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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尼，梵文 bhikkhuni 又作苾雛尼、比呼尼、尼、除女、董女、沙門尼，俗稱尼姑。滿二十歲出家，受了具足戒的女子，稱為比丘尼。中國第一個比丘尼是凈檢。在東晉昇平元年（三五七年）受了具足戒，正式成了比丘尼。
比丘尼的記載依《大愛道比丘尼經》所載，比丘尼的出家，始於佛陀的姨母摩訶波闍波提（大愛道），她誓守八敬法，而被允許出家受戒。在我國，依《比丘尼傳》卷一所述，西晉建興年間（313～317），尼僧凈檢從西域沙門智山剃發、受十戒。昇平元年二月（357），請曇摩羯多立比丘尼戒壇，凈檢等三人共於壇上受具足戒，這是我國比丘尼的開始。在日本，司馬達等之女善信等人從高麗僧惠便出家，後至百濟受具足戒，是其濫觴。
關於比丘尼的戒律，在佛滅後、部派分裂以前，教誡極嚴。至部派分裂再分裂後，對比丘尼較為放寬。然而，因相傳女人障重，故戒條亦多，依《四分律》所載，比丘須守二五〇戒，比丘尼則須守三四八戒。
我國比丘尼的歷史在我國佛教史上，比丘尼之貢獻雖不如比丘之多，然其中亦不乏戒行精嚴、學優行粹之修行者。依《比丘尼傳》書中所載，由晉代迄梁武帝之間，我國佛教界即已有不少傑出之比丘尼。如道容‘戒行精峻’（卷一），令宗‘學行精懇，開覽經法，深義入神’（卷一），慧果‘常行苦節，不衣綿纊，篤好毗尼，戒行清白’（卷二），慧耀甚且燒身以供養三寶（卷三），凡此皆足令人欽仰。
古代世俗女子雖有讀書識字者，然真能登台講說者則極少見。《比丘尼傳》書中所載之比丘尼，則頗有能登台講解經律、著書立說者。晉穆帝時，妙相‘每說法度人，常懼聽者不能專志，或涕泣以示之’（卷一）。齊武帝時，曇徹‘才堪機務，尤能講說。剖毫析滯，探賾幽隱。諸尼大小，皆請北面’（卷三）。智勝研讀律藏，‘自製數十卷義疏，辭約而旨遠，義隱而理妙’（卷三）。由此諸例，可以窺見比丘尼在我國早期佛教史上地位之一斑。
至於二十世紀的後半階段，比丘尼也是台灣佛教的中堅分子。不唯人數遠較比丘為多，且頗多能獨當一面，弘法利生者。如證嚴創辦慈濟功德會，興辦大型醫院及大學，其弘法事業規模之大，為前此之台灣所未有。恆清為美國威斯康辛（wisconsin）大學博士，身任台大哲學系教授，且掌理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對台灣佛教高等教育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其他方面之傑出比丘尼，在台灣亦為數甚多。種種跡像皆顯示出，在現代台灣佛教僧團里，比丘尼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比丘尼的歷史故事比丘尼，是出家修行的女教徒，講求六根清凈，四大皆空，與朝廷素無瓜葛，但明朝的比丘尼卻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侵擾和追捕。永樂十八年(1420)，明成祖朱棣突然下令，將全國所有的比丘尼以及女道士，統統逮捕送到京師逐一審問，驗明真實身份。這場史無前例的大索天下比丘尼案，既打破了佛門千年來與世無爭的靜雅，也讓後人感到莫可名狀的疑惑。那麼，朱棣為什麼要捕捉天下比丘尼呢？
而事情的起因，卻是一場發生在山東境內，由唐賽兒(女)領導的農民起義運動。據《明史》及清代有關野史雜鈔記載:唐賽兒於永樂十八年二月，在家鄉蒲台(今山東濱州)聚集數千白蓮教徒，以紅白旗為號，揭竿而起，對抗朝廷。這場發生在山東境內的農民起義，因為規模小、持續時間短，且沒有震動明朝政權，所以連歷史教科書上沒有記述，但當時的皇帝朱棣卻“甚為震驚”，不但派出了“京營”五千精銳人馬，還把正在山東沿海“抗倭”的軍隊，也用在了鎮壓這場農民起義上面，很有股子“攘外必先安內”的架勢。
朱棣為何如此興師動眾?據筆者分析有以下原因。其一，起義發生在“遷都北京”前夕，直接影響到皇帝的“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朱棣決不允許在這種時候出任何亂子;其二，起義軍以“白蓮教”為依託，教徒對唐賽兒死心塌地，惟命是從，朱棣決不允許“邪教”蠱惑民眾;其三，起義軍隊伍不斷壯大，屢敗官軍，且唐賽兒對於朝廷的招安不理不睬，使朝廷和朱棣顏面掃地。種種原因，使朱棣對唐賽兒分外仇恨，對起義軍進行瘋狂鎮壓。因為寡不敵眾，腹背受敵，起義軍只堅持了三個月就失敗了，但唐賽兒卻下落不明。
為了消除心中忿恨，為了防止死灰復燃，為了能夠殺一儆百，朱棣下令嚴察唐賽兒的行蹤，但搜捕工作沒有任何進展。民間搜不到，朱棣決定調整工作重心，把搜捕唐賽兒的重點放到了佛門。朱棣之所以這麼做，筆者認為有以下原因:一者，搜捕人員為了推卸搜查不利的責任，有可能以唐賽兒入佛門來搪塞朱棣。二者，佛門弟子遠離世俗，官府一般不介入，唐賽兒兵敗後極有可能混入佛門避難;三者，唐賽兒起義時，曾自稱“佛母”，朱棣以此認為唐賽兒與佛門有著某種關聯。史料中也有相關記載，朱棣因“唐賽兒久不獲，慮削發為尼或處混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站，逮之京詰之”。
於是，朱棣下令將北京、山東的比丘尼、女道士統統逮捕，押送朝廷審訊。同年七月，朱棣又命段明為山東左參政，繼續搜索唐賽兒。段明為了完成這一任務，不僅把山東、北京的比丘尼逐一搜查，全部捕捉，甚至還逮拿了全國範圍內的數萬名出家婦女。關於此事，《明史》也有簡單記載:永樂十八年二月，山東蒲台唐賽兒反，唐賽兒不獲，溟逮天下出家比丘尼萬人。一直到朱棣病逝，他一心想捉拿到唐賽兒的願望也沒能實現。明朝強大而又嚴密的特務、巡察機構，在捉拿唐賽兒的問題上，因為不得民心，即使想出通過捕捉天下尼姑的荒唐、極端的辦法，最終也無濟於事，得到的結果是“賽兒卒不獲，不知所終”。唐賽兒究竟哪兒去了?多少年來，不少歷代史學家，為了尋覓這位巾幗英雄的最後歸宿，窮經皓首，至今仍無定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