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龍
在亞洲的版圖上，中華文明與印度文明是兩大文明板塊。佛教的融入，讓中國文化具備一種開放的心態，全力吸收印度文明的思想養份，打破了狹隘的民族主義。特別是在「東晉十六國」、「北魏南北朝」、「宋遼西夏」以及「蒙元」時期，佛教是多個民族之間互相交流與溝通的橋樑與紐帶，促成了一個多元並存的文化體系；在歷史上的分裂時期，佛教同時發揮了政治上的融和作用。
中國佛教的這種融合功能，充分表現了佛教作為一種世界宗教的超越性，有助於增進中華民族彼此的認同感。
大約2500年前，釋迦牟尼誕生的時代，是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剛剛經歷了民族大遷徙、大融合的春秋時代，中國形成了具有強烈文化優越感的民族理論，「夷夏論」。「華夏」民族居住在世界的中央，「夷、戎、蠻、狄」分別居住在世界的東西南北四方。這種地理概念，被稱為「四裔五方」的「中國」意識。華夏，是中國的代名詞。「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孔子的這句話，成了「夷夏論」的宣言。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遭到了儒家與道家的雙重阻力。儒家批評佛教沖擊了中國社會既定的倫理秩序，道家道教事實上擔心佛教擠占他們的信徒資源。兩家都在運用「夷夏論」排斥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牟子理惑論》里就有「問者」站在儒家的立場上說：
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
儒生從小學的是周孔之道，現在卻要改學夷狄之術，豈不荒唐？這樣的問難，在牟子看來，只是看到了孔孟言論的字面意思，而沒有體會他們深層的「大道」，所謂「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雲，疾專一耳。」其實，牟子認為，學佛並不妨礙尊孔。不過，牟子在辯解時，援引中國傳統的星象學說法，北辰在天之中，提出「漢地未必為天中」的觀點。這就委婉地挑戰了傳統的以「四裔五方」的中國意識。在後來的佛教徒中間，這股情緒演變成為一種「邊地意識」。
公元266年，曹魏甘露二年，朱士行，中國的第一個和尚，毅然決然，西行求法。從此以後，數以百計的中國和尚，涉流沙，渡鯨波，不遠萬里，前仆後繼。他們有的像玄奘那樣沿著沙漠綠洲上的絲綢之路，有的像義凈那樣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遠涉重洋，求取真經。在這些求法高僧的心中，印度才是世界的中心，而華夏不過是未開化的「邊地」。這種邊地意識，促使中國人放眼看世界，放棄單純的文化優越感，突破狹隘的民族主義。沒有這樣的突破，中國文化就很難形成「儒釋道」三足鼎立的結構。
儒家文化雖有「夷夏論」，但是，中國文化向來就有提倡「和而不同」的傳統，強調「和為貴」，這使華夏民族能夠不斷地包容其他的民族或文化。邊地意識的出現，一方面是在挑戰傳統的夷夏論，另一方面，也是中國文化和諧思想的具體表現。以漢傳佛教來說，既保存了印度佛教的根本大義，又能結合中國社會的具體情況，在堅持佛家理想的同時，配合實踐儒家的倫理秩序。中國佛教之所以能有自己的獨立品格，這與歷代高僧的努力有關，更與他們的邊地意識有關。
二、戎神與異族統治
中國佛教徒的「邊地意識」，挑戰了傳統的「夷夏論」，為外來文化融入中國社會提供了範例，客觀上增進了中國社會對少數民族的親和力與包容性。佛教的這種親和力與包容性，亦即佛教的民族融合功能。這在我國歷史上的異族統治時期，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東晉時期，北方地區在短短的100多年裡，先後16個少數民族政權，走馬燈似的政權更迭，史稱「五胡十六國」。西晉的遺民，被外來的胡族蔑稱為「漢子」，一個在當時帶有侮辱性的稱呼。這些占領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覺得佛教也是外來的文明，與他們是天然的盟友。後趙皇帝石虎說，「佛是戎神」，不分胡漢，境內的老百姓都可以信奉。石虎，這位歷史上罕見的暴君，在聽信了神僧佛圖澄的勸告後，大力推廣佛教，這使「胡漢雜居」的北方，很快實現了民族的和解。以前的漢人政權，並不允許漢人出家，佛教往往是在西域來的僑民中間流傳。但到這個時期，禁令已經不復存在，漢人可以自由地出家為僧。在北朝拓跋族決定「漢化」以前，佛教，是各民族間友好相處的紐帶。
大約過了五百年，進入兩宋時期，佛教再度成為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催化劑。當時若沒有佛教的交流與融合，實行「胡漢分治」的北方社會，可能會產生與唐代難以想像的斷裂現象。
大唐帝國崩潰以後，中國又陷入長達半個世紀的亂世，史稱「五代十國」。公元960年，宋太祖建立北宋王朝，而北方有契丹族的遼國，50多年以後，在西北邊陲，黨項族的西夏國慢慢崛起。隨著遼國的滅亡，女真族的金國迅速崛起。
這些少數民族政權，全都信奉佛教，特別是遼國統治的北方，繼承了中晚唐的佛教傳統，最盛行密宗與華嚴宗。西夏正式建國以後，大興佛教，先後六次向宋朝請賜佛經。軍事上並不強大的宋朝，文化建設卻是空前的發達，很有意識地利用佛教化解民族之間的矛盾，把自己刊刻的佛教大藏經，頒送給契丹、高麗和西夏。
公元13世紀初，成吉思汗的蒙古軍隊，在歐亞各地發動掠奪戰爭，幾乎引起了整個歐洲的恐慌，他們的鐵蹄還踏上了印度的腹地。這支所向披靡的軍隊，1227年，消滅了西夏；7年後，消滅了金國。後在公元1271年，忽必烈定都北京，建立元朝；又過8年，公元1279年，蒙古消滅南宋政權。此時，先前的那些民族，契丹、女真、黨項，乃至海東的高麗，統統被稱為「漢人」。
即將入主中原的蒙古人，致信薩迦派的領袖薩班，希望蒙藏結盟。薩班，全然不顧年邁，毅然離開西藏，翻山越嶺，走了兩年多時間，抵達涼州，現在的甘肅武威。1247年，蒙古大汗王子闊端，成吉思汗的孫子，在這里與薩班舉行了歷史性的會晤，蒙藏結盟。會盟的結果，西藏從此正式歸入中國版圖，中央政府自此管轄西藏地區的政教事務。
會晤後，薩班致信西藏各派領袖，講明西藏歸順中央的政治必要性與歷史必然性。這封信，就是著名的《薩班致蕃人書》，是藏族人民自願加入祖國民族大家庭的歷史見證。1260年，忽必烈稱蒙古大汗，立即冊封薩班的侄子、薩迦派高僧八思巴為「國師」，賜玉印。不久，他又加封八思巴為「帝師」、「db法王」，統領全國的佛教事務。蒙古族，隨後逐漸全民信仰藏傳佛教；藏傳佛教同時也逐漸傳入中國內地。
風雲際會，掌握政權的民族變換不定，然而，當時能保持不變的，是這些民族都曾信奉佛教。就在蒙古帝國橫掃歐亞、定鼎中原之際，佛教再次成為民族團結的交流工具。
三、佛教與民族認同
中國佛教的民族融合功能，表現了佛教的超越性。1879年，英國詩人阿諾德寫了一首贊揚佛陀的長詩，把佛教譽為「亞洲之光」。佛教傳到了亞洲各地，這個源出於印度的宗教，並沒有像印度教那樣局限於自己的民族，而是成為不同民族的共同信仰。
這種超越性並不妨礙佛教的民族性，中國佛教增強了中華民族彼此的認同感。佛教的傳播，首先是應本土化，佛典的翻譯、思想的融合、民俗的養成，無不需要採用民族化的形式。漢傳佛教的成形經歷了儒釋道三教的互動；藏傳佛教的發展，吸收了民族宗教苯教的元素，同時還曾受到禪宗等漢地佛教的影響；雲南的南傳佛教，也是受到漢地佛教的影響，改變了巴利三藏的編排方式，把「律經論」的順序易為「經律論」。
這種民族化的表現形式，已使佛教成為民族認同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傳統文化，明清以來就已形成了儒釋道三足鼎立的格局，大量的佛教辭彙成了現代漢語的基本用語，如「世界」、「輪迴」；藏族、蒙古族、滿族、土家族、裕固族、納西族、錫伯族、達爾斡等10多個民族，信奉藏傳佛教，而在藏族、蒙古族等民族裡，佛教是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甚至是最主要的文化特色。
在歷史上，清朝政府即以佛教協調民族關系。清初在五台山，把十座寺廟改建為喇嘛廟，供奉宗喀巴大師像，延聘蒙藏僧人入住，後來還在北京建雍和宮、在承德建外八廟。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清政府還規定，活佛轉世靈童，須經金瓶掣簽方可認定，並批准特製了兩個金瓶。一個送往西藏，供於大昭寺釋迦牟尼佛像前，用以掣定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等藏區大活佛；另一個供在雍和宮，用以掣定蒙古及青海、甘肅等地大活佛。這些措施，實現了滿、蒙、藏、漢的民族團結，維護蒙藏地區的長期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