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說《雜阿含》(卷七)
第一三九經(憂惱生起經)：
本經敘述憂悲惱苦之起因，乃在於有我見。聖弟子得正慧之故，能盡苦邊。
本經所述與136經大致相同，只是問題的側重點有所差異。佛陀開示比丘道：
「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何所著，何所見我(認為什麼是「我」)，若未起憂、悲、惱苦令起，已起憂、悲、惱苦重令增廣？」——到底緣於何種因素，而使那些未生起的惱苦生起，使已生起的惱苦一再地增廣？
佛陀對此問題的解答是：「色有故，色起，色系、著故，於色見我，未起憂、悲、惱苦令起，已起憂、悲、惱苦重令增廣。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色有」，是指色本來是一種客觀存在，但是我們緣於「色」，從而產生「色起」。我們一旦對色產生了好感、歡喜之心，於是就產生了以自「我」為中心的利己思想。如果「我」字當頭，「利」字當頭，那麼就必然會帶來一系列的「憂、悲、惱苦」，這些東西在我們心海里開始時盪起層層漣渏。如果控製得不好，必然會掀起滔天巨浪。如此以往，我們的心情再也難以平靜下來，最終會憂愁不絕，麻煩不斷。
在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到歷史上的很多隱士，能夠做到心態平和，意志恬淡，後世很是景仰。其實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身處桃花源中，所謂爾虞我詐、勾心鬥角也未必就會鬧騰得多麼厲害；然而當我們處於複雜的多變的社會大染缸中，就很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講的就是這個道理。無論在佛陀時代，還是在當今社會，人際關係都會比較複雜；而縱觀眼下社會，各種關係更是錯綜複雜，千頭萬緒，讓人摸不著南北。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講，人是「社會」的人，是「環境」的人；人不是孤立的、抽象的單個體，而是各種關係的復體體，甚至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在這種複雜的社會關係中，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保持一份恬淡的、淳樸的初始心態，那是極其不容易的。
佛教的任務正是源於此種要求。在現實中很多人對佛教都產生了嚴重的岐義理解，認為佛教是一種不太積極的、帶有濃厚的偶像崇拜情結的、甚至是摻雜幻想的迷信教派。這些都是對佛教的極端偏見與無知。如果我們認真地研習一下佛陀在原始經典中的最初教導，便可以發覺這樣一種現象：佛陀不太主張離開現實世界去成就自己的道業，甚或主張三世諸佛教是在人間成佛，而絕不在天上或其他地方成佛。現實世界的本質雖然是苦的、並不是令人樂觀的，然而正是人世間——各種糟糕的各種環境的揉合體，卻是磨鍊我們心志的絕佳場所。地獄道(餓鬼道)太苦楚，畜生道太弱智，修羅道太嗔恨，天上又過於幸福，因此只有人間才是既有樂也有苦、「樂少苦多」的理想修行地。在人間里，六道情狀悉可洞見：水深火熱、衣食無著的窮人，揮霍無度、投機鑽營的富人，巧取豪奪、工於心計的官人……六道中的餓鬼相、畜生相、地獄相、修羅相等等，在人間皆能找到它們的影子。
那麼在人世間中，我們如何修成一個「完成人格」的超然於六道的賢聖者呢？其實入門並不難，還是要從五陰入手，從對所謂「一切非我、非異我、不相在」的觀照入手。就是說，在當前的社會大環境下，再回到遠古的「青燈黃卷」、山林僻靜之處去修行，顯然不可能，也完全不現實。既然身體上做不到，心裡上做到則是完全可能的。色身是可以束縛的，而我們的「心」則是獨立的、超然的、自由的，它可以輕而易舉地回到漢唐時代、孔子時代、釋迦時代，甚至更古的類人猿時代。「自性清凈」的本意，就是讓我們的心境返樸歸真，回歸到我們的「本來面目」上去。這個「本來面目」，也就是等於大乘《法華經》中所主張的「法華面目」。什麼叫「法華面目」？亦即人人皆成佛道、我們各自擁有、不需籍助外來力量、每個人都能自證獲取的那副面目。
如果我們在對待五陰的問題上態度端正了，思想純潔並付諸實際行動了，那麼將會「不復堪任作身、口、意業，超三惡道」。最後，「正使放逸，諸聖弟子皆悉決定向於三菩提(正覺、解脫)，七有天人往生(須陀洹果)，作苦後邊」。也就是說，不僅可以做到不會淪墮三惡道，而且趣向佛道，也是早晚的事情。
第一四○經，重點為凈信四諦之理；第一四一經，重點為凈信四諦、三寶之理；一四二經至一四七經，雖側重點稍有不同，然義理大致相當，此處述略。(2月19日)
註：
正使放逸——「正使」即「假使，假如」；「正使放逸」從字面上看，其意是「即使再怎麼放縱自己，但聖弟子也不會放逸自己的」。它的意思與「隨心所欲，不逾矩」有些相近，可以理解為「即使聖弟子的修行進程再怎麼緩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