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建福
佛教思想由「阿含」而「般若」，由「般若」而「中觀」而「瑜伽」，教理愈趨愈密。瑜伽學之核心即為法相唯識之學，乃印度大乘佛學高度發展的結果，可以說是大乘佛教理論化高度成熟的標誌。法相唯識學在印度的成熟，約在佛滅後九百年頃，由無著菩薩針對當時佛教界計空計有之偏執，依據《解深密經》等教理，倡導外境非有、內識非無之唯識中道義，又造《攝大乘論》，並授其弟世親，世親為此論造釋，晚年又著成《三十唯識頌》。後之十大論師各造論釋，由是，一切法皆非外境、唯是識變、「萬法唯心」之法相唯識之學蔚然大興。
唯識學在印度傳揚未久即傳入中國。中國所傳之唯識學萌芽於六朝時期，極盛於唐代。可考者凡有三系：一是後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譯出《十地經論》、《破色心論》等有關法相唯識經論，並講習闡釋，形成「地論宗」，此為中國所傳唯識學之萌芽時期。二是梁陳之際真諦三藏大弘《攝大乘論》形成的「攝論宗」，可為中國唯識學之增長時期。三是唐初玄奘法師的唯識學系，乃中國所傳唯識學之宏傳時期。【1】
玄奘法師之唯識學系，雖為中國所傳唯識學之第三時期，究竟而言，並非前期真諦等所傳法相唯識學之傳承，而是直承印度。玄奘認為真諦等所譯唯識經論有未盡善處，對其所弘學說也不無疑義，且因「佛性」問題的久遠爭論，促使他隻身西行、去印度取經求法，歷盡難險，誠乃為法孤征。玄奘法師於印度那爛陀寺依止戒賢論師受學瑜伽諸論，又從勝軍得聞護法《三十論釋》，盡得傳授。歸國後，應高足窺基之請，將西域十大論師之唯識釋論糅合為一且折衷於護法，是為奘師所傳最重要之唯識典籍《成唯識論》。窺基(慈恩大師)為作《成唯識論述記》、《樞要》等，發揚光大，開「慈恩宗」，即今日一般所言中國佛教八宗之「法相宗」。
玄奘所傳法相唯識之學，至三傳弟子智周以後漸趨衰落。唐會昌法難，唯識典籍大多散佚。隋唐至宋元，有關唯識義理，僅宋永明《宗鏡錄》、元初雲峰《唯識開蒙》等稍有闡述。明末清初一度稍盛，也僅高原、智旭、王夫之等數人著書闡述唯識義理，但師承中斷，作為一宗之唯識宗已不復存在，且因隋唐唯識古籍散佚殆盡，典籍不備，其所述唯識學理頗有失真，與唐代玄奘、窺基所傳慈恩宗不盡相合。直至清末民初，沉寂已久的法相唯識學始見復興之機緣，絕響千年的法相唯識學遂重放光華。
法相唯識學在近代復興的大因緣，出自思想文化界。清末民初之際，國門打開，西學東漸。面對面方文化之湧入，佛教界、學術界的傑出之士發現我國固有文化中之佛教唯識學，無論就其理論之系統與精密還是其精神之重理性和邏輯，都足以回應西方科學文化之挑戰且合乎我國建立現代新文化的需要。因此，唯識學特別為思想文化界重視。而其復興、弘傳，也不同於傳統教界寺僧師資相傳之宗派復興，而是與學術文化界密切相關，佛教居士及知識界人士在法相唯識學的復興過程中，起著較僧尼更為重要的作用。
法相唯識學在近代復興的具體因緣，則可溯自一八六六年於南京創立的金陵刻經處。楊仁山居士於一八六五年在太平天國戰火之後來到南京，當時社會上連一般信眾最需要的常用佛典如《無量壽經》、《十六觀經》等也難獲得。楊仁山與學佛同道十餘人共議，「深究宗教淵源，以為末法世界，全賴流通經典，普濟群生。」遂於一八六六年創辦金陵刻經處，尋覓佛典，精刻流通。楊仁山為尋覓佛典，苦心孤詣，一旦搜尋到散佚佛典，則極為高興，「得一經如獲頭然【2】」。一八七八年，楊仁山隨曾紀澤出使英國，在倫敦結識了正在牛津大學學習梵文的日本著名佛教學者南條文雄，結為道誼之交。爾後數十年中，兩人常有書信往來，互相尋補佛教典籍，為近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之重要事件。金陵刻經處刻印流通的許多我國久佚的隋唐佛學典籍，即由南條文雄從日本寄來，南條文雄也從楊仁山處得到許多日本未見的佛典，日本《續藏經》之編印也得到楊仁山的大力支持，曾提供日本未見章疏及密典達三百餘種供其選取收入。楊仁山通過南條文雄及其他友人從日本、朝鮮等地訪得舊刻藏經零本三百多種，後陸續擇要刻印流通。
金陵刻經處在清末民初時刻印流通的這些佛典，許多是我國自唐代會昌滅佛即已失傳，宋明以來千餘年間末行於世的重要典籍，如隋嘉祥法師所撰《中論疏》、《百論疏》，乃三論宗之重要典籍；唐窺基法師所撰《成唯識論述記》、《因明大疏》等，乃慈恩宗的重要著作。三論、法相唯識之學，在國內外已成絕學，正由於這些典籍的刊印流通，重行於世，引起學者研求之興趣，遂重啟義學之風。這些典籍的印行，對三論、法相唯識等宗教義復明、研討有路，起到了極重要的作用。歐陽竟無居士在為其師撰之《傳》中寫道：
「明未諸老，仗《宗鏡錄》研唯識，以故《相宗八要》諸多錯謬，居士(即楊仁山)得《唯識述記》而刊之，然後圭臬不遺，奘、基之研討有路」【3】
後來歐陽竟無創辦「支那內學院」，設法相大學，大弘唯識法相之學，並出版流通大量法相唯識典籍及章疏，促進了近代法相唯識學的復興，其初始因緣正來自楊仁山居士。
楊仁山居士創辦金陵刻經處，精印佛典，廣為流通，並深研佛學，至晚年又創辦「袛洹精舍」、「佛學研究會」，大興講學之風，開近代高等佛教教育之先河，對近代佛教之重振貢獻極大，因之被尊為「現代佛教復興之父」。在佛學思想及修持上，楊仁山雖「教宗賢首，行在彌陀」，但並不局限於華嚴與凈土，而是提倡各宗並弘，深得中國大乘佛教之精神。因此楊仁山之門下多才：譚嗣同善華嚴、黎端甫善三論、桂伯華善密宗，章太炎、孫少侯、李證剛、梅擷芸、蒯若木、歐陽漸等則善法相唯識之學。楊仁山居士晚年尤其重視法相唯識之學，以為該學能救治佛門之積弊從而有振興佛法之效。在《十宗略說》中，楊仁山認為法相唯識之學能矯正禪門空疏之病，「誠末法救弊之良葯也。參禪習教之士苟研習此道而有得焉，自不至顢頇佛性、籠侗真如」。
在《與桂伯華書》中說：
「研究因明、唯識，期必徹底，為學者楷模，俾不顢頇籠侗，走入外道而不自覺。」
由此可見楊仁山居士對法相唯識學的重視。楊仁山校勘《瑜伽師地論》前五十一卷未終，去世前囑咐歐陽竟無居士承繼其事。歐陽續刻《瑜伽師地論》後半部，閱七年而成，並撰成長敘，探幽發微，慈恩宗義於是復明，重輝於世。後又創辦支那內學院，大弘法相唯識之學，極大推動了近代佛教法相唯識學的復興。
注釋：
【1】參見「法相唯識學中國所傳」，世光文，載《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二十四冊，《唯識學的發展與傳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