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心與空性見
菩提心和空性見，乃大乘佛法的兩大核心。其中，又以菩提心為大乘不共教法。但就漢傳佛教的弘揚傳統來看，關於空性見的論述遠多於菩提心。當然，不能就此說明祖師大德在行持中對菩提心有所偏廢。在以傳統儒家思想為道德基石的古代社會，孔子提倡的「仁者愛人」，孟子呼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子為之奔走實踐的「兼愛」思想，包括古人所追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觀，都在一定程度上突顯了利他的內涵。或許正是因為有了這些為人們熟知乃至信奉的道德准則，古德才更側重對空性見而非菩提心的闡述。畢竟，「緣起性空」的甚深義理是佛法不同於儒教及世間法的獨特思想，是國人聞所未聞的覺悟之音。
仰觀漢傳佛教各宗之見，莫不對空性見有著精深而微妙的詮釋，如天台宗的三諦圓融，三論宗的二諦、八不中道，華嚴宗的四法界、十玄門，從而使源自西域的佛教在東土大放異彩。但對空性見的透徹悟解，不僅在於對義理的辨析，更來自修行的悟入和體證。因而，各宗修學體系的建立和傳承，皆有賴於成就者一代代的薪火傳遞。遺憾的是，歷經隋唐的鼎盛之後，各宗逐漸式微，證法傳承幾乎湮沒無聞。而屬於心性層面的教授，決非文字能夠完全承載。文字所傳達的只是相對真理，是標月指，而非月亮。一旦證法傳承中斷，理論所帶來的幫助就很有限了。關於空性的理論，本是引導我們獲得契入空性的正見，但掌握理論決不等於證得空性。若缺乏止觀基礎，兼無明師點撥，往往只能在理上解悟，於生命改善並無太大作用。正因為如此，不少人雖擅長談玄說妙，依然習氣深重，煩惱不減。這一流弊並非始於今日，早在數百年前便已有之，為教下及宗下大德痛加呵斥。而在佛法衰微、明師難遇的今天，種種狂解更為泛濫，學人若期望直接證悟空性而成就，無疑是選擇了一條難行之道。
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空性見若不能落實於止觀並成為摧毀我執的利器，很可能反被我執所利用。關於空性的種種言說，本身就是誘人的玄談素材。國人早有崇尚玄學的傳統，魏晉時期尤盛。故般若性空學傳入中國後，便以其超凡甚深之論為文人士大夫所好，歷久不衰。止於談空說有，從文字求解悟，非但得不到佛法真實受用，更難免師心自用之誤，所謂「依文解義，三世佛冤」。明末博山禪師將此類弊端歸納為二種障、二種慢、二種怯弱心及二種安穩想。其中，二種障為文字障和理障，二種慢為我慢和增上慢，二種怯弱心為見理已極、行不能逮和我見地已與佛同、實不得佛之果用。此風沿襲至今，更出現佛法哲學化的傾向。將空性見等種種佛法義理作為抽象哲理研討辨析，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人們對心性的好奇，亦能予人以微妙的精神愉悅，卻無究竟力用。同時，更會誘使學人陶醉並沉溺其間。所以說，若不能將關於空性的理論付諸實修，而僅僅輾轉於從書本到書本的研習，非但不能瓦解我執，反而會演變為強化我執的增上緣。而這種我執，因為覆蓋了一層「佛法」的包裝，更為堅固、隱蔽，難以識別，這是我們必須嚴加防範的。
——摘自《菩提心與空性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