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教育的學科設置和學制管理
近代中國的佛教教育，在內憂外患之中，改革傳統的叢林制度，創設佛學院、僧學堂，尋求振興佛教之策。1903年，湖南僧人笠雲在長沙開福寺創辦湖南僧學堂，之後，全國各地紛紛興辦各種類型的佛學院。其中，1907年楊仁山(1837－1911)於金陵刻經處創辦的祗洹精舍、1922年歐陽竟無(1871－1943)於南京成立的支那內學院、1922年太虛(1890－1947)於武昌成立的武昌佛學院，在近現代中國佛教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們的辦學思路至今仍不失其時代意義。
佛教教育一度沉寂之後，現在又呈復興之象。本文試圖從學科設置和學制管理兩方面，檢討歷史，溫故知新，探索當前佛教教育的辦學思路。
一、佛教教育的學科設置
近代佛教教育的發展，是有感於僧人缺乏必要的佛學知識。楊仁山在《釋氏學堂內班課程芻議》里說：「自試經之例停，傳戒之禁馳，以致釋氏之徒，無論賢愚，概得度牒。於經、律、論毫無所知，居然作方丈開期傳戒，與之談論，庸俗不堪，士大夫從而鄙之。」佛學院的設立，佛教教育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這種「釋氏之徒，不學無術，安於固陋」的局面。
那麼，發展佛教教育應該從哪裡入手，哪些經、律、論應該列入佛學院的課程里呢？縱觀中國近現代佛教教育史，我們不難發現，幾大佛學院在設置佛教基礎課時，都是遵循了「大小兼容、八宗並包」的原則，對於大乘、小乘佛教經典以及中國佛教八大宗派的內容，採取兼容並包的態度，貫徹「諸法無有高下」的平等精神。
楊仁山以居士身份辦學，顯然要比僧人更容易打破歷代宗派的門戶之見，兼綜各家之長。他在《釋氏學堂內班課程》里規定「每日課程六堂，每堂一點鐘」，上下午第一堂課均為佛教，詳列所需學習的30多種經論。第一年包括《四十二章經》、《八大人覺經》、《佛教初學課本》、《釋迦如來成道記》、《念佛伽陀》、《菩薩戒本經》、《大乘起信論》、《唯識三十論》、《因明論》、《八識規矩》、《心經》、《阿彌陀經》、《晨昏課誦》、《百法明門》、《小止觀六妙門》，這些經論有的是「讀誦講解」，有的是「隨時講解」，有的是「暇時細閱」；第二年包括《楞嚴經》和《大乘止觀》；第三年包括《圓覺經》、《金剛經》、《維摩經》、《十六觀經》、《七佛偈》、《信心銘》、《證道歌》、《定慧相資歌》、《萬善後偈》、《願生偈》、《地藏經》、《顯密圓通》、《原人論》、《高僧傳》、《釋氏稽古略》。從第四年起，設想用兩至五年的時間，「或專學一門，或兼學數門」，根據他自己「十宗」的判教理論，列出若干經論：俱舍宗原典包括《俱舍論》、《普光記》和《法寶記》，成實宗包括《成實論》；律宗包括《梵網經》、《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毗尼止持》、毗尼關要》、《毗尼集要》；天台宗包括《法華經》、《妙玄節要》、《涅槃經疏》、《刪定止觀》、《釋禪波羅密》、《四教儀集注》、《教觀綱宗》；賢首宗包括《華嚴懸談經疏鈔》、《行願品疏鈔》、《華嚴著述集要》、《法界無差別論疏》、《大宗地玄文本論》、《釋摩訶衍論》；慈恩宗包括《成唯識論》、《樞要》、《相宗八要》、《瑜伽師地論》、《倫記》、《因明論疏》、《法苑義林章》、《解深密經》、《密嚴經》、《唯識開蒙》；三論宗包括《中論》、《百論》、《十二門論》、《肇論》、《大智度論》、《三論玄義》、《三論游意》、《寶藏論》；禪宗包括《楞伽經》、《會譯》、《思益經》、《五燈會元》、《六祖壇經》、《禪源諸詮集》、《宗鏡錄》、《萬善同歸集》、《宗范》、《禪林僧寶傳》；密宗包括《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蘇婆呼童子經》、《蘇悉地羯羅經》、《施食補註》；凈土宗包括《無量壽經義疏》、《無量壽如來會》、《彌陀疏鈔》、《無量壽三經論》、《往生論注》、《凈土十要》、《安樂集》、《往生集》。他還建議使用《教乘法數》和《大明三藏法數》這兩部佛教辭典。通過這樣的佛學訓練，學員基本上不僅可以掌握佛教的根本要義，亦可對佛教發展的全貌有深刻的認識，而不純粹是專治某宗某派。
由於經費原因，楊仁山的只洹精舍只辦了兩年，其辦學思路後來由支那內學院發揚光大，經過歐陽竟無、呂澂(1896－1989)歷年的潛心勘酌，內學院建立了「佛學五科」的講習體系，成為中國佛教教育史上的一大創舉。一般都認為支那內學院是法相宗的根本道場，但是，呂澂在1925年9月13日支那內學院法相大學特科開學儀式上，明確聲明「並不拘限於法相一宗，正面觀之，直指純正佛法之全體」，並在《內學》第二輯上撰文，強調「絕非推尊一宗，亦非欲以一宗概括一切。正此趣向專志精勤，必使純正佛法遍世間」。《支那內學院簡章》亦明言，內學院的大學部要設法相、法性、真言三所大學。其中，法相大學本科以慈恩宗、賢首宗、俱舍宗為根本，設有「戒律、本經、本論、著述、因明、觀法、小乘、世典、梵文、藏文、傳教」等學科；法性大學本科以三論宗、禪宗、天台宗、成實宗為根本，設有「戒律、本經、本論、著述、觀行、小乘、世典、梵文、藏文、傳教」等學科；真言大學本科以凈密宗、凈土宗為根本，設有「戒律、教典、儀軌、觀行、圖像、世典、梵文、藏文、傳教」等學科。
支那內學院把玄奘、窺基一系所傳的印度佛教視為「純正佛法」，所謂「佛學五科」，就是在那爛陀寺佛學六科基礎上加以改造而成的。1938年，呂澂認真研究了那爛陀寺講學的規模、分科及其次第，認為佛學六科的次第是「毗曇－－因明－－戒律－－中觀－－瑜伽－－般若」。1943年，他把印度的佛學六科改為「佛學五科」，即「毗曇－－般若－－瑜伽－－涅槃－－戒律」，編定五十部書，分三周進行。呂澂說：「五科佛學，各以義理推闡，逐時開展，故必歷三周而盡其學，合五科而識其全，經之緯之，成章以達，此純異乎判教之陋說也。」第一周以「心性本寂」為中心主題，稱為「知本」之學，講習五經七論共計十二部書，被認為是「根本要文」，即毗曇科的《法句經》二卷(吳譯、藏要本)、《阿毗曇心論頌》一卷(晉譯、院刻稿本)，般若科的《能斷金剛般若經》一卷(隋譯、藏要本)、《菩提資糧論頌》一卷(隋譯、藏要本)，瑜伽科的《摩訶衍寶嚴經》一卷(失譯、院刻會《瑜伽釋》本)、《辨中邊論頌》一卷(唐譯、藏要本)，涅槃科的《勝鬘師子吼經》一卷(宋譯、藏要本)、《大乘法界無差別論》一卷(唐譯、院刻稿本)，戒律科的《清凈毗尼方廣經》一卷(秦譯、院刻稿本)、《菩薩戒本羯磨》二卷(唐譯、藏要本)，為了鞏固以上的學習成果，另加兩部嫻習止觀的論《解脫道論》十二卷(梁譯、藏要本)和《六門教授習定論》一卷(唐譯、藏要本)；第二周以「轉依」為中心主題，稱為「正宗」之學，講習十九部書，即毗曇科的《四阿含經毗曇讀》十六卷(晉宋等譯、院刻稿本)、《阿毗達磨俱舍論頌》一卷(唐譯、院刻會譯本)、《大乘阿毗達磨經頌》一卷(唐譯、院刻稿本)、《大乘阿毗達磨集論》七卷(唐譯、藏要本)，般若科的《維摩詰所說經》三卷(秦譯、藏要本)、《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二七卷(秦譯、院刻稿本)、《大智度論》節本二十卷(秦譯、院刻稿本)、《中論頌》一卷(秦譯、院刻本)，瑜伽科的《解深密經》五卷(唐譯、藏要本)、《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菩薩地》十六卷(唐譯、藏要本)、《顯揚聖教論頌》一卷(唐譯、藏要本)、《攝大乘論本》一卷(唐譯、藏要本)，涅槃科的《妙法蓮華經》七卷(秦譯、藏本本)、《大般涅槃經·正法分》八卷(涼譯、院刻本)、《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宋譯、藏要本)、《究竟一乘寶性論偈》(魏譯、藏要本)，戒律科的《郁伽長者所問經》一卷(曹魏譯、院刻稿本)，為了有助於轉依，另加一經一論作為「增上相資」，即《因明入正理論》一卷(唐譯、藏要本)和《大方廣佛華嚴經·修慈分》一卷(唐譯、院刻稿本)；第三周以「一法界」為中心主題，稱為「終鵠」之學或「究竟」之學，亦講習十九部書，即毗曇科的《諸法集要經》十卷(宋譯、院刻本)、《入阿毗曇達磨論》二卷(唐譯、院刻稿本)、《四諦論》四卷(陳譯、院刻本)、《論事標目》一卷(院編稿本)，般若科的《大般若經·曼殊室利分》二卷(唐譯、院刻稿本)、《佛母般若圓集要義論》一卷(宋譯、院刻合釋論本)、《廣百論釋》十卷(唐譯、院刻稿本)、《大乘掌珍論》二卷(唐譯、藏要本)，瑜伽科的《華嚴七品頌本》三卷(唐譯、院編稿本)、《觀所緣論釋》一卷(唐譯、藏要本)、《成唯識寶生論》五卷(唐譯、藏要本)、《成唯識論》節本四卷(唐譯、院編稿本)，涅槃科的《大方等大雲經·大眾犍度》一卷(涼譯、院刻稿本)、《大乘密嚴經》三卷(唐譯、藏要本)、《佛地經論》七卷(唐譯、藏要本)，戒律科的《六度集經》八卷(吳譯、院刻稿本)、《佛所行贊》五卷(涼譯、院刻稿本)，為了長養菩提，資糧善集，另加一經一論，即《集量論釋節本》六卷(院編稿本)、《大集虛空藏所問經·抉擇分》三卷(唐譯、藏要稿本)。整個過程為3－5年。支那內學院的大學部實際上只辦過法相大學，而且也只維持了兩年時間，所以，內學院的講學規模不斷縮小，「佛學五科」的講學體系在當時並沒有完全實施。
跟支那內學院齊名的武昌佛學院，是由太虛法師發起創立的。他早年受教於楊仁山，並與歐陽竟無進行了長期的辯論，彼此的辦學思路不無相通之處。由於太虛的僧人身份，他的佛教教育主要集中在僧教育方面，撰有許多有關僧教育的講演和著述，先後辦起各種佛學院，武昌佛學院只是其中最為著名的一所，其他還有閩南佛學院、柏林教理院、漢藏教理院等，在1928年出遊歐美期間，他還在法國巴黎發起籌建世界佛學苑，總部設在武昌佛學院內，成立「世界佛學苑圖書館」。
1922年武昌佛學院成立伊始，所授課程由於受到師資、經費等客觀原因的干擾，並沒有體現出十分明確的辦學思路。1928年7月《閩南佛學院續招學僧簡章》規定，第一學年設有《佛學概論》、《各宗派源流》、《律學大意》、《因明學概要》；第二學年設有《佛學大意》、《俱舍學大意》、《成實學大意》、《四論學大意》、《唯識學大意》；第三學年設有《律學大意》、《禪學大意》、《凈土學大意》、《天台學大意》、《密學大意》、《賢首學大意》、《佛典泛論》、《大乘宗地引論》。這種設置比較明確地體現了「八宗平等」的思想。不過，最能系統地體現太虛關於學科設置理想的當數「六系」說。1934年9月，他在對世界佛學苑圖書館館員發表講話時，規定「五三共法系」、「小大律藏系」、「法相唯識系」、「般若中觀系」、「中國台賢禪凈系」、「印華日藏密法系」作為研究員研究的目標，點明了每一系所需學習的原典。
五三共法系，五指的是人乘、天乘、聲聞乘、獨覺乘、菩薩乘五乘，三指的是聲聞、獨覺、菩薩，太虛認為，這一系要以《俱舍》為中心，旁及《阿含諸經》、《婆沙》、《六足》(《集異門足論》、《法蘊足論》、《施設足論》、《識身足論》、《品類足論》、《發智論》)、《正理》等論。小大律藏系，不僅研究小乘的《四分律》、《五分律》、《十誦律》、《僧祗律》、《說一切有部律》，還要研究大乘的《梵網菩薩戒》和《瑜伽菩薩戒》。法相唯識系，主要依據所謂的「六經十一論」，依彌勒菩薩所說的《瑜伽師地論》為本，以《成唯識論》為綜合。般若中論系，以《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為依據，以《大般若經》為本，亦可增加《大智度論》。中國台賢禪凈系，要以《法華經》、《華嚴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佛說阿彌陀經》、《中論》、《大智度論》、《往生凈土論》等經論為依據。印華日藏密法系，要以《大毗盧遮那成佛經》、《金剛頂經》、《蘇悉地經》等及諸部儀軌為依據。太虛認為，對佛典進行分系研究，就是世界佛學苑圖書館的事業。
現在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上述楊仁山、呂澂、太虛等人關於學科設置的設想，首先是由於各種原因，大多沒有實現，到目前為止還只是空想；其次，它們有的是針對大學本科水平，有的則是針對研究生水平，對象並不完全一致。我們這里回顧歷史，目的是要設想目前應該設置哪些佛學基礎課，而要設置這些基礎課，則要對佛教的整體有一個明確的把握，要對佛教分科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所以，設置基礎課的關鍵，是要在兼容並包的前提下確定佛教分科，如果對佛教分科有了相對統一的認識，這些基礎課就不難確定了，而本科生和研究生在課程設置方面的區別其實比較容易把握：本科生偏重於概論課，研究生偏重於原典課。目前，我們如果能夠沿著前人的足跡，去實現他們未競的事業，充分領會呂澂「佛學五科」以及太虛「六系」的旨趣，結合各個佛學院現有的辦學條件，設置佛教基礎課應該不是無章可循的，我們在這里只是通過歷史的分析明確一項原則，即「大小兼容、八宗並包」。
讓學員接受基本的佛學訓練，這是佛學院辦學的首要任務。除此之外，佛學院還應注意另一項任務，即把學員培養成具有世界眼光的現代人，在學科設置方面應當堅持「內外圓融」的原則。這個原則旨在建立完善的知識體系，與主流學術界接軌，樹立佛教教育的世界眼光，建設符合現代思想和生活的新佛教。
印度佛教曾有「五明」之說，也就是說，僧人應該掌握五種學問，即聲明、因明、醫方明、工巧明、內明。聲明指聲韻、語言、語法之學；因明指邏輯學、論辯之學；醫方明指醫葯學、體育、養生學；工巧明指與物質生活有關的工、農、商、畜牧、算計、書畫、音樂、法律、飲食、行政、占相、咒術等學問；內明指佛教關於解脫生死的學問。五明概括了古印度所有的知識體系，佛教對僧人提出五明的要求，體現了佛教不離世間法而出世間的特點。「內外圓融」的原則，其實是沿續五明的思想，把佛學和現代世俗社會所需要的學問結合起來。
楊仁山主張學佛者不僅要學佛，也要學「普通學」，包括語文、歷史、地理、數學以及英語、日語、梵語等語言，在只洹精舍英語、漢語和佛學一樣，同為基礎課。印順在《太虛大師年譜》里如此評價楊仁山，他說：「為佛教人才而興學，且有世界眼光者，以楊氏為第一人。」其後，支那內學院同樣也把世典、國文、梵文、藏文列為必修課，世典既包括印度哲學、中國哲學，也包括宗教學、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內容。其他的佛學院，如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亦開設有國文、外文、數學、科學、哲學和宗教學課，乃至設有教育學、藝術等課程。這樣做的目的，其實就是「根據佛法的常住真理，去適應時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時代性的色彩，隨時代以發揚佛法之教化功用」，復興印度佛教，從而建設中國的新佛教。
當前辦好佛學院，仍然是要堅持「內外圓融」，不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哲學、宗教學等學科，較諸半個世紀以前都有了很大的發展，應該能及時地反映在當前的佛教教育里。知識體系的豐富和發展，同時也會引起佛教研究視角的變化和更新，促使佛教研究和其他學術領域的聯合，促進中國和歐美、日本佛教研究的交流。
在講完學科設置的兩條原則之後，我們最後還要講一條「修學相應」的原則，就是要把學術研究與信仰主義相結合，實現佛教所謂的「轉識成智」。這條原則要求每位學員，要有宗教家的氣度和悲願，去關懷社會，真正做到「庄嚴國土，利樂有情」。這其實應當是佛教教育的根本目的。
因此，歸納起來，佛教教育的學科設置應當遵循「大小兼容、八宗並包、內外圓融、修學相應」的原則。
二、佛教教育的學制管理
近現代全國各地的佛學院、僧學堂，不在少數，但是規模普遍較小，而且除支那內學院外，持續時間普遍不長。現在，各地佛學院也不算少，如何能讓歷史不再重演呢？我個人認為，佛教教育的學制管理是關鍵。
近現代的佛學院普遍設有大學部和研究部，甚至還有小學部、中學部、大學預科。但是，這種學制最終沒有堅持下來。究其原因，是師資、生源等方面出了大問題，當前的佛學院同樣也存在這個大問題。如何解決呢？那就是要模仿大學教育，在佛學院里推行學分制。學分制的前提，是各個佛學院的學分具備同等的知識水準，否則就無法保證教學質量。這就要求成立全國性的「佛教教育委員會」，在學科設置、教材、教務管理、學員資格等方面起到監督和管理的功能。現階段可以由各大寺院先行試驗，採取相對統一的教學模式，編寫必要的佛學院教材。
在近現代佛教史上，晚清時期各地曾經有過「僧教育會」。1907年，釋覺先以辦僧教育必須聯絡各寺院和社會各界為由，在北京發起創設了僧教育會。之後，敬安、諦閑、月霞、棲雲等人亦紛紛建立僧教育會。這些僧教育會成了近代佛教組織的雛型之一，成為後來成立的中華佛教總會的基礎。當時的僧教育會，其主要功能是聯合僧眾的力量，維護佛教界的整體利益，自身的教育功能反而並不明顯。星移斗轉，中國佛教協會現在是受政府保護的合法的全國性佛教組織，從理論上說，佛協已經具備了籌建「全國佛教教育委員會」的可能性。
如果有了類似的「佛教教育委員會」，規範全國各地的佛學院，監督它們的學制管理，那麼就有可能在佛學院推行「學分制」。這種學分制，其實可以與傳統的「遊方」參學結合起來，佛學院之間互派學員交流學習，既可以解決當前各地佛學院師資緊張的局面，又可以開擴學員的知識面，提高佛教教育的質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