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全
摘 要：因明學兩次傳入漢傳佛教界，成為「無用」的理論而曇花一現。但在其發祥地印度，卻是維護大乘佛教合法存在的護教理論；在10世紀以來的中國藏傳佛教界，是各大寺院培養學僧的教學方法；在民國漢傳佛教復興運動中，促使佛教學術登上大學講壇，也促使漢藏佛教文化交流。
因明學作為一種佛教信仰理論，就其最初本質來說，實際上是一種護教理論，這是它在佛教寺院存在的價值。如果從發生學的視角來說明因明理論體繫結構產生的話，就會發現它的蛻變規律是從古印度的辯論術，發展到足目的正理論，再由正理淪演變到佛教的古因明。
古印度的辯論術，產生於公元前5一前3世紀。早在公元前6世紀的印度，一般被稱為「吠陀時代」，在恆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南印度有20多個小國，其中有16個國家互相殘殺，爭奪霸主，所以，公元前6世紀的印度，又叫「十六國時代」，或稱之為「列國時代」。這種政治上的大混亂，導致了意識形態領域的百家爭鳴，學術氣氛活躍，婆羅門教的獨尊地位受到了嚴重沖擊。列國紛爭的結果，必然推動政治統一的歷史潮流，到公元前3世紀，阿育王統一了印度，建立了孔雀王朝。流行於公元前5一前3世紀的辯論術，也伴隨著政治大一統局面的出現，日益規範化，衍生出了足目的正理論。
流行於公元前5一前3世紀的古印度「辯論術」，是由一系列「辯論范疇」(又叫「辯論守則」)組成的，從一個環節到另一個環節，有嚴密的結構體系，成為辯論雙方必須遵守的規則，所以又稱之為「推理之學」，即「十支說」：宗、因、喻、合、結、求知、疑問、能得、目的、除疑；與此同時，早期耆那教邏輯學者賢臂認為，辯論的範式應該為：「①宗，指自己命題；②釋宗，說明這指按自宗的理論而立的宗；③因；④釋因，這是說明按自宗的理論而提出的論據；⑤異宗，即論敵命題；⑥遮異宗，即對論敵的反命題的否定；⑦見邊，即例證；⑧質疑，即對立論者的例證提出質疑；⑨遮疑，即排除論敵的疑慮；⑩結論，即立論者的命題獲得成功。」
公元前2世紀，印度哲學家足目，對前輩辯論術的「辯論范疇」進行了邏輯化改造，寫出了著名的《正理經》，提出了「十六句義」，「為印度邏輯奠定了較為科學的基礎」十六句義對辯論雙方的規範要求更加嚴格，辯論雙方必須訓練有素，才能參加辯論。辯論資格的取得，是通過對量論的學習，能夠提出嚴謹細密的論式，這種論式能經得起論過的檢驗，才能取得辯論的資格。
伴隨著大乘佛教在1世紀的勃興，大乘佛教論師突破了小乘山林佛教信仰體系，要與印度社會相適應，他們必須遵守印度學術規範，才能有對話的可能。於是學習足目的《正理經》，提出佛教化的論式，與印度學術界進行辯論(論過)，維護佛教存在的合法性，成為大乘佛教界的時代需求。所以到了公元2世紀時的龍樹和彌勒兩大論師就開始把《正理經》的邏輯引入佛教，叫「因明」。到5世紀的無著、世親論師，發揚光大。尤其是陳那和法稱，把前輩的古因明，發展到了新因明。成為印度佛教經院學派的主軸。因為，此時的印度佛教完全經院化了，能否存在下去，就看與外道的辯論能否取勝。7世紀去印度求法的玄奘法師，就是在印度佛教最高學府那爛陀寺，拜戒賢為師，通過因明的學習，代表那爛陀寺，在曲女城與外道進行辯論，大獲全勝，被譽為摩訶耶那提婆(大乘天)。
基於上述，因明學在印度是一種護教理論，它決定著佛教能否存在下去的命運，如果把希臘的形式邏輯看做是學者「書齋里的思辨」(推理)的話，那麼，佛家因明則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炫耀」(論過)。這是印度佛家因明與希臘形式邏輯的分水嶺。
二、促使佛教學術進入大學講堂：因明學在民國漢傳佛教復興運動中的作用之一
在民國以前的漢傳佛教界，因明學的地位如何呢?回答這個問題太簡單不過了，那就是因明學無用論。從佛教中國化的視角來看，漢傳佛教能否合法存在，就看皇帝高興不高興，皇帝不高興，佛教就是非法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漢明帝求法的故事，還有「三武一宗滅佛」事件。南梁時期的真諦曾經把因明學首先引進中國，但無人問津，很快變成了「死學問」。後來唐三藏玄奘法師再次把因明學輸人中國，也只是曇花一現而已。到了北宋基本上沒有人問津了。日本學者道端良秀把這種現象看作是大陸上的佛教落後於日本海島上的佛教的例證。他說：
相違略注釋》三卷，通過雲黃山的行迪，送
給弘道大師的門人，請求賜教。因不見任
何答覆，源信進一步著了《因明義斷纂要
慈恩寺弘道大師門人，請其釋疑，後來也
道端良秀的這種解釋，筆者認為缺乏對大陸漢傳佛教的深層次理解。大陸漢傳佛教無論是隋唐八大宗派時期，還是宋元以來禪凈互融互補時期，關心的問題有三個：一是如來藏問題，二是佛經詮釋問題，三是祭祀祖先問題。這三個問題是大陸漢傳佛教能否存在下去的關鍵問題，也是中央政府允許不允許佛教合法存在的關鍵所在，印度佛教因明學的護教功能，在大陸漢傳佛教界完全消失了。換句話說，因明學在漢傳佛教信仰的傳播中，是多餘無用的純思辨理論，沒有實用性，與大陸漢傳佛教信仰的合法性掛不上鉤。
但是，在民國漢傳佛教復興運動中，因明學的無用角色轉換成了有用角色，這就是學術佛教的勃興。所謂學術佛教，就是民國知識階層關注的佛教，肇始於章太炎和歐陽漸。尤其是歐陽漸主導的支那內學院派，把民國學術佛教推向了巔峰，人才輩出，其門生紛紛進人大學講授佛學，以登上北京大學講壇的為例，就有梁漱溟、熊十力、湯用彤等人。因明學是支那內學院研究的重要學問之一，培養出了因明學大家呂澂和熊十力等人。
正是由於民國一流學者研究因明學，把傳統的寺院學問，搬進了大學講壇，是量化民國漢傳佛教復興運動的主要指標之—。曾任北京大學校長陳大齊(188卜1983)，用現代西方邏輯詮釋因明學，在1938年出版了12萬字的《因明大疏蠡測》，把古代印度佛教因明學的護教功能，與現代西方邏輯的學者書齋思辨功能接軌。另外，陳望道在復旦大學講因明學，並編寫了講義，取名《因明學概略》，在1931年出版。虞愚在廈門大學講因明學，1936年出版了專著《因明學》。這3位大學教授是民國研究因明的「三駕馬車」，開創了近現代因明學術研究的先河，功不可沒。
基於上述，民國學者通過對漢傳因明的研究，把清朝漢傳佛教唯一的祭祀功能多元化，把寺院里的佛教信仰轉化為學術研究功能，引進了大學講堂，成為漢傳佛教在民國復興的另類經驗。
三、促進了漢藏佛教文化交流：因明學在民國漢傳佛教復興運動中的作用之二
佛教在唐代從內地和印度開始傳人西藏，稱之為「前弘期」，雖有因明學著作翻譯成藏文，但基本上束之高閣。到了宋朝的時候，佛教再次從印度傳人西藏，稱之為「後弘期」，印度新因明學派陳那和法稱的著作幾乎全部翻譯成了藏文，並形成了桑普寺傳播中心，隨後又出現了楚普寺「般若因明扎倉」，以及夏魯寺等研究因明學基地，匯集成以桑普寺為中心的藏傳因明學派。元朝時，薩迦派僧人常到桑普寺學習因明學。到了明朝，宗喀巴創立格魯派以後，前藏的甘丹、哲蚌、色拉，以及後藏的扎什倫布寺的學僧，每年都要參加「桑普寺的夏學」，實際上是舉行學習因明學儀式，只有一天時間而已；真正的學習因明是在「絳饒朵寺的冬學」期間，有一個半月的時間。前藏「三大寺的扎倉(相當於大學的學院)、康村(相當於學院的基層組織)，幾乎都分別在那裡修蓋有房舍，供學僧食宿、學習。每天大辯論，都是在露天大辯論場上，一二千人在那個荒山坡上，當展開辯論的時候，真有震撼山谷、驚駭禽獸的氣勢……在這一個半月時間中，都集中辯論因明學，只有通過這個辯論的學僧，才能夠在各寺爭取到考拉讓巴格學位的名次」。
由此可知，因明學是藏傳佛教寺院培養學僧的啟蒙理論和教學方法，特別凸顯出量論學習的重要性，這與漢傳佛教界的因明無用論形成了鮮明對比，也與印度因明是護教理論不同。藏傳因明是培養學僧深入經藏的工具，寺院的堪布對學僧每年要考核兩次，「一次是在夏季，一次是在冬季，每次每個學僧規定背誦長貝葉經50頁，超過者，在大經堂受獎；不足50頁者，罰背碎石鋪露天辯論場，或冬天罰背冰塊澆大辯論場的樹木」。只有這樣嚴格而刻苦的訓練，才能取得參加每年冬天舉行的絳饒朵寺的冬季大辯論會的資格。
玄奘在翻譯因明論著時，只翻譯了《因明正理門論》和《因明入正理論》兩種，而藏傳佛教後弘期，翻譯的因明論著多達60餘種。有鑒於此，呂澂在民國期間，開始關注藏傳因明學論著，並翻譯成漢文，彌補漢傳因明的不足。把陳那的藏文本《集量論釋略抄》翻譯成漢文，刊登在《內學》1928年第4期上；又把藏文本《因輪抉擇論》翻譯成漢文。除了翻譯以外，呂澂還通過梵、藏、漢三種文本的對勘，整理出了《正理門論本證文》、《觀所緣釋論會譯》、《人論十四因過解》等論著。
基於上述，由於傳統的漢傳佛教界不重視因明的學習，造成了因明學研究滯後的狀況；呂澂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從文化人類學的視角，開始關注藏傳因明，把法稱的藏文本《集量論釋略抄》翻譯成漢文，彌補了漢傳因明的不足，促進了漢藏佛教文化的交流。
四、結論
從功能主義的視角來看，佛教因明學具有時空上的差異性。在l－13世紀的印度，因明學發揮著護教的功能；在10世紀以來的藏傳佛教界，因明學是寺院培養學僧的教學方法；在民國時期的漢傳佛教界，因明學與唯識學是構成學術佛教的雙璧，促使佛教學術登上大學講壇，也促使漢藏佛教文化的交流。
參考文獻：
[1]巫白慧．印度哲學：吠陀經探義和奧義書解析[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