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1經(阿育王施半阿摩勒果因緣經)：本經敘述阿育王晚年的一些布施行為，以及孔雀王朝的末代國王破壞佛法的事跡。
關於阿育王晚年的一些事跡，史書記載得比較詳細。如果從歷史的角度看，阿育王晚年似乎犯了一些政治上的錯誤，比如說在治國方面顯得過於柔和，最終導致了大臣們的擅權；從崇佛方面講，他似乎犯了與梁武帝相似的錯誤，即對於行布施方面，似乎有些過頭，結果使國家的財庫受到了極大的影響。當然，如果單從佛教方面看，這畢竟是好事情，起碼對於倡導佛教的進一步發揚光大，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正面作用。
在本經中，重點突出兩件事：一是阿育王晚年，仍不遺餘力地進行布施活動，直到只剩下最後的半顆阿摩勒果；二是孔雀王朝的末代國王們，對佛教似乎逐漸失去了信心，開始從崇佛而走向滅寺害僧。首先說第一件事。
阿育王晚年的時候對於寺院大行布施，自比佛陀時代的「給孤獨長者」。他認為一個普通的長者尚能「以億千金」布施佛與眾比丘，「我今為王，何緣復以億千金施？當以億百千金施」，說明他在布施方面，很想超越他的前輩給孤獨長者。早期布施無外乎四食供養，所謂衣食卧具與醫葯，阿育王一方面「起八萬四千佛塔」，更於「彼諸塔中復施百千金」，以金銀貨幣直接對寺僧進行供養，這個與早期的四食供養已有了較大的差別。比如說他曾作「五歲大會」，以「三百億金供養於彼僧眾中」，對所有凡聖比丘，皆給予了普同供養。不僅如此，阿育王為了行布施，竟連「夫人、婇女、太子、大臣」都一並布施給了聖僧，然後用「四十億金還復贖取」。這種贖身法實際上就是變相的布施金銀，使我們不由地想起了梁武帝四次捨身同泰寺的歷史鬧劇。種種變著法兒的布施，阿育王最後「用九十六億千金」，離他的諾言「百億千金」還差四億千金。此時，阿育王身染重病，自知不久於人世。他開始發愁，「我常所願，欲以滿億百午金作功德，今原不得滿足，便就後世時，計挍前後所施金銀珍寶，唯減四億未滿」。於是阿育王便「辦諸珍寶，送於雞雀寺中」，准備完成他的最後心願。
結果這種願意遭到了一位王族的阻撓，這位王族就是太子法益的兒子(也就是阿育王的孫子)，名叫三波提。他對太子父親說：「大王將終不久，今以此珍寶送與寺舍中，今庫藏財寶已竭，諸王法以物為尊，太子今宜斷之，勿使大王用盡也。」可以說到了阿育王的晚年，國庫已嚴重虧空，幾乎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太子法益認為言之有理，便下令典藏者，「勿復出與大王用之」，說明阿育王對財產的處分權，已經受到了嚴重製約。此時，國王由於病入膏肓，說話已經不那麼好使了。
阿育王「自知索諸物不復能得」，於是將「所食金器送於寺中」，結果金器換銀器，銀器換銅器，銅器換瓦器。弄到最後，阿育王手中只剩下半顆阿摩勒果(類似於胡桃)的支配權。他手中拿著此半顆阿摩勒果，對身旁的侍者說：「汝今憶我恩養，汝持此半阿摩勒果送雞雀寺中，作我意……無有財寶布施眾僧，於一切財而不得自在。今唯此半阿摩勒果，我得自由，此是最後布施檀波羅蜜，哀愍我故，納受此施，令我得供養僧福。」為了使大眾能普獲供養，該寺將果子研磨成粉，「著石榴羹中」，最終使得「眾僧一切皆得周遍」。
再說第二件事。阿育王逝世後，他的兒孫們(法益、三波提)還是一如既往地關心支持於佛教，並將阿育王生前未如願的「四億諸金」，悉數送往寺中。到阿育王後的大約第七世國王時，這位國王名叫「沸沙蜜多羅」。這位新國王在政治上很想有一番作為，於是他遍問群臣：「我當作何等事，令我名德久存於世？」也就是說他想做一位名垂青史的一代名君。大臣們當然舉出他的先祖阿育王，因為阿育王在世時「造立八萬四千如來塔，復興種種供養」，連沸沙蜜多羅也不得不承認：「大王阿育有大威德，能辦此事，我不能作，更思餘事。」正路沒法走，只能走「曲線」，有位惡臣給他出了一個陰招，那就是：世間無外乎兩種人可以名垂千古，即大善和大惡。大善人肯定是當不成了，那麼當個大惡人，做一回千古罪人，那總可以吧？怎麼辦呢？阿育王在世時造八萬四千塔，「王今當行惡行，打壞八萬四千塔」。當然，作為一國之君，總不會糊塗到這等地步！但我們沒有必要去考證歷史，經典中既然如此記載，我們就認為真的如此罷。
國王呼諸比丘來，問道：「使我壞塔為善？壞僧房為善？」比丘們的回答是「二不應行！王其欲壞者，寧壞僧房，勿壞佛塔。」結果國王惱怒不已，「殺害比丘，及壞塔寺」，最後竟舉國下令：「若有人能得沙門釋子頭來者，賞之千金。」如此一來，比丘們如過街老鼠，到了人人喊打喊殺的地步。在那種情境下，用「白色恐怖」來形容，絲毫不為過。
佛教在摩竭陀國的最後命運，自然是逐漸式微，不得已向周邊國度發展，並在內憂外患之下，最終退出了古印度的歷史舞台。當然，隨著佛教的衰落，孔雀王朝也走到了它生命的盡頭，至公元前187年，最終被一個新的王朝——巽伽王朝所替代。(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