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講解
陳士強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二冊。現代湯用彤著。成於1938年。同年由商務印書館在長沙印行。1955年由中華書局再版，1962年重印。1983年中華書局將它改為橫排簡體的新版出版。
湯用彤(1893—1964)，字錫予，原籍湖北黃梅，生於甘肅渭源。幼年在父親的塾館裡習讀經史。1912年考入北京順天學校，1914年進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三年後畢業，留校任國文教員，併兼任《清華周刊》總編輯。翌年赴美，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哲學，學習梵文和巴利文，獲哲學碩士學位。1922年回國，歷任東南大學、南開大學、中央大學教授，北京大學(包括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教授、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等職，並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7年赴美國加利弗尼亞大學講學，次年回國。1949年以後，曾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副校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歷史考古專門委員，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第三屆常委，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著有《隋唐佛教史稿》、《印度哲學史略》、《魏晉玄學論稿》、《湯用彤學術論文集》、《高僧傳校注》、《漢文佛經中的印度哲學史料》等。生平事跡見《民國人物傳》(中華書局)、《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國學術名著提要·宗教卷》(復旦大學出版社)、《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誌》(宗教文化出版社)、《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書首的「出版說明」(中華書局)等。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是一部敘述佛教在漢代傳入中國，並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發展的佛教史著作。關於它的撰述緣起，作者在書末的跋中有這樣的說明:「彤幼承庭訓，早覽乙部。先父雨三公教人，雖諄諄於立身行己之端，而啟發愚蒙，則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誡。彤稍長，寄心於玄遠之學，居恆愛讀內典。顧亦頗喜疏尋往古思想之脈絡，宗派之變遷。十餘年來，教學南北，嘗以中國佛教史授學者。講義積年，匯成卷帙。自知於佛法默應體會，有志未逮，語文史地，所知甚少。故陳述膚淺，詳略失序，百無一當。惟今值國變(指抗戰爆發)，戎馬生郊，乃以其一部勉付梓人。非謂考證之學可濟時艱，然敝帚自珍，願以多年研究所得作一結束。惟冀他日國勢昌隆，海內義安，學者由讀此編，而於中國佛教史繼續述作。」簡而言之，此書乃是作者積十餘年教學與研究的成果，而勒成的一部力作。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分為二十章。其中第一章至第五章為「第一分:漢代之佛教」，第六章至第二十章為「第二分:魏晉南北朝佛教」。上冊為第一章至第十二章，即「漢代之佛教」的全部和「魏晉南北朝佛教」的前部分;下冊為第十三章至第二十章，即「魏晉南北朝佛教」的後部分。
第一章，佛教入華諸傳說。敘述在佛教傳入中國的年代問題上的各種傳說。對《山海經·海內經》及郭璞注所傳夏禹時代伯益已知有佛說;《周書異記》稱周昭王時已知有佛說;《列子》中孔子稱佛為「大聖」說;晉王嘉《拾遺記》載戰國燕昭王時有道人(僧人)自「身毒」(印度)來朝說;劉宋宗炳《明佛論》稱西晉時已於臨淄、蒲坂發現阿育王時代所建佛寺說;唐法琳《對傅奕廢佛僧事》稱秦始皇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來華傳教說;梁慧皎《高僧傳》載西漢武帝時東方朔已言「劫火」(佛教的一種說法)說;《魏書·釋老志》所記張騫通西域而「始聞浮屠之教(佛教)」，霍去病討匈奴而獲「金人」(隱喻佛像)說;西漢劉向《列仙傳》所言西漢劉向校書時已見佛經說，等等，一一進行了介紹與辨析，指出這些傳說都是不可靠的。
第二章，永平求法傳說之考證。對最早見於《牟子理惑論》、《四十二章經》記載的漢明帝永平年間，遣使前往大月氏求法，此為佛教入華之始的傳說加以考證。認為，「牟子漢末作《理惑論》，上距永平不過百餘年。《四十二章經》則桓帝以前亦已譯出，《經序》或已早附入，上距永平更近，或且不及百年。此推論若確，則其記載出於佛徒，雖或有虛飾，然不應全屬無稽，無中生有也。」又說，「凡治史者，就事推證，應有分際，不可作一往論斷，以快心目。求法故事雖有可疑，而是否斷定全無其事則更當慎重。昔者王仲任(指王充)著《論衡》，《書虛》、《語增》分為二事。漢明求法之說，毋寧謂語多增飾，不可即斷其全屬子虛烏有也。」從而對「永平求法」說作了基本肯定。但同時指出，「至若佛教之流傳，自不始於東漢初葉。」
第三章，《四十二章經》考證。對被梁啟超等人視為出世甚晚，而且為中國人所自著的《四十二章經》進行了考證。指出，《四十二章經》在東漢時就已出世。最早引用它的是後漢的襄楷。襄楷在延熹九年(公元166)上書桓帝時，有「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允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語，其中「不三宿桑下」、「革囊盛血」雲雲，出自《四十二章經》。「則後漢時已有此經，實無可疑。」三國時的《法句經序》及東晉郄超的《奉法要》也引用了此經。對於此經的性質，作者的看法是:「《四十二章經》，雖不含大乘教義、《老》《庄》玄理，雖其所陳樸實平實，原出於小乘經典，但取其所言，與漢代流傳之道術比較，則均可相通。一方面本經諸章，至見於巴利文及漢譯佛典者極多，可知其非出漢人偽造。一方面諸章如細研之，實在與漢代道術相合。」
第四章，漢代佛法之流布。敘述兩漢時期的佛教流布及有關的一些問題。認為，「(佛教)最初傳入中國之記載，其可無疑者，即為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經》事。」此事在西漢末年哀帝之世，見《三國志》裴松之注所引曹魏魚豢《魏略·西戎傳》。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最初是陸路，通過西域大月氏、康居、安息諸國傳入，到了東漢也有經海上輸入的。東漢時，楚王英為浮屠(即「佛陀」)齋戒祭祀，桓帝並祀黃老、浮屠，均說明「佛教最初為道術之附庸」。「考伊存授經、明帝求法以後，佛教寂然無所聞見。然實則其時僅為方術之一，流行民間，獨與異族有接觸，及好奇之士乃有稱述，其本來面目原未顯著。」及至東漢末年桓帝、靈帝之際，安清(字世高)、支讖(全稱「支婁迦讖」)等相繼來華，出經較多，佛教才有依據，逐漸昌明。
第五章，佛道。論述漢代佛教的主要教理、修持、僧伽(僧團)，《太平經》與佛教的關系，漢晉的講經與注經，並對五章所述「漢代之佛教」進行總結。認為，精靈起滅、省欲去奢(克欲的方法為禪定與戒律)、仁慈好施、佛陀祭祀，是漢代佛教的主要理論。漢代的佛教僧人「沙門」主要是自西域來華的傳教者，漢人出家的很少，信奉佛教的一般是未出家的居士。
第六章，佛教玄學之濫觴(三國)。敘述三國佛教的史實與傳說，支謙、康僧會的譯經及所主的學說，以及作為西行求法第一人的曹魏朱士行的事跡。說:「漢末洛都佛教有二大系統。至三國時，傳播於南方。一為安世高之禪學，偏於小乘。其重要典籍為《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安玄之《法鏡經》，及康氏(指康僧會)之《六度集經》等。安之弟子有嚴浮調，臨淮人也。此外有南陽韓林、潁川皮業及會稽陳慧。而生於交趾之康僧會，曾從三人問學。……二為支讖之《般若》，乃大乘學。其重要典籍為《道行經》、《首楞嚴經》及支謙之《維摩》及《明度》等。支讖之弟子支亮，支亮之弟子支謙。世高與讖同在洛陽，僧會與謙同住建業，二者雖互相關涉，但其系統在學說及傳授上，固甚為分明也。」
第七章，兩晉際之名僧與名士。對兩晉時期《般若經》的流傳，竺法護、於法蘭、於道邃、竺叔蘭、支孝龍、帛法祖、竺道潛、支遁等名僧的事跡，東晉諸帝與佛法的關系，名士與佛學的因緣等展開了論述。說:「自佛教入中國後，由漢至前魏，名士罕有推重佛教者。尊重僧人，更未之聞。西晉阮庾與孝龍為友，而東晉名士崇奉林公(指支道林，即支遁)，可謂空前。此其故不在當時佛法興隆。實則當時名僧，既理趣符《老》《庄》，風神類談客。而『支子特秀，領握玄標，大業沖粹，神風清肅』(《弘明集·日燭》中語——原注)，故名士士樂與往還也。」
第八章，釋道安。敘述東晉高僧道安的生平事跡、思想學說，以及他在佛學上的地位，兼及魏晉佛法興盛的原因和西晉高僧竺佛圖(道安之師)的事跡等。
第九章，釋道安時代之般若學。介紹東晉佛學的主潮——般若學(以《般若經》為中心而闡發的性空學說)中的「六家七宗」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論。所說的「六家」，指的是:道安的本無宗、支道林的即色宗、於法開的識含宗、道一的幻化宗、支愍度的心無宗、於道邃的緣會宗;「七宗」，指的是竺法深、竺法汰的本無異宗(本無宗的支派)。作者指出:「六家七宗，蓋均中國人士對於性空本無之解釋也。道安以靜寂說真際。法深、法汰偏於虛豁之談。其次四宗之分馳，悉在辨別心色之空無。即色言色不自識，識含以三界為大夢，幻化謂世諦諸法皆空。三者之空，均在色也;而支公(指支遁)力主凝神，於法開言位登十地，道一謂心神猶真，三者之空，皆不在心神也。與此三相反，則有心無義。言無心於萬物，萬物未嘗無，乃空心不空境之說也。至若緣會宗既引滅壞色相之言，似亦重色空。綜上所說，《般若》各家，可分三派。第一為二本無(指本無宗和本無異宗)，釋本體之空無，第二為即色、識含、幻化以至緣會四者，悉主色無，而以支道林為最有名。第三為支愍度，則立心無。此蓋恰相當於《不真空論》所呵之三家。」
第十章，鳩摩羅什及其門下。詳述東晉時譯經大師鳩摩羅什的生平、行歷、譯經、著作、學說、弟子，以及他的大弟子僧肇的事跡。認為，鳩摩羅什的為學宗旨可以歸納為四事:「一曰:什公確最重《般若》三論(或四論——原注)之學也。」「二曰:什公深斥小乘一切有之說也。」「三曰:至什公而無我義始大明也。」「四曰:羅什之學主畢竟空也。」而僧肇之學，「一言以蔽之曰:即體即用。」在他所著的論、序、表、注、誄、書中，以《肇論》的影響為最大，「其所作論，已談至有無、體用問題之最高峰，後出諸公，已難乎為繼也。」而在《肇論》中，又以《物不遷論》為最重要。
第十一章，釋慧遠。敘述東晉時廬山高僧慧遠的生平事跡以及他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兼及東晉末年朝廷與佛教的關系、毗曇學的傳布、江東禪法的流行等。
第十二章，傳譯求法與南北朝之佛教。敘述南北朝時期中國與印度之間的交通路線，西行求法運動，以及佛典的傳譯等。指出，「佛典之來華，一由於我國僧人之西行，一由於西域僧人之東來。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尋經典，或旨在從天竺高僧親炙受學。或欲睹聖跡，作亡身之誓，或遠詣異國，尋求名師來華。」晉末宋初，西行求法運動至為活躍，其中最有名的是東晉法顯。法顯旅行所至之地，不但漢代的張騫、甘英未曾到過，而且在他之前西行求法的西晉朱士行、東晉支法領等也未曾到過。「海陸並遵，廣游西土，留學天竺，攜經而返者，恐以法顯為第一人。」東晉南北朝時期的譯經較以前有很大的進步，後世所流通的經典不是隋唐時譯，就是晉以後出。究其原因，大致有三:「第一，翻譯眼光之漸正確也。」「第二，翻譯工具之漸完備也。」「第三，翻譯制度之漸嚴密也。」
第十三章，佛教之南統。敘述南朝諸帝、諸王、世族、名士與佛教的關系，以及儒、道、佛三教之間的交爭。認為，南朝時期朝廷與佛教的關系，可以歸納為十件事:一、奉行八關齋;二、營建寺塔;三、造佛像;四、舉辦法會;五、捨身入寺;六、令沙門致敬王者;七、沙汰僧人;八、設置僧官;九、延請名僧到郡州去弘法;十、僧尼干預政事。「北朝道佛之爭根據在權力。故其抗爭之結果，往往為武力之毀滅。南方道佛之爭根據為理論。其諍論至急切，則用學理謀根本之推翻。南朝人士所持可以根本推翻佛法之學說有二:一為神滅，二為夷夏。因二者均可以根本傾覆佛教，故雙方均辯之至急，而論之至多也。」
第十四章，佛教之北統。敘述北朝的毀佛、排佛、興佛，以及與之相關的造像之風、僧伽管理、佛道之爭等。認為，南朝與北朝的佛教在學風上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南朝之學，玄理、佛理，實相合流。北朝之學，經學、佛學，似為俱起。合流者交至影響，相得益彰。俱起者則由於國家學術之發達，二教各自同時興盛，因而互有關涉。」「隋唐之佛理，雖頗采江南之學，但其大宗，固猶上承北方。於是玄學澌盡，而中華教化以及佛學乃另開一新時代。」
第十五章，南北朝釋教撰述。將南北朝時的佛教撰述分為六大類，進行詳細的介紹。甲、註疏，包括章句、敘大意;乙、論著，包括經序、通論或專論、義章、爭論、雜論;丙、譯著撰集，包括單經的抄錄、群經的纂集、會譯、法集;丁、史地編著，包括釋迦傳記、印土聖賢傳記、中國僧傳、佛教通史、名山寺塔記、外國傳志、史料集;戊、目錄;己、偽書。指出，「研究我國佛教之依據，首重譯本。搜討我國佛教之思想，則當研前賢撰述。印度有印度佛教，中國有中國佛教。其異點不專在經典之不同，而多在我國人士對於傳來學說，有不同之反應也。……我國佛教之成熟，學說之分派，悉可於此豐富之著作見之。」
第十六章，竺道生。敘述劉宋時高僧竺道生的生平事跡、思想學說、以及他在佛學上的地位，兼及涅槃類經典的翻譯、頓悟漸悟之爭等。說:「晉宋之際佛學上有三件大事。一曰《般若》，鳩摩羅什之所弘闡。一曰《毗曇》，僧伽提婆為其大師。一曰《涅槃》，則以曇無讖所譯為基本經典。竺道生之學問，蓋集三者之大成。」
第十七章，南方涅槃佛性諸說。介紹南北朝佛學的主潮——涅槃佛性說(以《涅槃經》為中心而闡發的佛性學說)中的「本三家」和「末十家」。所說的「本三家」，指的是:竺道生的「當有為佛性體」義;曇無讖的「本有中道真如為佛性體」義;法瑤的「於上述二說中間，執得佛之理為正因佛性」義。「末十家」，指的是:白馬寺愛法師的「執生公義雲，當果為正因」義;靈根寺慧令的「執瑤法師義雲，一切眾生有得佛之理，為正因佛性」義;靈味寺寶亮的「真俗共成眾生真如佛理為正因體」義;梁武帝的「真神為正因體」義;中寺法安的「心上有冥傳不朽之義為正因體」義;光宅寺法雲的「心有避苦求樂性義為正因體」義;河西道朗等的「眾生為正因體」義;定林寺僧柔、開善寺智藏的「假實皆是正因」義;地論師的「第八無沒識為正因體」義;攝論師的「第九無垢識為正因佛性」義。
第十八章，南朝《成實論》之流傳與般若三論之復興。介紹《成實論》的傳譯、研究者(稱「成實論師」)和註疏，《般若》三論(龍樹的《中論》、《十二門論》和提婆的《百論》的研究者以及他們對《成實論》的批評。
第十九章，北方之禪法、凈土與戒律。介紹南北朝北方(兼及南方)的禪法修持、凈土信仰和戒律之學。關於禪法，作者說，漢晉流行的禪法，大別有四:一、念安般。「此法於安世高譯《安般守意經》後甚見流行。」二、不凈觀。覺賢所譯的《禪經》和鳩摩羅什所譯三部《禪經》皆言及此門。三、念佛。「此門最要，為凈土教之所依據。」四、首楞嚴三昧。「蓋大乘最要之禪定也。首楞嚴者，華言健相，或曰勇伏定。因見其威力最大，故得是名。」自北魏孝文帝以後，禪法大行於北土。「魏世禪師以菩提達磨為有深智慧，而其影響亦最大。達磨稱為中國禪宗之初祖。」他的學說為「二入四行」。二入，指理入(即壁觀)和行入(即「四行」)，四行，指的是報怨行、隨緣行、無所求行和稱法行。關於凈土，作者說「念佛本為禪之附庸。及神教信仰羼入佛教，他力往生，漸占勢力，於是蔚為大國，我國凈土教，大別有二:一彌勒凈土，二阿彌陀凈土。」關於戒律，作者說:「南方在宋代除《十誦》以外，已幾無律學。齊梁更然。」「北方在元魏時所行之律為《僧祗》及《十誦》。」此外，作者還介紹了由魏郡信行創立的三階教的情況。
第二十章，北朝之佛學。簡要地敘述了北朝的涅槃學、四宗(因緣宗、假名宗、不真宗、真宗)說、毗曇學、成實學、地論學、攝論學和華嚴學的情況，以及《攝論(《攝大乘論》)的翻譯者真諦的事跡。說，「釋迦之教，空有兩輪。南方空學較盛，北方偏於有學。其於大乘，則研《涅槃》、《華嚴》、《地論》，於小乘則行《毗曇》、《成實》。」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條理清晰，資料宏富，論述必據事實，故自問世以來，馳譽海內外，成為湯用彤全部著述中影響最為巨大的一部名著。凡是研究中國佛教史、佛教哲學史的人莫不視之為瑰寶。以致迄今為止，在積聚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料方面，還沒有別的著作能夠超越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