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經》的歷史源流與判定
覺真
一、《大藏經》述義
《大藏經》是一部佛教典籍叢書，也可視為一部佛經總匯。在梵文中無法找到與之相對應的原詞，它完全是一個由中國人創造出來的佛教概念，其內涵存在著狹義與廣義之分：就廣義而言，泛指世界上現存最完備的巴利語大藏經、藏文大藏經、漢文大藏經三大體系；在狹義上則專指我國的漢文大藏經。
從宗教意義上講，佛教的典籍即是住世的「法寶」，是宇宙間至上的法則，因為佛教徒普遍認為：「論益物深，無過於法。何者？法是佛母，佛從法生。三世如來皆供養法。故《勝天王般若經》雲：『若供養法，即供養佛』。是知法教津流，乃傳萬代」。[1]據此筆者想來，正是這諸多為法亡軀的佛教徒們，憑著這種執著的宗教情懷，才有了後世《大藏經》的產生與流布。
「大」，在這里顯然是一種褒義，用來表示佛教的典籍窮天地之極致，無所不包。因為佛教常把只有佛才可能具有的最高智慧稱作「大圓鏡智」，將佛教的法身佛(毗盧遮那佛)稱作「大日如來」，《大藏經》所用的「大」，也無二致。
「藏」，是梵文pitaka的意譯，本意為放東西的箱子、籠子等器皿。因為古代印度的僧侶們，常把他們抄寫的貝葉經存放在這類箱子或籠子中。因此，「藏」也就逐漸成為佛典的計標單位乃至代名詞了。
「經」，是梵文sutra的意譯，原意為「貫穿」。古印度佛教徒認為，用一根線把花瓣穿起來，這些花瓣就不會被風吹散。同理，把釋迦牟尼佛的言教總攝在一起，便可永不散失，傳諸後世。中文「經」字原意是指織物的縱線，有綿延之意，故引申為「常」，指常存之義理、法則。如《左傳》宣公十二年有雲「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2]，就是這個意思。中國人用「經」字來對譯印度的sutra,反映出佛教信徒對釋迦牟尼佛及其言教的無限崇敬與信仰。
那麼中國人為什麼要用「經」來翻譯印度的sutra呢？因為中國人長期以來便有 「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思想，認為宇宙間存在著某種終極真理，對經字的詮解，也是這種心態的反映。在此，僧肇大師的解釋可以說是最具代表性的：「經者，常也。古今雖殊，覺道不改。群邪不能沮，眾聖不能異，故曰『常』也」[3]。意思是說：所謂「經」是一種永久不變的東西，盡管時間流馳，古今情況不同，但釋迦牟尼佛所覺悟的真理不會發生變化。
「大藏經」，最初被稱為「眾經」、「一切經」，後稱為「經藏」或「大藏」，有時也簡稱「藏」。「大藏經」這一名稱，在南北朝末期或隋朝初期，方始出現。據考證，這一名稱最早見於隋朝灌頂國師所著的《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中，文內說智者大師在一生中「造寺三十六所，大藏經十五藏，親手度僧一萬四千餘人」[4]。在當時，尚未發明印刷術，要造大藏經，均靠一個字一個字地書寫。造大藏經十五藏，確實是一個頗為驚人的數字了。同時，這條記載也表明，最遲在隋代，「大藏經」一詞，已經開始被人們普遍地採用了。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大藏經可分作「翻譯佛典」與「中華撰述」兩大部分。翻譯部分的原語種十分繁雜，既包括從梵文、藏文、巴利文翻譯的經典，又包括從中亞一帶各種少數民族語言翻譯的經典，內容涉及大小乘、顯密教等許多部分，而撰述部分均為中國人的著作。內容有對三藏所作的疏、鈔、章、記以及史傳著作，各類論著、地誌、目錄等，可以說種類繁多，題材廣泛，資料宏富，是研究中國佛教，乃至中國歷史、哲學、社會、經濟等諸多領域重要課題的不可或缺的寶貴資料。
佛教典籍自西漢傳入中國以後[5]，西域僧眾東來傳教，中國僧眾西行求法，諸多佛經被陸續譯出，中華佛教撰述也不斷涌現，經歷了南北朝和隋唐兩個時期的長足發展，漢文佛典也在迅速擴充，並最終形成體系龐大歷史久遠的漢文大藏經。這其中存有怎樣的歷史源流，當面對這些珍貴的歷史文物時，應如何去疏理和鑒別，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很實際的問題，本文便是針對上述問題作出一些闡述和說明。
我國的大藏經，在宋代以前，均是以「寫本」形式流通，隨著雕版印刷術的發明，大藏經也呈現出顯著的特徵。漢文雕版大藏經，流傳至今並有確切實物驗證者，共有二十一部，下面就以時間為線索，結合每一部大藏經的版本特徵，做一簡要說明：
宋代共刻有《開寶藏》、《崇寧藏》、《毗盧藏》、《資福藏》、《圓覺藏》、《磧砂藏》等六部漢文大藏經。其中《開寶藏》是官刻本，其餘均是私刻本。
《開寶藏》，宋太祖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命宦官張從信前往益州(今四川成都)開雕，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完成，共有經板十三萬塊。初刻是以唐智昇《開元錄·入藏錄》為依據，共收經1076部，5048卷，分作480帙，千字文帙號自「天」至「英」。本藏為捲軸裝，每版正文23行，每行14字。版首另用小字刻有經名、板號、帙號，卷末刻有雕造的年月。後於咸平、天禧、熙寧年間曾多次修訂，增入《貞元錄》入藏經典及宋代新譯經典1580卷，全藏增至653帙，6620卷左右，並改正彌補了初刻時的若干謬漏。
《開寶藏》是我國第一部雕版官刻大藏經，但可惜的是，全藏早已佚失，傳世本極為珍稀。現存年代最早的印本為刻於開寶五年(公元972年)的《大般若經》卷五八一，「李」字型大小殘卷。
《崇寧藏》，北宋福州東禪寺私刻大藏經，也是我國第一部私刻大藏經。開雕於宋神宗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完成於宋徽宗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共收經1430餘部，5700餘卷，分作564函。千字文編號自「天」至「勿」。本藏是我國首次採用經折裝的大藏經，每版30行，折為5個半頁，每半頁6行，每行17字，此種版式為後代多數大藏經所承襲。同時，本藏還首次以「函」為單位，將原附於各卷的佛經音義獨立成卷，附於該函之末。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間，又續雕了《大慧語錄》等16函，全藏始成1440部，6108卷，580函。該藏的雕印活動一直延續到元泰定年間，共歷240餘年。現全藏已佚，日本尚存有部分印本，此外則較為稀見。
《毗盧藏》，宋代福州開元寺私刻大藏經。開雕於北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完成於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其後，在隆興二年(公元1164年)，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曾兩次續雕。全藏共收經1451部，6132卷，分作595函，千字文函號自「天」至「頗」。本藏為折裝本，每板30行，折為5個半頁，每半頁6行，每行17字。其卷首之經題及卷尾之千字文等，均與《崇寧藏》相同，只是版面較小，且每函缺少音義。本藏的刷印活動一直持續到元大德年間。現全藏已佚，日本尚存有部分印本。此外則較為罕見。
《圓覺藏》，又名《前思溪藏》，宋代湖州思溪圓覺禪院私刻大藏經。圓覺禪院系北宋末年密州觀察使王永從與其弟崇信軍承宣使王永錫等特為王氏家族所創建的寺院。本藏亦由王氏家族獨資雕印。開雕於北宋末年，完成於南宋高宗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共收經1435部，5480卷，分作548函，千字文函號自「天」至「合」。本藏為折裝本，每板30行，折為5個半頁，每半頁6行，每行17字。該藏各經音義分別附於各帖之末，除少數經卷外，全藏無題記與刊刻記。本藏的刷印活動約終止於宋末，現日本所存該藏印本較多。國內則較為少見。
《資福藏》，又名《後思溪藏》，宋代安吉州法寶資福寺私刻大藏經，該藏開雕及完成年代不詳。全藏共收經1459部，5940卷，分作599函。千字文函號自「天」至「最」，本藏版式與《圓覺藏》相同，每板30行，折為5個半頁，每半頁6行，每行17字。目前學術界有部分人認為，法寶資福寺即是圓覺禪院的後身。《資福藏》的前548函完全依據《圓覺藏》的原板刷印，僅後51函為其後補雕的，所以兩藏實際上是同一副經版，屬同一部藏經，主張把它們合稱為《思溪藏》。現日本藏有該藏的印本較多。清朝末年，我國學者楊守敬曾從日本購回一部，但此藏原缺600餘卷，且有不少抄補殘缺之處，現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
《磧砂藏》，平江府磧砂延聖院的私刻大藏經，約開雕於南宋理宗寶慶(公元1225~1227年)或紹定年間(公元1228~1233年)。中途曾因延聖院火災及南宋滅亡等原因，中斷約30年。直到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方始告竣，歷時約90年。全藏共收經1532部，6362卷。分作591函，千字文函號自「天」至「煩」。該藏是折裝本，每板30行，折為5個半頁，每半頁6行，每行17字。該藏開雕於南宋，完成於元代，直到明代初年仍在刷印流通，經常有人將零本視作元本，但習慣上仍稱為宋藏。該藏以往未見著錄，自上世紀以來，在陝西開元寺、卧龍寺，山西太原崇善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上世紀初購自北京)發現該藏各一部。
遼代所刻的官版大藏經，一般稱為《契丹藏》或《遼藏》。它約開雕於遼聖宗統和時期(公元983~1012年)，完成於遼道宗清寧年間(公元1055~1064年)或咸雍四年(公元1068年)之前。共收經1373部，6006卷，分作579帙，千字文函號自「天」至「滅」，本藏屬捲軸裝，每版正文大抵為24行，亦有27~28行不等者，每行字15~18不等。每版另有小字所刻經題、卷數、板號、千字文編次等。現全藏已佚，但房山雲居寺遼、金時期所刻佛經，即以該藏為底本，尚有石經存世。1974年又從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佛像中，發現該藏經本10餘卷，人們可據此復睹該藏的風貌。
另據日僧釋宓庵《丹本大藏慶贊疏》稱：「帙簡部輕，函未盈於二百；紙薄字密，冊不滿於一千；殆非人功所成，似借神巧而就」[6]。人們據此推斷，《契丹藏》有兩種版本，一種是應縣木塔出土所示的大字本；另外還有一種是小字本。可喜的是，近年已在河北發現了小字本遼代刻經，學者們認為這就是當年的小字本《契丹藏》。
金代流傳下來的大藏經，只有一部《趙城藏》，它是1933年在山西省趙城縣霍山廣勝寺被發現的，故有此名。《趙城藏》是金代解州天寧寺的私刻大藏經。約開雕於金熙宗皇統九年(公元1149年)，完成於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公元1173年)。全藏共收經1570部，6900餘卷，分作682帙，千字文帙號從「天」至「幾」。本藏是捲軸裝，每版正文23行，每行14字，版首另有小字經題、板號及千字文編次。新中國成立，該藏被移至北京圖書館保存，僅剩4800卷，1959年，在西藏薩迦北寺發現該藏南宋理宗丙辰(公元1256年)印本，約540卷，現藏北京民族文化宮。
《趙城藏》的主體部分系覆刻《開寶藏》而成，是現存一切大藏經的「祖本」，同時，在刊刻時還吸收了《契丹藏》的若干優點。因此，在《開寶藏》、《契丹藏》全藏已亡佚的今天，《趙城藏》的發現在佛教文獻學上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據悉，我國的《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即是以這一稀世孤本作為基礎性底本，來進行編輯的。
明代紫柏大師在《徑山藏·刻藏緣起》中說元代共刻有十幾種藏經。但長期以來，人們只見到《普寧藏》一種。因此，一般所講的元藏，都是指《普寧藏》。近些年又有一些新的實物資料被不斷發現，如1982年在雲南省圖書館發現了《元官藏》；1984年在北京智化寺發現了《不知名元藏》。可以預測，還應有一些元代《大藏經》有待於人們去發現。
《普寧藏》，全稱《杭州餘杭縣白雲宗南山大普寧寺大藏經》，它是元代佛教一個宗派——白雲宗所刻的大藏經。開雕於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完成於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全藏共收經1430部，6004卷。分作558函，千字文函號自「天」至「感」。元成宗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曾補雕一次，全藏遂擴展為1594部，6327卷，587函，千字文函號自「天」至「約」。本藏是折裝本，每板30行，折為5個半頁，每半頁6行，每行17字。該藏的主體部分是依據《圓覺藏》復刻的，但版式略小於《圓覺藏》，現在山西太原、江蘇蘇州、雲南昆明等地均收有全藏，亦時有零本散見於各地，日本諸寺廟亦藏有多部，如東京淺草寺就藏有一部。
《元官藏》，元朝晚期雕刊的官版藏經。約開雕於元文宗天歷三年(公元1330年)，完成於元惠宗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全藏至少收經6500餘卷，分作651函，是當時規模最大的一部漢文大藏經，千字文函號自「天」至「於」。本藏也是折裝本，但版式是目前已知所有藏經中最大的，每版42行，折為7個半頁，每半頁6行，每行17字。氣魄宏大，行格疏朗。上下雙欄，外粗內細，在卷末還附有硬黃紙書殼，甚為罕見。此藏以往未見著錄，1982年發現於雲南省圖書館，現存32卷。據專家推斷，日本鎌倉一帶可能藏有該藏的若干零本。
《不知名元藏》，1984年北京智化寺從如來殿佛臟中發現三卷帶有千字文編號的元代刻本佛經：《大金色孔雀王咒經》、《陀羅尼集經》、《大寶積經》。版式與《趙城金藏》相同，也是捲軸裝，但千字文編次卻與之不符。發現者認為，它很可能就是人們尋訪已久的《弘法藏》(相傳元代初期雕刊的一部官版大藏經)，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學者提出反對意見。有關此藏的問題，尚須進一步深入考證。
據現存資料表明，明代我國共刻有6部大藏經，其中官版3部，私版3部。《洪武南藏》，是明代最早的官刻大藏，開雕於明太祖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至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雕刻完成。全藏共收經1600餘部，7000餘卷，分作678函，千字文函號自「天」至「魚」。本藏為折裝本，每版30行，折為5個半頁，每半頁6行，每行17字。因該藏存世僅十年，板片就因火災而焚毀，所以一般人都不知有此藏存在，1934年在四川崇慶縣上古寺發現一部，為海內僅存之孤本，但已略有殘缺，並有若干抄補本及坊刻本在內。現藏於四川省圖書館。
《永樂南藏》，明代永樂年間所雕官刻普及本，開雕於明成祖永樂十年(公元1412年)，完成於永樂十五年(公元1417年)。全藏收經1610部，6331卷，分作636函，千字文函號自「天」至「石」，本藏為折裝本，每版30行，折為5個半頁，每半頁6行，每行17字。本藏板片收貯於南京報恩寺，供全國各寺院請印，印本按不同紙質及裝幀，分九等計價。該藏的刷印活動一直延續至明末清初，雖刻工比較粗糙，但流通量很大，故傳世印本比較多。
《永樂北藏》，明朝宮廷刻本大藏，明成祖遷都北京後所刻，故稱北藏。開雕於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完成於明英宗正統五年(公元1440年)。本藏共收經1662部，6924卷，分作693函，千字文函號自「天」至「塞」。本藏亦為折裝本，但為了表現宮廷本的氣魄，加大了字體與版心，每版25行，折為5個半頁，每半頁5行，每行17字。將字體改為秀麗的趙體，因該藏專供頒賜各名山大寺之用，所以傳世本較罕見。
《楊家經場藏》，明代私刻大藏經。該藏系明初由杭州眾安橋楊家經場據《磧砂藏》覆刻而成，約於明永樂年間(公元1403~1424年)完成。全藏的版式、收經情況、千字文編次，均與《磧砂藏》同。近年發現於北京，現存3000卷以上，有永樂年間、宣德年間的兩種印本，現分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和中國佛教協會。
《萬曆藏》，明末清初刊刻的私版大藏經。約開雕於明萬曆十七年(公元1589年)，完成 於清順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全藏收經1659部，6234卷，分作678函，千字文函號自「天」至「魚」。本藏是折裝本，每版30行，折為5個半頁，每半頁6行，每行17字。本藏是以《永樂南藏》為底本覆刻而成，但增加了《永樂北藏》續刻的41函經及個別其它經典。該藏此前未見著錄，1983年在山西寧武縣文化館發現一部，僅缺失18整函及少數零本。
《嘉興藏》，又名《徑山藏》，明末清初的私版藏經。萬曆十七年(公元1589年)正式在五台山開雕，後因故遷至浙江餘杭徑山，最後由嘉興楞嚴寺總括其成，至清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完工。全藏分《正藏》、《續藏》、《又續藏》三部分，《正藏》按《永樂北藏》覆刻，千字文編自「天」至「史」，總計1662部，6924卷，分作210函，《續藏》收入藏外典籍248部，約3800卷，分作95函。《又續藏》續收藏外典藉318部，約1800卷，分作47函。《續藏》與《又續藏》未以千字文編號。清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從《續藏》、《又續藏》中抽去錢謙益等人的著作共9函，故該藏共計收經2090部，12600餘卷，343函。
《嘉興藏》一改過去捲軸裝、經折裝的傳統，採用線裝方冊本，版心接近正方形，每版20行，分為2個半頁，每半頁10行，每行20字，仿宋黑體，有邊框、行線及書口，書口刻有部類、經名、頁碼、千字文編次等，每卷末頁還刻有施刻人的願文，以及寫工、刻工、校工的姓名，雕版的時間、地點，本卷的字數及用工銀兩等。這些作法，對後世佛經的裝幀形式影響頗大。此外，《續藏》、《又續藏》搜集保存了大批的藏外文獻，可謂「功勛卓著」。近年台灣已將該藏全部影印出版。
《龍藏》，清代唯一的官刻漢文大藏經，因每卷首頁均有雕龍「萬歲」牌，故有此名。開雕於清世宗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至清高宗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完成。全藏共收經1669部，7168卷，分作724函，千字文函號自「天」至「機」。本藏為折裝本，每版25行，折為5個半頁，每半頁5行，每行17字，該藏前485函(從「天」到「漆」)乃覆刻《永樂北藏》；後293函(從「書」到「機」)內容較《永樂北藏》有增減，《龍藏》板片共雕刻了79036塊，原藏在故宮武英殿，後移至柏林寺，1982年又轉藏智化寺，後經趙朴初提議，最終被移藏於房山雲居寺大殿內。該板片雖略有殘損，但基本上完好，是我國歷代木刻藏經中，唯一尚存之板片，極其珍貴。
民國時期，我國曾編印過兩部大藏經《頻伽藏》與《普慧藏》，這兩部藏經是運用近代印刷技術，改為「鉛印線裝」出版的。
《頻伽藏》，是清末民初上海頻伽精舍私版大藏經。它出版於清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至民國二年(公元1913年)。全藏共收經1916部，8416卷，線裝為413冊，另附目錄一冊，分裝成40函，每函千字文編次從「天」到「霜」，經文用4號鉛字排印，每頁40行，折為2個半頁，每半頁20行，每行45字。有書口及邊框，無行線，書口上印有經名、頁碼等。客觀地說，《頻伽藏》校勘比較粗糙，錯亂也較多。但目錄上附有《資福藏》、《普寧藏》、《嘉興藏》、《龍藏》、《高麗藏》五種藏經的千字文編次，比較便於檢索。
《普慧藏》，是1943年由盛普慧出資編印的私版大藏經。原計劃以網羅南傳、北傳所有經典，校正前代印本之漏誤，訂正歷代翻譯名義的異同，搜集各藏的遺佚為目的。但後來只出了100冊，未能按計劃全部完成。本藏系線裝本，小21開，4號鉛字排印，校勘精良，資料價值也很高，但因印本較少，所以不大為人所知。新中國成立後，《普慧藏》的紙型轉藏於南京金陵刻經處，現仍保存完好。但大批手稿，包括已編輯好，但尚未付印的稿子，均毀於十年動亂中，十分可惜。
三、大藏經的判別與鑒定
一般來講，我國的漢文佛典可分為寫本與刻本兩大部分。寫本的佛經流傳下來的極少，並且以唐代的作品最為規範，成就也最高，故又稱為「唐人寫經」。其中以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最為豐富，約占存世量的九成以上。而刻本的佛經保存下來的非常多，但內容、形式十分龐雜。總的來說，寫經非常少見，也就很不容易鑒定真偽。刻本經雖多，但需要掌握很多的必要知識，也不可輕易斷言。
我們這里所提及的寫本，泛指隋、唐、五代時期或更早期的佛經寫本，最起碼也是北宋以前的「卷子本」，這樣界定是為了區分雕版印刷術產生前後兩種不同的時間概念。因為自唐以來，宋、元、明、清的寫本佛經還是層出不窮，直至現在，照樣有寫本佛經流通，只不過與我們所說的寫本已經不是一個概念罷了。
鑒定寫本的真偽，可以從紙質、書法、用筆、劃線、用墨等方面去判定。首先，應考慮它的紙質。寫經的用紙是很有特徵的，據日本學者藤枝晃研究，北朝寫經用古麻紙，它是用破舊麻布為原料製成，偶爾紙中還留有較粗的麻條纖維；隋朝寫經用麻、樹皮等製成的薄麻紙；初唐、中唐則用麻、樹皮等製成的厚麻紙，這一時期的紙質量較好，一般見不到麻條纖維。其次，可以從書法上來考查。北朝寫經用的是鹿毫筆，寫的是帶有隸書味道的古楷書。而隋唐時期則使用兔毫筆，寫的是較為肥厚的標准楷書，這一時期寫經的書品是很高的。最後，還要看「暗線」如何。寫經時為了抄寫整齊，抄經者往往先在紙上打好格，稱為「烏絲欄」。古人打烏絲欄時，用的是鉛條或淡墨的細線條，今人則用鉛筆。古人為了打好烏絲欄，北朝時用針點孔的方法來定位，隋代時用毛筆點淡墨點，到了唐朝時，則開始用一尖銳物體在上面壓一個小點，但今人則多用鉛筆點一下。這些都可做為鑒定的依據。
我們要鑒定一個卷子的真偽，主要是從以上幾方面來著手的。至於它的年代，可以從寫經卷子上的題記中獲得，也可通過上面所列的幾種方法來綜合判定。必要時還可以運用現代的科學方法，對寫經的紙張、墨痕進行c14測試分析，則可確定它的絕對年代，從面辨別真偽。
刻本佛經可以分作兩種：一種是藏本，即由大藏經中散出之本，一種便是另本，多系民間經坊及一些個人、家族、團體、寺廟發願刊刻的單部佛典。一般來講對佛經的判定就是指判斷它是藏本，還是另本，是官刻、私刻還是坊刻本。為此首要看有無千字文編號，另本均不帶千字文編號，凡有千字文編號的，一定是藏本，或是據藏本覆板翻刻的。偶然也會遇到有些坊刻本在翻刻時照刻了千字文帙號，再加上坊刻題記，但這是極少數。因此有無千字文帙號是區別藏本與另本的主要依據。
那麼，我們若是發現了一部刻本佛經，上邊有千字文帙號，又如何來判定它到底屬於那部大藏經呢？
首先，要看它的裝幀形式。我國的刻本藏經共有三種裝幀形式：捲軸裝、經折裝、方冊裝。早期的《開寶藏》與大字本《契丹藏》均仿製寫本藏經是捲軸裝；《趙城金藏》承襲了《開寶藏》也是捲軸裝。至於《崇寧藏》、《毗盧藏》、《資福藏》、《普寧藏》等其它宋元藏經都是經折裝，明清兩代，除了《嘉興藏》是方冊裝外，其餘均是經折裝。民國的兩部藏經《頻伽藏》、《普慧藏》均是鉛印線裝方冊本。
其次，要看藏本的版式。所謂版式是指，一塊木板設計了怎樣的邊欄，一共刻了幾行，每行幾個字。如果是經折裝，還要看一版(即一個印張)共折為幾個半頁。如《開寶藏》、《趙城藏》都是每版23行，每行14字。大字本《契丹藏》每版24行，每行15-18字不等。《崇寧藏》則為每版30行，折為5個半頁，每半頁6行，每行17字。這種版式幾乎成為歷代折裝本的定式。但也有幾種藏經是不同的，如《元官藏》每版42行、折為7個半頁，每半頁6行，每行17字。《永樂北藏》每版25行，折為5個半頁，每半頁5行，每行17字；《嘉興藏》是每版20行，折為2個半頁，每半頁10行，每行20字。
另外，福州所刻兩藏《崇寧藏》與《毗盧藏》，思溪所刻兩藏《圓覺藏》與《資福藏》，均為折裝本，每版30行，折為5個半頁，每半頁6行，每行17字，不但版式相同，不少經的千字文編次也相同，那麼又如何來區分呢？這就需要從藏經的表題來仔細觀察了，福州印本均採用紺青色的紙作表紙，表題及千字文編次均用金字；思溪印本則用黃色紙作表紙，表題及千字文編次均用黑字，故可據此區分它們。
最後，還應該核對一下該經的千字文帙號是否與該藏的目錄相符。例如龍樹著、鳩摩羅什譯的《十二門論》，《開寶藏》編為「是」號；《金藏》編為「陰」號；《永樂南藏》編為「守」號；《永樂北藏》編為「造」號。根據這些編次的不同，也可以考訂出它所屬的大藏。
注釋：
[1] (隋)費長房撰《歷代三寶記》卷十五，《大正藏》卷四十九，120頁中。
[2] 《辭源》第2434頁。商務印書館，1981年修訂第一版。
[3] (後秦)僧肇撰《注維摩詰經》卷一，《大正藏》卷三十八，327頁下。
[4] (隋)灌頂撰《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大正藏》卷五十，197頁下。
[5] 此採用《魏書·釋老志》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向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之說。
[6] (日)《東文選》卷一百一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