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尚全
編者按：2011年10月9日，遼金佛教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廣化寺隆重舉行。江蘇揚州大學佛學研究所副教授李尚全在會上發表題為《護法與盡孝道：房山石經雕刻的原動力》的論文，他從兩個方面論述了唐遼石刻房山石經的原動力，一是靜琬比丘尼的護法熱情，二是官民盡孝道的社會需求，並以石刻《華嚴經》和《大般若經》為例加以說明。論文摘要如下：
房山石刻《華嚴經》，從唐貞觀二年(628)到遼重熙十年(1041)九月結束，歷時299年，官民齊心協力，在石板上，把600卷的《大般若波羅密多經》一個字一個字地雕刻出來，這在人類文化史上，確實是一大奇跡。這種精神，源自於佛教高僧在末法時代的護法熱情，和唐遼官民盡忠孝的儒家美德。筆者認為，這是房山石經雕刻的兩種原動力，茲把拙見陳述如下。
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首先與北魏世祖太武帝(423—452年在位)的政治理念發生了沖突，引發中國佛教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滅佛運動。
北魏太武帝的滅佛，喚起了漢傳佛教高僧的憂患意識，即末法思想的張揚。
北魏太武帝滅佛後的第10年，漢傳佛教末法思想作為一種護法理論模式，由北魏南嶽慧思大禪師提出。北魏太武帝滅佛給漢傳佛教留下的恐懼症(或叫後怕症)還沒有徹底清除，促使慧思煥發了在末法時代護法的信仰熱情，他說：
我今誓願持令不滅，教化眾生至彌勒佛出。佛從癸酉年入涅槃後，至未來賢劫初，彌勒成佛時有五十六億萬歲。我從末法初，始立大誓願，修習苦行，如是過五十六億萬歲，必願具足佛道功德，見彌勒佛，如願中說入道之由，莫不行願。早修禪業，少習弘經，中間障難，事緣非一。略記本源，兼發誓願，及造金字二部經典。
按照慧思自己的說法，「我慧思即是末法八十二年，太歲在乙未(455)十一月十一日，於大魏國南豫州汝陽郡武津縣生」，發願經過56億萬年，修習苦行，護持佛法，從現在「造金字二部經典」開始。後經北魏太武帝滅佛百年以後，北周武帝再次大規模滅佛，使末法思想再次高漲起來。
歷史記載：靜琬敬白未來之世一切道俗：法幢將沒，六趣昏冥，人無惠眼，出離難期，每尋斯事，悲恨傷心。今於此山，鎸鑿《華嚴經》一部，永留石室，劫火不焚，使千載之下，惠燈常照，萬代之後，法炬恆明。……此經為未來佛法難時，擬充經本，世若有經，願無輒開。
也就是說，將來佛教在中國遇到滅頂之災以後，佛教經典難以找到的時候，再使用這部石刻《華嚴經》，拓印流通。在這種護法動機的促使下，靜琬想把整個大藏經石刻化，房山石經的主體工程在遼代完成。房山石經的雕刻，得到遼代帝王的大力支持。
佛教的中國化問題，是一個常談常新的問題，也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通過對唐遼石刻《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近900條題記的研究，初步得出了這樣的洞見：佛教的中國化，與儒家的盡孝倫理水乳交融在一起，解決了一個儒家永遠難以解決的問題，即「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的社會問題。
東漢末葉與蜀漢之際的四川佛教，是民間道教化的產物，即把佛教作為祭祀亡靈的工具，這與洛陽皇族佛教的信仰不同，皇族佛教是把佛陀與黃老並祀，祈禱現實幸福生活。
在西晉時期，竺法護翻譯的《盂蘭盆經》，是一部大乘佛教經典。內容主要記述釋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即神通第一的目犍連用天眼通看見自己的母親墮在餓鬼道，骨瘦如柴，日夜受飢餓煎熬。目犍連看到母親遭受如此痛苦，趕緊以缽盛飯，供養母親，但他的母親吃飯時，飯卻化為炭火。於是，目犍連就向釋迦牟尼佛請求解救之法。釋迦牟尼佛指示目犍連在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印度雨季期間，僧眾結夏安居三個月結束之日)，以百味飲食供養三寶，蒙聖僧的無量功德，就能解救七世父母出三惡道。目犍連依教奉行，於當日設齋供僧，果然他的母親脫離餓鬼道，上生天界。後來，這部經典成為漢傳佛教為逝世的父母及其親人做經懺佛事，超度到西方極樂世界的理論源頭。在此理論指導下，逐漸規範成《慈悲道懺法》，成為祭祀祖先，超度亡靈的經懺儀軌。
《慈悲道懺法》，又名《六道慈懺》，簡稱《梁皇懺》，有「經懺之王」之稱，是寶志禪師根據梁武帝的御旨制定的，並在天監四年(505)農曆二月十五日在鎮江金山寺舉辦「法界聖凡水陸普度大齋勝會」(簡稱「水陸法會」)，由歷史上著名的僧佑律師宣讀儀文，標誌著漢傳佛教經懺的合法化、規範化、制度化。這種祭祀佛教，影響到遼代佛教。
唐遼石刻《大般若經》，自唐天寶元年(742)，范陽縣人李仙藥為亡過父母，敬造石經一條，合家供養」開始，到大契丹國重熙十年(1041)止，長達299年。在這299年時間裡，唐遼官民僧尼發起的石刻《大般若經》運動，主要目的是為了祈禱現實幸福和祭祀祖先。
(2)民間所刻石經。
①祭祀父母；②民間社團所刻石經。這些民間社團，基本上都是商業集團，目的在於祈禱生意興隆。
三、結語
刻造房山石經，在唐代是靜琬比丘尼面對北周武帝滅佛的政治運動心有餘悸，認為隋唐之際的佛教處在末法時代，產生了強烈的憂患意識，護教心切，為了不使佛教經典毀於戰亂和滅佛的政治運動，發起石刻大藏經運動，而民眾則從儒家盡孝道的社會需求出發，積極參與其中。到了遼代，稍有不同，即遼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從佛教護國的角度參與其中，與民眾的盡孝道的社會需求凝聚在一起，完成了600卷《大般若經》及其絕大部分經典的鐫造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