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學
本世紀國外的佛教學研究，是世界佛學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此之前，佛教主要在亞洲地區的國家有影響，所謂的佛學研究，也主要是亞洲文化的傳統學問。由於歷史的積澱性和治學的經驗性，使佛學的研究或按照傳統地解經釋義的理路發展，或按照信仰從弘法的角度來闡釋佛教，談不上嚴格意義的用比較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佛教。這種局面直到近世才被打破，而始作俑者，應該說是來自於歐美的學術界人士。
第一節 歐美佛教學研究
佛教真正為歐洲人士了解，嚴格地說來，是伴隨著歐洲殖民主義者侵入亞洲地區後而開始的。歐洲殖民主義者為了維護自己的殖民統治，認識到必須要深入研究亞洲的宗教及其文化。同時，隨著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人們的視野也在擴大，有一部分學者將注意力放在了當時尚未開墾的東方學方面，作為東方學的一個最重要的內容——佛教，就在這個背景下逐漸為人們所知了。
佛教傳入歐洲地區，首先是作為學術活動進行的。一些歐洲學者出於研究東方學的需要，開始接觸了東方語言，例如梵文，進而接觸了佛教，特別是閱讀梵文和巴利文佛經，進而開始了解佛教的理論，消化佛教的教義。
一、英國1788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成立，這是英國殖民政府為了統治亞洲人民而出資建立的一個學術機構。1824年，英國學者克拉夫發表了《巴利語文法和語言》一書，這是歐美學術界開始較早地了解佛教的一部書。1837年，在斯里蘭卡殖民政府工作的學者特納首次將斯里蘭卡的佛教史書《大史》作了註疏和校訂，並將其譯為英語。他還撰寫了不少論文，推動了歐洲學術界對這方面的研究。1850年傳教士斯賓塞發表了《東方僧門》，又根據僧伽羅文翻譯了《現代佛教手冊》，引起了西方學者對佛教的興趣。1833年，英國駐尼泊爾公使霍格森在尼泊爾收集梵文貝葉經文獻381部和紙本梵夾多件，其中有《般若經》、《普曜經》、《金光明經》、《法華經》等，分贈給倫敦大學和牛津大學65部，以後霍格森又從西藏運走《甘珠爾》和《丹珠爾》到英國，對佛教的研究起到了促進的作用。霍格森本人也寫過文章，介紹尼泊爾和西藏的語言與宗教，並於1827年出版了譯著《金剛乘論》，自著《尼泊爾佛教略史》二書。1850年，英國神父埃特爾編纂了《梵漢手冊》，附有巴利、僧伽羅、緬甸、泰、蒙、藏、日等佛教術語，這是最早的佛學研究的工具書。1873年，英國駐尼泊爾公使的軍醫賴特在尼泊爾搜得梵文經本共850部，其中佛經325部。1879年，阿諾德出版了《亞洲之光》，這是一本講述佛陀生平的著作，以詩文體寫成，語言優美，清新流暢，影響很大，在歐洲廣為流傳，對普及佛教知識起到過重大的作用。很多後來成為佛教僧人和學者的人無不受到此書的影響。以後的10年，威廉斯出版了《實用梵文文法》、《梵英大辭典》。大辭典的編排採用了歐洲辭典的通行做法，突出語源學和語言學的特點，方便實用，受到學者的重視。契爾德斯編纂了《巴英辭典》，這是第一部巴利語和英語對照的辭典，對研究南傳佛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880年，鮑爾受英國政府派遣，到中國新疆「考古」，獲得了寫在樺樹皮上的《孔雀王經》。由於東方語言學的發展和不斷的「考古」發現，使英國的學者取得了成績。1884年，學者比爾已經譯出《大唐西域記》、《法顯傳》和《慈恩傳》等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著作，使歐洲的東方學者擴大了眼界。英國人了解到，只有對巴利文和漢文佛典深入研究，才能對佛教有一個全面完整的了解。1894年，考威爾出版了古印度佛教學者馬鳴著的《佛所行贊》和《本生經》的英譯本，使人們對佛陀的生平事跡有了更詳細的了解。1897年卡洛斯所著的《佛陀的福音》，介紹了佛陀的生平和思想，此書因用散文體寫作，語言優美，通俗易懂，受到人們的歡迎。隨之而來的是歐洲各國的探險家到中國西北和中亞地區的「探險」活動，其中以20世紀初英國探險家斯坦因三次到中國掠奪了敦煌千佛洞的大批梵文、龜茲文、於闐文、回鶻文和粟特文的佛教經典以及繪畫、繡像等最有價值。這些燦爛輝煌的文獻和文物在歐洲展出後，震動了學術界，引起學者們對東方佛教、佛教語言和文獻的興趣。
1881年，英國成立了巴利聖典會，該會以翻譯刊行巴利文佛經為宗旨。巴利聖典會的英譯佛典在世界上受到佛學界和佛教界的好評。里斯·戴維斯夫婦是主要負責人。戴維斯1843年5月12日生於英國科爾徹斯特一個公理會的牧師家庭，長大後曾經到德國布勒斯特勞大學學習梵文，獲博士學位。1864年(另說1866年)至1872年(另說1876)年到斯里蘭卡擔任公職期間對佛教和巴利語感興趣，於是開始學習巴利語及研究佛教。後因與上司意見不合，乃辭職回國，先後在倫敦大學教授巴利語和佛教文學，又在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兼任書記和圖書管理員。後來在曼徹斯特維多利亞大學任比較宗教學教授，再任倫敦大學教授。1881年(另說1882年)成立巴利聖典會，自任會長，致力於整理出版巴利三藏的工作，在泰國皇室的資助下，出版了大量的巴利三藏的譯本，聖典會也成為歐洲佛教學者的重要組織。1922年10月27日逝世。生前著有《佛教手冊》，曾經再版20餘版，有荷、德、日文譯本。《佛教之印度》，再版8次。書中將印度的古代歷史大部歸於佛教，曾引起學術界的重大反響。翻譯巴利文《本生經》547個佛本生故事的前40個，並將其與伊索寓言作了比較研究，英文名為《佛陀本生故事集》。與赫曼·奧登堡合譯巴利《律藏》三冊。用散文體翻譯了巴利經典《彌蘭陀王問經》。1896年在紐約出版《佛教及其歷史與文學》演講集。他與斯泰德合作的《巴英辭典》，直到現在都是最完備的研究巴利佛教的
工具書。另有與其夫人合作翻譯的巴利佛典《長部》，英文名《佛陀對話錄》，以及與他人合作翻譯的《攝阿毗達磨義論》等。他的夫人凱洛琳·阿古斯塔也是一名著名的佛教學者，曾經編集和翻譯了佛教經論25本之多，她對佛教的「無我」說作了深刻地剖析，受到來自不同方面的評論。戴維斯夫婦崇尚佛教，認為在世界諸宗教中，唯有佛陀的「八正道博大精深，可以遵循安身立命」。他們還依照印度建築樣式建立家宅，命名為「那爛陀」，要子女學習巴利文，所以當時有人把他們看作是佛教徒。巴利聖典會還出版了沃德伍德與希爾合作的《巴利語三藏辭典》，這在目前仍是一本最重要的參考書。在英國皇家學會委託下，麥克斯·繆勒主編的《東方聖書》最為著名，其內容涉及了大小乘佛典。繆勒本人還把《法句經》、《無量壽經》、《阿彌陀經》、《金剛經》譯成英文，並編寫了《梵語法》，供初學者使用。由於繆勒開創了西方比較宗教學研究，特別是用梵語來研究印度和印度佛教的歷史，對西方研究佛教作出了貢獻，被人們尊為「西方印度學之父」。
1927年，e.j.托馬斯撰寫了《作為傳說和歷史的佛陀生平》。1933年又出版了《佛教思想史》。1937年英國神父索西爾和霍多斯在倫敦出版了《中國佛教術語辭典》。1954年埃德沃·孔茲與荷納小姐、斯內爾戈羅夫合作編輯了《各朝佛教大辭典》。1955年孔茲又出版了《大智度論》的英譯本，編集了佛經精粹《佛教聖典》，此書現已20餘版。同時還編輯出版了《般若文獻辭典資料匯編》。孔茲是當今世界最有名的佛學家，他既懂梵文、巴利文，又懂漢文和藏文，而且對佛教的教義和歷史也有深入的研究，不僅寫學術著作，還寫一般的通俗介紹性著作，是一位多產的學者，以1951年出版的《佛學——本質與發展》一書最為著名。他剛開始學習的是英國傳統的巴利語系佛教的研究，後來又對北傳般若學產生了興趣，作了深入的研究，因此他是英國佛學界真正開始轉向北傳大乘佛教的重要人物。孔茲在國際學術界很有影響，曾在世界各國大學講學，他所寫的一系列通俗或學術專著，使不少的人開始了解佛教，進而走上研究佛教的道路。荷納是繼戴維斯之後的巴利聖典會的又一重要組織者。戴維斯逝世後，巴利聖典會在他的妻子阿古斯塔的主持下繼續活動，荷納就是阿古斯塔的學生，也是聖典會的秘書。以後由於種種原因，巴利聖典會開始走上衰微，影響減弱。荷納接替了聖典會的領導工作，重新開始恢復活動，在泰國和斯里蘭卡佛教界的支持下，聖典會重新煥發出照人的光彩。他們已把南傳巴利語三藏全部譯成了英文，這不僅為學習和研究南傳佛教提供了方便，而且也使英國人改變了對佛陀的錯誤認識和對佛法的誤解。因此荷納被視為是聖典會的復興者。1981年荷納逝世。
斯坦因從中國劫掠了大量的敦煌文書，成為研究中國學的專家，他編輯的敦煌學的資料也成為這個領域研究的精品①。繼之有擔任過英國駐中國西藏江孜商務代理和拉薩辦事處的代表黎吉生，他對藏傳佛教的噶瑪派有很多的研究，在世界許多大學講過課。埃文斯·溫茨對西藏的文獻作過整理和翻譯，出版了《西藏大瑜伽行者米拉日巴》傳記。曾任英國西藏研究所所長的斯內爾戈羅夫撰寫過《喜金剛坦特羅》(1959)、《西藏文化史》(1968)、《釋迦牟尼最後的涅槃》(1973)等著作，主編過大書《佛教的形象》。埃默瑞克對新疆的藏文史料做過整理，出版了《關於於闐的藏文文獻》一書。1970年以後，英國的佛教研究已從經典的校勘轉向了佛教哲學、社會學等領域，此後出版的著作有張承志的《從華嚴宗看佛教的整體觀》(1972)、勃洛費爾德的《道教與佛教神秘主義》、特雷弗·林的《印度佛教復興》、《佛教帝國主義和戰爭》、《佛教、馬克思和上帝》(1979)和邁克爾·派伊的《佛陀》、《方便波羅蜜》等。佛學家a.k.渥德爾撰寫的《印度佛教史》(1970)不受信仰的干擾，較忠實地介紹了印度佛教的歷史和思想的發展，此書已經被譯成中文本。①(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現在，②(以下的材料主要取自廣興撰《英國佛教與佛學研究概觀》，載《法音》1998年第8期限(總第168期)，特此說明。)英國有許多大學講授佛學。牛津大學的東方研究所有世界著名的岡布里其教授，專門講授梵文和南傳佛教；劍橋大學以研究日本佛教為主；倫敦大學國王學院蘇漢密特教授也以研究南傳佛教為主；蘭卡斯特大學有哈里斯教授和一位日本學者，以研究南傳佛教、印度佛教和藏傳佛教為主；布里斯托爾大學有維廉姆和波恩兩位教授，也以研究印度佛教、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為主，同時兼有對大乘空宗的研究；巴斯大學學院有布萊恩·布克教授，以研究日本佛教和世界佛教現狀為主；肯特大學有莫爾教授，以研究印度佛教為主；沙德蘭大學有彼得·合維教授，以研究印度佛教和藏傳佛教為主。此外還有許多大學，雖然沒有佛學專業，但也在大學本科兼設有佛學課程，如曼徹斯特大學、衛斯米斯特大學和利物浦大學等。但是在眾多的大學中，還以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佛學研究最為全面。該校設有幾乎所有的東方語言課程，如漢語(包括古漢語)、日語、泰語、藏語、馬來語、印地語等，還有梵語、巴利語等古老的語言。從師資方面來看，斯考羅布斯克教授精通梵語、巴利語、藏語、法語和波蘭語等多種語言，以研究印度佛教和藏傳佛教為主；巴瑞特教授精通古漢語、日語和法語，研究中國佛教和日本佛教為主的漢語系佛教、道教和儒學；出生於前蘇聯的皮亞得考夫斯基教授精通西方哲學，以研究印度哲學和南傳佛教為主。從藏書方面來看，亞非學院是目前英國乃至世界收藏有關佛學書籍最多的學院。它收藏佛學書籍歷史悠久，特別是書籍的館藏尤為豐富，收集了大陸、香港和台灣出版的各類書籍，並且設有專門管理中文書籍的圖書管理員。該校也是英國現在唯一擁有《房山石經》的學校。英國的主要佛學刊物是：《巴利語聖典會會刊》、《皇家亞洲學會會刊》、《宗教研究》、《中道》、《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學院通報》、《中亞雜誌》、《中亞研究》等。
二、德國 1858年，德國學者克彭發表《佛教》一書，卡·弗·科本寫出了《佛陀的宗教》，這是一本介紹大乘佛教的著作，他們為德國佛學研究之始。不久奧登堡著的《佛陀及其生平·教義·教團》一書出版，被認為是歐美學術界的「標准作品」，此書出版後曾7次再版，並被譯成14種語言。奧登堡是研究印度哲學和巴利文獻的，他不僅寫作，還編輯了巴利律藏，譯出戒本。以後又出版了《奧義書教義與佛教的起源》(1915)、《佛教經典論文》(1922)。與此同時，德國的探險家格林威德爾和馮·勒科特兩人到中亞收集到上萬份經卷和各種文字的寫本。1900年，格林恩威德爾出版了《西藏、蒙古的佛教神話學》，這是德國最早的藏學著作。1906年皮舍爾出版了《佛陀的生平與教義》一書，一度非常暢銷。朱托伊特將《本生經》譯成德文。貝克出版了《佛學——佛陀及其教義》，與奧登堡在理論上進行商榷。與奧登堡同時代的人還有韋伯、紐曼、蓋格、格拉澤納普、瓦勒澤爾等人。他們中間有的研究巴利文經典，如蓋格將著名的南傳佛教的《大史》譯出，並將巴利佛典《相應部》譯成德文，撰寫了《巴利文學與巴利語》一書。有的研究梵文經典，如著名學者韋伯深入研究了《阿含經》，將大乘佛典《金剛經》譯成德文。有的還通漢文、藏文等，如瓦勒澤爾就根據漢藏兩種文字的《中論》，進行對比後，譯成德文，又寫作了《早期的佛教哲學基礎》(1904)。以後又發表了多卷本的《佛教哲學及其歷史發展》，這是德國學者開始研究大乘佛教哲學的基礎性著作。舒爾曼發表了《歷代達賴喇嘛傳》(1911)。在紐曼、塞登斯杜車、奧登堡等人通力協作下，將巴利文《阿含經》全部譯成了德文。繼起者有安吞蘇特、格林和達爾克等人。安吞蘇特，法名三界智，曾是一名小提琴手，因對印度文化感興趣，到東方旅行，逐漸受佛教的影響，最後皈依佛門。他在緬甸出家，成為第一個德國比丘。他主要在斯里蘭卡生活，學習巴利文，出版了《佛陀聖言》一書，被譯成十種語言，還寫作了《論藏指南》、《佛學字典》、《佛教的基本教義》、《解脫的途徑》，翻譯了《人施設論》、《增支阿含》和《清凈道論》等經論。1922年，海勒出版了《佛教禪定》一書。
40年代是德國佛學研究的一個高峰。1942年馮·格拉澤納普編譯了《佛陀·思想》，發表了《佛教的神秘》，這是一本藏傳佛教方面的書。1944年諾貝爾撰寫了《金光明最聖王經：附有辭彙表的藏文本》，以及《義凈的〈金光明經〉的漢文與藏文本譯者》(1958)一文。以後瓦爾德史密特出版了《佛陀生命終極的傳統》，翻譯了《大涅槃經》和藏文本《四眷屬經》。1947年施密特出版了《佛陀的教義》和《佛陀的大弟子》，第二年編纂了解釋疑難辭彙的《佛教字典》。1951年，德國僧人尼安那波尼伽著述《止觀坐禪法門》，不久又將《尼波多經》譯成德文。翌年呂德斯出版《佛教原始經典語言的現象》。1953年以後威勒先後發表了《入菩提行經藏梵語索引》、《對〈大寶積經〉文獻的研究》、《〈大寶積經迦葉品〉的梵藏本對譯》。1956年，格文達喇嘛撰寫了《西藏神秘主義的基礎》。霍夫曼出版了《西藏宗教史》和《西藏宗教及薩滿教的象徵意義》(1967)。60年代伊始，梅色札發表了《關於普魯士國家圖書館館藏德格版〈丹珠爾〉》，以後又發表了《伯爾尼歷史博物館館藏般若波羅蜜多文獻》和《密教學·密教史論文集》。1962年，施林格夫寫出了2卷本的《佛教》，這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對佛教進行研究的作品。此外史密特豪森譯介了《瑜伽師地論》。伯內爾研究日本道元禪，發表了一些有關的著作。舒曼對大乘佛教的發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出版了《佛學——解脫的哲學》。60年代以後享利·貝歇特成為當代最有名的德國佛學家，他寫作的《南傳佛教國家的佛教·國家與社會》一書，成為研究東南亞諸國佛教的經典作品。他對中亞佛教的語言現象也發表過不同的看法，與中國學者進行了爭論。馬爾堡根據宗教與政治的關系，寫了《佛教與共產主義：誰掌握了亞洲》一書，對佛教社會主義作了比較詳細地研究。海西希是德國最有名的藏學家，出版的作品有《有關喇嘛教在17世紀鎮壓薩滿教的蒙古史料》、《論蒙文大藏經的翻譯技巧》和《北京的蒙文喇嘛教經版》等。還參加了義大利學者杜齊的名著《西藏和蒙古的宗教》一書的寫作。三界智在德國創辦了《佛教世界—德國佛學》月刊，成立了德國巴利文佛教協會，發展了一批弟子。1911年摩訶菩提會德國分會成立，《佛教展望》復刊，次年改名《摩訶菩提葉》。1913年佛教生活聯盟從巴利文學會中分離出來，在柏林、漢堡、慕尼黑等地建立了分會，發行《佛學學報》，次年停刊，1920年復刊。1921年摩訶菩提會與佛教生活聯盟合併，在慕尼黑成立德國佛教團體，發行雜誌《佛教世界楷模》。1924年德國佛教團體易名三寶佛學社。保羅·達爾克在柏林成立佛教之家。波恩、杜賓根、哥廷根、慕尼黑、漢堡、萊比錫、馬爾堡、佛萊堡、柏林等大學都有研究佛教的人才或單位。
由於英國和德國的佛學界在本世紀初對佛教的藏經，特別是對三藏中的經藏和律藏做了不少整理工作，因此他們被後人看作是最早在歐洲出現的一個研究學派，叫做英德學派。
三、法國 英國人霍格森將尼泊爾的梵文文獻送給了倫敦大學和牛津大學的同時，又將一部份經典共171部贈給了法國學者尤金·鮑諾夫，以後又從北京給法國運去了北京版的西藏大藏經。鮑諾夫，1901年出生於巴黎，父親是一名語言學者。他從小就對東方語言有特殊的愛好，在學校期間，先後學習了梵文、巴利文、波斯語、古楔形字等，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829年，他開始在師范學校講授文學和比較文學。1832年任法蘭西學院梵文教授。鮑諾夫於1844年出版了《印度佛教史導言》。該書對佛陀和佛教的教義作了研究，又介紹了《般若經》、《楞伽經》、《華嚴經》、《金光明經》、《法華經》等大乘經典，為歐洲的梵語經典研究奠定了基礎，因此他被稱為「法國佛學研究之父」。他和英國克拉夫合著了《試論恆河東岸聖言或巴利語》的文法著作，也非常有名。他還和挪威學者拉森一起發表了《巴利語論考》，回顧了當時歐洲的巴利文研究。鮑諾夫還對當時考古學者發現的印度阿育王的敕文作了研究，肯定了這些敕文與佛教的關系。1859年，法國駐斯里蘭卡領事格保洛特在任職期間收集了大量的巴利文佛典抄本，計劃以巴利文庫的形式刊行，但未能如願。本世紀初法國探險家伯希和從敦煌掠奪了大量佛教經卷後，法國成為歐洲佛教研究的又一中心。薛尼溫·萊維是法國著名的佛教學者和探險家。他一生曾經多次到亞洲的印度、中國、尼泊爾、朝鮮，以及俄羅斯、美國、巴勒斯坦等地區，特別是他三次到尼泊爾竊取了大量梵本經典，其中很多是大乘佛教的經典。他對唯識學的研究尤深，發現了《唯識三十頌》的梵文本，校勘《辨中邊論頌》，法譯《大乘莊嚴經論》，出版了《唯識二十頌》和《唯識三十頌》的註疏，以及安慧的《唯識論》疏。他與日本學者高楠順次朗合作編集多卷本的辭書《法寶義林》，對促進歐洲的佛學研究起到過重要的作用。在鮑諾夫等人的推動下，歐洲出現了一股東方學研究的熱潮，一大批學者都將注意力轉向了佛教，他們把巴利語三藏用羅馬字母注出，又將其譯成英法等語言，同時又對梵文文獻和敦煌文獻，以及於闐文、龜茲文、回鶻文、栗特文等文獻做了研究與翻譯，加以考證註疏，掀起了歐洲的「亞洲學史上的翻譯運動」。萊維等人的研究則給現代歐洲佛學研究奠定了基礎。以後巴黎法蘭西學院的雷諾、戴密微、費洛賽特等人對梵漢佛教研究作出了貢獻。戴密微是研究中國佛教的專家，於1924年出版了處女作《〈彌蘭陀王問經〉各種譯本的研究》，以後對中國的佛教一直研究不綴，發表了《〈大乘起信論〉真偽辨》、《真諦論佛教教宗之起源》、《佛教對中國傳統哲學的滲透》、《中國佛教》等等，還對歐洲的佛學研究作了總結，寫了《佛學研究的現狀》一文。又繼續完成萊維的《法寶義林》，晚年對禪宗臨濟宗有深入的研究，1972年譯註了《臨濟錄》，取名《中道》。他對藏傳佛教也有深入的研究，曾出版了《吐蕃僧諍記》一書，此書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已被譯成中文本。其弟子謝和耐研究中國寺院經濟，發表的《中國五——十世紀的寺院經濟》已經被譯成中文。
法國的藏傳佛教研究也很發達，最早從事這方面研究的是一位女探險家亞歷山大·達維德·內埃爾，她寫作和翻譯了許多西藏的著作。20世紀初考狄爾整理出版了《巴黎國家圖書館館藏藏文大藏經目錄》(1909～1915)。法國巴黎大學成立了西藏教學中心，第一位藏學教授巴考在1925年撰寫了《米拉日巴傳記》，後來又譯出《敦煌文書中之吐蕃史料》一書，晚年寫出《西藏曆史導論》。石泰安是世界著名的藏學家，他的成果主要是藏傳佛教民俗研究，重要的有《喇嘛教的追儺與靈魂的理論》(1957)和《喇嘛教中的面具》。拉露在3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先後發表了三卷本的《巴黎圖書館館藏敦煌藏文寫本目錄》，1957年又著有《西藏的宗教》一書，1964年發表了《敦煌所藏十萬頌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藏文寫本》，此書為她贏得了學術界的榮譽。法國的重要佛學研究單位有：巴黎大學語言文學院、高等中國研究所、法蘭西學院、法國第七大學、現代東方語學院、法國遠東研究所、佛教與耆那教哲學中心、亞洲協會等。重要的學術刊物有：《亞洲研究》、《遠東研究所報告》、《印度支那研究所報告》、《法蘭西亞洲》等。
四、比利時 一般人都把比利時的佛教研究劃歸到與法國一派，稱為法國比利時學派。這一派的特點是對佛教各派都重視，因此又被稱為「現代學派」。比利時的佛學研究在歐洲至今仍有一定的影響，並且出現了許多世界知名的佛學家。蒲山是法國萊維的弟子。魏萊·蒲山(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1869年生於比利時，曾經學習東方語言學，後到萊頓大學從知名學者漢特利克·柯恩學習偈頌(gātha)，同時學習藏文和漢文。1895年任根特大學教授。1921年參與成立比利時東方學研究協會。他撰寫過30餘篇佛學論文，出版《佛教：目錄學》刊物。1925年出版的《涅槃》一書是他的代表作。他的最大的貢獻是將《俱舍論》和《成唯識論》譯成法文，同時還校訂《入菩提行經》、《菩薩地品》、《入中論》、《唯識二十頌》等經書，編輯了《敦煌藏文寫本目錄》。蒲山的學生拉摩特致力於《大智度論》的研究，曾經將此論譯出大部分，並做了詳細地註解，引起學術界的注目。他所著的《印度佛教史》又因內容廣泛，時間跨度長，為學者重視。現代學者魏查理(charls willemen)是比利時皇家科學院院士、根特大學中文系主任，撰寫過《法句經》、《法集要頌經》、《阿毗壇心論的研究》等書，論文有《六法發微》、《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研究》、《善無畏三藏的印度名字》等等。他對部派佛教之一的說一切有部有很獨特的研究，認為中亞的菩薩乘出現，是說一切有部推動的。他在美國、日本、印度、西歐諸國講學，培養了數百名學士和十名博士，其中有二名是中國留學生。現被印度貝納勒斯印度教大學、中國華東師范大學、北京語言文化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等學校聘為客座教授。
五、俄羅斯 沙皇一世彼得大帝親自下令收集藏、梵、中亞等各國文字的佛經抄本，還利用公開的外交途徑或「考察隊」的形式到中國各地搜集資料。1905年奧得爾捷夫和1914年奧爾布格等人先後在敦煌盜走部分漢譯佛典。另一些人則在我國新疆、內蒙古、西藏等地竊取了許多珍貴的文獻。據前蘇聯科學院已經公布的資料，數目達1243號，但據日本學者的統計，約為一萬余號，占敦煌文書的總數四分之一。由於沙俄政府佔有了這批資料，在皇家科學院內組織了學者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使得俄國的佛學研究與英法德等國並駕齊驅，出版了佛書文庫，出現了像羅森堡、徹爾巴斯基這樣的佛教大學者，俄羅斯的佛學在他們的領導下，最終形成了歐洲的彼得堡學派。
1919年，羅森堡經過對《俱舍論》的研究，發表了《佛教哲學問題》。徹爾巴斯基(th．stcherbatsky)，1866年出生於俄國，專攻梵語佛教，在藏文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校訂過大乘佛典《現觀莊嚴論》八千頌及藏文本《俱舍論》(單品)。在因明研究方面他尤有成績，撰成二冊巨著《佛家邏輯》(buddhist、logic)不朽之著，現已譯成漢文出版。1923年著有《佛教中心概念以及達摩(法)一詞之意義》，漢譯本、日譯本名《小乘佛學》。1927年著《佛教涅槃之中心概念》，漢譯本、日譯本名《大乘佛學》或《佛家涅槃論》等書。1942年逝世。徹爾巴斯基的研究方法是「於語言分析和概念分析」，認為「法」的觀念是佛教教義的中心，依照這一觀念，可以知道佛教是一個從基本原理髮展出來的形而上學的理論。70年代以後，為了與美國對抗，前蘇聯對東南亞的上座部佛教研究加強，像佛教與國家政治關系、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佛教等等都是學者研究的重點對象。1989年，前蘇聯解體，俄羅斯與中國接觸增多，對藏傳佛教和中國大乘佛教的研究投入增加。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是最主要的佛學研究單位，土爾卡諾夫曾經出版過關於唯識學的研究著作。此外，莫斯科大學、布爾亞特社會科學研究所等也是研究佛教的主要單位。
六、其他歐洲國家 20世紀歐洲的東方學發展很快，佛教作為東方學的一支盡領風騷。除了上述幾個重要的國家外，佛學研究在整個歐洲都有分布。對藏傳佛教研究最早的是匈牙利學者喬瑪，他在西藏住了7年，回歐洲後撰文介紹了西藏和藏文佛經。現在義大利的藏學研究在國際學術界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1896年，那不勒斯大學的洛倫佐已經開始研究巴利文經典，將《中阿含》譯出124部，還譯出了南傳佛教的基本教義問答讀物。本世紀上半葉，義大利杜齊多次到我國西藏弄走大量經卷文物，並對這些經卷文物做了深入研究，發表了不少有影響的作品，如《蒙藏佛教史》(1967)、《西藏宗教》(1980)等，還對一些梵文經典做了校勘，使他成為世界知名學者，其擔任所長的義大利中東和遠東研究所成為世界最重要的藏學中心。1855年，丹麥學者福斯博爾第一次將《法句經》譯成拉丁文，以後又將《本生經》譯出6卷，對推動歐洲的佛學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後福斯博爾又和他人一起編纂了《巴利語辭典》。特倫克內爾和亨德里克森在丹麥皇家學院的支持下再一次編輯了《精密巴利語辭典》。哈爾對西藏的語言——象雄語的研究處在世界領先水平。1895年，荷蘭的柯恩將《妙法蓮華經》譯成英文，後來又撰寫了《印度佛教手冊》、《印度佛教史》等書，他是歐洲研究大乘佛教的先驅。許理和出版了《佛教征服中國》巨著，從社會學的角度討論了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特點。此書已經譯成中文。現在烏特萊希特大學的維特則對法稱和印度哲學有很深入的研究。在藏傳佛教方面則有狄雍，他撰寫了《米拉日巴傳》，對《辨中邊論》也有自己的看法。奧地利的著名學者是弗勞瓦爾納，他以研究佛教邏輯和哲學為重點，撰寫了《原始毗奈耶與佛典的起源》，創辦了《維也納南亞東南亞學刊》。其弟子斯泰因克爾內爾繼承乃師的衣缽，專於法稱的哲學。內貝斯基對西藏的文獻和民俗有深入的研究，發表的著述有《對西藏造像的一個貢獻》和《維也納人類學博物館藏文木刻本和手抄本書籍》等。
本世紀以來，一些亞洲的佛教僧人和學者到歐洲定居，他們將佛教的典籍譯成西方語言文字，並撰寫了佛教的著作。由於他們自幼受到佛教的薰陶，又學習了西方語言文化和治學方法，因此對佛教的理解和佛經的翻譯，既得心應手，又釋義準確，這些著述無疑也對歐洲的佛學研究是一個極大的促進。
七、美國 對佛學的研究美國晚於英法德等國，但後來居上，現在影響最大，成果最多，已經成為西方國家的一個主要群體。美國人對南傳佛教的接觸，可以說很早。1894年保羅·卡羅斯在美國出版的《佛陀的福音》一書，選用的材料就是來自上座部佛教。1893年在芝加哥舉行的世界宗教會議，會上斯里蘭卡僧人達磨波羅作了演說，呼籲人們要對佛教重視，佛教漸漸為人所知。1895年，一群關心宗教的人在紐約成立了靈智會，不久摩訶菩提會美國分會成立，出版了南傳佛教著名論書《清凈道論》，表明南傳佛教已經在學術界產生了影響。此時由哈佛大學瓦倫為首，朗曼、克拉克、印格思等人參加編纂的《哈佛東方叢書》，譯介了多部佛教著述。朗曼的老師是惠特尼，曾經編寫了《梵語語法》，對學習和研究梵文起到過重大的作用。朗曼主攻印度文學與梵文，受聘為哈佛大學教授，編纂了《梵文讀本》。1890年朗曼被任命為美國文獻協會主席，同時又是外國學術委員會委員，他極力關心叢書的出版，已出版的《佛經翻譯》、《法句經注釋》和《經集》被認為是最好的譯本，他本人也被譽為是「美國的麥克斯·謬勒」。《哈佛東方叢書》的出版，標誌了美國的東方學界與歐洲的學術界並駕齊驅，為現代美國在東方學領域居於領先的地位打下了基礎。耶魯大學的埃傑頓編輯了《佛教混合梵語：文法與辭典》，哈特編寫了《梵語速成學習法》。史達爾對佛教因明學，蘭卡斯特對耆那教、印度佛教、中國佛教都有精到的研究，近年來又致力於電子版大藏經的錄入。a.k.納拉因曾任聯合國世界佛教研究會秘書長，與世界佛教學者相熟，重點是研究中亞絲綢之路的佛教，曾經培養了數名華人博士。50～60年代，禪宗研究在世界風靡一時，滲透到哲學、文藝、音樂、醫學、心理學、社會學各個研究領域。在這方面影響較大的是亞米斯的《禪與美國思想》(1962)、杜姆林的《現代世界佛教》(1960)、卡普洛的《禪門三柱》、福洛姆的《心理分析與佛教禪學》和《愛的藝術》、格雷厄姆的《天主教禪》(1963)等。美國的禪宗披上了新大陸的形式，有所謂的頹廢禪、雜燴禪、方禪和禪外禪等。此外，為了配合美國對東南亞的侵略，學術界還大力開展了對中國和南亞、東南亞各國的佛教現狀調查研究工作。普林斯頓大學組織出版了一套專門研究東南亞、南亞諸國與宗教關系的叢書。哈佛大學世界研究中心威爾奇發表了三部關於中國佛教的著作：《1900年至1950年中國佛教的實踐》(1967)、《中國佛教的復興》(1968)、《毛澤東統治下的佛教》(1972)。此外還發表了《對中國佛教的重新解釋》、《文化大革命以來的佛教》等文。卡胡帕卡納和賴特等人對大乘佛教的研究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特別是在中觀學和中國佛教史上的研究表現不俗。日裔學者北川是美國宗教學界的知名人士，他對佛教也做了很多的研究，發表過《佛教與僧伽》、《今日台灣佛教》等。50年代以後，在美國的華裔學者表現突出，如陳觀勝、巴宙等人。由於他們對祖國傳統宗教文化有深深地了解，又懂得西方的文化，在推進中西宗教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貢獻，受到了人們的尊敬，有些人已經躋身於世界一流學者的行列。陳觀勝的有名著作是《佛教的中國轉化》。巴宙曾經留學斯里蘭卡，到美國後對南北兩傳佛教作了比較研究，曾將南傳的經典《彌蘭陀王問經》校訂後譯成中文出版。
此外，在美國有很多華人佛教徒，他們對學術研究也傾其全力。1970年沈家禎創世界宗教研究院，其圖書館被認為是佛教藏書最多的圖書館之一。越2年建「菩提精舍」，該組織主要為研究佛學的人提供方便，具有學術性。1975年台灣名僧聖嚴法師在紐約建立了中華佛教文化館，下設三學研究院和禪中心，發行《禪道通訊》和《禪雜誌》刊物。凈海和永惺法師在休士敦建德州佛教會，講授佛學。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人洛克維爾兩次到西藏探險，回國後寫作了《喇嘛之國》(1891)、《西藏》(1891)、《釋迦牟尼傳》(1907)、《拉薩的達賴喇嘛及其與清朝的關系》(1910)等書。繼之有尼達姆編輯的《耶魯大學所藏的西藏文資料》(1960)、《西藏文物》(1960)等。韋曼是治藏傳佛教最有成就之人。他撰寫的重要作品有《佛教的創建與怛特羅傳統》(1962)、《佛教怛特羅中的女性活力的象徵主義》(1962)、《佛教與佛教混合梵語中的梵語》(1965)、《克珠傑的佛教怛特羅原理》(1968)、《佛教怛特羅的早期歷史文獻》(1968)、《佛教中觀派的貢獻》(1969)、《佛教怛特羅：對印度——西藏密教的解釋》(1973)、《教義之爭與桑耶寺的辯論》等。魯埃格的《關於西藏和佛教研究的一個新貢獻》(1962)、《覺囊派：佛教本體論者的一派(1963)》、《關於印度和西藏佛教與「宗教基質」的報告》(1964)、《布頓法師傳》(1966)、《關於西藏和蒙古宗教的最新研究》(1975)。埃克沃爾的《西藏的宗教習俗》(1964)。1958年，蒙古僧人旺格格西在新澤西建立了第一座藏傳佛寺。旺格曾在拉薩取得過格西的學位，1955年抵美，以講授蒙、藏文為生。寺院建立後不久，吸收了幾位從印度來的喇嘛，香火逐漸興旺。到70年代初，又新建美國佛學研究所，1973年翻譯出版了噶當派和格魯派的教義集成。旺格主要承繼格魯派學說，所以有人稱他為美國格魯派的開山祖師。寧瑪坐禪中心是土爾庫於1969年在加州貝克萊分校建立的一個寧瑪派佛教的組織。土爾庫熟悉密法，精研教義，吸引了一些人，又陸續開辦了寧瑪佛學院、佛法出版社、寧瑪鄉下中心、甘珠爾與丹珠爾印經計劃等組織，介紹了西藏的傳統佛教文化。在美國凡是與東方語言文化相聯繫的大學和研究所，都與佛學研究有這樣或那樣的聯繫，像哈佛大學宗教系、耶魯大學遠東系、夏威夷大學哲學系、威斯康星大學南亞系、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系、華盛頓大學亞洲語言文學系等都有研究佛教的學者。著名學術刊物有《世界佛教研究會會刊》、《東西方哲學》、《中西部佛法》、《宗教》、《美國東方學會會刊》、《美國人類學者》、《金蓮》等。
此外，在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也有一些從事佛教研究的學者。如加拿大的華裔學者冉雲華對中國禪宗有很多的研究。澳大利亞的狄雍對世界的佛教研究評論非常有名。
產生於亞洲的佛教，曾對亞洲各國的宗教和文化產生過深刻地影響，並成為各國民族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18世紀以後，不少亞洲國家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影響下，以往亞洲地區傳統治學模式開始發生變化，佛學研究走上了另一條道路。
一、日本 18世紀日本開始進行明治維新，派遣學生到外國留學和考察，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佛教界也在這個背景下，紛紛派人到歐洲和印度等地學習、考察。1876年日本凈土真宗東本願寺大谷派南條文雄受遣到英國牛津大學隨麥克斯·繆勒學習比較宗教學，重點是梵語和梵文原典研究，他在學習期間整理了佛經目錄，撰寫了《英譯大明三藏聖教目錄》的博士論文，這是採用西方的學術研究方法來研究佛教的最早成果，南條本人也成為日本引進西方宗教學研究法的先驅之一。他回國後，在東京大學教書，培養了不少日本的新人。1890年高楠順次郎也跟隨麥克斯·繆勒學習，回國後仍在東京大學教書，培養梵語和巴利語人才，同時又編纂辭書和叢書，主持《大日本佛教全書》和主編翻譯《國譯南傳大藏經》，出版刊物，撰寫文章，對印度佛教、中國佛教和日本佛教進行了多項研究，取得豐碩成果，有九卷本全集面世。此後還有凈土宗的渡邊海旭、荻原雲來、姊崎正治等到德國學習，他們同樣在印度佛教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成績。這時在國內的學者原坦山、井上圓了、村上專精等人的佛學研究同樣有名，村上專精撰寫的《日本佛教史綱》已在中國有了漢譯本，他是日本近代佛教史學的奠基人。日本研究印度佛教有成就的學者還有前田慧雲、木村泰賢、赤沼智善、宇井伯壽、中村元和平川彰等人。木村泰賢是高楠的學生，著有《原始佛教思想史論》、《小乘佛教思想史論》、《大乘佛教思想史論》和《印度哲學宗教史》(與高楠合著)。宇井伯壽畢業於東京大學，又到德國、英國留學，對印度哲學和中日佛教都有研究，著有《印度哲學史》、《中國佛教史》、《日本佛教史》，他對釋迦牟尼的出生年考證，影響很大。中村元研究印度宗教哲學的范圍很廣，還對東西方思想的比較有特別的研究。平川彰除了治印度哲學以外，在佛學研究方法論上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本世紀以來日本學者在研究中國佛教方面的成績最顯著。境野黃洋的中國佛教研究對中國學者影響很大，在中國最早出版的關於中國佛教史的著作就是他撰寫中國佛教史的譯本。常盤大定曾經五次到中國考察，拍攝和記錄了不少資料，這些資料已經成為中國當代佛教史的重要史料，例如山西凈土宗祖庭玄中寺就是他考證出來的。望月信亨是研究佛教經典的專家，他主編的《望月佛教大辭典》至今仍是內容最全的辭書，經常被學者使用。他對凈土宗的研究和疑偽經的研究也是非常有影響的。矢吹慶輝對三階教的研究是公認的最好成果，所著的《鳴沙餘韻》是敦煌文獻的結集。塚本善隆對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出版的《肇論研究》和《慧遠研究》是這方面的精品。道端良秀的中國佛教通史研究著作是大學生的課本，他和牧田諦亮對中國佛教的民俗也有很多的論述，後者對疑經的研究也有影響。鐮田茂雄撰寫的8卷本中國佛教史，目前已經出版5卷，台灣譯出了前3卷。另一本《中國佛教簡史》則在大陸譯出。他還是研究華嚴宗和宗密的專家。
在世界禪學研究的論壇上，日本的禪學研究可以說是比較突出的，不光是出的成果最多，最有影響，而且研究問題也最細。忽滑谷快天是日本早期禪學的集成者。1884年他入東京曹洞宗大學(現名駒澤大學)致力於曹洞宗學的研究，1911年冬奉曹洞宗當局之命赴歐美考察宗教及學術。1919年擔任曹洞宗大學教頭，後任該校校長。1925年獲文學博士學位。同年出任駒澤大學校長。一生著述甚豐，有《禪學批判論》、《禪學講話》、《禪之妙法》、《禪家龜鑒講話》、《清新禪話》、《參禪道話》、《樂天生活之妙味》、《達磨和陽明》、《養氣煉心之實驗》、《禪學提綱》、《信仰和民力》、《禪的理想和新人生的曙光》、《禪學思想史》、《普勸坐禪儀》、《朝鮮禪教史》等十餘種。其中《禪學思想史》是他的禪宗研究成就的代表作。全書體系龐大，分為「印度部」和「中國部」兩大部分。印度禪學論述了」外道禪」(婆羅門教和數論的瑜伽禪法)和「小乘禪」的特點及其歷史文化淵源，旨在說明佛教的禪法是源於《奧義書》等古代印度哲學名著，但有發展。」中國部」是全書研究和論述的重點。他按禪學的發展脈胳，分為六編：第一編為「準備時代」，時限從東漢末安世高到北朝梁武帝時的菩提達磨來華，論述了這一時期禪法經典的譯介情況。第二編為「純禪時代」，指從達磨至禪宗六祖慧能大師時止，論述了禪學的發展(禪宗的醞釀)和禪宗的形成的發展經過。第三編是「禪機的時代」，從慧能圓寂至五代末時止，論述了禪宗各分支的形成歷史和各支的宗教風格。第四編是「禪道爛熟的時代」(前期)，主要論述北宋禪宗的發展特色。第五編是「禪道的爛熟時代」(後期)，主要論述南宋禪宗的發展特色。第六編是「禪道變衰時代」，論述了元代到清乾隆時期禪宗逐漸衰敗的情況。他晚年著的《朝鮮禪教史》講述了禪佛教在朝鮮半島的傳入和發展，突出各個不同時期的佛教事件和重點人物。忽滑快谷天在禪宗研究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鈴木大拙是一位世界知名的現代日本思想家和學者。1870年他出生於日本名川縣金澤市。1891年入早稻田大學的前身東京專門學校，並在這一年參訪圓覺寺今北洪川禪師，對禪宗發生興趣。又拜新任總管宗演禪師參禪，進東京帝國大學。1893年隨宗演大師赴美參加世界宗教大會，擔任翻譯。1897年赴美留居拉薩斯，擔任編輯，在美期間翻譯了《大乘起信論》、《老子道德經》等名著。1909年回國任學習院講師，兼任東京普國大學教授，講授英文及佛教禪學。1921年任京都大學教授，創設「東方佛教學會」，發行《東方佛教》季刊。1933年因《楞伽經研究》(英文)一書而獲文學博士學位。1966年去世。鈴木大拙對禪學的研究可以歸納為兩方面：一是對禪宗歷史的考證，即利用敦煌發現的禪籍校核禪宗歷史上的疑團。他先後撰寫了《敦煌出土少室逸書》、《校刊少室逸書及解說》等著作。1934年他與胡適在北京大學進行了面對面討論，認為《壇經》的作者是六祖慧能。另一方面是對禪學思想的研究，為後世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主要有《禪學入門》、《禪與念佛心理學的基礎》、《神秘主義與禪》、《禪與日本文化》、《禪與生活》、《禪學隨筆》、《禪問答和悟》、《禪佛教論集》等等。鈴木大拙曾這樣概括禪宗的目標：「禪本質上是洞察人生命本性的藝術，它指出從奴役到自由的道路。」
20年代以後，日本學者對陸續發現的《壇經》各種不同的版本進行了比較研究。松本文三郎是這方面研究最早的學者之一。他在《六祖壇經的書志學研究》一文里，認為敦煌本的《壇經》是唐末的本子，雖不是善本，但卻為後來本子的基礎。宇井伯壽在《壇經考》里，對十幾種不同版本的《壇經》進行考證，指出《壇經》有敦煌本、惠昕本、德異本或宗寶本三大系統。柳田聖山的《初期禪宗史書的研究》，對敦煌本《壇經》的作者、形成做了考察，認為《壇經》是牛頭禪派與神會禪派互相影響的結果，作者法海原是牛頭派禪僧，後來被說成是慧能的弟子。《壇經》編纂時間當在《曹溪大師傳》與《寶林傳》之間。後來他又進一步認為，《壇經》實在是從神會的《壇語》發展而來的，「敦煌本《壇經》正是開元初期神會的新佛教運動的紀錄」，可以看作是「八世紀禪佛教思想史的成果」。日本駒澤大學禪宗史研究會還於1978年發表了《慧能研究》一書，將有關慧能的十八種資料進行了整理和比較研究，是為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日本學者對敦煌禪籍中冠以菩提達摩之名的語錄和其他早期禪宗文獻進行了研究。鈴木大拙認為《二入四行論》一文中，第一、二部分為達摩所說，第三部分為慧可所述。宇井伯壽認為大部分為慧可所述。柳田聖山則認為，前二部分為曇林所傳，與慧可無關，第三部分為達摩和慧可師徒間的問答。對《觀心論》，神尾(弌)春認為由神秀所撰，鈴木大拙則認為是達摩述，弟子記錄而成的。對《絕觀論》，久野芳隆和關口真大認為系牛頭法融所作，鈴木大拙則認為是達摩所作。此外，日本學者還整理了《達摩禪師論》、《修心要論》、《大乘五方便北宗》、《楞伽師資記》、《傳法寶紀》、《歷代法寶記》等禪籍，推動了早期禪宗，特別是北宗禪的研究，使禪宗的歷史變的更加清楚。1926年胡適校訂出版了《神會和尚遺集》一書，日本學者對此非常重視，於是也開始進行了有關神會的研究。石井光雄和鈴木大拙等人都對神會資料做了研究，出版了校本。日本學者還對許多敦煌的禪宗典籍進行了重點研究，比較有影響的著作有：鈴木大拙的《敦煌出土少室遺書》、《校刊少室遺書及解說》、《禪思想史研究第二》、《禪思想史研究第三》等；宇井伯壽《禪宗史研究》、《第二禪宗史研究》對禪宗的禪法、宗派及《壇經》等有不少研究；關口真大《達摩大師的研究》對與達摩有關的資料做了詳細的梳理；筱原壽雄和田中良昭的《敦煌佛典和禪》和田中良昭的《敦煌禪宗文獻的研究》，對敦煌禪宗典籍做了全面論述。1969年，日本學者編寫了20卷《禪的語錄》，對中國禪宗的代表著作進行了譯註，其中包括新校訂的原文、日本訓讀、現代日語譯文、注釋和解說，介紹了各書的原作者、編寫的時代背景、書的內容和特色、在禪宗史上的地位及各種版本等內容。柳田聖山主編的《禪學叢書》，收集了朝鮮和日本發現的一批禪宗典籍。近年研究禪宗的著作還有阿部肇一的《中國禪宗史的研究》、鈴木哲雄的《唐五代的禪宗》、石井修道的《宋代禪宗史的研究》等。1978年日本出版了《禪學大辭典》，收辭彙32000餘個，包括印度、中國、朝鮮、日本的禪宗歷史、思想、人物、著述等內容，還附有禪宗史跡地圖、法系、年表、禪籍分類要覽等。此外，日本學術界還編纂過5套南北大藏經，各種佛教辭典和年表、索引等工具書。日本的著名佛教學術單位以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最為有名，此外，各個佛教派別辦的佛教大學，如駒澤大學、大正大學、立正大學、佛教大學等也以研究某一宗派或某一方向而聞名於世界學術界。日本的佛教刊物非常多，重要的學術刊物有《印度學佛教學研究》、《日本佛教學會年報》等等。
二、韓國 本世紀初韓國的佛教研究開始走上新途。從1912年到1959年是韓國佛教研究的始發期。1917年問世的權相老的《朝鮮佛教史》和翌年出版的《朝鮮佛教通史》是韓國佛教研究的奠基之作。此二書按編年體形式，將韓國的佛教歷史進行了梳理，材料豐富，但在觀點和分析上還不夠深入，仍然帶有舊時期史學的特徵。以後，金包光的《朝鮮佛教史稿》作為院校教材而被使用。40年代末，東國大學在佛教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該校佛教研究室編的《新羅佛教全書·藏外雜談》是韓國資料整理的開端。1960年至1979年是韓國佛教研究的展開期，這時韓國的佛教研究有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一些從歐美等國留學回國的學者，成績突出，改變了以往的研究受日本的學風影響較大的情況。李箕永是留學比利時的學者，他對佛教論藏哲學的研究有較高的水平，對元曉的哲學思想有一定的研究，一生撰寫了有關佛教的著作百餘篇本。還有李民庸的《關於彌勒思想的研究》，以及金瑛泰的《新羅真興王信佛思想研究》、朴貴出的《關於圭峰禪師禪教一致論》等文，是這一時期的優秀成果。除了佛教思想的研究取得了成果外，在佛教宗派的研究上也有很大的進展，特別是禪宗的研究，表現突出，像禹貞相的《關於西山大師的教禪觀》、韓基斗的《關於韓國思想史中的三宗禪和二宗禪的論爭點》，《高麗後期的禪思想》、安啟賢的《曹溪宗和五教兩宗》、崔昌植的《關於高麗時代禪宗清規研究》、金瑛泰的《高麗曹溪宗名考》等文，都對韓國佛教的主流宗派——曹溪宗的研究具有專題性的意義。此外，對其他宗派，也有不少文章面世。如安啟賢的《新羅凈土教諸問題》、金智見的《新羅華嚴學的譜系及思想》，《新羅華嚴學主流考》、崔炳憲的《天台宗的建立》、黃成基的《圓測的唯識學說研究》、吳亨根的《元測的和思想》、高翊晉的《西明唯識的基本立場》、朴泰和的《新羅時代密教傳來考》、朴弼奎的《關於密教的特質及在韓國傳播》、金在景的《新羅密教修行及其性質》等文。在佛教民俗和儀禮方面的研究也有深入地開展，撰寫了很多這方面的文章，所有這些，為後來的研究打下了基礎。
1980年以後，韓國的佛學研究進入了成熟期。這一時期正是韓國經濟進入繁盛的時期，為韓國的佛學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動力，使佛學研究和出版事業有了迅速的發展。韓國的學術界出版了像《佛教百科全書》、《韓國佛教全書》等系列工具書和資料集成，基礎研究得到了加強，推動了佛學研究深入。除了傳統的宗派研究繼續進行之外，韓國學者對當代的佛教予以更多的關注，特別是本世紀上半葉殖民地時期的佛教研究，有南俊的《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佛教革新運動研究》、韓鍾萬的《韓國近代民眾佛教的理念及傳播》和韓龍文的《朝鮮佛教維新論》、俞鎮採的《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寺剎土地所有關系研究》等文，這些文章對當時人們的思想狀態、認識理念、理論建設等作了回顧，冷靜地看待過去。密教的研究在這時有繼續發展的趨勢，發表的文章有鄭泰赫的《關於韓國佛教的密教性質的考察》、《高麗時各種道場的密教性質》、金瑛泰的《三國時期的神咒信仰》、佛教文化研究院編輯的《韓國密教思想研究》、徐潤吉的《韓國密教思想研究》、金容煥的《關於佛教的真言研究》等。這些研究重點是在韓國密教的理論、儀式、思想等等，尤其對考察韓國佛教的民俗化過程有重要的意義。此外，韓國佛教的哲學研究也有了加強，如金瑛泰的《百濟的佛教思想》、李南英的《高句麗的佛教哲學》、李箕永的《新羅佛教哲學的傳播》、李鍾益的《高麗的佛教哲學思想》、徐京洙的《朝鮮後期的佛教哲學》等。在韓國佛教理論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文章發表，如趙容吉的《現代往生論考》、朴虎南的《佛教基本戒律表現的實踐思想》、韓基斗的《韓國佛教思想的研究》、法性的《關於韓國僧家的反思》、朴善友的《韓國佛教倫理對韓國社會的影響》等等。這一時期韓國佛教的美術研究的成果是顯著的，出版了文明大的《石窟岩佛教造像研究》、洪潤植的《韓國佛教美術》、鄭炳浩的《韓國石燈樣式史研究》等等。此外，有關韓國佛教文學和經版的研究也有新的進展。韓國的佛教大學最著名的是東國大學，圓光大學也有一定的影響，此外，漢城大學、高麗大學、慶應大學等各個學校都有研究佛教的人才或機構。佛學刊物有多種。
三、蒙古 本世紀上半葉，蒙古國取得革命成功，佛教基本上退出了歷史舞台，無神論信仰是社會思想的主流。下半葉後，蒙古國的社會隨著前蘇聯的解體，佛教的活動開始恢復，佛學的研究也隨之開展。ч·珠格德爾院士對蒙古佛教哲學進行了研究，他將佛教哲學在蒙古的傳播和發展分為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6～18世紀的注釋階段，代表人物有咱雅班弟達·羅布藏波爾萊(17世紀)、松巴堪布·益西班達(18世紀)、拉然巴·阿旺丹德爾(18世紀末～19世紀初)、格西·羅布桑楚勒特木(18世紀)。他們對古印度和西藏的哲學遺產做了注釋和整理的工作。第二個階段是19世紀的改革階段。代表人物有堪布·阿姆海都布及其門生阿旺巴登、呼圖克圖·丹津拉傑、日然巴·丹達爾、嘎布合·達木丁等人。他們都是具有愛國熱忱的喇嘛，提出要求清除宗教的束縛，改革宗教學校的教育，改造佛教理論，引進西方的文化及哲學體系。ч．珠格德爾還撰寫了《3.阿旺丹登的哲學觀》一書，分析了蒙古哲學的背景和佛教哲學的適應環境，指出正由於落後的社會經濟關系和知識水平，造成了蒙古佛教哲學不發達的原因。щ·魯布桑旺丹院士對中觀哲學做了較深入的研究。γ·魯布桑策倫探究了龍樹的方法論，認為龍樹的哲學將空看作無定性的質，以此證明空是離開感知對象和現象，離開具體特徵和關系的高度抽象。龍樹始終堅持同唯理主義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學作鬥爭。t·索德諾木達爾根分析了蒙古佛教思想家阿旺丹達爾的佛教邏輯。γ·勒哈格巴蘇倫研究了19世紀的蒙古思想家和詩人丹津拉布札的社會政治思想和哲學觀點。щ·達格瓦道爾吉撰寫了系列的佛教知識讀物，指出了喇嘛在革命前的蒙古社會中的落後作用，以及研究了宗咯巴的《菩提道次第廣論》中的關於人的思想。此外，還有一些蒙古佛教史、佛教醫學和現代佛學的問題得到了討論。
四、越南 佛學研究在越南早期主要受到法國學術界的影響，因為越南曾經是法國的殖民地。50年代以後，越南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佛教研究的成果不是很多，陳文呷的《越南佛教史略》，對越南的佛教歷史勾出了線條。以後有討論古代中越佛教僧人的論文發表，但所引的材料皆為中國史料《高僧傳》的記載，也有信仰者寫過佛教史一類的著作。1978年以後越南學術界開始對佛教的研究做了不少的工作，由越南國家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阮才書主編的，發表在哲學雜誌上連載的《越南佛教史》一書，是學術界的重大成果。此書系越南學者寫的第一本用科學的方法來公正地討論越南佛教的著作，系統地介紹了佛教傳入越南一直到本世紀的佛教活動。阮才書50年代曾經在中國留學，長期研究中國的哲學和宗教，因此對中國的史料比較熟悉，並大量地利用了越文史料，特別是抓住了禪宗、凈土宗這二個在越南佛教中最有影響的宗派為線索，同時也強調了中國佛教傳入到越南以後發生的民族化衍變歷史，論述客觀，實事求是，得到了學術界的好評。越文版重印二次，並已經被譯成了英文發行。此外，有關越南的佛教寺院畫冊也得到出版，比較集中地介紹了越南現存的寺院，有重要的參考意義。佛學研究現在在越南社會科學界中非常流行，許多大學都有學者和研究生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重要的學術機構是越南國家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呋喃研究所和哲學研究所。主要刊物是1999年剛創刊的《宗教研究》。
五、寮國 過去寮國是一個內陸國家，只有初級教育學校。佛教寺院是國家最基本的學校教育場所之一。本世紀以來，寮國長期受到戰爭的影響，佛學的研究沒有什麼成果面世。1975年寮國獨立以後，佛學的研究主要與社會政治相結合，寮國佛教聯合會會長坎丹法師專門撰寫了《寮國僧侶與革命》、《政治與佛教》、《佛教與社會》幾書，為新的社會制度從佛教理論上給予解釋。他說：「如果聯合會的成員正確應用佛的教義，遵循其道德，就能成為革命性變革的參與者，為國家和人民作出貢獻。」另一位著名僧人鮑禪則認為：「佛陀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自己一無所有。」在佛教界出版的一些刊物中還對佛教教義的基本概念賦予了新的內容，如將「西方世界」解釋為世間的美好；地獄是現實中的磨難，可以被轉化；勤奮工作是善的來源，傷害他人的心靈是惡的表現，等等。除了佛教與社會主義的討論之外，還曾經流行過其他的思想流派。萬象巴利高級學校校長摩訶·坎奮·披羅風針對殖民主義的侵略和傳統宗教文化喪失的現象，提出保護和弘揚傳統文化的主張。在他的一系列著述里，高度贊揚佛陀教法，讚美佛陀生平、佛教儀禮與節日以及寮國傳統習俗和道德等等主張。居士胡·阿帕伊等人受現代西方思潮的影響，推崇改革。認為對寮國傳統宗教需要重新認識、補充和改革，使之適應現代社會，為此，需要革新教義，改革儀禮，重建僧伽，開辦佛教學校，編纂符合現實社會需要的新教科書，普及佛教育，選派優秀僧人出國學習，使佛教更好地和現實社會結合在一起，改變以往那種佛教徒光是追求自我解脫涅槃，忽視社會的冷漠態度和利己主義的做法。改革派的主張自50年代後一度影響甚大，他們提出的很多主張都得以實現，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民族聯合黨主席蓬·蘇萬納馮等人對上述兩派主張採取了折衷調和的態度，試圖把無神論與原始佛教、現代科學和佛教教義統一起來。他們提出天堂就是物質和精神上的幸福，涅槃是死亡的存在，地獄就是現實世間，它既無幸福也無苦難。神和精神都不存在，人類世界沒有一項是實在的。他們還用佛教因果理論來解釋自由問題，用佛教五戒說來解釋社會公正原則。萬象僧人摩訶·帕·阿難陀(1911～1968)為首的佛教復興派是來自國內僧界的代表。此派在總體上強調佛教的傳統性，要求回到佛陀的昔日時光，被認為是寮國原教旨主義的代表，但在局部問題上又認為面對現代複雜的社會，可以做一些小小的改革，特別是在佛教教育和慈善福利事業方面做些改革，以適應現代社會。阿難陀17歲時皈依佛教，系統地學習了佛教理論和禪定實踐，並且遊歷了不少佛教國家，汲取了不少佛教知識。回國後力倡佛教復興運動，建造寺院、創辦佛教學校、發行刊物、成立佛教組織、孤兒院和青年修鍊中心等，他還撰述佛教論文、專著多本，對寮國佛教復興運動的發展起到過重要作用。
六、柬埔寨 50年代是世界佛教全面復興的時期，新獨立的柬埔寨在政府的扶持下，掀起了一個佛教活動熱潮，與世界佛教復興運動呼應。柬埔寨過去沒有高級佛學院，培養高級人才都要到泰國或越南等國。1955年國內建立以國王名字命名的「蘇拉馬里特佛教中學」，普及培養佛教初級人材。1959年西哈努克佛教大學正式落成。該校為柬埔寨佛教高等學府，學僧來自僧界，考入此校學習3年者可獲一般畢業文憑；再學4年者，經考試合格可獲學士學位；已獲學士學位繼續深造，通過答辨可獲博士學位。至此，僧人教育形成了多層次的立體教育體系。學僧在校既要學習傳統佛教理論和語言知識，還要學習西方社會科學知識和實踐禪修活動，以培養行解雙優的佛教人才。1968年編纂翻譯了近40年的高棉文佛教三藏終於全部出齊。這部高棉三藏共11o卷，其中律藏13卷，經藏63卷，論藏34卷。1969年4月1日國家為此舉行隆重的慶典，主要領導人都出席了儀式。現代柬埔寨著名僧人學者有：章納法師(preah chuon nath，1833～1969)，曾於1948年起擔任大宗派僧長達20年之久，對古代和現代語言有精深地研究，所編纂的高棉文字典最為著名。胡達法師(preah hout tat，189l-)，曾任西哈努克大學校長，1970年繼任大宗派僧長，還擔任了三藏編譯委員會主席，為高棉文三藏編譯工作立下了功勛。喬摩法師是一個豐產的作家，一生致力於佛教知識的普及工作，而且對現實存在之問題，根據佛教教義提出可行的答案，主要譯撰有：《治國知識必讀》、《生命之問題，據佛陀和學者而言》、《涅槃的概念》、《戒律的概念》等11部。潘卡法師是最著名的佛教史學者，擅長於佛教和印度教的研究，著有《柬埔寨佛教》、《高棉文化與文明》、《吠陀、婆羅門、印度教教義》和《高棉與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