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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台宗對宋明理學的影響 智凱採取了「六經注我」、「隨義立名」等方法,從當時中國祖會的實際需要出發,對印度佛教進行了取捨、發揮和再創造;又把中國哲學中有關人的心理活動、精神修養、人性等理論吸收到天台佛學中,提出種種命題,並用一系列的範疇進行思辨論證,建構了天台宗完整的佛學思想體系。天台佛學思想不僅直接影響其後的佛教各宗,而且對宋明理學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理學的出現,標誌著我國古代哲學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宋明理學為什麼要援佛入儒呢?宗密《原人論》中提到這個問題,他的看法是:「推萬法,究理盡性,至於本源,則佛教方為決了。」這是說,在「究理盡性」、探究宇宙本原等哲學理論方面,佛學是最高明的。儒家在這方面是不入門徑,大為遜色的。所以李士謙在論三教時也說:「佛日也」,「儒五星也。」(一)[註:(一)《佛祖歷代通載》三十九。]對於這種貶責,不少儒家人物是默認的。一些想重振儒學的學者更是自覺地意識到這一點。一方面,他們力求從儒家固有的經典中搜求有關思想,如涉及心性修養的《孟子》、《大學》,講天道天命的《中庸》等均被重視起來。另一方面,就是援佛入儒。把佛教思辨的本體理論、精緻的心性理論和直覺的修持方式等加以改造、吸收,以充儒學之不足。正如全祖望所說的:「兩宋諸儒,門庭徑路半出於佛老。」以其先導周敦頤為例,《宋元學案》中說:「又謂周子與鬍子恭同師僧壽涯;是周學又出於釋氏矣。」(一)[註:(一)《題真西山集》。]又如程顥,《宋元學案》中說:「明道不廢佛老書,與學者言,有時偶舉示佛語。」程顥自稱「泛濫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二)[註:(二)《二程集》。]又如闢佛最有力的張載,《宋史》中說:「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三)[註:(三)《宋史·道學傳》。至於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則自述: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禪。」(四)[註:(四)《朱子語類》。]王陽明也自述,心學三變,其中一變是「訣佛老歸儒學」。實際上,朱熹、王陽明都是繼周程之後,汲佛學以會通儒學最得其妙者。對此,學者早有所識,張方平說:「儒家淡薄,收拾不住,皆歸於釋氏矣。」袁枚說得更為明白,他說:宋儒「目擊佛老濤張幽渺,而聖人之精旨微言,反有所悶而未宣;於是入虎穴,探虎子,闖二氏之室,儀神儀貌而心性之學出焉。」(五)[註:(五)《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一。]確實如此,理學以儒為宗,采佛學之長補已之不足,從而突破了儒學規範化以後導致的停滯、僵化局面,使儒學得到改造和發展,並把我國古代哲學推向一個新的境界。 葉適曾說過:「程張攻斥老佛之深,然盡用其學而不自知者。」(一)[註:(一)《習學記言序目》卷五十。]葉適這句話道道出了當時儒學者對佛家學說既吸收又排斥的心態。據台灣學者唐君毅在《略談宋明儒學與佛學之關係》一文中統計,宋代理學家中只有楊慈湖、直德秀是不闢佛的,明初的儒者只有陳白沙、宋濂是不闢佛的。如張載、朱熹、王陽明都是極力排佛的。理學家排佛儘管言論盡多,但大致不外乎幾點:一是儒釋門之見,儒以正統自居而貶斥佛學。二是儒為入世之學,佛為出世之學,儒斥佛空談而不能經世致用。三是斥佛為「導端之學」、「西方之教」,儒以道統自居。四是不知而作,有些人沒有涉及佛學之深處,就去批佛,批評極其皮毛。 理學對佛的「排」與「援」是辨證的統一,理學在對佛學的批判和吸收中前進、發展,是合乎思想發展規律的。在二者的比較中,理學的「援佛」遠遠超過了「排佛」。佛學長期發展成熟的心性之學滲入到理學內部,使儒學的世界觀顯得更加深刻。因而從認識發展的角度來看,理學的援佛入儒,無疑是個進步。 關於佛學入儒,學術界一般認為:朱熹近道、陸九淵近禪、王陽明近狂禪。筆者認為,這些都是從形跡上看的,其實,對宋明理學影響最大的是天台宗的佛學思想,天台的義理、心性、思辨之法對宋明理學之影響,可以說是沉入深處,進到骨子裡,遠遠超過「不立文字」的禪宗。 宋明理學的代表人物是朱熹和王陽明,要探索天台宗對宋明理學的影響,只要剖析一下朱熹和王陽明思想也就可見十之八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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