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周易禪解》是明末高僧智旭以佛解易的佳作。本文從智旭的生平及《周易禪解》成書的文化背景出發，探討了智旭的和諧觀。智旭通過對《周易禪解》的佛學解讀，以易作為媒介溝通儒佛，通過佛性變易、不變之理，講明與時俱行，不離正道的道理，認為個體生命與變遷時世相順應，達到人與時代的和諧。修德是個體與社會和諧的出發點，通過培養理想的人格境界，進而建立一個完美和諧的社會。智旭的和諧論對於正確認識我們所處的時代，調節激烈社會競爭中的心理焦慮，防止生態的惡化和人的異化具有一定的意義。
關鍵詞：智旭 《周易禪解》 和諧
作者簡介：張慧遠，1973年生，廈門大學哲學系研究生。
一、智旭生平
智旭(1599—1655)，古吳木瀆人(今江蘇吳縣)人。別號「八不道人」［1］，與雲棲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並稱晚明四大高僧。智旭十二歲初學儒，以聖學自任，「於居敬慎獨之功，格物致知之要，深究之」［2］。誓滅釋老，開葷酒，作論數十篇辟異端，夢與孔顏晤言。十七歲時，因讀蓮池大師祩宏《自知錄》及《竹窗隨筆》，始悟己非，乃不謗佛，取所著闢佛論燒毀。二十歲時詮釋《論語》至「天下歸仁」一句不能下筆，苦參力討，廢寢忘食三晝夜，大悟孔顏心法。誦《地藏本願經》發出世心。二十三歲發四十八願，自名大朗優婆塞；聽法師講《大佛頂首楞嚴經》，對何故有大覺、何以生起虛空和世界等問題生疑，遂決意出家，體究大事。二十四歲,在廬山師從憨山弟子雪嶺剃度，改名智旭。此年夏秋，於浙江杭州雲棲禪寺聽古德講《成唯識論》，聞「性相二宗不許和會」，甚以為疑，遂往徑山(杭州西北)參禪，性相二宗，一齊透徹，知其本無矛盾。二十六歲受菩薩戒。
從二十七歲起，智旭遍閱律藏。三十一歲時，依道友雪航之請，於龍居寺講律，後至金陵，深切體察宗門之流弊，自此決意弘律。三十二歲，開始詳究天台教理。但雖「究心台部，不肯為台家子孫」［3］。翌年，入浙江孝豐靈峰寺(浙江孝豐縣東南十五里)，其後歷住九華、溫陵、石城、晟溪、新安等地，弘揚台教，注釋經論，融通性相諸宗教理。年五十六，撰著《閱藏知津》、《法海觀瀾》二書。清順治十二年(1655)，趺坐繩床，舉手向西示寂。世壽五十七，法臘三十四。
師示寂後，弟子成時私謚「始日大師」之號。世稱靈峰藕益大師，後人奉為凈土宗第九祖。智旭一生著作頗多，有《楞嚴經玄義》二卷、《楞嚴經文句》十卷、《阿彌陀經要解》一卷、《金剛經破空論》一卷、《梵網經合注》七卷、《毗尼事義集要》十七卷、《相宗八要直解》八卷、《閱藏知津》四十八卷、《周易禪解》十卷、《四書藕益解》四卷等四十餘部。其弟子成時編輯其遺文，題為藕益大師宗論》，凡十卷。分為宗論和釋論，宗論即《靈峰宗論》；釋論包含釋經論和宗經論及其他著述共六十餘種一百六十四卷。今人輯為藕益大師全集》行世。
縱觀智旭一生，歷游江、浙、贛、皖各省。理論上，出入儒佛，遍跡諸宗；實踐上，講參禪弘法，著書立說。其中《周易禪解》是以佛解易的一部力作，思想內涵極為豐富，折射出智旭對時代、社會、人生、自然所做出的回應和思考。
二、《周易禪解》成書的文化背景
智旭生活的時代是一個雷風相薄的時代，社會處於激烈變革的時期，商品經濟在江南蓬勃發展，特別是長江三角洲一帶，由於獨特的地理與政治條件，發展猶為迅猛，已經出現了民營的紡織、造紙、制瓷、冶鐵等手工業部門。智旭游歷的各省正是商品經濟最為繁榮的地帶，商賈雲集，貨品繁多，洋貨、珠寶、綢緞、衣飾等商品應有盡有。統治者對城市工商業的發展採取了抑制政策，加重稅收，派稅使到各地橫征暴斂，激起了市民強烈的反對。萬曆末年，全國各省大中城鎮先後發生數十次暴動。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比較有影響的是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農民起義，社會階級矛盾空前激化，明王朝岌岌可危。在變易的時代面前，知識分子開始尋找「治世」和「治心」的對策，在學術上掀起了啟蒙思潮，以黃宗羲、顧炎武等為代表提倡學術上的「經世致用」、「窮究物理」，以救國於危難。一些士大夫因憂患之深而研易成風，以尋求進退存亡之道，佛學與《易》學同屬憂患之學，在智旭作《周易禪解》前，許多學者已經作了以禪解易的嘗試，如蘇睿之的《周易冥冥篇》，方時化的《易引》《易通》等，徐世淳的《易就》與焦之的《易荃》等均以禪理和易理相溝通，以救世救心。而且到了明末，儒佛合流自魏晉南北朝始，經過唐宋的發展，在明末已趨向成熟，智旭順應了這一潮流，作《周易禪解》。
智旭足跡遍布江南各省，親眼目睹並親身經歷了時代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變化，《周易禪解》正是在這樣一個「天崩地解」(黃宗羲語)的時代中完成的。他在《周易禪解跋》中記述了他作《周易禪解》的經過：
憶曩歲幻游溫陵，結冬月台，有郭氏子來問易義，遂舉筆屬稿，先成繫辭等五傳，次成上經，而下經解未及半，偶應紫雲法華之請，旋置高閣，屈指忽越三載半矣。今春應留都請，兵阻石城，聊就濟生庵度夏，日長無事，為二三子商究大乘止觀法門，復以餘力拈示易學，始竟前稿，嗟嗟!從閩至吳，地不過三千餘里，從辛巳冬至今夏，時不過一千二百餘日，乃世事幻夢，蓋不啻萬別千差。
……予愧無三聖之德之學，而竊類三聖與民同患之時，故合筆而復為之跋，時乙酉閏六月二十九日也。［4］
《周易禪解》始作是在明末辛巳，即崇禎十四年(1641)，而完成是在清初乙酉，即順治二年(1645)。1644年李自成推翻了明王朝的統治，不久清軍入關，建立了滿清王朝，前後不過一千二百餘日，江山已變了顏色。在閩時是明代，到吳時，已經是清朝，難怪智旭發出事變時異的感嘆。在變易的時代面前，在「三聖與民同患之時」個體生命如何面對社會?如何立身安命?智旭提出他的「和諧觀」，試圖把人與自然，出世與入世，治世與治心協調統一起來，在人世間尋找一條安頓心靈與生命的道路，在社會現實中營造自由的人生意境與精神自由。
與時偈行，不離正道——與時世的和諧
般無奈在智旭看來，時世變遷，王朝的更迭是必然的，合乎世間變化的規律。他說：
關於世間事事物物，皆「法象」也，皆變通也。［5］(《繫辭上傳》)夫世間之道，久則必變而後通。［6］(《遁》)
此中變化不僅包含了萬事萬物之變，也包含了人事之變、時世之變。時世的變化合乎天地之理，是歷史的必然。個體生命面對變化的時世應隨時而行：
內動外悅，與時偈行，故為「天下隨時」，猶儒者所謂「時習時中」，亦佛法中所謂「時節若到」。其理自彰，相感相合，各為一時，故「隨時之意」稱「大」。［7］(《隨》)內具健行不息之力，而外隨順世間方便。［8］(《泰》)
法法不容執著，而唯變所適。［9(《繫辭下傳》)
隨時而變，唯變所適，才合乎天地之理，易中也有不變之理：「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之易理，天地萬物所以建立也。」［10］(《繫辭上傳》)鄭玄認為《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變易」和「不易」。智旭對「變易」和「不易」之理進行了發揮，以佛法解釋為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他認為：「交易」、「變易」，實即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互具互造，互入互融之法界耳［11］(《周易禪解》卷一)。此處「交易」即陰陽相交之易，指萬事萬物，雖變化莫測，但陰陽之理不變，與鄭玄所說之「不易」異名而同理。「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之說法最初來源於《大乘起信論》「一心二門」之說。這一觀點在學術界已經達成共識，一心二門即心真如門和心生滅門，心真如門不生不滅，不凈不染，平等一昧，為如來藏心的第一種含義，是諸法識相的本體，在智旭這裡可釋為不變。心生滅門是如來藏心的第二種含義，可以隨緣起滅，隨熏轉動而成無明凈染，顯示世間森羅萬象可為隨緣之義。而一心統此二門，心為真如實相。
華嚴宗的法藏明確提出隨緣之說，他在《大乘起信論疏》中詳細討論了隨緣之義。天台宗湛然進一步發揮，他在《金剛經》中說：「故子應知：萬法是真如，由不變故；真如是萬法，由隨緣故。」［12］此說對後世影響較大。智旭在前人的基礎上，闡述借用「易理」之名進一步加以闡述和總結，「交易」、「變易」和不變隨緣，隨緣不變已經圓融無礙，互詮互釋。智旭融合禪教，他的學說已不局限於任何一個派別，從這個角度說，他是禪佛教理論的集大成者。
在激烈的社會變革面前，智旭以一個智者的冷靜和從容關注著也思索著這個社會，僧肇在《物不遷論》所說不變之理引起了智旭情感上強烈的共鳴，雖世事紛紜變化而不變者依然如故：
交易耶?變易耶?至於歷盡萬別千差世事，時地俱易，而不易者依然如故。吾是以知日月稽天而不歷，江河競注而不流，肇公非欺我也。［13］(《周易禪解跋》)
在清初，儒家思想仍為社會的正統思想，君子依然要肩負崇德廣業，自強不息的歷史使命，這些並沒有隨著王朝的更迭而變化。他為迷茫中的知識分子指出了前行的方向，實際上他是以佛理佛法濟人度世，認為君子應隨時亦不失其度，不離於正道。
進退不失其道，故上下無不宜矣。［14］(《乾》)
而進亦佛性，退亦佛性，存亦佛性，亡亦佛性，進、退、存、亡不曾增減佛性，佛性不礙進、退、存、亡，故全性起修，全性在修，而不失其正也。［15］(《乾》)
遵循了佛性易理方不失正道。智旭的隨時而變是建立在佛性的基礎上的，佛性即易理，他說「易即真如之性，具有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之性」［16］。智旭以易作為媒介溝通儒佛，通過佛性變易、不變之理，講明與時偈行，不離正道的道理，使個體生命與變遷時世相順應，達到人與時代的和諧。
修德顯性，自利利他——與社會的和諧
智旭認為，一個有使命感和責任感的人，要濟世利民便不可不修德，修德是個體與社會和諧的出發點，通過培養理想的人格境界，進而建立一個完美和諧的社會。他說：
是以君子必以修德成之。［17］(《乾》)
聖人修德功圓而利他自在也。［18］(《乾》)
欲居尊位，莫若培德；欲作大謀，莫若拓知；欲任重事，莫若充力。德是法身，知是般若，力是解脫，三者缺一，決不可以自利利他。［19］(《繫辭下傳》)
法身德，解脫德，般若德是謂三德，三德具備，才能自利利他，才能更好地投入世俗生活。忠信誠敬是人立世的基本品德，也是保持清凈本心的前提條件：「忠信是存心之要，而正所以『進德』；修辭立誠，是進修之功，而正所以『居業』，此合內外之道也。」［20］(《乾》)智旭以《旅》卦說明君子要有陰柔、中正之德，他說「處旅莫尚於『柔』，用柔莫貴於得中。」［21］(《旅》)「九三」因為過於陽剛高亢而遭禍害，「六二」、「九四」、「九五」因能柔順持中故吉。「上九」因不能自省吾身，驕淫傲慢而自召其咎。
修德不僅指在世俗層面的修身，也是修性，正所謂「性修不二」。修性要定慧相資，止觀雙運：
止觀雙行，定慧具足，則能上合諸佛慈力而不驕，下合眾生悲仰而不憂。［22］(《乾》)
蓋禪定隨智慧行，如地承天，如妻隨夫，如臣輔君。然智慧不得禪定，則不能終其自利利他之事。［23］(《乾》)
在《周易禪解》一書中，六十四卦中的二十卦都闡述了定慧相濟之理，其中以六爻言之的有《坤》、《蒙》、《小畜》、《泰》、《同人》、《大過》卦，智旭對德性的修行方法的重視可見一斑，以《小畜》為例：
「初九」，正智力強，故事障不能為害，而「復自道」。
「九二」，定慧得中，故能化彼事障反為我助而「不自失」。「九三」，恃其「乾」慧，故為事障所礙，而定慧兩傷。
「六四」，善用正定以發巧慧，故「血去」而「惕出」。
「九五」，中正妙慧，體障即德。故能「富以其鄰」。
「上九」，定慧平等，故事障釋然解脫，如「既雨既處」而修德有功。［24］(《小畜》)「九三」無有正慧，而有「增上慢」故為事障所礙。其餘五爻皆定慧相濟，故獲吉祥。定中含慧，慧中含定，以慧入定，從定發慧，二者不即不離，恰如水月相攝，如要修德有功，二者不可偏廢。
世俗之德與佛性之德二者相容相攝，互具互足。智旭這樣解釋乾之四德：
今以儒理言之，則為仁、義、禮、智。若一往對釋者，仁是常德，體無遷故；禮是樂德，具莊嚴故；義是我德，裁製自在故，智是凈德，無昏翳故。若互攝互含者，仁、禮、義、智性恆故常，仁、禮、義、智以為受用故樂，仁、禮、義、智自在滿足故我，仁、禮、義、智無雜無垢故凈。又四德無雜故為仁，四德周備故為禮，四德相攝故為義，四德為一切法本故為智也。［25］
具備仁義禮智是成聖，常樂我凈是成佛，二者互融互攝，無有分別。通過自身的修德見性成佛，「修德有功，性德方顯」［26］(《乾》)。自識本心，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擴展人們的心靈，培養內在的自覺。內在的品德是人與社會和諧相處的必要條件，也是人所以為人的意義。康德說：「善的意志是人的存在所能獨有的絕對價值，只有與他聯繫，世界的存在才能有一最終目的。」［27］培養理想完美的人格境界，造福於社會，實現人間凈土。內聖而後外王，自利而後利他，「則自利己成，則可以化成天下矣。」［28］(《離》)智旭以《乾》《需》《井》之六爻來解釋天台宗的「六即位」說，旨在說明功德圓滿之後，建功立業，恆潤眾生的道理。「六即位」即「理即位」、「名字即位」、「觀行即位」、「相似即位」、「分證即位」、「究竟即位」，是用來表示由凡夫修行到佛果的位次。以《乾》卦為例，初九處在「理即位」中本有佛性為煩惱所覆，處於六道輪迴之中，所以「勿用」；九二在「名字即位」中，從經典與知識的學習中，得知本心具有不生不滅之佛性，故「利見大人」；九三在「觀行即位」中進一步依教修觀，需要精進不息，故「終日乾乾，夕惕若」；九四在「相似即位」中，愈觀愈明，愈止愈寂，雖未悟實體，在理上有如真證，不著似道法愛，因此「或躍在淵」；九五在「分證即位」中，即從初住位起一步步破無名，證三德，可以利益群品，故「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處在「究竟即位」中，以徹證本身真如佛性，入妙覺位而成佛。如果「不入涅槃」而「目流九界」，所以「有悔」。從「初九」到「上九」是不斷修德證道的過程，從「初九」到「九四」是自利，「九五」、「上九」是他利。在智旭看來，自利是小乘，利他是大乘，合易理「富有萬德」之義。他說：「德業具備，以修顯性，故得理而成位矣。」［29］(《繫辭上傳》)儒家的內聖外王之學和佛教的自利利他之道本有差異，在智旭那裡通過易而涵化為一。他認為：「《序卦傳》在儒則『內聖外王』之學，在釋則『自利利他』之訣也。」［30］(《序卦傳》)「孔子十傳，會歸內聖外王之學，第一義悉禪也。」［31］(《周易禪解·上經》)第一義悉禪是佛見眾生機緣已成熟，教說諸法實相，使其入真正之果證。修德而入世，入世而普利眾生，通過人對本有妙明真心的體證，對社會道德規範的踐行，人對現實世界的參與和投入，使人與社會和諧統一。(三)萬物有性，珍愛生命——與自然的和諧
人並非孤立地存在於世界上，所謂「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每一事物都具足大千世界的本質和本性，「一切事物一事一物，一事一物即一切事物」［32］(《周易禪解·上經》)。所以萬事萬物都是平等的。在此基礎上他提出萬物皆有佛性，他說：
易理之鋪天匝地，不問精粗，不分貴賤，不論有情無情，禪門所謂「青青翠竹，總是真如；鬱郁黃花，無非般若」。又雲「牆壁瓦礫皆是如來清凈法身」。［33］(《繫辭上傳》)蠢動含靈，皆有佛性，雖一物各有一卦，而卦卦各有太極全德，則馬牛等亦有太極全德矣。［34］(《序卦傳》)「萬物有性」說受天台宗湛然「有情無性」說的影響：我及眾生皆有此性故名佛性，其性遍造、遍變、遍攝。世人不了大教之體，唯雲無情不雲有性，是故須雲無情有性［35］。智旭在三十二歲便究心天台研究，受天台影響頗深。既然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是佛性的體現，珍愛自然是人的天然使命，「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珍愛自然，便是珍愛人類自身。
「夫神不離萬物」亦不離萬物，故曰「妙萬物」也。［36］(《說卦傳》)「且如天地全體太極之德以自養，即能美養萬物」，以太極之德養萬物。［37］(《頤》)
以太極之德養萬物，人只有慈悲萬物，才得解脫。人與自然的關系應該是和諧的，萬物與人在佛性面前是平等的，人並不是世界的主宰而凌駕於萬物之上。易道天人合一，佛道物我一體，智旭對於人與自然關系的理念至今對我們仍有借鑒意義。雖然智旭關於人與自然的理念並不能直接解決生態危機，但其中善待自然、悲憫萬物的菩薩情懷，萬物有性的平等觀念依然值得我們深思。
(四)日用倫常，自在解脫——和諧的境界
智旭認為與社會自然的和諧，生命的解脫和超越是在日用倫常的現實生活之中實現的。在《周易禪解》中智旭用大乘佛教「世間與出世間不二」的精神溝通了理想與現實的關系。他認為易理即佛性，「易即真如之性」［38］。存在於日用倫常之中，人只有在現實中才能求得解脫。而易「極乎巨細之事，貫乎日用之微」［39］(《繫辭上傳》)。「《易書》雖具天地萬物之理，而其實切近於日用之間，故不為遠」［40］，「此易理所以雖至幽深，實不出於百姓事物日用之間」［41］(《繫辭下傳》)。六祖慧能所謂「一行三味者，於一切時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42］，與此旨趣相同。佛性在自心性之中，而不向外求，智旭講「妙定既深，自發真慧，了知心外無法，不於心外別求一法」［43］(《臨》)。「妄計心外有法，而欲求其故，所謂『困於石也』。」［44］(《繫辭上傳》)這樣智旭把對的生命追求轉換為內心的反求，於心中悟「無住」之理，「是故『易』者，無住之理也。」［45］(《繫辭上傳》)正是《金剛經》所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意。慧能在《六祖壇經》中說：「於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46］也就是「於念而離念，於相而離相」之意。一言以蔽之，是讓人們在現實生活中保持一顆「平常心」。馬祖曾提出「平常心是道」，何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47］。平常心是本然清凈心，不受任何私慾所障蔽。自性本心，纖塵不染，如天外雲山，一片青翠。有了平常心，吃飯穿衣，擔水砍柴皆是妙道。終日吃飯未曾咬著一粒米，終日穿衣未曾掛著一縷絲。隨緣任運，片月行空，白雲自在。無門慧開曾詠出了此中境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閑事是心有執著，使心靈的明凈蒙上了塵垢，而不能現其本真。無有執著貪欲，才能「無住」，也才能達到智旭所說的「無思之思」的境界。「能達無思之思，則雖一致而具足百慮」［48］(《繫辭下傳》)。「肇公所謂『其入離，其出微』皆此理爾。」［49］在世間、出世間出入自如，「於禪中具足萬行，一一妙行與智相應」［50］(《坤》)，「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生命獲得了解脫和自由。
智旭承繼禪宗的思想，禪儒會通，按照他的說法是為「以禪入儒，務誘儒以知禪耳」［51］(《周易禪解·上經》)。讓人們認識到禪在現世中的作用。智旭首先肯定了現實世界的合理性，「夫神不離萬物，亦不離萬物，故曰『妙萬物』也」［52］(《說卦傳》)。「神」因不離現實中的萬物而「神」。此處之神應指易理禪道，最後會歸於一心，而現於日用倫常，他通過禪的平常心來調節理想和現實的矛盾，讓人們克服貪欲與執著，消解人們的焦慮、緊張，保持良好的心境。通過現實生活中的修行而悟清凈本心，廓然瑩徹，內外為一。這樣消除了一切有無、善惡、是非、物我的對立，達到了對個體生命的超越。從而在現實社會上營造了自由的人生意境和精神家園，找到了安置人的生命和靈魂的道路。
三、智旭和諧觀的核心
隨順時代，恪守正道，上求菩提，下化眾生，悲憫萬物，關愛自然，隨緣任運，物來而順應，廓然而大公，這是中國佛教的性格，也是智旭和諧觀的核心。近代太虛大師所倡導的人間佛教與智旭的佛理精神基本相同，都重現世、重自利利他，以實現人間凈土，沒有一顆慈悲濟世之心是不能有此創見的。和近代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所不同的是，太虛大師所處的時代，風雲變化，不僅國內各種矛盾更為激化，整個民族面對外族的入侵，民族處於生死危亡之時刻，太虛大師提出佛教貼近現世，並提出教理、教制、教產的一系列改革主張，從而使人間佛教的理念深入人心，得以發揚。他們不再圍繞彼岸世界來探討生活的意義，而對於生命價值在現世的實現、生活的實際狀態、國計民生予以充分的關注。
智旭的和諧論實際上是人間佛教精神的凸現，盡管他沒有明確提出人間佛教的概念。人間佛教精神是大乘佛教濟世利他精神的體現，日本學者鐮田茂雄認為中國佛教是大乘宗教，這點與斯里蘭卡、緬甸、泰國等南方佛教極為不同。最先流入中國的主要是大乘佛教經典，如構成大乘佛教主幹的《般若經》，以及其後的《法華經》、《維摩經》及《中論》、《百論》等大乘論。大乘佛教在中國得到發展，形成天台、華嚴宗的教理，產生了禪和凈土的實踐宗教［53］。禪宗六祖慧能強調「法元在世間，於世出世間，勿離世間上，外求出世間」［54］(《六祖壇經》)，突出了佛教的現世性，經唐宋儒佛合流至明代已日趨成熟，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的出世精神，已成為佛法應有之義。在階級矛盾不斷激化，人心惟危，道心惟危的時代，人間佛教的精神的提倡顯得格外重要，這從《周易禪解》中智旭反覆強調內聖外王之道與自利利他的統一就可窺見一斑。
應該說智旭的和諧論包含的人間佛教理念，直至今日，對於正確認識我們所處的時代，調節激烈社會競爭中的心理焦慮，防止生態的惡化和人的異化，仍具有一定的意義和價值。
近些年人們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對大自然也進行了掠奪式的開發，如何處理好與自然的關系一直是現代人思考的問題，智旭在《周易禪解》中的「萬物有性」說，人與自然的平等理念，對於我們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促使人與天地萬物和諧相處，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人們不斷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但慾望也不斷膨脹，自私自利，一切以自我為中心的社會現象普遍存在，智旭的隨順修德，自利利他的倫理思想，對於培養完善的人格，維護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有積極的借鑒意義。在競爭日益激烈，生活節奏不斷加快的現代社會，人們想要得到的利益越來越多，心理的焦慮和失衡也不斷加劇，學會在倫常自用中解脫，不為外物所牽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會有幸福、和諧的人生。積極的投入社會生活，不斷地在社會中解脫，增強使命感、道德感、責任感，提高道德修養，才能真正獲得人生的自由。
［1］意為不敢為古之儒、禪、律、教；也不屑為今之儒、禪、律、教，故為八不。
［2］［3］《藕益大師年譜》，《藕益大師全集》，佛教出版社1989年版，第8頁，第17頁。
［4］陳德述注釋、施維點校：《周易四書禪解》，團結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頁。
［5］［6］［7］［8］［9］《周易四書禪解》，第269頁，第148頁，第98頁，第72頁，第283頁。
［10］［11］《周易四書禪解》，第250頁，第1頁。
［12］湛然：《金剛》，《大正藏》冊46，頁682下。
［13］［14］［15］《周易四書禪解》，第300頁，第11頁，第17頁。［16］《靈峰宗論》卷三《性學開蒙答問》，《藕益大師全集》，第16冊，第10712頁。
［17］［18］［19］［20］［21］［22］［23］《周易四書禪解》，第15頁，第7頁，第279頁，第11頁，第22頁，第11頁，第7頁。
［24］［25］［26］《周易四書禪解》，第68頁，第10頁，第11頁。［27］《周易四書禪解》，第139頁。
［28］轉引《李澤厚哲學文存》，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頁。
［29］［30］［31］［32］［33］［34］《周易四書禪解》，第251頁，第295頁，第2頁，第1頁，第192頁，第291頁。
［35］湛然：《金剛經》，《大正藏》冊46，頁784下。［36］［37］《周易四書禪解》，第290頁，第131頁。
［38］《靈峰宗論》卷三《性學開蒙答問》，藕益大師全集》，第16冊，第10712頁。
［39］［40］［41］［42］［43］［44］［45］《周易四書禪解》，第250頁，第283頁，第283頁，第106頁，第268頁，第268頁。
［46］《六祖壇經》，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頁，第19頁。［47］《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大正藏》冊51，頁440上。
［48］［49］［50］［51］［52］《周易四書禪解》，第277頁，第277頁，第23頁，第2頁，第290頁。
［53］鐮田茂雄著：《簡明中國佛教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頁。
［54］《六祖壇經》，第48～4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