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後唯識學的南下
嚴耀中
學術乃至思想意識之興衰，必有因果可尋。這裡所謂因果，不僅是說促成其興衰的條件環境，也指它的前源後流。從後者言，如其所謂衰，則並非是亡，即並非泥牛人海無消息，在社會意識里消失得無影無蹤，往往僅是不再成為眾所矚目的熱點而已。其說或守成，或寄寓，或支離，似無氣象，實則有蹤，一旦時移境遷，條件成熟，還能老枝新芽，梅開二度。中國佛教中之唯識學可作一例，具說如下。
闡揚唯識學的主體是所謂的唯識宗。唯識宗是在唐初由玄奘大師及其弟子窺基等創立的，它的宗義簡單地講就是論述「一切有為無為，若實若假，皆不離識」，並闡釋一切諸法是如何依「識」而起，緣「識」而變，以及「識」的種種含義和怎樣轉「識」成智，以達無漏涅檠。這種關於本體及現象緣起的哲學非常精緻和複雜。其創立的機遇是玄奘到印度的取經，習得無著、世親一系的大乘瑜伽學說，歸來後在長安大慈恩寺翻譯並傳授唯識學經論，其弟子窺基據此編譯成集該宗要義的《成唯識論》，並藉以授徒傳學，故此宗亦稱慈恩宗。 、
該宗在中國的建立既有必然也有偶然。說必然，是因為那時佛教的經院哲學在印度已經十分成熟，而中國佛教經過六七百年的流傳，尤其是東晉以後義理佛學的發展，也對提高佛學理論層次有著強烈的需求，這表現在持續不斷的佛經翻譯和一波又一波的西行求法。在絲綢之路暢通的情況下，印度的各種佛教學說都遲早會流人中土。事實上，唯識思想在南北朝期間已斷斷續續地介紹到中國來了，經過交融發展，時至隋唐，似乎也有著匯流成學的一種趨勢。
然而道亦依人而興，人就成了道之興衰的偶然因素。可以說沒有玄奘大師的艱苦西行尋求真理，沒有他的博學才智，沒有他在當時佛教界的崇高威望和唐朝皇室所給於的禮遇，唯識思想則難以在中國形成宗門。因此在玄奘、窺基師徒圓寂後沒多久，人去茶涼，作為唯識「宗」的重要特徵的傳授系統消失了，且一時無新說後續，不得不從統治意識的主流中黯然退出，於是就有唯識學曇花一現，從此消亡之說。
一種學說之流傳，主要是靠著兩個載體：一是書籍經典，二是修習之人。有前者而無後者，可說是已成絕學；有後者而無前者，其說難以昌盛，但不能說它已經消亡；如二者俱在，所謂此種學說之衰，那僅僅只是比不上流行之新說，從原來顯學的位置上退下來，默默傳習而已。其實唐以後的唯識學就處於這種情況。
玄奘師徒之大作，一直好好地保存在各本《大藏經》里，並間或有單本傳存於各寺院中，自不待言。而研習這些經典甚至就此講學者，不僅代有其人，隨處可見，而且形成了一定的區域特色。唯識學在唐會昌之後並未滅絕，也已有證明，如呂激先生曾說慈恩宗在北宋時「繼承五代的風氣講《唯識》、《百法》、《因明》各論的相繼不絕，」並列舉了一些北宋時活動在北方的幾位慈恩學者的姓名，其中「宣和初(1119年)真定龍興寺僧守千(1064～1143年)為一大家」。70年代在鞏縣石窟寺發現了一批北宋慈恩宗的經卷和文稿，證實了呂先生的說法。其經卷內容是屬於該宗的「『不相應行法』的第24法」，文稿則是「龍興寺和尚文廣在當時東西兩京及河陽(孟縣)等寺脘內聽經和講經的心得體會，記錄而成的提綱和論文」。這說明慈恩宗在當時仍是一門顯學。此後，唯識學乃在北方延續著，如金「大定三年(1163年)父母舍送到元氏縣開化院唯識院出家，禮凈和尚為師。……後聽習經教並《唯識論》。至明昌二年(1191年)建壽堂並普同經幢一座」。另有一位言禪師「初講唯識、因明論，·又取《上生經》，交相發明，兼傳大乘戒，凡十有二年。」這些證明金代北方不僅有著唯識學的傳受乃至專門場所，對唯識學本身也頗有發展推進。
不過呂先生和其他學者都沒有特別提及慈恩宗在江南的情況。實際上，江南是唐以後唯識學發展的重心所在，研習者可謂代有其人。首先是在五代二宋，如《宋高僧傳》卷7《後唐杭州龍興寺可周傳》雲其「窮《法華》、慈恩、《大疏》，日就月將，斡運深趣。昭宗初，自江西回台越之間，命其啟發。梁乾化二年(912年)，受杭州龍興寺召開演，黑白眾恆有半千」。又如北宋末南宋初的寶覺大師曾「宗《唯識》、《百法》二論」，後來南下，被南宋高宗「詔加圓通法濟大師」。再如後唐的明悟大師在泉州時「閱因明論，宛如夙習。自爾博訪講席，遍禮道場，不五、六稔，大有領悟」，這至少表明在福建那般當時較邊緣的地域仍有慈恩宗的學者，還如後來亦南遊的無演曾「受唯識、百法論於延慶」，延慶也是位「聲名藉藉」的唯識學僧。
元代雖大祟藏密，但也帶動了佛教其它諸宗的發展，因為事相發達的密宗，也刺激了的教義事理的探討，故修研唯識之高僧迭出。如元代鎮江普照寺的釋普喜「精究慈恩相宗，研習唯識、師地、因明等論」，他還「素與雲南端無念相善。端為唯識之巨魁，天下無出其右。每與師論辯理趣，或有少失，師以正義救之。端亦為誠服而稱之」，當元朝皇帝在江淮建立「御講之所，普照居其一」，而「鎮江之民多有(普喜)圖像，隨處祠之，稱為吉祥佛」，可見其在當時唯識學中地位之高。另一位也在江淮御講所據一席之地的釋志德亦被譽為「大宏慈恩宗旨」。
從隋唐起，中國的僧侶大多是「一專多能」，因此可周在精通慈恩學的同時習《法華》、《大疏》等經論也可說是玄奘大師的遺風，普喜也「日誦華嚴大經，以10卷為常課」。情況相同的還有虛受，「法華》、《百法》、《唯識》，各有別行《義章》」。又如從義「論賢首，妄判華嚴；議慈恩，專用唯識」。這種情況，到了明清二代尤其突出。如明代的廣承在通「賢首教」的同時也「精相宗」。再如「二十入雲棲受具戒」的僧大真「著唯識合響，兼授金剛寶戒，建大悲壇，兼修事理二懺」。無際則被袁宏道贊為「法中之虎，竟一心之差別，洞八相之微芒」。而明代的四大高僧中真可著有《八識規矩》、《唯識略解》、《阿賴耶識四分略解》、《前五識略解》等唯識學著作，德清和智旭也都極力主張「萬物唯識」。智旭還著有《唯識心要》10卷，《新續高僧傳》卷九《清青陽九華山華嚴庵釋智旭傳》雲其：
「明天啟二年(1622年)也，尋往雲棲，聽古德法師講《唯識論》，疑與首楞嚴宗旨不合，問，古德雲：『性相二宗，不許和會。』心竊怪之，佛法豈有二耶?遂人徑山坐禪。明年精進，益深覺身心世界忽然消殞，從此性相二宗一時透徹。」
那位古德法師也是唯識學的專家。雖然這些出生和較長生活在江南的高僧在唯識學理解深度上遜色於玄奘、窺基等大師，但他們致力於唯識學的更加中國化，並在明代掀起了一股小小的唯識熱。
唯識學作為佛教之學，是附帶著宗教特徵的。也就是說，其學之興衰轉移亦必伴帶著宗教現象。對唯識學南下具有象徵意義的是以「慈恩」為名的寺院也在江南先後出現。如烏程縣慈恩教寺「錢氏建，號興國。元至正間改今額」。這「教寺」的身份，表明該寺確以傳學慈恩宗學為其特色的。又如山陰縣慈恩院「後唐長興二年(931年)謝君彥舍地建。……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七月改賜今額」。至明代宣德年間，任「左覺義」僧職的廬陵僧祖洲「念禪、講、教三宗名不可不正，奏以大功德、大慈恩、大隆善三寺為之，繇是三宗弟子各有依歸，傳道授業，而綱緒始無紊亂矣」。此舉在江南各地當然也有所反映，如在尤溪縣即見有慈恩寺；泰和縣慈恩寺的田產還頗大，「弘治間災，知縣楊南金奏請割慈恩寺之半」等等。更有象徵意義的是唯識宗創始人玄奘大師的頭蓋骨也到了江南。《景定建康志》卷46《天禧寺》條雲：
在。金陵曾可政瑞拱元年(988年)得於長安終南山紫閣寺。俗呼為白塔，事具塔記」。
玄奘大師的頭蓋骨在南京一直保留到本世紀，代表著唯識學的光芒在此地輝照著千餘年。
唯識學在江南雖沒有像禪宗、凈土宗那樣人多勢眾，但與別它諸宗相比並沒有遜色多少，始終是像模像樣的存在著。究其原因，有下列幾點。
第一，唐宋之間，經濟重心自關中洛陽一帶移至江南，江南成了全國最富饒的地區。尤其是在唐末五代，中原戰亂不斷，而江南則相對穩定。宗教作為一種消費性的事業，是需要足夠的財力支持和相對安定的環境，才能繁榮起來。江南的富饒，能有足夠的經濟條件使寺廟林立，也能供養一些高僧深究佛理，因此唯識之學，即使比較深奧，也還會不斷有人鑽研的。
第二，前面提到，慈恩宗北宋時在開封一帶非常興盛，這對唯識學在江南的流播也深有影響。後漢、後周及北宋相繼建都於開封，實際上是經濟重心由關洛向江南轉移過程中在政治上的一種反映。同樣根據文化和經濟發展之間的依存關系，包括慈恩宗在內的各種文化在汴京的繁榮，也是一種中繼性的表現。換言之，唯識學的精華必然會由此就近流入江南，並在那裡帶動發展。
第三，唐宋以後，江南的人文愈加發達，更是提供了對佛學深究的有利的氛圍。唯識學的精深，會使醉心於義理佛學的人所津津樂道。盡管人數很少，也總使江南時有一、二唯識學者聞名於史。至於有所涉及之就更多了，如明代的袁宗道在江南時試圖用因明的概念來闡述孟子的四端義時說：「乍見孺子人井，而惻隱可見矣。謂之曰乍見，隨感輒應，那有毫髮許別意攙入，正所謂第一念也。蓋此個離元明本體不遠，不曾轉入第二念。如第二月非是月影，禪家謂之現量，轉入第二念便是比量，非量矣」。此不僅表明了儒佛合流的一種傾向，而以因明概念為禪家說，也說明唯識學至時仍對佛教諸宗，乃至整個傳統文化，能起有益的補充作用。故文化愈是發達，對此種需求會更加強烈，唯識學也就水漲船高了。
第四，唯識宗自身也有一些利於在江南傳播的因子。創立該宗的玄奘大師貫通大、小乘及大乘空、有二宗。梁啟超說：「會通般若、瑜伽，實奘師畢生大願，觀其歸後所譯經論，知其盡力於般若，不在羅什下也。」玄奘及其學生的努力也體現在唯識學裡。《成唯識論》卷八的頌雲：「圓成實於彼，常遠離前性，故此與依他，非異非不異，如無常等性，非不見此彼」，就是般若中道觀的反映。般若學自東晉六家七宗起，在江南有著長遠的影響。唯識學既和其有著足夠的共同點，當也有利於其在江南被接受。另一方面，正象鐮田茂雄先生所說：「(華嚴宗)受初唐玄奘所傳的唯識佛教的刺激而形成的。它和華嚴思想也非常密切。唯識學在唐以後和華嚴宗一起南下，亦非偶然。也就是說唯識宗空、有相貫，能與佛教其他諸宗諸說交流，本身也具有很大的圓融性，這不但符合當時中國佛教發展的潮流，而且使其能始終成為佛教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可能設想，如果唐以後唯識學沒有在以江南為中心的存在，真的成了絕學，以後還能梅開二度，在近代中國的學術史上放出奇葩來。因此，唯識學在江南的流傳不息，意義不小。它為江南佛學繼續保持理義見長的特色，也出了一份力。更為其自身在晚清時以金陵刻經處為中心的重新弘揚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