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才對前面地方辦學的介紹內容看得不多，後面馮哲老師講的內容我全聽到了。聽到這些內容，我覺得一直都是我心裡想要辦的事。看到自己一直在想著的事情有這么多的高僧大德、學者專家都在做，我覺得很欣慰。
有些問題我也曾經做過類似的思考，比如說剛才馮哲老師提到的儒家的學問，讓少年兒童從小就開始接受這種教育，這一點我從很早就很積極，想推動類似的事情，在藏系辦學。青海湖的北海禪院就是一所藏系的學校，而且這所學校不光是教育少年兒童，也教育大人。這里將來會是一所綜合性學校。如果有可能，藏區的民眾和學生可以在這里受教育，漢地的民眾也可以。
北海禪院舉辦這一次文化夏令營有一個很主要的願望，就是：漢藏兩地的文化能夠進入一個對等健康的交流。這需要很多條件，比如剛才馮哲老師提到的率先由國家很重視地推行一個大的工程：把文化經典翻譯成中英文對照版。如果由國家來做這件事情，就會很順利；如果由民間團體來做，就會比較費力氣。但是目前我們也有這個心，怎麼辦呢？我們雖然僅僅只是民間團體，但也朝著這個方向走。而且翻譯成藏文的工作，可是關繫到背後的很多問題。
在早期唐宋的時候，漢藏之間的文化交流對等一些。那時候還有很多漢傳文化和佛教典籍翻譯成藏文。而到近期以來，尤其是新中國以後，翻譯成藏文的文字就越來越少了。法尊法師在的時候還翻譯過一些，翻譯的內容主要是以政府文件，包括共產主義典籍為主。但是關於漢傳的典籍和文化經典翻譯成藏文就很少了。
我們在組建北海禪院首先第一個願望就是這一點：要讓漢藏文化進入對等的交流。不光是有藏文翻譯成漢文的，漢文一定要有翻譯成藏文的。因為這樣才能對等。其實如果沒有漢傳文化典籍翻譯成藏文的基礎，藏文翻譯成漢文的基礎也會比較弱：翻譯成漢文的很多辭彙離藏文的原始精神還會有所欠缺。
這裡面要考慮到民族文化結構問題，還要關繫到民族心態、人的心態問題。藏地民眾和漢地民眾的心態各有特點：藏傳佛教裡面首先入門的方法重視三皈依，重視依止上師，從這個地方就可以直接入手。而漢傳佛教歷來往往以禪的精神為核心，禪宗基本上是漢傳佛教的一個特質。而禪的精神往往是「久坐必有禪」，以一個比較簡單直接的方法就可以進入。這背後有一個民族心態的問題：漢人從內心裡歷來就有這么樣一個習慣——簡潔，包容，以點涵蓋很多層面。
就像老子《道德經》裡面「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這六個字，後世解釋這六個字的典籍可是不知道多少，汗牛充棟。由此可見，漢文表達的信息量涵容得特別廣泛，又特別簡潔：一個字所點到的點往往是其他文化體系長篇大論說完了也點不到的一個位置。就像漢傳醫學裡面點穴的功夫一樣，點到一個點牽動一大片，但是很簡潔的這么一個點也就夠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典籍文字一般都比較短，例如《論語》和《道德經》都不長，但是歷來它們的價值可以說無法衡量，締造了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
那麼，這種簡潔跟藏傳佛教的文化特徵比較起來，我們就發現它們背後有一個不同的分界線：藏傳佛教和藏傳文化很重視信，直接信入，文化結構非常明晰、具體，就像藏傳佛教重視次第、因明，條理非常明晰。而漢傳佛教和漢傳文化都會有這么樣一個特點：就是簡潔、直接。這種簡潔和直接可能跟漢民族以前的文化習慣、地理位置、生活條件各個方面的因素都有關系。
如果是做文化交流的工作，就有必要關注這個問題：比如有些東西不能移植，但我們可以互相借鑒、參考，進行對比研究，乃至於可以取長補短。但有些東西如果是做百分之百的移植，可能會有點問題。比如說修行方法，藏傳佛教的修行方法優勢區塊在皈依三寶、發菩提心的基礎教授，幾乎貫穿整個佛教體系的大的基礎。這樣一個方法拿到漢傳佛教修行體系中來進行普遍推廣，一開始還可以接受，時間一長就會發現有一些很自然的不好磨合的東西：這裡面有一個民族心態的問題需要處理。沒有處理好直接運用的話，時間長了一個漢人就會覺得我這個修行方法是不是有問題啊？我是不是錯了？就會感覺心裡面不對。這種情況我想像馮哲老師這樣專門做教育研究的人應該非常明朗，我在這里表達能力有限，但我覺得這是要去關注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如果有了一個兩百年、三百年、四百年的長時間漸漸磨合，漸漸交流，我相信一定是可以解決的；但是如果是在短時間裡面，如果一定要具體地解決掉，進行直接地拿來運用，這個問題也就會很大了。
就像榮格談到心理學時談到的土壤問題，就是表層土壤和深層土壤的問題——在土壤表層，黃土的地帶就是黃土，黑土的地帶就是黑土，沙漠的地帶就是沙子。如果翻過去利用，原來的地方就會被分化。拿一堆黃土放到黑土地上，放一天兩天，一年兩年……到了十年八年的時候，黃土就會自然地被融化到黑土中去了，黃土就成了黑土了。所以文化交流基礎的問題還需要關照。
但是到了深層次的問題，它們彼此之間一定會有共同點。表層有黃土、黑土、沙子的區別，如果到了很深的層次，共同的土壤是一定有的。深層次的土壤在我看來起這個名字比較合適——「文化背後的文化」。對於文化背後的文化，我想說的就是一個信仰的問題。
信仰跟文化還是有一個距離：信仰往往直接解決心是什麼，直接解決生來和逝去，直接解決生和死的問題；而文化起到一個組織和結構，也就是組織人的心靈結構的作用。信仰是更深層次的——解決生和死的問題，這是信仰的核心。
信仰和文化是一個什麼關系呢？——應該是一個船和船上面的人的關系。無論是什麼信仰，文化一定是載體，不管什麼信仰都依靠文化來表達，文化可以彼此跨區域地互相溝通、交流，而信仰是文化交流內容裡面最精華的部分，它是文化背後的文化。船從此岸渡到彼岸，是用來裝東西到彼岸去的，而船上的人和東西是文化的核心，可以把它稱作文化背後的文化。
信仰其實說具體一點就是個宗教問題，比如說儒家、道家，作為一種學術和思想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一直影響著中國人的意識形態；從信仰這個角度來說，漢傳佛教以一個宗教的面貌出現。文化體系和宗教之間的區別，梁漱溟先生曾經和泰戈爾討論過，泰戈爾不斷提問：「儒家是不是宗教？」當時梁漱溟先生在儒家文化的學養頗有影響，回答說：「儒家不是宗教。」然後就談到了一些具體的問題，提出來孔老夫子當年更重視一種率真而直接的做人態度，而孔老夫子以後，到了孟子以後的大家，把仁、義、禮、智、信這些做人和社會倫理規則樹立完善起來了。對於心性，也基本確定在人的自性本來是善。這樣一來，以文化的形式構建了社會的普遍概念，和信仰還是有著某種程度的區分：因為信仰是解決的生死，所有信仰其實都是從這個問題開始才稱為一種信仰，宗教也是從這個問題開始談才稱為一種宗教。
就我個人而言，更確切地說，比如儒家，在中國的文化長河當中，把它說成是一種文化更好一些，如果把它說成是宗教就會有一些籠統的地方了：比如說佛教裡面的禪宗和凈土宗，一提出問題就是「死了往哪裡去？」可能在儒家或道家的經典里也會談到人死了往哪裡去，可是它中間的步驟就不會探討得那樣深入。它在歷史上出現的任務不一樣，而宗教出現的任務是另外的，它是專門要解決生從何來，死往何處去的這樣一個問題。所以禪宗所面臨的問題就是我們的自性如何直接去開悟；而凈土宗所面臨的就是我們一旦圓寂，我們可不可以往生，我們要往生的是一個跟這個世界不同的世界。它所直指的就是生來和死去走向的這樣一個問題。
從這點來看，我覺得文化交流里邊有一個不同土壤之間彼此的文化交流問題，還有一個意識心靈結構的板塊，和我們深層次的心靈來去，我們的生命來去，生從何來死往何去的縱向交流。這種縱向的交流就是決定我們是從文化的角度直接過渡到我們的心靈源頭，然後從我們心靈乃至生命的源頭回過頭來看文化結構的問題。
所以文化交流有一個平面的民族和民族之間的交流，還有一個縱向的交流：從我們的知識結構過渡到我們心靈、生命當中去的一個交流。我認為文化交流應該像這樣談，建立成為一種立體的、交叉的文化交流，那麼這樣一種文化交流就會很貼切，會比較明晰。有時候我看到一些文化、歷史方面的大家對這個問題的說法，我拿現在的知識來進行判斷是有一些問題的：有時候就會把一種文化直接以宗教的面貌來出現，但所解決的問題卻不是宗教的問題，就會有一些含糊。
我今天談的題目是「文化背後的文化」，是這樣一個想法：文化有一種平面的交流，這是時代所需要的：馬上我們就到地球村文化時期了，我們現在不交流就把交流的機會讓給西方的文化，他們會很快地交流過來，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很多機遇就失去了，很多可以受教育的人就失去了教育的機會。還有一種縱向的交流，就是生命底層的這樣一種文化，和知識結構、倫理結構當中的文化進行交流。平面的文化交流是以地區和地區為界限的，縱向的文化交流是以信仰文化結構和倫理知識的交流，是以人為單位、以人為界限的，所以是人人都需要的。
我的講話就到這里。謝謝大家！(掌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