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明田
前 言
佛陀在世間成道立教說法，以佛法善導眾生棄愚生智，啟發般若智慧，進而入般若婆羅密多的境界。以戒定慧修行的教導，使眾生了知「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的宇宙萬法生滅現象。萬法空相的了解，也是解脫世間苦厄的要點。從佛法上說，無常無我的認知，是修行解脫的重點，也是解除苦厄的方法，所以佛教強調，應以般若婆羅密多的行深，才是究竟圓滿修行之途徑。
「人具佛性，皆可成佛」，是大乘佛法，法相「唯識學」之重大的主張，但認為佛性也是空性，空的因緣法中，因為有了一念「無明」，而產生了意識，輪回為人，所以又有了生死，也有了苦厄，這便是「緣起性空」、「因緣和合」的宇宙萬法現象。佛陀說，「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生滅是世間現象的常態，世間之一切事物，皆是緣聚而有，緣散而滅。既然是和合的東西，必然會有分散，所以說，有合成必會有分離，有聚集必定會有分散，這是世間法的定律，所以世間萬法皆被認為是「無常、無我」現象。
《般若婆羅密多心經》上說；修行之深入「智慧度」之「般若婆羅密多」(從世間此岸到達涅槃彼岸)的時候，便可觀察到「五蘊」之色受想行識，皆是因為由空性而產生的，所以說，萬法的內涵皆是空相的。經上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萬法的實相，沒有，生滅，垢凈，增減。當對實相空性的認知，即可了解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的現象，便可放下而度過一切苦厄，了解到諸法是空相，便可放下萬緣執著，而達到心識的無掛礙，就沒有恐怖，就可以遠離顛倒夢想，進入究竟寂滅的涅槃境界。惟唯識學認為，涅槃也是空相。這便是佛法微妙之處。
金剛經上，佛陀告訴我們，過去之三世諸佛，就是依這種智慧的修行方法，進入無上正等正覺的證悟境界，所以佛陀要我們參照過去三世諸佛的修行經驗，以般若智慧，從此岸度到彼岸的方法，達致覺悟成道的究竟涅槃境界。經上雲：修行必須深入般若智加上布施供養的助緣，是居士學佛修行，由迷的此岸達到覺悟的彼岸的主要因緣。經上，世尊告訴須菩提，恆河有很多支流，何況諸恆河中之沙，如果有人以所有沙數，像充滿於三千大千世界一樣多的七寶，用以布施還比不上了解金剛經之四偈句，並為他人解說的功德。所以說，法供養超越布施供養的功德。對居士學佛來說，佛法的修行是最重要的。佛教常說：「廣度眾生是福行，自斷煩惱是慧行，福慧雙修菩薩行，福慧圓滿即佛道。」
佛教的發展
鹿野苑度五比丘得以開悟，佛陀之後就有了僧團 sangha 之成立。普度外道、婆羅門、沙門乃至在家信眾接受感化，也有不少在家弟子，深受感動而出家隨佛陀修行。在阿難的請求下，佛陀特以「八敬法」來接受女眾得以出家修行，因而僧團迅速擴大。
僧團是出家眾的組織，領導修行人以佛法為學，以戒為監，來達到修行之清凈，以禪的修習來達到定的效果，而產生慧性的般若智，提升人性之圓滿，這便是修行人學佛追求的目標。佛法上說，迷是眾生，悟才是菩提，所以說，不圓滿才是人生。
僧團也稱為僧伽(sangha，簡稱為僧)即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學法女)，這便是出家五眾，加上在家兩眾(優婆塞、優婆夷)這七眾弟子組合的佛教教團vana，也因而圓滿組成。佛陀在世間弘法四十五年，教團不離不棄和佛陀一道，邁向世間行，八十歲進入涅槃後，教團還不間斷，循著佛陀的腳印，繼續走下去，到永久永久，為世人之安樂，提示佛陀的關懷。
佛陀為世間一切法的提示，都是為了眾生的離苦得樂，了脫生死為最終目的。以法的滋潤布施世間的一切，這是佛法的精神。佛陀弟子眾多，其中常隨弟子有一千二百五十人，陪伴著佛陀左右，還有不計其數的修行者，以及無數在家眾的護持，這個非常龐大的教團組織，影響到當時全印度宗教思想的改變，以及周邊國家的宗教信仰，佛教遠傳至中亞、東亞、西亞，乃至東南亞、中國，遍布世界各地區。
佛陀創立佛教於中印度(現在之尼泊爾地區)，迄今已有二千五百年。由朝庭之禮薦而傳入中國，在二千年間，經歷了漢、魏、兩晉時期，佛經的翻譯，南北朝佛法的傳播，隋唐時期持續翻譯經典，佛教文化的盛行，這段時期，印度的僧人及優婆塞陸續來到中土傳法，中國僧人往印度取經學法，佛教因此盛傳於中土，佛教在中國展開十大宗派的次第建立，大乘教理宗義燦爛了中華文化，同時也豐富了佛教文化。三百年間佛儒文化交流融匯，奠定了佛教在中國發展基業，漸漸形成為中國人信仰的宗教，即所謂「中國佛教」。
唐武宗會昌法難之後，佛教由極盛而衰退，經過一年多艱辛的掙扎，後因武宗會昌之駕崩，佛法在創傷中很快又恢復了。武宗之死宣宗即位，佛教逐漸又回復正常。可是到了五代五十餘年間王朝交迭，戰事頻乃，社會紛亂，民不聊生，佛教的發展，也受到時局影響，而逐漸走下坡，佛教教育的缺乏，佛法的宣揚也因而停滯不前。
宋代太祖建國，為持續民族文化教育，同時也為振興佛教，為佛法的發展，經過一切努力，但百廢待興，千頭萬緒，艱巨時局拖累，所幸佛教的社會基礎堅固，雖有平穩的發展，可是成效並不大。至徽宗時期因為信奉道教而抑止佛教，佛法的宣揚也受到阻力。
元朝金人入主，對文化教育的淡漠，加上崇信喇嘛教(藏傳密教的俗稱)，對漢傳佛教的推動不很積極，在政治上壓制漢民，信仰以密為宗，漢傳佛教又失去支持，加以佛教教育的失落，因而造成中土佛教，高僧大德漸稀，佛教後繼無人，佛法的推動乏力，佛教文化未能發揮作用，而一蹶不振。
明朝二百七十六年期間，佛教略有發展，但當時中國南北方各地，延續宋元期間之吃菜事魔，妖妄惑眾，民情復雜所趨，妖民事故作亂，加以信仰雜亂無章，民間秘密結社，「白蓮教」繼宋代之彌勒道之風，以宗教之名行邪教之實，邪風大盛，社會不安，當局對邪教徒之鎮壓，嚴格限制了宗教活動，佛教也受到影響。
明末雖有佛教四大師，推動和護持佛教，意圖振興佛法，帶動社會安寧，融合儒佛思想，豐富中華文化，亦復興佛教。這段時期的佛法，略有作為，但為時不久，因為朝代之更迭，滿人入關，建立滿清王朝。
清代繼元朝之宗教政策，為了平穩邊疆政治而信奉喇嘛教。秘密教派之藏傳佛教對統治者的偏向，所以藏密的教法，僅限於朝庭官宦之傳。此時中土傳統的漢傳佛教宣揚無力，加以佛教教育的失落，文化也無所作為，佛法因而失去傳承，而造成明末清初佛教的衰微。
清代兩百六十七年間，由於不注重佛教的教育，佛經散失，叢林教育無所發揮，宏法人材幾乎斷層，大師級的人材寥寥無幾，弘法更無人能承擔，只有抱殘守缺的出家人，苟延殘喘，蹲守寺院，維持生計，寺院落入窮困，無法謀生，至此中國佛教之淪落，佛法失去了昔日之光輝，此時西洋宗教隨著西方強權政治來到中國，造成社會重大影響，尤其是西方文化對中華文化的沖擊，倫理禮儀之思想改變，宗教上的混亂，甚至秘密結社的邪教之危害，引起社會秩序失控，諸如川陝楚三省之教匪之亂、天理教之爭，尤其受西方宗教扶持之「太平天國」叛亂，教匪兵連禍結，所到之十餘縣凡遇佛寺、道觀、孔廟、祖祠，即燒，遇像即毀，佛教也因此受到嚴重摧殘，這是三武一宗法難之外又一次的浩劫。
朝時期因為文化教育的缺失，弘法工作無從展開，正信佛法無法正揚，和民俗信仰混雜合流，只有燒香祈求，庸俗信仰，致使佛教淪落為迷信。佛像和民俗神祗混合信仰流行，造成神佛分辨不清，一般認為拜神和拜佛是一樣的，所以神佛信仰共奠，禮儀繁雜，殿堂上神像布滿，佛菩薩像則站在一邊，這種情況佛教已不像佛教了。
正當佛教文化受到民間習俗沖擊，佛法無法發揮功能之際，社會有識之士，不願看到中國佛教淪喪，挺身而出為振興佛教而努力，強調要振興中華文化，必先振興佛教的口號。諸如梁啟超於《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指出，晚清思想界有一伏流，曰「佛學」。前清佛學極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與思想無關系。但在居士中，清初王夫之頗治相宗，乾隆時則有彭紹升、羅有高，篤志信仰。戴震、龔自珍、魏源，以文學家身份兼治佛學。楊仁山少年時佐政曾國藩為幕府，復隨曾紀澤出使英國和法國，夙棲心內典，學問淵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專以刻經弘法辦學為事業。這便是清末時期，佛教從凄涼情景中，一步一步走向復興之途。
清代中期以後，佛教不絕如縷，幾瀕滅頂之境地，山窮水盡之際，「居士佛教」新思潮的湧現，興起了居士學佛的新方式，給予佛教新活力，中國佛教有了復興的契機。當時知識分子乃至文學家、教育家、政治家等，對佛學的研究投入心血，對佛法的修行提出新方法，把佛教的改革視為己任。恢復如早期，佛法鼎盛時期對文化教育、慈善福利工作的奉獻，提供居士為佛教對社會的時代使命。
清朝末年，正當佛教在中國遇上最艱辛的時期，知識界即出現一位善知識，「楊仁山居士」棄官職而服務佛教事業，號召學術界，新文化青年，參與佛教之振興工作，楊居士以身作則，為佛教的復興而獻身，專志結集失散的經書，刻經、流通、弘法，設立金陵刻經處，倡辦佛教新學堂(祗洹精舍)，以現代教學方式教導佛學，善導佛教文化的發展，培養佛教知識青年，成為弘法人材，為振興佛教發揚佛法做好准備，以大無畏精神，救國護教為誓願。當時知識界人士響應楊居士之號召，投身佛學研究，佛法學習，修行以正確方向推動，佛教新一輪的發展開始了，奠定了佛法新時代的走向。
現代許多佛學家，專以「居士佛教」這名詞，號稱在家集體學佛之精神，是一種新理念的學佛思維，以為學佛有所成者，即是「居士」。居士學佛的目的是為了改善人生，以人成佛成的理念學佛，這便是中國佛教學佛人的新思想。居士一詞梵語稱為kulapati，意思即是「在家學佛者」，也稱為「在家志於佛道者」。慧遠大師在《維摩詰經疏》中說，居士有二義，(一)廣積資財，居財之士，(二)在家學道，居家道士。
從廣義上說，「居士佛教」一詞，所稱之「居士」是思想議題，它不僅是在家學佛，更進一步為弘揚佛法者。所以說，居士佛教除學佛外，亦包含佛法宣揚，也是佛教的護持者，藉居士身投入社會慈濟工作，發揚佛家大乘思想之慈悲精神，喜舍的志願。
居士學佛，歷代不乏有人在，佛教傳入中國初期，《理惑論》的作者牟子，和嚴佛調共譯《法鏡經》的安玄。依慧遠在廬山結社念佛的劉遺民、雷次宗等皆堪稱為大師級之佛教居士。另有白居易、裴休、蘇東坡、張商英、袁了凡等都是歷史上有名的居士。
清代居士佛教而論，楊仁山之前有，彭紹升、龔自珍、林則徐、羅有高、汪縉、戴震、魏源。楊仁山之後者有：譚嗣同、康有為、章太炎、梁啟超、歐陽漸、梅光羲、夏僧佑、吳雁舟、蘇曼殊等。不過楊居士之前的居士學佛，是個別行動的，獨立而間斷的。楊居士之後的居士佛教，是集體性有組織的，也是連貫性居士團體，諸如居士林、念佛會、弘法會、精舍、蓮社、覺社、佛學社、佛學研究會等等，皆是居士為佛教的繼續生存，努力而設立的組織。
「居士佛教」在近代社會，是一種時尚現象的機緣，也是時事大勢所趨的社會現實。居士組織皆為佛教的發展，佛法的發揚，努力而作出貢獻。誠如梁啟超在書中說，「居士學佛即成為一種時代流行，則依附以為名高者出矣」。這就是風氣形成的原因，當時的士大夫階級，為佛學風氣所及，競相投入佛法研究的行列，以修行實踐的經驗，教導信眾了解佛法，並以佛學研究的成果，發表在文章論著中，流通世界各國各地，對當今佛教及教義的發揚，中華文化的發展，積極做出了貢獻，亦促成以後的復興漢傳佛教，起了積極的領航作用，也是「居士佛教」在現代學術界中，從佛教居士的理念，發展起來的新思維，而在民間開展推動的機緣，因為居士團體的組織中，來自各行各業，除了工農商兵，乃至文化教育界、學術政治界等，在世界潮流之新政治環境中，興起一股宏大的力量，影響深遠，所以倍受各界關注和推崇。
縱觀近代中國佛教史，楊仁山居士之後的中國佛教，因為佛書經典的匯集，鼓勵學習佛法和研究，因而有了林立的佛學院，加以對寺院現代化的管理，提倡戒律，栽培佛教人材，尤其在家眾堅持護持。教育和學術界人士的參與，佛法的學習，修行之積極，成為普遍現象，讓社會人士重新認識佛教。因為佛教文化的振興，佛教寺院形象的提升，出家眾威儀莊嚴，並以修行為重點，在家眾對佛法的提升，也有一些寺院在居士的參與下，積極推動佛教教育工作，設立佛學院，以佛法的教導使出家眾得以入流，也有在家眾，自籌辦理佛教會組織和佛教學校，除了世學還有佛學教導，進而使大眾對佛法的修行更為積極。
近代漢傳佛教盛行，始於楊居士對當時佛教的改革成功。根據《當代中國佛教大師文集》總序文中說，偉大的宗教心靈，是社會最後的良心，也是生命意義最終的指歸。在文中選取楊仁山居士為首，民國以來佛教十大師即：楊仁山、太虛大師、歐陽競無、虛雲老和尚、弘一大師、印光大師、圓英法師、呂澄居士、法尊法師、慈航大師，作為指標，這十位大師對當代佛教有其重要的貢獻。
傳承上，民國以來的佛教界，有兩大系統，最受海內外重視，對當今佛教產生重大影響者：其一是以太虛大師為中心的出家學僧。其二為歐陽漸(競無)為中心的在家佛教學者。兩大師對振興當今中國佛教，對宣揚佛法是積極而且影響深遠。
太虛大師與歐陽大師皆師出楊仁山居士，尤其太虛就學於金陵祗洹精舍。歐陽繼承楊居士遺志，處理刻經處，及祗洹精舍的事務，並自設有「支那內學院」，從事佛學研究，並培養佛學高等人材。他在北京大學發表一篇論文「佛法非宗教非哲學」，轟動一時。以後還有歐陽居士的首座弟子呂澄，續承歐陽之法相唯識學研究，並管理金陵刻經處。呂澄精通英、日、法、梵、藏語，當代佛學學力無出其右之佛學大師。王恩洋禮呂澄為師，王為北京大學教授，對佛學有所貢獻，他著有《人生學》一書。太虛大師倡辦武昌佛學院。其兩位弟子：法尊、慈航，以大師之志為己志，溝通漢藏文化，提倡顯密雙修。
當代佛法大師，印順導師是太虛大師的追隨者，他一生對太虛尊敬和崇拜，但在學術上亦對太虛的「人生佛教」提出不同論點，所以提出「人間佛教」的理論來對治。導師在「建設在家佛教的方針」一文中指出，復興中國佛教應有的思想，為防佛法衰退，唯有把佛教知識化、年青化、在家化。導師認為，如果中國佛教老是局限於衰老的，知識水平不足的，出家的，那麼佛教的光明，將永遠不會到來。
哈佛大學教授，哈維爾 holmes welch 說，楊仁山居士，被譽為「現代中國佛教復興之父」－開創當代佛教，推動佛學研究的劃時代大師。根據歐陽漸撰寫之《楊仁山居士傳》書中有說，惟居士規模弘廣，故門下多材。譚嗣同善華嚴，桂伯華善密宗，黎瑞甫善三論；而法相唯識之學有，章太炎，孫少侯，梅擷芸，李證剛，蒯若木，歐陽漸亦合夥矣。
當今佛教組織，大體上可分為兩類(一)寺院組織(二)教會組織。
寺院以出家人為主體，在家人為護法；教會則以在家人為主政，出家人為導師。這種僧俗合作的方式，在漢傳佛教中由來已久，而且是成功的模式。原始佛教時期的優婆塞，優婆夷就是佛陀的護法者。護持正法，供養僧眾，是佛陀對居士眾的囑咐，付予居士護法的任務。法會中居士也隨僧眾一起聽法、一起學佛和修行，這便是佛陀時期，佛教組織的形式，也是居士學佛一向的規則和方法。
諸如佛經上說，維摩詰居士，勝曼夫人為佛法的正統性，協助佛陀教導修行眾，得以如法修行，棄小歸大，這便是居士為法的供養。還有王舍城之迦蘭陀迦長者和頻毗婆羅王，合資為佛陀承建第一座具規模之道場「竹園精舍」venuvana。提供精舍，佛陀就有了住所及弘法道場，結束了佛陀住無定所，弘法沒道場的難題，也改變了古印度沙門修行的方式。另外還有憍薩羅國之須達多長者，也為佛陀修建一座，佛教史上最著名的「祗樹給孤園」jatavana tapindaka vana，佛陀在這里宣講般若經及法華經等，這也是居士為布施的供養。以後還有阿育王，迦膩色迦王通過政治的影響，把佛教普傳印度全境，周邊國家，並使之國際化，這便是－無畏施供養。
後記
秦漢年間佛教逐步傳來，到了東漢才正式通過官方邀請，印度佛教大師，迦葉摩騰和竺法蘭，把佛經大量輸入，經過官方設立譯場，長期把梵文佛經，翻譯成漢文經典，到了隋唐翻譯事業還不間斷，鳩羅摩什、支讖、法顯、玄奘、義凈等大師的努力，逐漸完整了漢文系的佛教經藏。並通過官院及寺院的傳播和學習，因而西來之佛法，在東方的中國盛行。佛教文化在中國經過漫長的傳承，深入民間，對社會影響深遠，而逐漸成為中國人信仰的宗教。因為佛家和儒家思想融匯貫通，形成中華文化重要的組成。
中國佛教二千年傳承的過程，叢林是出家人居住和修行之處，在家人為香客對叢林之護持和供養。叢林的制度各分宗派，宗脈對立，各自為政，戒律分明，制度嚴謹，修行弘法是叢林一貫的規範，尤其對教育的重視，佛教文化源遠流長，這段時期佛法流通，經誦念佛，聲響不絕，*輪長轉。
朝代輪替，戰火綿綿，局勢多變，佛教文化教育的中斷，影響佛法的傳承，中國佛教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清朝，寺院乃至叢林，基本上已淪落為香火廟，沒有教育，沒有文化，壯觀雄偉的叢林，僅僅是佛教的外表形象，佛像之高大，香火的鼎盛，僅是一種外表象徵。因為失去文化內涵，佛法就難以存在，一部大藏經深鎖在書櫃內，那僅是門面裝飾。僧眾信眾都對佛法的不了解，加上禪宗所謂「不立文字」，凈土宗「一句彌陀」的誤解，使佛法失去其光茫，致佛教淪喪。
當佛教進入了衰退期，奄奄一息之際，激起了「居士佛教」的新意識而催生，文化界一批新青年，群起研究佛學，學習佛法，為保護佛教，使寺產得以保存，興起一股政治力量，聚集人材資源，群策群力，設立佛學院，組織教團教會，刻經板，印佛書流通，推動佛學，學習佛法，為佛教文化源遠流長而努力。在短短的一段時期內，居士組織之教會，遍布社會各階層，各宗分庭，各派林立，也有三乘共揚之居士林，唯正信佛教之發展，讓信眾自選修行方向，並深入社會的文化教育、慈善福利事業推動，為發揚人間佛教的慈悲喜舍精神。現時代的佛教，百花齊放，百鳥爭鳴，有了競爭，也有了合作，更顯著佛教文化的精彩，這是現實時代，佛教事業發展的新趨勢。
結語
居士學佛和僧眾是一樣的，以佛法為學，以戒為修。不同之處，居士應加以布施供養，以佛教慈悲喜舍的精神，為社會做福利眾生的工作，同時對僧眾之護持，負起居士為佛教的責任。布施供養也是居士學佛、修行的助緣功德。佛教一向主張由智慧得正見，而不是由盲信而生信仰，居士也應有如是知見的學佛。
佛陀制戒，僧俗各有不同，因為居士學佛非全職修行者，而是社會的生產者，因而要負起布施供養，護持正法的任務。所以佛陀以五戒、八戒，乃至十善法，付予居士修行所依。然而僧眾的修行以戒為先，設有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則有三百五十戒，這些戒律對修行人來說，是為清凈道業，以求早日開悟，以報答眾生恩乃至佛恩。
從佛法上說，修行是為了清凈道業，道業清凈是為了開悟。開悟是為成佛，成佛就是修行的目的，也是為了不生不滅的涅槃境界。居士學佛也應該以涅槃境界為止境。
謹以祖師語和大家共勉。六祖惠能大師曰：見聞轉誦是小乘，悟解法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緣具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最後真誠的祝願，佛菩薩保佑，各位福慧雙全，身心安泰，事業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