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
禪宗是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宗派。禪宗因主張修習禪定而得名。它的宗旨是以參究的方法,徹見心性的本源。禪宗是儒道釋三家融合的重大思想成果,在思想史、文化史上起過很大的作用,有著特殊的意義。禪宗所蘊含的對本性的關懷,以及由此出發而展開的處世方式、人生追求、直覺觀照、審美情趣、超越精神,凸現著人類精神澄明高遠的境界,從而保持了它對禪宗愛好者的持久魅力。
禪宗,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以其特殊的內涵與神韻,歷來吸引了眾多學者的關注與研究。這種研究,正日益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喜人景象。
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禪宗研究以文獻學、歷史學的方法為主。20世紀30年代,敦煌佛教文獻的發現,歷史學理論與傳統的文獻考據結合,使禪宗研究出現了新氣象。如胡適即是以文獻學的、歷史學的視角研究禪宗,他的《楞伽宗考》、《荷澤大師神會傳》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自成一家之說,具有開創意義,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影響了禪宗研究的方向。1949年以後,人們常用哲學的方法論述禪宗歷史、思想,側重於揭示禪宗的思想價值。進入改革開放的80年代以來,禪宗研究領域出現了相當活躍的景象,有關學者從不同角度和側面撰寫出一大批研究成果。
其一,採取以文化研究為中心的方法進行研究。這類研究熱心於討論禪宗與文化的關系,作品有葛兆光《禪宗與中國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顧偉康《禪宗:文化交融與歷史選擇》 知識出版社,1990年 ,陳兵《佛教禪學與東方文明》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等。
其二,採取文獻學的方法進行研究。如郭朋《壇經校釋》 中華書局,1983年 ,楊曾文校寫《敦煌新本六祖壇經》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楊曾文編校《神會和尚禪話錄》 中華書局,1996年 ,周紹良《敦煌寫本壇經原本》 文物出版社,1997年 ,李申、方廣釒昌《敦煌壇經合校簡注》 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等。
其三,採取思想史方法進行研究。這方面的成果如洪修平《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 ,潘桂明《中國禪宗思想歷程》 今日中國出版社,1992年 ,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葛兆光《中國禪思想史》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麻天祥《中國禪宗思想發展史》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吳立民、徐蓀銘主編《禪宗宗派源流》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楊曾文《唐五代禪宗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等。
其四,採取比較的方法進行研究。這在對禪宗與文學關系的研究上表現得相當突出,涌現了一批可喜的成果,如陳允吉《唐音佛教辨思錄》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賴永海《佛道詩禪》 中國青年出版社,1990年 ,周裕鍇《中國禪宗與詩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孫昌武《禪思與詩情》 中華書局,1997年 ,季羨林《禪和文化與文學》 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1998年 等。
通觀這些著作,成果相當喜人。但我們為這些成果感到欣慰的同時,也發現在禪宗研究中,還留下了一些未曾涉足或涉足較淺的領域,等待著致力於禪宗研究的學者進一步調適視角、填補空白。吳言生博士的禪學三書,為禪宗研究百花園增添了春色。
吳言生曾師從著名學者霍松林先生,在陝西師範大學文學研究所攻讀文學碩士、博士學位。讀書期間,他根據自己的愛好志趣和知識積累,決定將禪詩作為研究方向。經由勤奮刻苦的寫作,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禪詩研究》。在此基礎上他又進一步對禪宗思想淵源、哲學象徵、詩歌境界等作專門的研究。2000年6月,言生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宗教學博士後流動站,從事佛學、詩學的研究工作。進站後,他對《禪詩研究》作了較大的調整和增補,形成了頗具規模的禪學三書,這就是呈現於讀者面前的《禪宗思想淵源》、《禪宗哲學象徵》、《禪宗詩歌境界》。
禪宗詩歌有數萬首之多,是一筆豐厚的文化遺存。現有的禪詩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文人創作的有禪意的詩歌,或是禪宗與詩歌的關系方面,而對禪宗詩歌本身則較少涉及。吳言生博士的禪學三書,在禪詩研究上有所突破,他以禪宗詩歌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採取理性與悟性並重的思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上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從而彌補了較少從禪宗思想淵源上研究禪詩、較少從禪宗哲學象徵角度研究禪詩、較少從禪宗詩歌本身研究禪詩的不足。
《禪宗詩歌境界》所探討的禪宗詩歌,是指廣義的禪宗詩歌,包括禪僧上堂說法時大量運用的偈語。與純文學性的詩歌不同,禪宗詩歌的著眼點不在於文字的華美、技巧的嫻熟,而在其內蘊的豐厚,因此作者的著眼點也放在這裡。作者指出,禪宗的終極關懷是明心見性,徹見心性的本源,也就是說,體會“本來面目”,是禪宗詩歌境界的起點。該書首先探討了“本來面目”的內涵,並分析了青原惟信禪師“見山三階段”的禪語所表達的禪宗審美感悟機制,在此基礎上對五家七宗禪詩進行了具體分析,對禪宗詩歌審美境界進行了總結。書後所附的《近百年禪詩研究論文要目》,反映了近百年來禪詩研究的輪廓,為有興趣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同道提供了珍貴的線索。
禪宗哲學是詩化哲學,往往藉助詩歌的手法,通過鮮明可感的形象,來表徵 “不可說”的本心。《禪宗哲學象徵》選取公案與頌古的合璧《碧岩錄》進行分類研究,分析了大量的禪宗語言,探究公案的意旨,分析頌古的禪悟內涵、運思特點、取象方式、美感質性,闡釋公案、頌古等對禪宗哲學的象徵。該書從禪宗語言的詩喻性切入,闡釋了禪宗哲學喻象的獨特意義,為禪宗研究作出了有益的探討和嘗試。
禪宗哲學象徵,表徵著禪宗思想。而要全面深入了解禪宗思想,又必須要追溯其淵源。《禪宗思想淵源》具體地論析了佛經對禪宗思想的影響。這些經典有《楞伽經》、《起信論》、《心經》、《金剛經》、《楞嚴經》、《維摩經》、《華嚴經》、《法華經》、《圓覺經》、《涅槃經》等。該書指出,強調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如來藏思想、揭示本心迷失緣由的唯識思想、以遣除掃蕩之不二法門為特色的般若思想、強調事事無礙的華嚴圓融思想,對禪宗思想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禪學三書的內容雖各有所重,但卻是邏輯地緊密聯系著的,因為佛教思想、禪韻、詩情向來就是一而三,三而一的。《禪宗的思想淵源》對禪宗詩歌予以特別關注,紛析了大量的禪宗詩歌,力求說明大乘佛典是怎樣經由禪宗的創造性繼承,轉化為靈動通脫的禪學感悟;《禪宗哲學象徵》對受大乘經典影響的象徵意象的溯源、對雪竇頌古百則的條分縷析,體現了作者在品評禪韻時,對佛教思想、詩情的充分關注;《禪宗詩歌境界》是建粒在對禪宗思想淵源、禪宗哲學象徵的理解基礎之上的,同樣體現著佛教思想、禪韻、詩情圓融一體的特徵。三書形成了各自獨立,又涵容互攝的闡釋系統,體現了作者縝密的思路和嚴謹的學風。
禪學三書作者在研究禪宗思想、哲學、詩歌時,採取了“理性”與“悟性” 並重的方法,來觀照和研究禪宗思想、哲學、詩歌,較好地適應了研究對象的特殊性。作者主張“以檐前雨滴的檐前雨滴在聽檐前雨滴”,而“此時所聽到的檐前雨滴聲就是自己,會有好像變成雨滴的感覺。不知道是自己滴落下來,還是雨水滴落下來”,這種物我一如的直覺體驗,來研究禪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作者又強調,必須與研究對象保持適度的距離,以求得價值的中立與結論的客觀。因此,作者在盡量吻合、尊重禪宗話語的前提下,藉助於中西方哲學、美學、科學話語來闡釋禪宗思想、哲學、詩歌。如藉助莊子的“混沌”、現象學的“本源性狀態”作為“本來面目”的參照,藉助現代天體物理學、相對論作為禪宗時空圓融境的參照,藉助審美距離說作為禪宗現量境的參照,反映了作者思維的活躍和視野的開闊。這種理性與悟性並重,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方法,對禪宗思想、哲學、詩歌的研究,無疑是比較切合研究對象的雙刃劍。
由於禪學三書“理性”與“悟性”並重,形成了將文學與哲學打通、詩情與禪韻圓融的特色。中國禪宗往往運用文學手法來表現其人生感悟、精神境界,因此有人說,透過文學而表達佛法的最高的境界就是禪。在文學與藝術的意境中領悟深刻的哲學思想,正是禪宗追求的智慧精髓。作者以較強的哲學領悟力與較紥實的古典文學功底的結合,努力使禪宗研究在文學與哲學之間達到溝通與融合,這是值得稱道的方向。
作者重視對禪宗思想、哲學、詩歌主要文本的研究思路,在禪學三書中有明顯的體現。作者重視對禪宗詩歌主要文本的研究,分析和解讀了大量禪宗詩歌。此外,作者還重視對禪宗思想、禪宗哲學的主要文本的研究。
其一,重視對禪宗思想的主要文本的研究。禪宗對大乘佛教精華廣為汲取,於上堂說法、機鋒應對之際,時時揭舉大乘經典的話頭。考察禪僧著述,可以發現,《楞伽師資記》、《壇經》、《頓悟入道要門論》、《禪源諸詮集都序》、《萬善同歸集》、《注心賦》等很多著作都大量引用了佛教經典。延壽編集《宗鏡錄》100卷,更是禪宗史上融匯禪教的鴻篇巨製。該書徵引了大乘經典120種,“諸祖語錄”120種,“賢聖文集”60種,使之相互映襯。要準確地理解禪宗思想,離不開唯識、如來藏、般若和華嚴諸經典。作者重視禪宗思想淵源的重要文本,即大乘佛教經典文本,以及它在禪宗語境中的運用,從而有助於理清禪宗思想淵源問題。學術界有一種觀點認為禪宗思想是以儒家文化為背景創立的,也有一種觀點認為禪宗思想是以道家文化為背景創立的,該書則以翔實的資料,揭示了禪宗思想受大乘佛教經典影響的事實。這對繁榮禪宗的全面研究,促進學術爭鳴,是有積極意義的。
其二,重視對禪宗哲學象徵的主要文本的研究。禪宗哲學,以解構為主,用的是“減法”,通過對思維定勢的消解,對情塵意垢的遣除,以徹見真如本心。然而,當作者“漫步禪林,透越銀山鐵壁般的公案,欣賞新奇瑰美的意象,涵詠睿智靈動的禪詩,卻驚奇地發現,構成禪宗哲學內涵的公案、頌古、意象,在電光石火中閃爍著理性深沉,在睿智險峭中流宕著通脫圓潤,體現了哲思與詩情水乳交融的審美最高境界”。根據對禪宗哲學象徵重要文本的分析,作者認為,無意於“建構”的禪宗,通過一系列的哲學象徵,實實在在地“建構”起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禪宗在表達“不可說”的本心時,採取的不是定勢語言,而是詩意的象徵,由此形成禪宗表徵本心的特殊的“能指”。從破譯詩學意象入手來闡釋禪宗哲學象徵內蘊,也是研究禪宗哲學的一種方法。
三、嘗試建立較為完整的闡釋體系
禪學三書中,對研究對象的融入式體證,與適應研究對象的闡釋體系是並行不悖的。對“本心”、“本來面目”的追尋,是禪宗的終極關懷,也是禪學三書一以貫之的主線。在此基礎上,作者根據對禪宗思想的理解,認為禪宗思想體系主要由四個部分構成:
其中,關於境界論,作者又認為有四個主要類型:一切現成的現量境,能所俱泯的直覺境,涵容互攝的圓融境,隨緣任運的日用境。這是從哲學內蘊的角度對境界論的表述,從詩學象徵的角度對境界論的表述則是:觸目菩提的現量境,水月相忘的直覺境,珠光交映的圓融境,飢餐困眠的日用境。
對禪宗思想體系的每一層面,作者又分別使用三組話語材料來加以闡說:大乘佛教經典話語、禪宗哲學象徵話語、禪宗詩歌境界話語。“本心”、“迷失”、 “開悟”、“境界”基本上囊括了佛教禪宗的要義。對境界論的四個主要類型,作者也以翔實的材料和客觀的分析,說明各自的側重點及其內在的關聯。這樣就形成了既相對獨立,又圓融互攝的闡釋話語體系,開放而縝密。
由上可見,吳言生博士的禪學三書,有著較強的開拓性、新創性,獨辟蹊徑,自成一家,是近年禪宗研究著作中令人耳目一新、不可多得的好書。
吳言生博士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宗教學博士後流動站後,甘於淡泊,潛心治學。現在,中華書局出版他的禪學三書,我為他感到由衷的高興。禪學三書的出版,將為研究禪宗思想、哲學、詩歌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可以預料,持之以恆,鍥而不捨,“咬定青山不放鬆”,吳言生博士一定會以更加厚重的成果,為中國的禪學、詩學研究做出新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