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界楷模 古今同欽
——仰慧遠大師風範，論現代合格僧才
(2004年5月)
寬見
一、 前言
慧遠大師(公元334～416)是東晉時繼道安後的佛教領袖，是中國佛教凈土宗的先驅，被後人尊為凈土宗第一代祖師。他的佛教活動和哲學思想在中國佛教史和中國哲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今年恰逢大師誕辰1670周年，追憶先人高風，大師可謂「僧界楷模，古今同欽」。大師生逢中國歷史上戰亂頻仍的東晉時期，其時佛教剛傳入中國三百餘年，教典未備，仍處於和本土的儒、道二教碰撞融合的階段。而正是這個時代，出現了一批道德、學問、修持、威儀都堪為僧界楷模的大師，才使佛教作為一個外來文化在中國逐漸站穩了腳跟，並為世人所接受，其生命力一直延續兩千年而迄今不倒。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科技的發達既給人們帶來了生活交通咨訊的便利，同時又給人類帶來了環境惡化、物慾橫流、道德淪喪、精神空虛等的一系列社會問題。而且這種思潮也逐漸波及到了僧團內部，拜金主義、注重享受、信仰淡漠、道風不振的現象有所抬頭，這已成為佛教界日益關注的話題。已故前中國佛教協會會長——我們敬愛的趙朴老，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１５日在《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周年》的報告中語重心長地提出：各級佛教協會和全國佛教界都必須把工作重點轉移到佛教自身建設、提高四眾素質上來。為此趙朴老向全國佛教界提出五個建設的歷史任務，這就是：加強佛教的信仰建設、道風建設、教制建設、人才建設、組織建設。趙朴老這番講話過去十一年後，在我們耳邊仍振聾發聵。慧遠大師生處亂世，而能成為東晉一代佛教領袖，就是因為他注重對自身和僧團的建設。他信仰純正、道高德隆、學問精深，從不趨炎附勢、爭名逐利，而且非常注重對整個僧團成員的僧格維護與素質培養，從而造就了一大批優秀人才。慧遠大師的僧團贏得了朝廷顯貴和普通百姓的普遍尊重，這對佛教立足中國、後來和儒道二教一起成為中國的主流文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用朴老的話來講，慧遠大師非常注重自身和僧團的建設——用趙朴老的話來說就是「五個建設」，大師不愧為僧界楷模，古今同欽。
佛教不僅是自利而且是利他的，秉承太虛大師「仰止惟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的人生佛教的宗旨，現代佛教在服務社會、凈化人心方面正努力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這在社會上已經引起了積極的反響。然而當今佛教界同時又面臨著社會市場經濟的沖擊，我們現代僧人不應以人間佛教為借口而將佛教庸俗化，當以慧遠等古代大師為榜樣，學習大師的風範，髮長遠心，不僅要注重對現實社會的關注，同時也應在加強自身建設上多用些功夫，才能真正成為這個時代佛教界的棟梁。如果有眾多合格的現代僧才，就能使佛教重新煥發本有的生命力，成為當今中國社會道德和文化重建的重要力量之一。
二、 慧遠大師的風範
慧遠大師，俗姓賈，是雁們樓煩(今山西代縣)人，大師所處的時代背景——漢末魏晉年間，是一個中國歷史上極為動蕩的年代。東漢末年，群雄逐鹿，而成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後來司馬炎於公元265年建立建立晉朝，史稱西晉，不久統一三國，然而才過52年，由於內有「八王之亂」，外有北方「五胡亂華」，中國又重新陷入分裂動蕩，西晉於是滅亡。公元317年司馬睿在江南建立東晉，然而政治黑暗，統治集團內部勾心鬥角，桓玄、殷仲堪等各路軍閥割據一方，互相混戰不已，至420年，劉裕廢晉立宋，東晉滅亡。大師的一生就是與東晉(公元317～420)相始終的。在這樣一個動亂的年代，由於大師信仰純正，道高德隆，學問精深，尊嚴自己的僧格，以弘法護教為己任，才使佛教在亂世中沒有遭受大的沖擊，因而被世人尊為一代佛教領袖，為佛教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作出了突出貢獻。
大師二十一歲時，恰逢後趙神僧佛圖澄的弟子彌天釋道安在太行恆山(河北曲陽西北)住持弘法，聰慧好學的少年慧遠仰慕道安大師，前往恆山恭敬求教，聞師講《般若經》後感嘆說「儒道九流，皆糠秕耳」，於是就和他的弟弟慧持毅然落髮出家。由此可見他是因為認識到佛法的可貴，為了追求真理才出家的，大師的佛教信仰和出家動機可謂純正無偽矣。大師出家以後，「歷然不群，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己任」，他非常尊重自己的信仰，堅定地承擔起和自己出家身份相符的責任，即：做出家人，就應當以「弘法為家務，利生為事業」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嚴格要求自己。他因而精勤苦學，深得其師的器重，道安常感嘆說：「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道安這時就已看出慧遠必將成為今後弘揚佛法的法匠了。
由於佛法初傳中國，東晉時佛教典籍多不完備，因此大師致力於推動梵典佛經的翻譯。經雲：佛涅槃後，當以戒為師。持戒與否是佛教興衰的關鍵，而持戒當依律典。在佛經翻譯方面，律典未備而亟需翻譯，大師對此極為關注。姚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精於《十誦律》(即：部派佛教薩婆多部的廣律)的罽賓國沙門弗若多羅來到長安，與羅什法師合作欲把《十誦律》翻譯成漢文，可惜才完成了三分之二，弗若多羅就去世了。大師常引以為憾。後弘始七年(公元405年)曇摩流支法師也來到長安，他精通律藏並攜有梵本《十誦律》，大師馬上派弟子曇邕赴長安祈請，促成曇摩流支與羅什法師合作終於翻譯出完備的《十誦律》，從而使《十誦律》在東晉得以盛行併流傳至今，大師實在是功不可沒。大師除了對律典在中國的翻譯傳播有大貢獻，同時他自身也非常重視對戒律的修持。東晉義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八月大師示疾，耆德長老都勸他喝豉酒以治病，慧遠大師說有違戒律堅持不喝；又請他喝米湯，仍說日已過午不喝；大家又獻蜜水請他喝，大師仍恐犯戒令弟子查尋律典可否開許，卷未半，大師就溘然長辭。大師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也不犯過午不食齋戒，其持戒之嚴謹可見一斑。
2、 道高德馨，維護僧格
據《高僧傳》載，由於大師的道業成就、德行隆盛，一生中有許多不可思議的神跡發生，因此深得僧俗大眾的敬仰。前秦建元九年(公元373年)，由於戰亂，慧遠大師與其師釋道安分離，帶領弟子數十人輾轉來到潯陽(江西九江)，見廬山清凈，遂在這裡建立龍泉精舍居住，由於用水不便，大師以杖扣地，遂有一股清泉涓涓流出成溪；又有一次潯陽大旱，大師率眾誦《海龍王經》，忽然有一條巨蛇從池中騰上虛空，不久大雨傾盆而下；公元375年，大師因開講《涅槃經》感得山神顯靈，資助材木，雷雨闢地，刺使桓伊聞此靈瑞，大為敬仰，於是上奏朝廷為大師建東林寺，其殿就命名為神運殿；陶侃在廣州任刺史，海中有神光，漁人打撈上來後，發現是一尊阿育王所造的金文殊像，陶侃將此像恭奉在武昌寒溪寺，後遭火災，只有此像及恭奉的殿堂得以倖免。後陶侃到江州作官時，派數十人慾迎請阿育王像，誰知剛抬上船就沉入水中，無法打撈。當時有諺語流傳：「(阿育王像)可以誠至，難以力招。」東林寺建成後，大師虔誠祈請，此像竟輕飄飄地浮出水面，順利地運抵東林寺供奉，其德行感召如此，眾人對大師更加敬重了。就連外國眾僧，也「咸稱漢地有大乘道士(菩薩)，每至燒香禮拜，輒東向稽首，獻心廬岳。」聞名天下的鳩摩羅什也對大師稱贊備至：「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勖哉仁者，善弘其事！夫才有五備：福、戒、博聞、辨才、深智，兼之者隆，未具者凝滯，仁者備之矣。」尊大師為五才兼備的東方護法菩薩。
大師德行淳至，厲然不群。住廬山三十餘年，從不出山，行止出塵脫俗，「神韻嚴肅，容止方棱」，因此凡是想要拜見或是問難大師的人「莫不心形戰慄」。有沙門慧義法師，年輕氣盛，聽說慧遠大師為世人推崇，很不服氣，然而到了廬山見大師在講《法華經》，「每欲難問，輒心悸汗流，竟不敢語。」遂為折服。
大師是繼釋道安之後的佛教界領袖，他非常注重對僧格的維護。他雖然隱遁東林，影不出山，且從不趨炎附勢，貪名逐利，這反而更贏得了眾人的景仰，因此和他結交的達官貴顯，文人學士乃為歷代諸高僧之冠。當時任都督兼荊州刺史的殷仲堪，赴荊州走馬上任路經潯陽時，因久慕慧遠高風，便親自登上廬山與大師會見，共臨北澗，討論《易》學之根本。相與傾談之後，殷仲堪深深佩服，當面讚歎大師說：「識信深明，實難為庶。」晉朝權臣桓玄任江州刺史時，攻打荊州刺史殷仲堪。在他途經廬山之時，也不得不親自入山見大師，言語之間，大師不卑不亢，從容應對，而桓玄則「所懷問難，不敢復言」。桓玄出山後對左右隨從說：「大師實在是我生平所未見的人啊。」 元興元年(公元402年)，威震人主的桓玄重提沙門應敬王者的舊議，但他拿不定主意，於是寫信請教慧遠大師。大師在回信中說：「袈裟非朝宗之服，盂非廊廟之器，塵外之容不應致敬王者」，桓玄斟酌後採納了大師的意見。後大師為此又作《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於是一場爭論就此罷休，從而保住了佛教的傳統，維護了沙門的僧格。又東晉大將軍謝玄之孫，康樂公謝靈運，以文章名聞江東。他負才傲俗，少有推崇，但一見大師，便肅然起敬，心悅誠服。由此可見大師在當時多麼德高望重。
大師秉持佛教「情無取捨」的平等處事態度，不分朝野順逆、貴賤士庶，也不分華夷南北、儒釋道玄，皆平等交往，從不厚此薄彼，除上文所舉之人外，還有劉宋武帝、秦主姚興、晉安帝、司徒王謐、護軍王默、尚書令何充、僕射褚昱、諸葛惔，甚至東晉末年農民大起義的首領之一的盧循等，都曾和大師來往，傾慕大師的風範德行。大師的高尚德行風範和平等處事態度，不但使僧團的弘法實力得以保存，也令他的清譽永傳後世。
3、 精勤修學，行歸凈土
大師生於儒學世家，天資聰慧。愛好讀書，從小就出類拔萃。十三歲時，隨舅父令狐氏游學許昌、洛陽。少年時就成為洛陽太學的學生，精通儒家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和道家老莊哲學，「性度弘博，風覽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師從當時佛教領袖釋道安，和弟慧持一起剃度出家後，「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貧旅無資，縕纊常闕，而昆弟恪恭，終始不懈。」 由於大師勤學不輟，二十四歲時便能升座講經，每當講到深奧難懂之處，聽眾不解，大師就援引老莊思想連類貫通，於是聽眾疑惑頓釋，為此道安特許他可以研究世俗之書。
大師雖道高德勛，學問精深，錚錚鐵骨，不畏權勢，但對於教界碩德，則非常謙虛，「每逢西域一賓，輒懇惻諮訪。」聽說著名的鳩摩羅什法師到長安，即主動去信通好，羅什法師也殷勤回信，惺惺相惜，兩位大師互相書信往來，探討佛法的大乘教義，由慧遠問羅什答，後編成《問大乘中深義十八科》(又稱《大乘大義章》或《鳩摩羅什法師大義》)三卷。大師精於般若之學，在經典未備的情況下，妙悟天然契合佛理。如中土本無「泥洹常住」的講法，只說如來壽命長遠，而大師則發前人所無之言：「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因此著《法性論》說：「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羅什法師讀後讚歎：「邊國人未有經，便闇與理合，豈不妙哉！」
大師不但學問精深，而且注重實修，其修行方法是念佛三昧，以凈土為旨歸。大師與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雁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123人共結蓮社，在般若台精舍阿彌陀佛像面前，建齋立誓。劉遺民著《發願文》，申明深信因果報應、無常迅速、輪回諸苦，故蓮社諸賢共同發願修念佛三昧，以期超越三界，往生西方凈土。大師居廬山三十年，修念佛三昧多有瑞像。起初十一年，大師澄心系想，曾三次看見阿彌陀佛顯相，但不與人說。後十九年(公元416年)七月晦夕，大師在廬山般若台之東修定，忽然看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兩大菩薩，在佛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註上下，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佛對他說：「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 又看見先逝的佛馱耶舍、慧持、慧永、劉遺民站在阿彌陀佛身旁，對大師說：「師志在先，何來之晚！」大師知時辰已至，從容對弟子安排好自己的後事，設七日為期，至期安祥舍報，往生凈域。
由於大師發心廣大，常以弘揚佛法為己任，精進不懈，因此二十四歲就開始講經說法，種種善巧方便，契理契機，深得聽眾喜愛。東晉太元四年(公元379年)大師與其師道安分別時，請求訓誡，道安說：「如公者豈復相憂？」意思說：像您慧遠這樣優秀的人才我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呢？由此可知大師在道安心目中的地位了。
由於東晉時佛教典籍多不完備，為了使佛法能在中國長遠流傳，大師非常注重經典的求取與翻譯。除促成《十誦律》的翻譯外，他還曾派弟子法凈、法領等西行印度，取回梵經加以翻譯；大師「孜孜為道，務在弘法，每逢西域一賓，輒懇惻諮訪。」 如過去道安法師時，曾請西域僧曇摩難提翻譯《阿毗曇心》，但不完美，後慧遠大師請罽賓沙門僧伽提婆重新翻譯了《阿毗曇心》和《三法度論》，於是毗曇和律學得以盛行；大師還請西域僧人佛陀跋陀羅(覺賢)譯出《達磨多羅禪經》二卷。所以僧佑在《出三藏記集》中稱贊慧遠大說：「禪法經戒皆出廬山幾且百卷。」又說：「蔥沙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土者，皆遠之力也。」
大師作為南方佛教領袖，護持佛法不遺餘力。東晉元興元年(公元402年)，東晉權臣桓玄下令淘汰不能講經說法、持戒修行的僧人，但由於敬重大師，因而告誡屬下「廬山是道德(慧遠大師)所居，不在搜簡之例」，為此大師致書桓玄說：「佛教凌遲，穢雜日久，每一尋至，慨憤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淪湑將及。竊見清澄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勢；枉以直正，則不仁自遠。此命既行，必一理斯得。然後令飾偽者絕假通之路，懷真者無負俗之嫌。道世交興，三寶復隆矣。」因此為桓玄訂立條例，桓玄全部聽取了大師的意見，使此次事件未能釀成法難(後隔百餘年間，在相似背景下，北方竟發生了兩次法難，即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的魏武法難和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及建德六年(公元577年)的北周武帝滅佛)。
為了佛法的代代相傳，大師座下培養出了一批優秀的人才。他門下弟子多達百餘人，其中多才多藝者不乏其人。有善於講經說法的慧持，曾應豫章太守的邀請，講授《法華經》、《阿毗曇論》，又曾到建康(南京)參與校對《中阿含經》的譯文，後來入蜀弘法，深受當地僧俗所推崇；有妙善講說、兼習禪業、律身持戒的法安，於新陽(今甘肅秦安縣東南)建立道場，弘化一方；有長於著書立說的慧觀，撰有《法華宗要序》、《涅槃經序》、《修行地不凈觀序》、《勝鬘經序》、《辯宗論》、《論頓悟漸悟義》、《十喻序贊》等，並且善習戒律，尤精《十誦律》；有通達大小諸經及世典，而志修凈土的僧濟；有精勤務學、才思易悟的道祖；此外還有曾為苻秦衛將軍、綜習內外典籍的曇邕，自師從慧遠以來，往返於廬山與長安之間，為慧遠與羅什作信使，二位高僧能夠聲氣相通，互論經教，全賴曇邕之力；又有遍學眾經，尤精般若的僧徹；有善工技藝者，如慧要。還有曇順、道汪、道溫、曇詵等，皆為有修有學之士。所謂一佛出世，千佛護擁。他們在輔佐慧遠大師弘護佛法，自利利他等諸多方面，都各顯其能，為東晉佛教的紮根與流傳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三、 結語
湯用彤先生說：「夫教化之體，在能移風易俗。釋慧遠德行淳至，厲然不群。卜居廬阜，三十餘年，不復出山。殷仲堪國之重臣，桓玄威震人主，謝靈運負才傲物，慧義強正不憚，乃俱各傾倒。非其精神卓絕，至德感人，曷能若此。兩晉佛法之興隆，實由有不世出之大師，先後出世，而天下靡然從同也。暨乎晚近，釋子偷惰，趨附勢利，迎合時流，立寺以勒建為榮，僧人以恩賚為貴。或且外言弘道，內圖私利。日日奔走於權貴之門，號稱護法，不惜聲譽，而佛法竟衰頹矣。」先生之言，雖不中聽，卻是發自肺腑，值得深思。文革後將近三十年了，當前中國從貧困逐漸邁入小康，佛教從摧殘中穩步復甦，恢復了一批寺院，寺院經濟也逐漸好轉，少數寺院甚至達到了較為富庶的程度。而此時新問題(其實也是過去歷朝歷代佛教界都曾有過的老問題)出現了，個別僧人信仰淡漠、道風不振、攀緣附勢、行跡入俗、經懺謀利等不如法的情況則有所抬頭，個別富庶的寺院忽視人才培養、弘法慈善不作為的現象也容易成為世人話柄。以史為鑒，長此以往，就會拖累中國佛教復興的腳步。過去中國佛教凡是在歷史上振興之時，必是因為有信仰、道德、學問或修行卓越的大師出現，如1670年前誕生的東晉廬山慧遠大師，就是古今同欽的僧界楷模。我們應當向大師看齊，向大師學習，加強自身建設，提高自身素養，爭取成為合格的現代僧才。中國呼籲更多像慧遠大師這樣信仰純正、道高德馨、學修具佳的高僧出現，如此佛教的振興則指日可待矣。
參考資料
［1］《高僧傳》卷6之《釋慧遠傳》，《大正藏》卷50，357c～361b。
［2］《出三藏記集》卷15《慧遠法師傳》，《大正藏》卷55，109b～110c。
［3］《佛祖統紀》卷26之《蓮社七祖》、《十八賢傳》，《大正藏》卷49，260c～270a。
［5］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湯用彤全集》卷1，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6］趙朴初《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在中國佛教協會第六屆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法音》1993年第12期第5頁。
［7］傳印法師《廬山慧遠的理念及其現代意義》，《凈土》1998年特刊·中國佛教兩千年紀念專集，廬山東林寺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