能擺脫根深蒂固的人生的痛苦和煩惱。
人生痛苦的原因何在呢？有沒有解脫痛苦的方法和出路呢？悉達多太子思索著這些問題，陷入了無限的感傷、煩惱和痛苦之中。後來，他從一個出家修道的沙門那裡聽到了出家修道可以擺脫人生痛苦的道理，便萌發了出家修道的念頭。29歲②(一說釋迦牟尼於19歲時出家。)的那一年，釋迦牟尼毅然拋棄了太子的高貴地位，離別了父王和妻兒，出家修道去了。
釋迦牟尼出家之後，四處周遊，尋訪名師，冀求正道。據說，他曾慕名前往毗舍離城的跋伽仙苦行林，向以善於修道而聞名的跋伽婆(梵 bhārgava)求道。但他見林中的修道者，只是為求來世升天而修種種苦行，覺得這不是解脫的正道，便離開了跋伽仙苦行林。後來，他向南越過恆河，來到中印度大國摩揭陀國的都城王舍城。據說，當時的摩揭陀國王頻婆娑羅王曾邀請釋迦牟尼進宮接受供養，並以王位相許勸他還俗。釋迦牟尼意志堅定，不為所動。頻婆娑羅王非常欽佩，祈請釋迦牟尼「若得正道，先來度我」。後來，釋迦牟尼覺悟正道，依約來王舍城傳教，頻婆娑羅王成為最早皈依佛教的國王。
在王舍城附近，釋迦牟尼繼續尋訪名師，得遇賢人阿羅邏－迦羅摩(梵 ārāda-kālāma)①(一說阿羅邏－迦羅摩住在毗舍離。)。阿羅邏－迦羅摩要求釋迦牟尼過嚴格的梵行生活，斷離淫慾，修習禪定，達到「無所有處」，進入意識上一切空無所有的甚深靜慮狀態。不久，釋迦牟尼即達到了阿羅邏－迦羅摩所教導的一切。阿羅邏－迦羅摩甚為嘆服，建議釋迦牟尼與他共同領導自己的沙門團體。然而，釋迦牟尼不滿意於阿羅邏－迦羅摩的學說，認為此道難臻解脫之境，便婉言謝絕了。
仍未成道的釋迦牟尼又去尋訪另一位著名的沙門師郁陀迦－羅摩子(梵 udraka-rāmaputra)，結果也是一樣。只是郁陀迦－羅摩子所教習的禪定可以進一步達到「非想非非想處」，粗想可斷(「非想」)，細想猶存(「非非想」)，也不能達到無念、無受、離執、離縛的解脫境界。為了實現自己的崇高理想，釋迦牟尼決定離開郁陀迦－羅摩子，去尋求一條自己修道之路。在憍陳如等五位侍從的陪伴下，釋迦牟尼來到摩揭陀國伽耶城②(伽耶(梵 ggyā)亦稱佛陀伽耶(buddha gaya)，在今印度孟加拉邦巴特市(patna)西南之伽耶市。)南方的優樓頻羅村(梵 uruvilva)苦行林。該地位於恆河支流尼連禪河畔，河水澄澈，林木幽深，沙岸平鋪，景物宜人，為靜坐潛修的理想勝地。釋迦牟尼決定按照當時通行的修道方法，在這里實行嚴格的苦行。據說，在六年的苦行期間，釋迦牟尼日食一麥一粟或七天一食，結果形體枯瘦，身心衰竭，卻仍然一無所獲。由此，釋迦牟尼逐漸意識到，過分的苦行並不能使人覺悟真理，必須另外尋求一條真正的解脫之路。他回憶起自己年輕時有一次坐在樹下沉思，進入了所謂的禪定期境界，頓時獲得了身心的愉悅。釋迦牟尼覺得，這也許是一條行之有效的悟道方法。於是，他放棄了苦行，走出苦行林。隨從共修的五位侍者誤以為釋迦牟尼已退失了修道之心，遂舍之而去。
釋迦牟尼放棄苦行後，到尼連禪河洗凈了渾身的污垢，並接受牧女難陀波羅奉獻的乳糜，逐漸恢復了身體健康。之後，他渡過尼連禪河，來到伽耶山旁一棵繁茂的蓽缽羅樹下，敷草為座，東向跏趺坐於其上，端身正念，靜心默照，思惟解脫之道。據傳，在釋迦牟尼靜修期間，常有淫女魔王前來擾亂恐嚇，釋迦牟尼意志堅定，毫不動搖，徹底降服了情慾與威勢的侵擾。他集中全部精神，排除一切障礙，攝心正念，不起紛擾，終於在第七天①(一說釋迦牟尼在第七七日(第49天)悟道成佛。)夜晚，逐漸脫離了一切煩惱執著，順次經歷了禪定的四個階段，達到了無所謂樂與不樂的絕對清凈境界。接著，他運用最大的智慧諦觀思惟，於初、中、後夜分別獲得了三種神通智慧，即佛教所謂的「三明」：他先於初夜憶起了前世的生活，獲得了悉知一切眾生在過去世(宿世)苦樂之事的「宿世明」；繼於中夜悟見整個宇宙是一個業報和轉生的體系，眾生都按照他們的行為(「業」)而於來世輪迴流轉，惡行得惡報，善行得善果，由此獲得了悉知一切眾生在未來世生死情況的「天眼明」；最後，他發現了「四諦」，覺悟到人生是苦，明白了人生痛苦和生死輪回的根本原因，懂得了消滅痛苦的根本方法，證得了斷除一切煩惱(佛教稱之為「漏」)的「漏盡明」。這樣，釋迦牟尼在35歲②(在佛教經典中，除釋迦牟尼35歲成道之說較為通行外，另有釋迦牟尼30歲、31歲成道之說。)的時候，終於獲得了真正的解脫，達到了大徹大悟、自在自為的人生最高境界。從此以後，釋迦牟尼便被人們稱作「佛陀」(梵語buddha，巴利語同)，意為「覺悟者」。後來皈依他的信徒們，又把他尊稱為「世尊」(梵語 bhagavat，巴利語 bhagavā 或 bhagavant，音譯「薄伽梵」)，意為「世界上最尊貴者」。釋迦牟尼於其下悟道的蓽缽羅樹，也被佛教徒尊稱為「菩提樹」或「覺樹」，意指佛陀在此種樹下覺悟到了最高的菩提智慧。
釋迦牟尼得道成佛的日子，也是後世佛教徒重要的歡喜節日，稱為「成道節」。其具體的日期在佛典中有多種不同的記載，有謂是二月八日，有謂是二月十六日，有謂是四月八日，有謂是十二月八日，等等。我國多以夏曆十二月八日(臘八)為佛成道日，並於是日舉行隆重的法會，以為紀念。
釋迦牟尼自35歲悟道成佛，於此後的45年間，在恆河兩岸到處奔走，宣揚自己的學說，吸收信徒，組織僧團，形成了新的宗教派別——佛教。
根據佛教經典的傳說，釋迦牟尼初成道時，對於是否傳道說法，頗感猶豫，因為他知道自己所覺悟到的人生真理深奧難解，而眾生又多耽於情慾，對他的教法恐怕難以理解。這寸，梵天王娑含波帝出現在佛陀的面前，懇請佛陀住世說法，拯救眾生。出於對眾生疾苦的悲憫，釋迦牟尼決定宣說真理，啟發愚蒙。
據說，釋迦牟尼本打算先向他曾問學的兩位老師阿羅邏—迦羅摩和郁陀迦－羅摩子講說自己所覺悟到的人生真理，但是不久他就聽說這兩位老師已經去世了。他又想起曾跟他一起修道的憍陳如等五位侍者，便前往波羅奈城①(波羅奈城(梵 vārānasi 或 vāranasi，巴 bārānasi)是中印度古王國波羅奈國的都城，即今印度北部之瓦拉那西市(varanasi)。)西北的苦行林鹿野苑②(鹿野苑(梵 mrgadāva)位於今北印度瓦拉那西市(varanasi)以北約六公里的沙爾那斯(sārnāth)。)，去尋找他們。據說，當釋迦牟尼向他們走來時，這五位侍者本來打算不向他致敬，但是釋迦牟尼的端莊尊嚴卻使他們身不由己地起身相迎，並且向他表示敬意。不過，他們對釋迦牟尼放棄苦行仍然感到不解甚至氣憤：既然修習苦行尚難以覺悟，那麼，放棄苦行不是離覺悟更遠嗎？釋迦牟尼以自己出家修道以至於悟道成佛的親身經歷教導他們說，自我放縱是庸俗粗鄙的，自我殘虐則是瘋狂痛苦的，出家修道的人要想獲得生活的幸福和精神的解脫，就必須避免放縱情慾與自苦自虐這兩個極端，而行中正之道，過適中的生活。接著，釋迦牟尼又向他們講說出家修行的八種正道以及自己覺悟到的四諦等人生真理。這五位侍者終於消除了疑惑，徹底皈依了佛陀的教法，並獲得了精神解脫。後來的佛教史傳把釋迦牟尼悟道成佛後在鹿野苑的這次說法，稱作「初轉*輪」。所謂「轉*輪」，是佛教的一種譬喻，即以回轉戰車可以碾碎敵人，譬喻佛陀所說的教法於眾生中回轉，即可破碎眾生的煩惱與迷惑。釋迦牟尼在鹿野苑為五位侍者宣講八正道、四聖諦等佛教真理，乃其成道後的初次說法，故稱「初轉*輪」。釋迦牟尼初轉*輪時所化度的五位侍者，是第一批正式皈依佛教的出家僧人，被稱為「五比丘」。五比丘的名字，佛教諸經論說法不一，按照通行的說法，他們是：阿若憍陳如、阿說示、跋提、十力迦葉、摩訶男拘利。其中，憍陳如與阿說示為釋迦牟尼母系之親屬，跋提等三人為釋迦牟尼父系之親屬。
這樣，釋迦牟尼便建立起自己的第一個僧伽團體，佛教也具備了佛(導師)、法(教法)、僧(僧伽)「三寶」。此後，釋迦牟尼便自稱「如來」(梵語 tathāgata，巴利語同)，意為如實而來，證成正覺。
初轉*輪後，釋迦牟尼吸收更多的新成員加入他的僧團。當時，在波羅奈有一個富商之子，名叫耶舍，因厭離塵世，出家到鹿野苑皈依佛陀。耶舍的父母和妻子在聽了佛陀的說法之後，也成為佛教的信仰者，他們是最早皈依佛、法、僧三寶的優婆塞和優婆夷。接著，耶舍在波羅奈城的四位出身富商家庭的朋友以及在鄉村的五十位朋友也來到鹿野苑看望耶舍，他們在聆聽了佛陀的說法之後，也請求出家，加入佛陀的僧團。這樣，釋迦牟尼便有了六十位正式出家的弟子。為了進一步擴大影響，釋迦牟尼吩咐他的弟子們周遊各地去說法傳道，並授權他們吸收新成員加入佛教僧團。
此後，釋迦牟尼又回到他曾修道的摩揭陀國伽耶城附近的優樓頻羅苦行林。在那裡，有蓬發苦行者迦葉部族的三兄弟優樓頻羅迦葉、那提加葉和伽耶迦葉，他們信仰拜火教，有弟子千人，影響頗大。經過釋迦牟尼的教化，迦葉三兄弟放棄了原來的信仰，轉而皈依佛教，率弟子加入了佛陀的僧團。
化度三迦葉後，釋迦牟尼又依約前往摩揭陀國的都城王舍城，化度頻婆娑羅王。頻婆娑羅王恭敬迎接，虔誠皈依，並於迦蘭陀長者(梵 kalanda)所奉獻的竹園中為釋迦牟尼建立精舍①(「精舍」亦稱「精廬」，意為智德精純之士的舍宅，後來常用以指稱佛教寺院。)，殷勤供養，稱為「迦蘭陀竹林精舍」。竹林精舍位於王舍城北，是世界上最早的佛教寺院。釋迦牟尼在世時，多居於此處說法教化，竹林精舍因而成為全世界佛教徒所共同敬仰的佛教聖地。
釋迦牟尼在竹林精舍說法傳教時，王舍城出身於婆羅門種姓的著名異教徒舍利弗(巴 sāriputta，舊譯作「身子」)和目犍連(梵 maudgalyāyana，巴 moggallāna)，慕佛陀之名，率二百五十人前來皈依。據說，他們的老師、古印度當時著名的思想家、「六師」之一的刪闍耶(梵 saniaya)，為此事而口吐鮮血。皈依佛陀後，舍利弗和目犍連常隨從釋迦牟尼，輔翼教化，為佛教的確立和傳播作出了重大貢獻，成為釋迦牟尼的兩大高足。在釋迦牟尼的眾弟子中，舍利弗以聰明勝眾，被譽為「智慧第一」；目犍連則以神通著稱，被譽為「神通第一」。
根據佛教史傳的記載，在釋迦牟尼成道後的第三年，出身於王舍城近郊婆羅門家庭的摩訶迦葉(巴 mahā-kassapa)，也到竹林精舍皈依佛陀。摩訶迦葉不好五欲，人格清廉，雖出身於豪富之家，卻特別能吃苦。他常行頭陀，是釋迦牟尼的弟子中最無貪著之念者。被譽為「頭陀第一」。摩訶迦葉深受佛陀的信賴，據傳，佛陀曾分半座予他。在釋迦牟尼入滅後，摩訶迦葉成為佛教僧團的統率者。後來，我國佛教的禪宗，便奉摩訶迦葉為西天初祖。為後人所津津樂道的「拈花微笑」的典故，即謂釋迦牟尼在靈山法會上，拈花示眾，眾人皆不解其意，唯有摩訶迦葉心領神會，破顏微笑，釋迦牟尼遂將自己的微妙正法付囑迦葉。這一故事雖系後世敷演而出，但它作為一段神奇而美妙的佛教傳說，在我國禪林乃至民間卻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流傳甚為廣遠。
釋迦牟尼在王舍城居住的幾年期間，由於頻婆娑羅王的大力支持，佛教在摩揭陀這個中印度大國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到佛陀這里來求法修道的，不僅有商人子弟，而且還有許多貴族青年。據佛教經籍的記載，由於佛教勢力的迅猛發展，曾一度引起當地人士特別是婆羅門家族的騷動和反對。但是釋迦牟尼並不退卻，因為他堅信自己的教法能夠引導人們追求生活的幸福和精神的解脫。
釋迦牟尼在其成道後的最初幾年間，也曾回到過自己的故鄉迦毗羅衛。他的異母弟難陀(梵名 nanda，巴利語同)①、(一說難陀是佛陀姨母的兒子，也就是佛陀的表弟。)兒子羅睺羅(梵 rāhula)、堂弟提婆達多(梵名 devadatta，巴利名同，亦譯作「調達」)、阿難(梵名 ānada，巴利名同)等一批釋迦族貴族青年，以及出身於首陀羅種姓的理發匠優婆離(梵名 upāli，巴利名同)，皆蒙其教化而剃發出家。據說，釋迦牟尼的父親凈飯王因兒、孫相繼出家，十分痛苦，遂請求釋迦牟尼，在未徵得其人父母許可的情況下，不得為人授戒出家，尤其是對於要求出家的未成年人來說，更應如此，以免給人帶來骨肉分離的痛苦。釋迦牟尼同意了父親的請求，並把它列入到佛教的戒律之中。數年之後，凈飯王病危，在外地傳教的釋迦牟尼又專程趕回迦毗羅衛，為父王臨終說法，扶棺送葬。大概在釋迦牟尼這次回鄉期間，他的姨母摩訶波闍波提和妻子耶輸陀羅也皈依佛教，剃發出家，成為佛教僧伽中最早的比丘尼。據說，佛陀一開始不允許婦女出家，由於摩訶波闍波提出家意志堅決，再加上阿難的一再勸請，佛陀才開了方便之門，允許婦女出家。所以後世婦女信佛，必供奉阿難，稱之為「歡喜尊者」①(阿難梵名 ānanda(巴利名同)，意譯為「歡喜」、「慶喜」，故稱「歡喜尊者」。)。至此，在佛教團體中即已具備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之「四眾」。
為了使佛教更廣泛地傳播於印度各地，釋迦牟尼又前往中印度大國憍薩羅國的都城舍衛城，繼續傳教說法。當時，憍薩羅國的國王為波斯匿王(梵名 prasenaiit，巴利名 pasenadi，意譯作「勝軍王」、「勝光王」等)，暴惡無信，後蒙釋迦牟尼的教化，皈依佛教，成為佛陀教團在舍衛城的最大支持者和保護人，為佛教在中印度北部的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當時，舍衛城信仰佛教的重要人物還有太子只陀(梵 jeta，或譯「逝多」)和大臣須達多(梵 sudatt。)。須達多天性仁慈，樂善好施，夙憐孤獨窮苦之人，人稱「給孤獨長者」。其時，只陀太子在舍衛城南擁有一片園林，流水清凈，林木茂盛，因主人之名而稱作「只園」或「只林」(亦譯作「逝多林」)。須達多長者打算出重金購置此園，於園中建造精舍，供釋迦牟尼及其僧團長期安住，傳道說法。只陀太子樂於成人之美，但他僅同意把花園的地面賣給須達多，自己則將園中的樹木獻給佛陀。精舍建成後，以只陀太子和須達多長者(給孤獨長者)二人的名字共同命名，稱作「只樹給孤獨園」，這就是所謂的「只園精舍」，也稱作「只洹精舍」。它與摩揭陀國王舍城的竹林精舍並稱為佛教最早、最著名的兩大精舍，而其規模及建制，比竹林精舍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釋迦牟尼在此居住說法前後達二十五年之久，只園精舍可謂是釋迦牟尼傳教說法的最重要的根據地之一。
除了長期在竹林精舍和只園精舍說法傳道外，釋迦牟尼還經常巡歷印度各地，說法布教，足跡遍及恆河兩岸。無論貧富貴賤、男女老幼，釋迦牟尼都平等施教，普遍化度。在他所教化的人中，既有國王後妃、貴族大臣，又有平民百姓乃至奴隸乞丐、強盜妓女。他以慈悲救世的胸懷，把一切人特別是那些處於危難痛苦中的人，當作自己的父母、兄弟、兒女一樣，加以愛護，給予慰藉。據佛教史傳的記載，佛陀曾親自為生病的比丘洗滌膿血，替瞎眼的比丘穿針縫補。當聽說自己家鄉的釋迦族和拘利族因爭水而發生打鬥時，他不辭勞苦，特地遠道去替他們調解。當毗舍離城流行瘟疫時，他又不顧個人安危，親自進城去視察災情，慰問病人。佛教在印度各地的迅速傳播，與釋迦牟尼所提倡的這種慈悲平等、普度眾生的精神是分不開的。
釋迦牟尼在世的時候，佛教雖然在印度各地逐漸傳播開來，但是，由於當時的社會矛盾和思想鬥爭異常尖銳複雜，釋迦牟尼的創教活動實際上也並不是一帆風順的。特別是隨著佛教勢力和影響的日漸擴大，更引起了異教徒特別是婆羅門教徒的恐慌和仇恨，他們想方設法，試圖毀壞釋迦牟尼和佛教的聲譽，阻撓佛教的發展。佛典中記載說，某些異教徒曾誘使一個名叫孫陀利(梵 sundari)的淫女，冒稱是釋迦牟尼的侍妾，當眾誹謗釋迦牟尼，然後又僱用兇手將她殺死，並誣告佛教僧團的比丘們為掩蓋釋迦牟尼的罪惡而殺害了孫陀利。然而，真正的兇手因酒醉而吐露了事情的真相，使這一陰謀徹底敗露。又傳說，佛陀曾入婆羅門聚落，乞食不得，空缽而返。與這些事件相比，釋迦牟尼的得意弟子目犍連之死，則更是極端的例子。據佛教史傳的記載，釋迦牟尼晚年居於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時，目犍連進城乞食，慘遭嫉恨佛教僧伽的婆羅門教徒的圍攻，目犍連被他們用瓦石擊殺，死於非命。從這些佛教傳說中不難看出，作為一種新興的宗教，佛教其實是在當時殘酷的社會鬥爭和思想鬥爭中艱難地發展起來的。
釋迦牟尼在其晚年，還受到了來自佛教僧團內部的嚴峻挑戰，挑戰者即為隨其出家的堂弟提婆達多( kevadatta，亦譯作「調達」)。據傳，提婆達多幼時與釋迦牟尼及難陀共習技藝，表現出非凡的才能，常喜與釋迦牟尼競爭。隨釋迦牟尼出家後，提婆達多亦曾善心修行，精進不懈，但到後來，逐漸與釋迦牟尼產生了意見分歧。在摩揭陀國阿闍世太子①(阿闍世(梵名 ajāta？atru,巴利名 ajātasattu)為佛世時中印度摩揭陀國頻婆娑羅王與皇後韋提希夫人所生之子，及長，立為太子。據《善見律毗婆沙》卷2記載，阿闍世於佛入滅前八年即位，執政三十二年吞併鄰近諸小國，奠定了古印度統一的基礎。)和一部分僧眾的支持下，提婆達多公然向釋迦牟尼發起挑戰，認為佛陀年事已高，應由自己取而代之，領導整個佛教僧團。提婆達多的這一做法，遭到了釋迦牟尼及大部分僧眾的堅決反對。在佛陀教團的日常生活中，釋迦牟尼本來為僧眾制定了「四依行法」，即：盡形壽樹下坐、盡形壽著糞掃衣、盡形壽乞食、盡形壽病時服陳棄之葯。在實行四依行法之時，佛陀允許僧眾接受施主的邀請而吃飯，允許僧眾穿著施主贈送的衣服，允許僧眾吃凈魚凈肉，允許僧眾雨季不必住在樹下。提婆達多為了在佛教僧團中製造分裂，故意提出與佛陀「四依行法」不同的所謂的「五法」②(佛教經籍中對「提婆五法」具體內容的記載不一。《毗尼母論》卷四載「提婆五法」為：盡形壽乞食、著糞掃衣、不食酥鹽、不食魚肉、露坐。《大毗婆少論》卷一一六舉「提婆五法」為：盡壽著糞掃衣、盡壽常乞食、盡壽唯一坐食、盡壽常居向露、盡壽不食一切魚肉血味及鹽酥乳等。本文中所舉「提婆五法」的內容，乃據巴利語律藏《小品》的記載。)，即：應住於林中而不應住在村中、應乞食而不應接受邀請吃飯、應著糞掃衣而不應穿施主贈送之衣、應住在林下而不應住在屋內、應不吃魚肉而不應吃魚肉。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為提婆達多的「五法」所迷惑，指責佛陀貪圖享受、生活奢侈。提婆達多趁機率領五百徒眾脫離佛陀的僧團，另外組建自己獨立的教團，以示與佛陀徹底決裂。據說，提婆達多還教唆阿闍世太子弒父繼位，自立為王，並多次陰謀殺害佛陀。傳說提婆達多曾從靈鷲山③(靈鷲山，梵名 grdhrakuta，巴利名 gijjhakuta，音譯「耆崛」。該山位於中印度摩揭陀國都城王舍城東北，簡稱「靈山」。山形似鷲頭，又兼山中多鷲，故亦稱「靈鷲山」或「鷲峰」。佛陀生前常在此講經說法，遂成為佛教勝地。)上推下一塊巨石，想把佛陀砸死，但石頭為山體所阻，只有一片碎石擦傷了佛陀的腳面。在弒父繼位的阿闍世王的支持下，提婆達多的教派一度得到迅速的發展，直到後來阿闍世王翻然悔悟，皈依佛陀，才真正確立了釋迦牟尼在佛教中的正統地位。不過，提婆達多派並沒有因此而消亡，我國唐代高僧義凈(635—713)到印度求法時還看到，提婆達多派作為佛教的支流仍然在印度存在並有著一定的影響。
根據佛教經典的記述，釋迦牟尼在其生命的最後幾年，多半是在摩揭陀國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度過的。但是，在臨去世前不久，釋迦牟尼決定離開王舍城。按照行走的路線推測，他也許是要到憍薩羅國的舍衛城去，那裡有他曾居住了二十五年之久的只園精舍。在艱難的旅途中，年事已高的釋迦牟尼患了重病。在弟子們的幫助下，釋迦牟尼勉強行進，最後來到末羅國①(末羅國(梵 malla，巴利語同)是佛陀時代古印度十六大國之一，亦作末羅國、摩羅國、末利國等。該國位於中印度恆河之北，迦毗羅衛國之東，為末羅族聚居地。)都城拘屍那迦城②(拘屍那迦(梵 ku？inagara,巴 kusināra)亦譯作「拘屍那揭羅」或「拘夷那竭」，約相當於今印度聯合邦的迦夏城(kasia)。)外的娑羅樹林。佛陀吩咐阿難在四面各有一雙同根娑羅樹的林間鋪好僧伽梨，佛陀頭北面西，右脅而卧，於午夜安然入滅，世壽80歲③(關於釋迦牟尼的世壽年歲，佛教諸經說法不一，除80歲之說較為通行外，尚有80餘歲、84歲、79歲等多種說法)。據說，佛陀入滅時，其周圍四雙娑羅樹中，各有一株因悲傷而慘然變白，枝葉花果逐漸枯萎，形成「四枯四榮」的奇異景象。其枯萎變白的娑羅樹，猶如白鶴，故佛陀入滅處的娑羅樹林亦被稱作「鶴林」。據佛教經典的記載，釋迦牟尼的遺體火化後④(火葬是古印度僧人死後處理屍體的通常的方法，稱作「荼毗」(巴 jhāpita)，意為燃燒、焚燒、燒身。)，舍利均分為八份，摩揭陀國的阿闍世王、毗舍離的離車族、迦毗羅衛的釋迦族、阿羅迦波的跋離族、羅摩伽摩的拘利族、吠特島的婆羅門、波婆國的末羅族和拘屍那迦的末羅族，各得一份，起塔供養。這一古老的傳說，已為近代的考古發現所證實。①(1898年，法國人皮佩(w.c.peppe)在尼泊爾南部的皮普拉瓦(piprāvā)發掘古塚，在古塚內發現一大一小兩個蠟石壺，皆裝有骨片。其中小壺蓋上刻有阿育王時代或該時代以前使用的 brahmi 文字的銘文二行，內容是：此乃佛陀舍利龕，為著名的釋迦族及其妹、妻子等所奉祀。由此銘文可以推知，此乃佛陀入滅後八國均分舍利時迦毗羅衛的釋迦族所分得的那一份佛陀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