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永信
1999年8月，我成為少林寺的方丈。但這種喜悅之情轉瞬即逝，接踵而來的，卻是不斷的煩惱，這也驗證了佛法所說，煩惱即為菩提。世俗人生的一輩子，就是苦，苦是苦，樂也是苦。
我每年有六分之一的時間是在外面，看得多，見得多，勢必想得也多。跟世界很多國家的主流社會都有接觸，跟各民族、各宗教團體也有交流。所到之處，看在眼裡，想到心裡。他們有不如我們的地方，但也有許多超過我們的地方。很多事物的發展，不是我們做不到，而是我們根本就沒想到。在別人還沒有想到的時候，你已經開始做了，別人往往就會不理解。所以，一次我對采訪我的媒體人說，不是我太入世，而是我太超前。
中國的山山水水美不美？我們嵩山的地理環境好不好？我看與世界任何一個地方比，都不會差。中原獨秀的嵩山，有著世界地質博物館的美譽。尤其是在中國，很難找到春夏秋冬四季如此分明的地方。
二十四節氣當然早就有了，在《春秋》書中，已有許多春夏秋冬四季的記載，西漢時問世的《淮南子·天文訓》則完整地記錄了全部二十四節氣。但各地的二十四節氣都不一樣，都不統一。現在沿用的二十四節氣，是誰定的呢？據說是唐朝李隆基。當時他派遣了一批天文專家，到全國採集數據，最後在離少林寺幾公里的會善寺，確立了現在沿用的二十四節氣。這個會善寺和少林寺關係很密切，歷史上大部分時期是少林寺的下院。
在上世紀90年代末，嵩山的環境遠看很美，很令人嚮往，但近看卻不行，亂得不忍心看。少林寺門前被一條雜亂的商業街包圍著，除了寺廟中的幾個標誌性建築，鍾、鼓樓、大殿之外，少林寺兩邊的配殿、廂房等古建築群，都被周圍現代的建築給淹沒了。
當時，在這個狹窄的小山溝裡面，竟然有30多家武校，2個行政村，多個政府單位，數不清的商鋪，將近2萬多人，而少林寺的常住院裡面不到100個僧人。這樣發展下去的話，少林寺的生存環境、文化空間幾乎都沒有了。
我擔心的是，如果少林寺在嵩山的空間沒有了，那麼少林寺在中國、在世界的空間也將會失去。天長日久，誰還願意到你這個又臟又亂的地方來？少林的文化「牌」還怎麼打？人們不禁會問：我們心中期望看到的「深山藏古寺，碧溪鎖少林」的佛教聖地在哪裡？
當時我心裡想，不是讓少林寺搬出去，就是請當地群眾搬出去，否則，少林寺在這種環境下不可能生存，更談不上發展。
從歷史傳承的角度，少林寺留在原地更有利於發展。但這樣大的一個拆遷工程，涉及到這么多人的切身利益的事，在政府准備不足、實施方案不周全、群眾認識不到的前提下啟動，真是難上加難。
那時，我來到少林寺近18年了，走遍了這里的山山水水，和這里的父老鄉親也已熟悉。
光緒三年，河南大旱，周圍幾個縣的農民都逃荒到少林寺，少林寺開倉放糧，舍粥充飢。逃荒要飯的災民，走投無路，就在少林寺周圍留了下來，先是成為少林寺的佃戶，土改後成為了居民。
在少林寺周圍居住的，還有很多是與少林寺有關的僧人。少林寺是子孫寺廟，圍牆以內叫常住院，圍牆以外是少林寺的各個門頭。按照家族的傳承，門頭僧都在圍牆以外居住。土改的時候，不少年輕僧人還俗了，門頭所剩的老弱病殘都到圍牆以內的常住院住，圍牆以外的住房，全都分給當地的佃戶，其中不少是還俗的僧人。
少林寺的寺廟內外，看似兩個世界，其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少林寺在困難時，有不少僧人是借住在周圍群眾家裡的，這種養育之恩，師父當時就關照，不能輕易忘記。
改革開放以來，少林寺日新月異，來的人多了，老百姓經商了，有錢了，就把瓦房拆掉蓋平房，平房拆掉蓋樓房，整個少林寺圍牆以外，最高的房子有4層之高。他們正嚮往著依託少林寺，過上更好的日子。而少林寺如今卻要搞拆遷，要把群眾搬出去，這路走得通嗎？政府會支持嗎？但任其發展，少林寺的明天又在哪裡？
我和當地百姓的關係非常好，老老少少都對我非常客氣，他們在這里住了幾輩子，如今，我這個和尚，竟然要搞拆遷，讓他們搬走，我將會與他們之間發生什麼矛盾，這幾乎是不言而喻的了。
我知道，他們誰都不願意走，不僅僅是窮家難舍，如今，每年上百萬的遊客，從山門外往裡面帶一個就能賺到錢，一點成本不用搭，給遊客當導遊，說上幾句聽來的話就能賺錢，隨便做點小生意也都有錢賺。搬到縣城後，用水要錢，用電要錢，出門打車要錢，房子建得再好，沒用，因為你把他的財路給斷了，他能不鬧嗎？
當地群眾罵我，都情有可原。要聽取他們的意見，少林寺的發展就會止步不前；少林寺如果要發展，必然觸及他們的眼前利益。任何人面對這樣的抉擇都會很難。我思前想後，為了中興少林，為了對這個佛教聖地、禪宗祖庭下一個1500年負責，必須全力推進這項拆遷工程。我知道，越是往後拖，難度越大。
但我也明白，我還必須就拆遷賠償的問題，盡力維護周邊群眾的利益。我主動找到政府說：拆遷一事，政府、寺院和當地大多數群眾是長期受益，被拆遷的人是短期受損，我們應該盡可能地賠償他，甚至超標准地去賠償，因為他們是一次性得到賠償，少林寺和當地政府則是長期受益。
同時，我找設計單位，幫我做拆遷的規劃，印了很多本設計規劃圖，凡是相關部門與相關人員我都送上一本，以求上上下下對拆遷達成共識。
在具體的操作上，做到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第一步，先把與少林寺不協調的建築拆遷，把少林寺僧人以外的人遷出去。
當時我找到鄭州市的領導，領導理解我的意思，但從整體上看，各方面准備都不足，他們見我積極性那麼大，在跟我講清困難的同時，對第一批動遷，提出了一個方案：鄭州市出三分之一，登封市出三分之一，少林寺出三分之一，總預算900萬。
事情是我提出來的，我能不積極推動嗎？第二天我就把300萬打到政府賬上了。當時少林寺賬上的錢不多，打給政府300萬後，只剩下幾十萬了。
寺廟開會時，我反覆強調說，拆遷是頭等大事，拆遷成功不成功，關係到少林寺能不能傳承下去，寺廟里的任何事，都得為拆遷讓道，現在不拆，以後再拆的機會就沒有了。我把所有的家底拿出去用來做拆遷補償的費用，說到底，不就是為了促成這件事能馬上落實嘛。
當時的我外表平靜，但內心焦急。也許催促得太緊了，當地政府有關部門在沒有拆遷方案、沒有安置方案的情況下，就開大會說要拆遷。幾個工作人員拿著小鐵桶，裡面裝著石灰水，見房就寫一個「拆」字。老百姓說你幹啥，憑什麼拆我房子，這些部門的人就說，是方丈拿錢讓我們拆的。
於是，方丈室就被老百姓團團圍住，又是吆喝又是罵。連續有一個月時間，天天圍著山門來鬧，從少林寺大門口到塔林，都是我的「大字報」，上面什麼難聽的話都有，看情形馬上就要針對我開「批鬥大會」了。
鬧得最厲害的還是當地的武校，畢竟他們是相關利益損失最大的人。其中不少人原來是少林寺在家弟子，但他們同樣也不理解我為什麼要這樣做，眼前利益受到沖擊時，哪怕是我幫過的人，甚至我救過的人，最後都反目為仇了。
那段時間，群眾不理解我，地方政府甚至也不理解我，好多人在旁邊看笑話，看少林寺被人圍攻，看我被人取笑。
我先前對這些事情多少有一定的思想准備，但沒想到來勢這么兇猛。看著一張張突然變得陌生的臉，我的壓力可想而知。盡管如此，每天還有許許多多來自各地的遊人，照樣前來參觀少林寺。看著遊人們既充滿希望又感到失望的神情，我從中又找到了一些動力：少林寺不是我們這一代的，也是屬於子孫後代的；也不僅僅是當地群眾的，而是屬於全中國、全世界的。
那些天，我手機都不敢開，都是到晚上11點的時候才開，一般電話更不敢接。少林寺雖然深居深山，但一部電影讓已經讓全世界都知道了，所以有點風吹草動，媒體都會知曉。這個事情也是一樣，十幾個國家的媒體都過來采訪，把事情炒得沸沸揚揚，我一面處理拆遷的事情，一面還要接受媒體的逼問，幾乎是兩面作難。
少林寺的方丈一不能得罪當地群眾，寺廟和群眾不和睦就無法生存，二不能影響與當地政府的關係，你要發展，沒有政府的支持，也難以實現，三我自己還得把事情盡量說清楚，為何要拆遷，如何傳承好宗教文化，如何解決好拆遷群眾的生活，如何落實拆遷的資金來源……話很難說，事情難做，但還得用智慧巧妙地去說、去做。
2000年第一次拆遷，盡管涉及的對象很少，但因種種原因，沒有成功。但我並沒有就此泄氣，方向對的事，為什麼要放棄？
這事半途而廢顯然是不行的。說到底，政府，尤其是「一把手」的領導與支持是成功的根本保證。
2001年6月，鄭州市新市委書記上任，少林環境整治與拆遷工作出現了重大的轉機。了解調查後，他明確表態：少林寺周圍不拆遷，少林寺就沒有前途。隨即做出批示，要求各級政府全力配合拆遷，兩個月內必須拿下項目。
於是，在鄭州市委的支持下，少林寺拆遷工作困難重重，但終於順利地推進了。2001年拆了一次，先把沿街50米的87戶人家都搬走了。2002年請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做了一個大規劃，報建設部批准後，2003年開始了整體性的拆遷。
當時，政府和少林寺一時都拿不出規劃所需要的經費。怎麼辦？最後決定：由登封市政府出面成立公司，去銀行貸款，用門票抵押。後來，在拆遷的過程中，還給登封修了幾條路，修了兩條街。
少林寺那300萬是一個撬桿，是一個啟動資金，沒這300萬，是不可能有後來一系列動作的。如今的少林寺，盡管還不盡如人意，但畢竟改觀了許多，多少有了點「深山藏古寺，碧溪鎖少林」的詩情畫意——這才是我心中夢寐以求的少林。
我們少林寺的僧人把少林寺看作是自己的家，信徒們把少林寺看作是自己的家，熱愛禪宗文化的人把少林寺看作是自己的家，其實，更多的人是把少林寺看作中國宗教文化中的一塊瑰寶。
盡管這次拆遷歷時多年，中間遭遇了很大的困難和壓力，我個人也受了不少委屈，但事過之後，還是感到很幸運，因為少林寺遇上了中國盛世的年代，國家尊重宗教，使少林寺得以復興。今天我們之所以能做成點事情，沒有這個大好背景，沒有政府的支持、群眾的理解，個人力量真是微不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