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loads/content/2022/may/46f9fe892bcc3adf301668bf4fa81e1d.jpg">
一、
天台宗對宋
明理學的影響 智凱採取了「六經注我」、「隨義立名」等
方法，從當時
中國祖會的實際需要出發，對
印度佛教進行了取捨、發揮和再創造；又把
中國哲學中有關人的
心理活動、
精神修養、
人性等理論吸收到
天台佛學中，提出種種命題，並用一系列的範疇進行思辨論證，建構了
天台宗完整的
佛學思想體系。
天台佛學思想不僅直接影響其後的
佛教各宗，而且對宋
明理學也產
生了深遠的影響。
理學的出現，標誌
著我國古代
哲學進入一個新的
階段。 宋
明理學為什麼要援佛入儒呢？宗密《原人論》中提到
這個問題，他的
看法是：「推萬法，究理盡性，至於
本源，則
佛教方為決了。」這
是說，在「究理盡性」、探究
宇宙本原等
哲學理論方面，
佛學是最高明的。
儒家在這方面是不
入門徑，大為遜色的。所以李士謙在論三教時也說：「佛日也」，「儒五星也。」(一)［註：(一)《
佛祖歷代通載》三十九。］
對於這種貶責，不少儒
家人物是默認的。一些想重振儒學的
學者更是
自覺地
意識到
這一點。一方面，他們力求從
儒家固有的
經典中搜求有關
思想，如涉及
心性修養的《
孟子》、《
大學》，講
天道天命的《
中庸》等均被重視起來。另一方面，就是援佛入儒。把
佛教思辨的
本體理論、精緻的
心性理論和
直覺的
修持方式等加以改造、吸收，以充儒學之不足。正如全祖望
所說的：「兩宋諸儒，門庭徑路半出於佛老。」以其先導
周敦頤為例，《宋元學案》
中說：「又謂周子與鬍子恭同師僧壽涯；是周學又出於釋氏矣。」(一)［註：(一)《題真
西山集》。］又如程顥，《宋元學案》
中說：「
明道不廢佛老書，與
學者言，有時偶舉示
佛語。」程顥自稱「泛濫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二)［註：(二)《二程集》。］又如闢佛最有力的張載，《
宋史》
中說：「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三)［註：(三)《
宋史·道學傳》。至於
理學集
大成者
朱熹，則自述：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禪。」(四)［註：(四)《朱子語類》。］王陽明也自述，心學三變，其中一變是「訣佛老歸儒學」。實際上，
朱熹、王陽明
都是繼周程之後，汲
佛學以會通儒學最得其妙者。對此，
學者早有所識，張方平說：「
儒家淡薄，收拾不住，皆歸於釋氏矣。」袁枚
說得更為明白，
他說：宋儒「目擊佛老濤張幽渺，而
聖人之精旨微言，反有所悶而未宣；於是入虎穴，探虎子，闖二氏之室，儀神儀貌而
心性之學出焉。」(五)［註：(五)《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一。］確實如此，
理學以儒為宗，采
佛學之長補已之不足，從而突
破了儒學規範化以後導致的停滯、僵化局面，使儒學得到改造和發展，並
把我國古代
哲學推向一個新的
境界。 葉適曾說過：「程張攻斥老佛之深，然盡用其學
而不自知者。」(一)［註：(一)《習學記言序目》卷五十。］葉適
這句話道道
出了當時儒
學者對
佛家學說既吸收又排斥的
心態。據
台灣學者唐君毅在《略談宋明儒學與
佛學之
關係》一
文中統計，
宋代理學家中只有楊慈湖、直德秀是不闢佛的，明初的
儒者只有陳白沙、宋濂是不闢佛的。如張載、
朱熹、王陽明
都是極力排佛的。
理學家排佛儘管言論盡多，但大致不外乎幾點：
一是儒釋門之見，儒以正統自居而貶斥
佛學。二是儒為入世之學，佛為出世之學，儒斥佛空談
而不能經世致用。
三是斥佛為「導端之學」、「西方之教」，儒以道統自居。四是不知而作，
有些人沒有涉及
佛學之深處，就去批佛，
批評極其
皮毛。
理學對佛的「排」與「援」是辨證的統一，
理學在對
佛學的批判和吸收中前進、發展，是合乎
思想發展
規律的。在二者的比較中，
理學的「援佛」遠遠超
過了「排佛」。
佛學長期發展
成熟的
心性之學滲入到
理學內部，使儒學的
世界觀顯得更加深刻。因而從認識發展的角度來看，
理學的援佛入儒，無疑
是個進步。 關於
佛學入儒，
學術界一般認為：
朱熹近道、陸九淵近禪、王陽明近狂禪。
筆者認為，這些
都是從形跡
上看的，其實，對宋
明理學影響最大
的是天台宗的
佛學思想，
天台的
義理、
心性、思辨之法對宋
明理學之影響，可以
說是沉入深處，進到骨子裡，遠遠超過「不立
文字」的
禪宗。 宋
明理學的
代表人物是
朱熹和王陽明，要探索
天台宗對宋
明理學的影響，只要剖析一下
朱熹和王陽明
思想也就可見十之八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