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佛教研究之展望
方廣錩
改革開放以來，經過20多年的恢復發展，我國佛教已經進入一個重要的轉型期。今後若干年內，我國佛教界的研究方向將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如何在保持佛教「不共世間」的宗教主體性的同時，進一步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並探討其實現的模式；(2)在目前百花齊放的諸種教理中進行擇別融會與提高創新，使適合目前社會需要的理論逐步成長並進一步凸顯；(3)宗教修持的方法與道路，創立、完善與新的宗教修持方法相適應的宗教理論；(4)佛教「農禪一致」的傳統及其在新條件下的實現方式，以完善佛教的經濟基礎；(5)佛教的戒律體系與完善新的戒規戒條，使其適合當代社會的新情況；(6)佛教的道德資源，吸收其優秀部分以為今天所用並向社會推廣；(7)利用佛教的傳統理論，參與社會上呼聲日益高漲的環境保護運動。至於中國佛教是否會出現僧人佛教與居士佛教並存的多元化傾向，前此已有討論。雖然就目前情況而言，這種討論還不會凸顯到引人注目的程度。但「二寶居士」已經是一種社會存在，在某些地區甚至較為嚴重。其發展動向值得關注。
傳統的佛教學術研究將繼續深入。由於體制的原因，學術界的佛教研究主要受各級課題的引導與制約。課題制保證了學科發展自身的邏輯需要與學科發展的均衡性、全面性。但目前課題的設置與管理方法使得一些費時較久的重大基礎性項目較難得到支持，從而削弱了學科基礎建設。此外，從某種程度上說，也使學術界研究與佛教界正在進行的改革相比顯得有所滯後。雖則如此，傳統的學術研究對當前的佛教改革而言，也決非可有可無的象牙塔中之物，它將同佛教界力圖提高自己學理層次的努力相適應，為佛教界的改革提供必要的思想武器與理論基礎。加強學科基礎建設，正確處理學術界與佛教界的關系，是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必須認真注意的。
就傳統的佛教學術研究而言，對佛教各派別的研究將會進一步深入，其中禪宗、唯識宗研究仍將繼續升溫，而華嚴宗、天台宗、三論宗的研究將會日益引起重視，其中天台宗的研究可能產生新的高潮。在漢傳佛教的諸多宗派中，天台宗向來以止觀並重受到人們的稱道，同樣屬於中國化色彩較濃的宗派。在新時期，它的修持理論與體系可能成為當代追尋修持僧人的思想寶庫。藏傳佛教的研究將繼續成為熱點。唐以後佛教的研究，尤其是近現代佛教的研究會更加引起人們的關注。
這里還想提出的是，目前佛教研究出現幾個可能的突破點，即信仰性佛教的研究與對西夏、遼、金佛教的研究。
佛教本來就是一種信仰，所以「信仰性佛教」一詞，似乎有同義反覆之嫌。但佛教作為一種宗教，既有比較精細、高深的哲學形態，也有比較粗俗、普及的信仰形態。所以它能夠適應不同層次人們的不同需求乃至同一個人的不同心理需求。我把前一種形態稱為「義理性佛教」，把後一種形態稱為「信仰性佛教」。義理性佛教以探究諸法實相與自我證悟為特徵，而信仰性佛教則以功德思想與他力拯救為基礎。義理性佛教在我國佛教史上處於主導地位，為佛教提供了高水平的骨幹與活潑潑的靈魂，它的興衰決定了中國佛教的興衰；但信仰性佛教為中國佛教奠定了群眾基礎，是中國佛教綿長生命力的基本保證。所以，所謂「信仰性佛教」是與「義理性佛教」相比較而存在的、一種相對來說誠信成分較濃的佛教形態，它們有各自不同的特徵，都是佛教必不可少的形態。兩者看來似乎截然不同，甚至尖銳對立；實際又相互滲透、互為依存，很難把它們分開。如同一張錢幣的正反兩面，密切結合。對於某一種具體的理論或某一個具體的人物，必須具體分析。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歷史的邏輯並不使「信仰性佛教」與「義理性佛教」始終保持緊密結合、平衡發展的狀態。而兩者如發生偏離，佛教的發展便面臨問題。只有對信仰性佛教研究的突破，才能使我們重新審視唐以前的佛教，並更好地完成唐以下佛教的研究，也才可以使我們正確認識與處理當前佛教的種種信仰形態。
以往對西夏、遼、金佛教的研究甚為薄弱，有的甚至是空白。而近來隨著考古工作的發展與國際交流的興盛，有關資料大量湧現，為我們從事這方面研究提供了難得的條件。可以預期，在上述諸國的佛教研究方面，將會出現一批新的引人注目的成果。
從全局看，目前我國的佛教研究不是出大師的時代，而是積累資料的時代。因此，扎扎實實地做好基本資料的翻譯、收集、整理工作顯得格外重要。新的工具書編纂及文獻整理，文獻學以及運用文獻學手段以推進研究的方法，將進一步受到人們的重視。但由於目前學風的普遍浮躁，又對這一工作的順利開展造成極大的障礙。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將決定今後若干年我國佛教文獻學發展的水平。在這個過程中，《中華大藏經》的編纂及敦煌遺書等各類出土佛教文獻的整理，將把我國的佛教文獻學推向高潮。
隨著網路時代的來臨，研究者的研究方法也將有相應的改變。各種佛教信息網站的建設，將為我國的佛教研究邁入網路時代奠定良好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