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持重在行——與知識分子談禪法修持
劉先和
我國佛學、佛教隨著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得到恢復和發展。當前不僅寺院香火興旺，信眾增多，更令人欣喜的是在佛學教育上也有了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新境況，不少高等院校破例地設置了宗教專業、佛學專業或設置了相應的專業課程。如此一來，接觸佛學的知識分子也隨之日益增多，其中多為中青年知識分子。相當多的知識分子接觸佛學是將其作為一門傳統文化，作為一種學術來研究。但其中也不泛有許多人一心想通過佛學的學習，撐握其真諦，以此求得大智大慧。故此佛法的修持在當今也是一項熱門之勢。
據筆者得知，在修持佛法的知識分子中，以修持禪法的人居多。這是因為「禪宗無次第」，「禪宗一法，捷出一切」《虛雲和尚全集》)，禪是頓教法，是見性法。
知識分子修持禪無疑有諸多長處，比如說在讀經上，在理解經義上，在對佛學、佛教的歷史了解上，在知解、見地、思維、交流等等之上都有優勢。加之禪的教育形式極為活潑，極為方便，可以說是無拘無束。其教育理義也最為簡便，最為精要，比如禪宗的傳法宗旨就只有十六字，即「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即便是當初釋迦牟尼「拈花微笑」傳法給大迦葉尊者，也不過短短數言：「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故而禪法的這些特徵極適合知識分子的習性，特別是處在今天這樣一個十分講求效益，講求速度，生活與工作節奏頻率都極高的社會環境中，知識分子選擇禪法的修持是必然的，這也體現出禪法與知識分子的緣分。
由於知識分子知解能力強的優勢，和禪法教理最為簡便的特徵，兩相結合就極易造成一種結果：明道容易，悟理難。這就使諸多知識分子在修持禪法中，自覺和不自覺地就陷入到口頭禪之中。筆者手中常年有佛學、佛教刊物十數種，也常常讀到一些習禪知識分子的文章，比比皆是知解者、說理者，而悟理者無。在與筆者交往的學禪的知識分子中，基本狀況也是如此。古往今來，在知識分子中學禪參禪的也不在少數，也留下無數被稱之為禪詩、禪文、禪偈的作品，然基本也是明理、說理的多。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這種現象都恰如達摩在傳法給二祖時的一段預言所描述：「我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禪宗大意》——正果 著)。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答案只有一個：重解不重行。
佛學是一門實踐的學問，這是因為佛學真諦超出了語言與文字的表述，也即一切語言與文字在表述佛法上都只是一種比喻和暗示，一切佛學真諦必須通過修持者親身體驗才能獲得。禪的宗旨中為什麼有「不立文字」一說呢，就是因為法的實相無法用文字來表述，因為此法實相無相，無實無虛。由此，一切有心求法的人必須重行，這也是悟道、行道的必須，是一個任何修持者不可逾越的修持過程。知識分子知解能力強，悟性高，然而行有不足，這是通病。如此便呈現：「然學者如牛毛，成就者猶如兔角。」(《虛雲和尚全集》)。
行的內涵不僅僅是操行這一種參禪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在事上磨練，也即在日常生活中磨練。為什麼要如此行呢？是因為生命是一個業力不斷累積的現象，生命中染有諸多習氣，有諸多愚痴妄想，正是這些貪、嗔、痴所造成的種種業力，遮蓋住了生命的真心自性，恆作種種顛倒執著，以致輪轉生死海中，受大苦惱。行，就是要在事上一一消除這些愚痴妄想，以達到真心自用。知識分子中的一些修禪人，以為只要在佛理上有通，然後一心打坐，至明心見性，於是便萬事大吉了。其實不然，慧能大師說：「心量廣大，遍及法周，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六祖壇經》下同)。這段語錄說得十分明白，要用，才了了分明；要用，才知一切。如何才能用？行中才能用，行中才是用。
人生難得，佛緣難遇。慧能大師說：「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六祖壇經》)。知識分子大多無疑是智者，其在修持禪法中，知解上已高人一籌，明理上強人一層，若能在行上又先人一步，強人一級，悟法行道必然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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