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方田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與雲南省保山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保山市民宗局與騰衝縣人民政府承辦的「普賢與中國文化」學術研討會於2006年3月在雲南騰衝隆重召開。國內專家學者、嘉賓共約60人與會，收到論文26篇，約30萬字。出席大會並做大會發言的有23人。圍繞著「普賢與中國文化」這一主題，會議研討的主要內容可以分為8個方面：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前所長杜繼文研究員從中印佛教的對比和比較宗教學的角度，通過對大乘經典佛身觀的系統考察，詳細考證了《華嚴經》中盧舍那佛「光明遍照」的宗教和哲學意義。魏道儒研究員系統考察了華嚴典籍中普賢菩薩的外在風貌、精神內涵，以及普賢信仰的核心內容和基本特點。他認為，在華嚴典籍中，普賢行願是以積累個人的無限功德和拯救無量眾生為特點；普賢境界歸根到底就是盧舍那佛的境界；把無窮無盡的普賢行願概括為十種廣大行願，則是《四十華嚴》的創造。貴州大學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宋立道教授通過對華嚴經諸版本的比較研究，探討了文殊信仰與普賢信仰的嬗變，其結論是，普賢菩薩的行願法門本身就匯集了當時可能有的諸種解脫道路、解脫法門。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雜誌社社長黃夏年研究員依據漢譯的印度佛教經典，對普賢菩薩在印度的形成與演變做了綜合的考察。他指出，普賢菩薩最初是作為地名出現的，後來再發展到人(國王)，最後成為菩薩與(佛)神，而且歷史越往後，普賢菩薩的信仰色彩越重，特別是到了密教階段之後，普賢菩薩信仰發展到頂峰。中國社會科學院習五一研究員系統論述了漢譯佛經中的普賢菩薩和普賢行願，認為在《華嚴經》的理論框架中，《盧舍那佛品》、《入法界品》、《如來性起品》是與普賢相關的三個重要板塊。其結論是，「不舍一切眾生」是全部《華嚴經》的基本精神，也是全部普賢行願中體現出來的「菩薩精神」。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鄭筱筠研究員從普賢信仰與士大夫佛教這一獨特的視角，探討了早期普賢信仰流傳狀況及其原因。她認為，正是西晉時期士大夫佛教的理論特點及其價值取向決定了早期普賢菩薩信仰及其相關經典的傳播特點，也使得與般若學說存在一定內在聯系的早期普賢菩薩類經典以法身理論為突破點得到了一種發展的契機。
北京大學宗教所所長樓宇烈教授通過對普賢十大行願的深刻理解和系統闡釋，指出普賢十大行願與「六度」、「四攝」一樣，是大乘佛教的重要修證法門。它與「六度」、「四攝」的根本精神是一樣的，內容上也是相通的，而且有的內容詮釋得更為具體和深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何梅研究員通過對顯密經典中普賢十大行願、普賢陀羅尼、普賢三昧和念誦儀軌的考察，認為雖然其中菩薩行願的方式方法有所不同，但是普賢菩薩行願的根本宗旨並沒有改變。西北大學佛教研究所所長李立安教授對普賢十大行願的基本結構進行了分析，並將其劃分為信佛敬佛、悔過向善、求法修法、濟生成就四個部分。他認為十大行願之間及其各個組成部分之間既各自獨立，異彩紛呈，又相互聯系，彼此融通，形成一個完整的佛教思想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華方田秘書長著重探討了《普賢行願品》與中國彌陀凈土信仰的關系。他認為《普賢行願品》中有關往生西方凈土的經文，為人們所普遍重視並廣為傳誦，成為聯系《華嚴經》、普賢菩薩和凈土信仰的紐帶。同時，由於《普賢行願品》最後倡導回嚮往生阿彌陀佛凈土，又為華嚴宗與凈土宗的融會架起了橋樑，成為「華嚴宗轉入凈土宗的樞紐」。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周貴華研究員則以華嚴系經典為中心，考察了華嚴系經典中的文殊與普賢，普賢行願與普賢境界，普賢行願與普賢清凈剎土的關系，以及普賢行願與西方凈土的關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副秘書長紀華傳博士則單就清代凈土信仰與普賢行願的關系及特點做了探討。他認為，在清代，由於《普賢菩薩行願品》中十大行願與往生彌陀凈土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受到凈土信仰者的重視。無論是被尊為凈土宗九祖的藕益智旭大師，還是作為居士佛教代表者的魏源，以及天台宗的諦閑法師，均對普賢菩薩行願極為重視，並大力提倡，從而推動了普賢菩薩信仰的普及和流傳。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院長、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執行所長張風雷教授對《法華經?普賢菩薩勸發品》和《觀普賢經》中的「普賢形象及普賢行法」做了比較研究，對其中存在的差異以及由此呈現出來的問題做了深入扎實的考察。中國政法大學哲學系俞學明教授通過對天台宗「法華三昧」觀的起源與流變的系統分析與考察，論述了普賢在天台行法中的地位。她認為，「法華三昧」是根據《法華經》之精神、觀諸法實相之理的三昧行。「法華三昧」的最後境界是普賢乘六牙白象現於人前，修習「法華三昧」亦即「普賢道場」。北京師范大學徐文明教授則從早期普賢崇拜及感應故事入手，分析了其與早期《法華》信仰與流通的密切關系。他認為，早期的普賢崇拜及感應故事大多與《法華經》信仰有關，這與普賢菩薩作為《法華經》流通的護持者有密切關系。其中得到普賢護持者，又大多數屬於持誦《法華》者，可見早期特別重視持誦經典，以持誦作為修行的主要法門。
普賢菩薩是顯密共尊的大菩薩，在密教中，普賢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尕藏加研究員論述了寧瑪派與普賢法身說的關系，從「舊密」與普賢法身之說、「九乘」判教與普賢法身之地位，以及「大圓滿法」與普賢法身之境界三個層面，梳理、歸納和分析了寧瑪派對普賢法身佛或普賢法身境界所做的全方位、多角度的諸多解說。陝西師范大學呂建福教授則重點探討了普賢菩薩與金剛乘的關系。他認為，金剛乘根據瑜伽觀想中的神變原則，創發了密教的金剛手為顯教之普賢菩薩的說法，並根據顯教菩薩受灌頂為密教金剛的說不得法，構建了普賢菩薩受灌頂並得金剛杵而為金剛手的說法，這與金剛乘構建其神祗體系的需要有關。
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所長方立天教授從菩薩信仰的歷史演變、普賢行法所包含的「十願」、「十忍」和「六根懺法」等具體內容的分析入手，指出了普賢的實踐品格和實踐精神主要表現為「正心」、「向善」、「求真」、「反省」四個方面，而繼承和弘揚這些積極因素，有利於我國的精神文明建設。台灣大華嚴寺方丈、導師海雲繼夢法師從佛教及華嚴修法的角度，探討了普賢行法與中國固有文化的融合關系。他認為，普賢菩薩真實存在於中國文化之中，每一個中國人都生活在普賢菩薩的范圍之中。在現今社會裡，普賢菩薩的實踐精神正好彌補物質文明的缺失，重拾生命的尊嚴，回到快樂的生命故鄉。
8.文獻與音韻
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文獻研究所侯沖教授通過對敦煌遺書和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普賢行願品》諸多版本的介紹和比勘，梳理和探討了這些版本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出現的原因。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周廣榮副研究員則探討了華嚴字母即四十二字門的起源、性質與功用，以及對後來悉曇學、音韻學的影響。他認為，隨著《華嚴經?入法界品》不同譯本的出現與傳承，使四十二字門承載了更為豐富的佛教文化內涵，而且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從七世紀下半葉至九世紀上半葉的百餘年間，由於統治者的崇信與提倡，以及佛教僧徒自身的弘宣，華嚴宗與密宗相率發展到鼎勝階段，成為此期皇室主導下的北方佛學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