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法名對量，字印光，別號常慚愧僧，是陝西49頁第二行陽人。俗姓趙，後世佛門弟子都稱大師是大勢至菩薩再來。
大師自幼隨兄長讀儒家經書，常常以實踐和光大儒學為已任。曾仿照韓愈、歐陽詢，作駁斥佛教的文章。後來一病好幾年，方才感悟以前的錯誤，因而洗心革面，頓改前非。21歲那年，出世機緣成熟，大師就投奔終南山南五台蓮華洞寺出家，依道純和尚剃發。這年正是清朝光緒7年辛巳歲。第二年，大師在陝西興安縣雙溪寺印海定律師座下受具足戒。
大師出生6個月即患眼病，幾近失明，後雖病癒，而目力已大受損傷，眼睛稍稍發紅，就不能看書。受具足戒時，因為大師文章書法都好，故而戒期中所有書寫事宜，都由大師勞作。因寫字過多，雙目紅如血灌。幸虧大師在湖北蓮華寺當知客，在曬經的時候，讀過一本殘缺不全的〈龍舒凈土文〉，從而知道念佛往生凈土法門，是即生了生脫死的要道。因為這次眼病，大師更醒悟身體是病苦的本源，所以一有時間就專念佛號。夜裡別人睡下後，大師悄悄坐起念佛。寫字時，也是心不離佛。所以雖是奮力帶病書寫，仍然能夠勉強支持。等到全部寫完之後，眼病竟然完全好了。大師由此深心信解念佛功德不可思議，而大師一生自度度人，完全以凈土指歸，正是從此開始。
大師修凈土，愈久愈堅定。聽說紅螺山資福寺是專修凈土道場，大師便於26歲(光緒12年丙戍歲)辭別師父，獨自前往。這年10月入念佛堂念佛，沐浴凈土宗第十二祖徹悟祖師光明雨露，大師的凈業大有長進。第二年正月，大師告假朝禮五台山後，仍回到資福寺，歷任上客堂香燈寮元等職事。3年之內，在念佛正行之外，研讀大乘經典，因此深入經藏，妙契佛心，於凈土徑路修行法門，達到理事無礙的境界。30歲(光緒16年庚寅歲)，大師到北京龍泉寺為行堂。31歲(光緒17年辛卯歲)，大師住於圓廣寺。2年後(光緒19年癸巳歲)，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入京請《大藏經》，檢點、匯集、統計、整理，事務繁多而人手缺乏。大家都以大師辦事精密謹慎，。而向化聞和尚推薦。化老在接觸中，感到大師道行高遠超異，在南歸的時候，特請大師相伴共行，並從此請其住單於法雨寺藏經樓。寺中大眾見大師勵志精修，都深感欽佩，而大師從不自滿自足。
光緒23年丁酉歲夏天，寺中大眾一再堅請大師講經說法，大師再三推辭不掉，便為講了一座《阿彌陀經便蒙鈔》。講完，大師就在珠寶殿側，閉關兩次共6年，從此學理行願倍加精進;出關後，了余和尚與真達師等，特為大師建造一座蓮篷，以為供養，大師與諦閑法師曾先後在此居住。過了不久，大眾仍然迎接大師歸住法雨寺。44歲(光緒30年甲辰歲)那年，因為諦老為溫州頭陀寺請《大藏經》，又請大師一同入京幫辦一切事務。事情結束後，大師仍然南歸，住於法雨寺藏經樓。大師出家30餘年，直到清朝終結，始終收斂鋒芒，隱藏不露，不喜歡與人往來，也不願人知道他的名字，只希望能晝夜持念阿彌陀佛名號，早日證入念佛三昧。
然而宮中擊鼓扣鍾，宮外又怎能不聞;道德厚實、光明四射，終究是不能掩蓋住的。民國元年，大師52歲，高鶴年居士自作主張，將大師的幾篇文章，刊登在《上海佛學叢報》上，署名常慚。當時人們雖然不知道這是誰的著作，而文字般若的光明，已足以引發讀者的善根。到民國6年(大師57歲)，徐蔚如居士得到大師的3篇書信，即印刷發行，題名為《印光法師信稿》。民國7年(大師58歲)，徐居士搜求到大師的文稿20餘篇，在北京印行，題名為《印光法師文妙》。民國8年(大師59歲)，他又搜求到大師的一些文稿，再次印行續編，並與初編合為一書。民國9年、10年，兩年時間內，繼續增集大師的文稿，先後在商務印書館鉛印發行，在揚州藏經院木刻出版。民國11——15年間，不斷增加擴大，又在中華書局印行，題名為《增廣印光法師文鈔》。文章是大道的載體，大師的文鈔流通於海內，也就是大師的道德法雨滂湃於天下。如《凈土決疑論》、《宗教不宜混濫論》及《與大興善寺體安和尚書》等，都是句句見真諦，字字歸凈土，上合佛陀經旨，下逗眾生根機，發揮禪凈的奧妙，抉擇二者的難易，多有發明古代大德所未到之處。
徐蔚如居士為《文鈔》作跋說：「大法的高山被時光夷為平地，這種現象到今天已是最嚴重的了。真沒想到當世尚有具備正知正見，如印光法師這樣的高人。常說要續佛慧命，這就是啊」。又說：「法師的文章，沒有一句無來歷，深入淺山，微妙而契合當代眾生的機宜，確實是末法中的治病良葯。法師可說是善於認識選擇佛法津要，並竭誠奉獻滿腔熱忱，為眾生作依靠。」所以當時徐居士特地帶著《文鈔》，奉陪母親，親身前往普陀，竭誠禮敬大師，懇求攝受，准予母子二人歸依座下。然而大師仍然堅持不許，只是指點他們，往寧波觀宗寺，在諦閑法師座下歸依。民國8年，周孟由兄弟侍奉其庶祖母登山，再三再四地懇求，堅請務必收為弟子。大師觀察時機，依理難以推卻，就為他們各起法名。這是大師為人授歸依的開始，而其緣起實在是因為得《文鈔》的流通。
大師的文章，不僅佛理精通，即使是「格物、致敬、誠心、正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及「五倫八德」等，儒家治世的道理，只要與凈業三福不相違背，必定發揮得詳詳細細，而且文詞典雅不凡，所以才出現了洛陽紙貴，人人爭相請讀的局面。由於此書而仰慕大師道德，渴望列入大師門下的善男信女們，也日益增多。有的遠涉大海、近攀高山，請求攝受;有的書來信往，求賜法名。20餘年時間，在大師座下歸依的弟子，實在是難以數計。就是那些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凈業，得以往生的男女善信，也難以計算出來。可見大師以文字般若攝化眾生，利益世間，真是不可思議啊!
大師雖精通各宗各派佛法，但自行勸人，都是念佛法門。大師的在家弟子，許多都受過高等教育，甚至留學歐美。但大師從不與他們高談佛法哲理，只是一一勸他們專心念佛。這些弟子，聽從大師教誨，都能信受奉行，從沒有人敢於輕視念佛法門而妄生疑義，這都是大師盛德感化的結果。
大師耳提面命，開導弟子，既立根於佛典經論，又出於大師自己親證所得，從不離因果妄談大道，也不說空話大話。對於那些應當說服的人，無論是禪門尊宿，儒家魁首、甚至達官顯貴，在批評呵斥時，大師毫不寬容，從不拐彎抹角。對於那些應當攝受的人，無論是後生小輩、農夫苦力、乃至卑賤仆婦，大師從不拒絕，慈祥包容。以一佛乘平等情懷，普利上中下三根，於自己不存在順適背逆之情，只是以佛陀至理作為依歸。
大師一生最喜歡自己勞作。弘一法師曾親見64歲的大師，一人獨居，事事親自操作，決無侍者等人幫助。直至80歲去世前，大師仍是自已掃地、擦桌子、擦油燈、洗衣服，如此勞作，為人表率。所以每當見到有人懶惰懈怠，大師多半要誡勸。
大師一生最珍惜福報，不敢浪費。衣食住等都極為簡單粗劣，竭力排斥，享用精美。民國13年，弘一法師到普陀山，與大師同室而居，整整7天，足不出戶，從而有機會體察大師的生活行為。大師每天早晨食粥一碗，不吃菜。大師自己說，這樣的習慣已30多年了。飯後，以舌砥碗，舐凈後再用開水沖入，洗盪余汁，並以之嗽口、咽下。怕的是輕棄、浪費了殘餘飯粒。午飯時，大師是飯一碗、大眾菜一碗。飯菜都吃乾淨，再以舌砥碗，並沖水喝下，與早飯一樣。大師要求自己是這樣，勸人也十分嚴厲。凡見人飯後有剩餘飯粒的，必定要大加呵斥：「你有多大福報，敢如此糟蹋。」有一次，一位客人將剛沏了不久的冷茶倒入痰桶，同樣遭到大師的呵誡。
大師時時思念如今天當末法，世俗風氣越來越下降，如果不提倡因果報應，就沒有辦法挽回頹喪的世風，矯正人心。人根這樣陋劣，善報這樣淺薄，假使不實行信願念佛法門，絕對不能了生死、出輪迴。所以不論貴者、賤者、賢者、愚者，也不論男女老幼，凡有請求法益的，大師必定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因果報應、生死輪迴」的實事實理，諄諄啟發，使人覺悟，從而立定為人處世的根基。接著，大師又以「真為生死、發菩薩心、信願念佛、求生西方」變一平坦寬廣大道，教誨人們切實奉行，從而踏上超凡入聖的快速能到的路徑。
大師盡管深通禪宗與教理，但從不談深奧玄妙的禪機。凡勸人的，都是一聽就懂、又能夠實際修行的道理。凡聽到大師勸化的，全都是當下受益。這也正是蓮池大師評價辯融老人，「此老令人尊敬的地方正在此處啊。」因為大師平實無奇，言行一致，怎樣說就怎樣做，所以天下真修行人，都樂於親近大師，以致於叩關問道的人，多得數不過來。而大師從來都是以法為重、以道為尊;名聞利養等等，從不掛心。民國11年(大師62歲)，定海縣知事陶在東、會稽道尹黃涵之，匯總大師道行，呈請當時大總統徐世昌，題制「悟徹圓明」匾額，齎送於普陀，香華供養，成為一時的盛事。出家在家弟子都為大師高興，而大師卻置若罔聞。有人稽首請問，大師說：「空中樓閣，而自己實在是無此福德，慚愧尚且來不及，又有什麼值得榮耀的。」這在當今競相浮誇的年月，像大師這樣淡泊名利，真是足以力挽狂瀾、作中流砥柱，無論修道人還是世俗人，都能從大師身上受益良多。
大師對待自己非常節儉，對待別人非常優厚。凡是善男信女供養的錢財，大師全部替他們廣種福田，用於印行流通善書經典，或是救濟飢貧。只是權衡輕重緩急，認真計劃，妥善支出。如民國15年(大師66歲)，長安被困。解圍以後，大師立即從印《文鈔》之款，急撥3000銀元，託人速速匯去以賑濟飢貧。凡聽到哪個地方遭災告急，大師必定盡力提倡捐助，期望得到救援。民國24年(大師75歲)，陝西大旱，在得到王幼農居士書信告急之後，大師立即取出存摺，讓人速速匯去銀元1000元。匯款以後，大師讓德森師查賬，僅剩下100多元了。而此時報國寺所有開支，全賴大師維持，大師卻毫不在意。民國25年(大師76歲)，大師應上海護國息滅法會請求說法時，聽說綏遠災情嚴重，即在法會上對眾人表明，以這次法會共計1000餘人歸依、求戒等敬資，合計2900銀元，盡數捐去。此外，大師又從准備印書的款項中，出資1000元，以為捐助首倡。等到從法會回來，眾人在蘇州車站上迎接大師，准備請大師上靈岩觀景。而大師卻急急忙忙先回報國寺，辦理完匯款事宜，才與大師結伴登山。大師倡導眾生，對於救濟災難，就像是自己受飢、自己溺水一樣地關心，很多事例大多與此相類似。
魏梅蓀、王幼農等居士，在南京三汊河，發起創辦法雲寺放生念佛道場，請大師參加，並制定寺規。繼而又由任心白居士請上海馮夢華、王一亭、姚文敷、關綗倒數第十一行，之、黃涵之等諸位大德居士，住這裡開辦佛教慈幼院，全都是仰仗大師的德望，令人相信仰慕，而得以成就。對於慈幼院教養貧家子弟，大師更是極力助成，其中經費，由大師勸募及大師自己捐助的，為數巨大。就是上海佛教會所辦的慈幼院，大師也盡力贊助。至於法施事宜，大師從一開始印送《安士全書》以來，以及創辦弘化社20多年所印各種善書經典，不下四五百萬部，佛像也在百萬餘幀，法化的弘大，同樣好比滂湃的大水，普澤中外。
綜觀大師的一言一行，無非是代佛宣化，以期能夠挽救世道人心，從而使賢才輩出，福佑國家，利益人民。而大師對待自己，飲食不過為了充飢，從不求美食。穿衣不過為了禦寒，從來是厭棄華麗。凡是供養大師珍美的衣服、飲食，不是推卻不受，就是轉施他人。但若是供養大師普通物品的，總是交到庫房，讓大眾共同享用。這雖是小事，也足以作為末世佛子令人自豪的模範。
大師維護法門，功德難以思議。其中最重要的，如那次歐洲戰爭時，政府有個移德國僑民進駐普陀的擬議，大師恐怕有礙於大眾清修，特地致函陳錫周居士，轉託政界要人疏通，這件事方才作罷。民國11年(大師62歲)，江蘇義務教育期成會會長等人，呈文省政府批准，借寺廟作學校。定海縣知事陶在東，急忙寄信給大師，請求挽回。大師即致函王幼農、魏梅蓀二位居士設法，並讓妙蓮和尚上下奔走，最終得到當局的明令保護。民國16年(大師67歲)，政權變更，寺院財產處於毫無保障的狀態，所潛伏的大禍幾乎是滅教，而普陀又首當其沖。全靠大師捨命力爭，方才得以苟延殘喘。等到某君主持內政，又好幾次提出以廟產辦學校的擬議，以致於舉國上下出家在家信眾，全都驚慌失措。幸虧大師與諦閑老法師，在上海集結熱心護法的諸位居士計議，先疏通主持內政的某君，又派代表請願，廟產辦學的擬議才沒有實行。等到某君退位前，又頒布「驅僧奪產」的《條例》，想要逐步剝奪廟產，以達到滅除佛教的目的。幸虧《條例》剛一公布，某君就御任了。繼任趙次隴部長接印後，大師特地致函，請他設法，從此也就不了了之了。之後，大師又囑咐焦易堂居士等人相互支持、極力斡旋，方才將《條例》修正，使僧侶們暫時得以安居。民國23年，安微阜陽古剎資福寺，寺里有唐朝大將尉遲恭敬造的三尊佛像，而寺院卻被學校佔據。山西五台山碧山寺的廣濟茅篷也橫遭厄運。這兩件事都已告到法院，而當道執法之人，卻偏聽一面之辭，使這兩座寺院幾近於毀滅。兩處各得到大師的一封書函，審判結果忽然轉變。廣濟因此立定「真正十方、永遠安心辦道」的基礎。資福寺也因此保全，並日見興旺。
民國24年(大師75歲)，在全國教育會議上，有位廳長提議，用全國的寺產作為教育基金，將全國的寺廟改為學校。決議通過後，報呈內政部、大學院備案。報刊披露這一消息後，群情震驚。當時全國佛教會理事長圓瑛法師，及常務理事大悲、明道諸位法師，關、黃、屈等諸位居士，一同來到報國寺請示大師。大師以衛護佛教相勉勵，並開示挽回的辦法。返回上海後，大家就按照大師的指點，集眾開會，推舉代表，入京請願。仰仗大師慈悲智慧的光照，佛教之難得以解除。江西的廟產，自民國22——25年4年之內，發生如此大的風波3次，幾乎到了滅盡無餘的邊緣，雖是因為德森師多年力竭聲嘶地呼籲，也因為中國佛教會的多次設法，最終還是得到了大師慈悲的光明加被，感動諸位大護法，群起營救，每次都達到了美滿的結果，仍然予以保全。這是大師護教的幾件大事，其它數不起來的小事，或者是一封信，或者是幾句話，就得以消除災難，解除禍胎，隨時隨地都在發生，真是不勝枚舉。不是大師崇高廣大的道德，上感龍天護衛，下得眾生信服，又怎能如此。
大師的無緣慈悲度化，也普及獄中及異類生靈。民國十一、二年，定海縣陶知事，請大師推薦講師，到獄中宣講佛法。大師推薦智德法師，並囑咐他宣講《安士全書》等，有關於因果報應和往生凈土的重要內容，使許多獄囚受到感化。後來上海王一亭、沈惺叔等居士，發起成立江蘇監獄感化會，特聘大師為名譽會長，其中講師鄧朴君，戚則周(即明道師在俗名)、喬恂如等居士，都是大師的入門弟子，講演要點如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及注重因果、提倡凈土等，也都是大師所開示。聽講之後，獄官、囚犯從此改過自新，一心向善，歸依凈土，吃素念佛的，就有很多人了。
對於那此異類生靈，大師也是這樣。民國19年(大師70歲)2月，大師從上海太平寺到江蘇報國寺，隨身攜帶的鋪蓋衣箱之中，臭蟲特別多，代代繁衍，以致於床席客廳窗口茶幾之上，在夏季秋天，到處都是。一此弟子怕大師年老體弱，難以承受這樣的干擾，多次請求進房為大師收拾乾淨，卻遭到大師的嚴詞拒絕。大師說：「這都怪自己沒有道德。古代大德高僧，不耐臭蟲的干擾，就對臭蟲說，畜生，你到我這兒找差事，我要勒令你遷單。臭蟲就一個跟一個相繼而去。我修行不努力，沒有這樣的感應，還有什麼話說。」就這樣，大師泰然處之，毫不介意。民國22年(大師73歲)，臭蟲忽然絕跡，而大師也不對任何人說。因時節臨近端午，德森師想到又該是臭蟲出沒的時候，就請問大師，大師回答說「沒有了。」德森師以為是大師老眼錯花，故而再三請求進大師房內檢查，誰知真的是干乾淨凈，了無蹤跡，這豈不是也為大師而遷單了嗎?大師在閉關凈課之外，常常持大悲咒加持水米，頒賜給那些醫葯無效、束手無策的危重病人，往往見到奇效。一天，報國寺藏經樓發現了無數白蟻，大師聽到後，讓大家持大悲水四面噴灑，白蟻就從此絕跡，這是民國27年夏天的事了。大師的法力、神通、感應，大多與此相類似。
大師天性不好為大師，不喜歡眷屬，所以沒有親手剃度的出家弟子。然而渴仰大師，親近大師，不斷受到教誨，深得大師法益的在家清信男女，真是多的不可勝數。在出家法侶之中，大師除了與諦閑老法師為最相默契的蓮友外，長期親承大師攝受，飽餐大師法乳，但仍然被大師以蓮友相待的，有了余和尚、了清和尚、真達和尚等。明確居於學生行列的，則有圓光師、康澤師、慧近師、明道師，還有妙蓮和尚、心凈和尚、蓮因師、明西師、妙真和尚、瞭然師、德森師，以及靈岩寺、報國寺的眾位僧人。這隻是專指常久親近大師，屢次得到大師教導、提攜，沐浴大師恩德超過自已剃度恩師的僧人。若是隨時隨地請問地益，與大師通信請問大道，以及拜讀大師《文鈔》和大師印行流通的各類書藉，而沐浴在大師法雨恩澤之中的，自然是數也數不清了。大師雖然不收徒弟，而中外真修實乾的出家在家佛子，實在是從心靈深處以大師為恩師的。
大師又發誓不作寺院之主。自從客居於法雨寺後，20餘年隱居精修，很少去別處。自民國7年，大師印《安士全書》以來，經常有法事到上海，苦於沒有安身之處。真達師於民國11年造太平寺時，特地為大師蓋了一間凈室，大師從此到上海，就住在太平寺了。幾位力護法門的大居土，如南東魏梅蓀，西安王幼農，維揚王慧常，江西許止凈，嘉興范古農，上海馮夢華、施省之、王一亭、聞蘭亭、朱子橋、屈文六、黃涵之、關綗之等，有的請問個人修行事宜，有的咨詢社會慈善事宜，都不時前往太平寺，向大師請教。至於投寄書函的就更多了。可見太平寺這一蘭若道場，名傳於遠近，實在是因為有大師在啊。至民國17年(大師68歲)，大師因為往來書信和禮敬請法之人太頻太多，人事太繁，急於想找個歸隱之地。真達師就和關綗之、沈惺叔、趙雲韶諸大居士商量。3位居士就將蘇州報國寺供養於大師，並讓弘傘師、明道師2人接管寺院，真達師用幾千元修葺了寺院。民國18年，大師在上海校印各書，很想早點結束手頭工作，歸居隱地。這時廣東弟子黃筱偉居士等人，在香港建築精舍，非要迎接大師歸隱於香港，而大師也已答應。真達師不得已，以江西、浙江佛地信眾特別多，再三勸請，終於依靠大師法緣所在，而於民國19年(大師70歲)2月，往居蘇州，從此掩關於報國寺。
靈若原本是小寺，真達師請示於大師，擴建為十方專修凈土的道場。寺中所有規章，都秉承大師的意志而制定。不到三四年時間，因舊的佛堂僧屋狹小，容不下眾人念佛，所以改建一新。此時正逢大師歸隱報國寺，與靈岩寺一高一下近在咫尺，所以規劃建造多靠大師指導，從而日漸興旺。至今靈岩寺稱為我國凈宗第二道場，的確不是偶然的。
大師在閉關中，每天日課之餘，將普陀、五台、峨眉、九華四大佛教盛地的史志加以修訂編輯，同時不斷回復僧俗弟子的請法信函。而今四山史志早已出版流通，復函文章也有了文鈔續編印行，大多是大師到報國寺以後所手著，真可謂是恆順眾生無有疲厭啊。到民國26年(大師77歲)冬，因為時局所迫，報國寺實在不能再住了。不得已，大師順從妙真師等人的相請，移居靈岩寺。剛滿3年，誰知這個智積菩薩顯聖的靈岩聖剎，竟成為大師示現寂滅、回歸凈土之地了。
大師示現寂滅，事先已預知時至。民國29年春，大師在回復章緣凈居土的信中說：「我今年已80歲了，朝不保夕。」又說：「印是將死之人，怎能留這樣的規矩。」到了冬年冬天10月27日，大師稍微示現小病。至28日午後1時，大師就召集寺中全體職事僧人及居士等，到關房會談。告訴大家說：「靈岩寺住持，不能長久空缺，應讓妙真擔任。」大家都表示同意。本來定於11月9日，為妙真升座上任的日子，大師說太遲了。眾人改為初四，大師還說遲。後來選在初一，大師才點頭同意。接著，大師對大眾開示靈岩寺歷史沿革達兩個多小時。
其後大師雖然精神漸弱，但仍與真達師等商議各類事務，坦然恰當一如平日，沒有絲毫病態。初三晚上，大師仍進食希飯一小碗。飯後，對真達師等人說，凈土法門沒有什麼奇特的，但能懇切至誠，沒有不蒙佛接引、帶業往生的。此後大師精神逐漸疲憊，體溫漸漸降低。初四凌晨一點半，大師從床上坐起說：「念佛見佛，決定生西。」說完，就大聲念佛。2點15分，要水洗完手，站起身來說：「蒙阿彌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發願，要生西方。」說完，就移坐到椅子上，面向西方，端身正坐。3點，妙真師到了，大師囑咐說：「你要維護道場，弘揚凈土，不要學大派頭。」說完，就不再言語，只是口唇微動念佛。延續到5點，在大眾的念佛聲中，大師安詳地往生西方。
回想大師幾天來的一切安排，如急催妙真師上任住持等事，雖不明說是怎麼回事，但確實是預知時至的作法。身無一切病苦厄難，心無一切貪戀迷惑，六根悅愉，正念分明，安詳捨去報身，如入禪定。回顧大師一生自行行化他及臨終種種瑞相，往生蓮台之品位，當然不是中品下品。
大師生於清朝咸豐11年辛酉歲12月12日辰時(上午7——9點)，逝於民國29年庚辰歲11月初四日卯時(清晨5——7點)，世壽80，僧臘60年。靈岩寺因大師而中興盛旺，因為能讓大師，示現往生凈土作為榜樣，其時節因緣，真是不可思議的啊!為紀念大師生西，妙真和尚等人決定，於第2年2月15日佛涅槃，也正是大師生西百日之期，舉火荼毗，建塔安奉大師靈骨於靈岩寺本山石鼓東南。
大師荼毗後的第二天傍晚，人們從骨灰中撿得五色舍利子100多顆，晶瑩圓徹，奕奕有光。另有大小舍利花，及血舍利、牙齒舍利(32顆)等，共計1000多粒。在場的出家在家弟了，無不驚訝，嘆為稀有。無錫居士袁德常，撿得一些骨屑攜回供養到家之後，忽然看見骨屑中現出無數舍利，光耀奪目。
大師落葉歸根，往生凈土，他老人家證悟到何種程度，我們是博地凡夫，沒有他心通、天眼通，不能妄加評論，唯有捧讀累次出版的大師《文鈔》，及經大師親手流通的各類書籍，那提倡念佛，發揮佛陀妙道，自行化他，堅定懇切地修行，大有功於凈土，足以證明大師是凈土菩薩乘願再來!凡信願念佛，洞徹明了凈宗真正旨歸的人，都不會有別的擬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