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正法師
二十世紀的中國佛教，經歷過種種磨難，終於在世紀末初步實現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提出：「發揮宗教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這又為佛教在二十一世紀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機會。但如果認真反思，就會發現中國佛教在當前文化環境下還是處在諸多困境之中，這些「困境」束縛了佛教自身的發展，也使得佛教難以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發揮更大、更積極的作用。
佛教在古代社會文化環境下曾具有較高的「神聖性」，這既是佛教的自信，如《大庄嚴論經》雲，「我今得勝利，分別識三寶。真實是我寶，佛法及聖眾」，同時也是人們對佛教的信仰。但自十九世紀末以來，以科學與民主為主要訴求的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佛教所具有的「神聖性」與「超越性」遭受到全面的質疑，二十世紀中期以後，世俗化運動一浪高過一浪，佛教要想在當代社會立足，似乎必須證明自身是科學的，像沈家楨寫的《佛法是科學》等小冊子，在某種程度上竟成了佛教的「護身符」，這難免令人想起佛教漢魏初傳時的「格義佛教」，要通過比附的方法才能讓人認識到佛教的價值；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工業化、信息化的成就使得人們對佛教生死安撫、慰籍的需求銳減，互聯網的普及又使得佛教知識、信仰「平面化」，這一切都使得佛教的神聖性持續受到侵蝕。因為普通人對佛教的真義乃至基本常識缺乏了解，所以在一些文學、藝術作品中多有對佛教「無厘頭」式的解構之舉。這進一步瓦解了佛教的神聖性。
另外一方面，佛教信徒對佛法的認識也不夠深刻，造成以求取功德、福報為主要目的、以災祥、靈驗為主要特徵的「相似佛法」在寺廟中流行，從而加劇了佛教界思想上的混亂；一些僧人、寺廟出現的個別問題，經過媒體、互聯網的「放大」，又給人造成一種漢傳佛教整體出現問題的印象，這也使得佛教的神聖性遭受到損害，致使現在社會文化環境下，人們對佛教很難生起崇敬心，也使得佛教不可避免地被主流文化邊緣化，難以在當代文化建設中起到更大的影響。
佛教傳入中國後，多次受到儒家思想和本土道教的排擠，佛教經過不懈的努力辯爭，終於取得了三教鼎力的位置，如唐文宗太和元年，白居易和沙門義休、道士楊弘元在麟德殿辯論三教教義，與以前的相互攻訐相比較，這次辯論會一團和氣，白居易以六義比擬十二部經，以孔門四科比擬釋門六度，以孔門十哲比擬如來十大弟子，在場的皇帝、大臣竟無異議，再如蘇轍《三教論》中說，「佛老之道非一人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此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潔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至於信仰佛教所能達到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的境界，也正是「周孔之遺意」。這樣經過論爭，佛教在輔助教化、生死慰籍、治氣養心、終極超越等方面的文化功能得到了社會認可。可以說，佛教之所以能夠在唐宋時期與儒家、道教平起平坐，完全得益於其鮮明的文化特色。但當代社會佛教的上述文化特色已經得不到人們的認可，雖然改革開放這么多年來，「佛教是迷信」的說法不再是主流話語，但關於佛教到底是幹什麼的，有什麼特殊的文化價值與作用，並沒有多少人能夠用現代語言辭彙講說清楚，或者按照現代人的價值觀念解釋明白。大多數人所能理解的佛教，是一種模糊不清的「傳統文化」，佛教自身獨有的文化特色隱而不彰，這也是佛教在當前文化環境下遭遇到的一種困境。
佛教僧團每半月和合「布薩」說戒，安居結束舉行自恣，所謂「自我批評」與「批評」相結合，正是僧團健康發展的保證，唐宋時期，諸方尊宿評判諸方見解毫不留情，正是這種「唯義是從」的精神才造就了當時盛極一時的「五家七宗」局面。但明清以來佛教這種寶貴的自我批評精神日漸喪失，時至今日，更是願做和事佬者多，出頭做「惡人」、堅持原則者少，致使一些地方的僧團內部有些正氣不彰。
另一方面，無論是在印度還是在中國，佛教都曾對當時的社會文化有所批判，如釋迦牟尼就對當時的九十六種外道、六十二種邪見展開過批判，再如中土的慧遠、智者、宗密以至明代的蓮池等大師都對當時的文化思潮有所批判，也就是說，佛教在一些大的時代文化問題上都是有自己的聲音、立場的，蓋佛教以般若智慧為核心教義，可以遍觀一切緣起而徹見萬法之源，破立自如，自然應該對當前的文化現象有所評判。但在當代文化環境中，佛教這種鋒若金剛的批判性已經嚴重缺失，對於當前文化，似乎只有隨聲附和的份兒，卻無力通過積極的批判對當前文化建設做出貢獻，並彰顯自身的獨特價值。實際上，現代人的知識經驗雖然比古代更為豐富，但也更為膚淺、混亂，佛教通過有建設性的批判活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起到凈化人們心靈和革除社會、文化弊病的作用，並對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設和社會問題的解決提出方案和意見。有學者認為，佛教之所以在現代社會語境下難以展開其批判活動，是因為佛教原有的教義教理體系還不能涵攝人類公共領域的普世性知識，也就無法全面構建應對現代處境的詮釋體系，因而不能開展建設性的文化批判活動。
唐文宗太和三年，蘇州重玄寺在石壁上刊刻了包括《法華經》、《維摩經》、《金剛經》、《心經》等在內的八部佛經，一共69500字，白居易認為，「是八種經，具十二部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秘藏盡矣。」可見即便是在佛法昌明、大師輩出的唐代，佛教經典過多的問題就已經很突出，迫使人們必須對佛經有所揀擇，以方便大眾受持。到了今天，這一問題可能更為突出。
除此之外，當代文化背景下，以古文寫成的佛經更遭遇到了古代所沒有的閱讀障礙。盡管現在人們受教育的水平遠遠高於古人，但除了文史哲專業的大學生之外，古文閱讀水平普遍不高，致使有些對佛教感興趣的人想要閱讀佛經，但一見到古文就不敢問津了。
佛教在當代社會文化環境下傳播所遇到的最大的難題，除了上述經論數量龐大、宗派繁多以及古今語言、詞語概念上的障礙之外，還有一個滿足人們信仰需求的方式需要變更的問題，因為進入二十一世紀，人們即便有較二十世紀更大的信仰需要，其內涵也不會與以往時代相同。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生活方式更趨向「表面化」、「碎片化」、「片斷化」，其所謂生活經驗的「真理性」，乃是社會常識和個體性實踐行為所給與，而不是像過去那樣由具有神聖權威性的宗教知識與規范所決定。這一接受範式的轉變，昭示著傳統宗教傳播方式的終結。如何以傳統教義為基礎，重新詮釋佛教教義，拓展並運用於現代社會，使之符合現代人的信仰、心理需求，便成為當代佛教所面臨的重大課題之一。
佛教教義需要重新被詮釋已經成為學者們的基本共識，有的學者認為，應該使佛學充分地人間化、現代化，「從更深層次上論證佛法與現代生活之不二，具體指示即人而趨向成佛之道，解決出世間的理想與飛速發展的世俗生活的矛盾，解決清凈不染之菩提與日益泛濫的人慾之矛盾。」 有的學者認為首先要明確佛教思想的基本理念，然後再從其中抽象出能適應現代社會的教理與指導理念，還有的學者認為佛教只有較好地含攝現代人的紛雜經驗，才能在現代處境下得到合理性的證明，也才有望獲得主流文化的話語權，也才有望發揮佛教自身在解脫生死、去除煩惱方面的特長。總起來看，在現代社會文化環境下，佛教急需發揮「色空不二」、「世出世不二」的智慧，融攝世俗文化的精粹，推陳出新，應時契機地對佛教教義進行調整改革。
從上面幾種情況來看，雖然佛教面臨著非常好的發展機遇，但如果真想提升自身形象，負擔起偉大的歷史使命，還需要長期艱苦卓絕的努力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