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產興學中的吳越佛教
如果說「廟產興學」於原本衰頹的佛教是雪上加霜之患，而使僧界生季孫之憂及自覺自救的意識，章太炎告白衣、告佛子二文以及清末僧學建設的嘗試為佛門雪中送炭，讓他們看到了自新自強的發展方向的話，那麼，太虛、仁山於金山寺發起的佛教革新運動，則是中國近世僧團革故鼎新的初試鋒芒。吳越佛教在中國近代佛教史上顯然佔有先聲奪人的歷史地位。[1]
「水 漫 金 山 」
清末民初，新舊交替，社會劇變，各種社團林立其間，既謀自存，亦求推動社會進步。中國佛教在近世的重大變化不僅是思想上的一系列變革，在組織上也由宗系逐步過渡或者重組新的團體，以適應社會需要和自身的發展。最早的組織形式也是由居士開創的學術團體，即於1910年，由歐陽竟無協助楊文會所建立的佛學研究會，楊氏任會長。1912年春初，民國肇建之後，歐陽便與李政綱、桂伯華、黎端甫、張爾田等七人發起組織「中國佛教會」，公開倡導政教分離，全面改革僧制，並呈請民國政府大總統孫中山先生，而獲支持。同時，歐陽撰緣起及說明書，並有《警告佛子文》一篇，意欲復興佛教於當世。其中對沙門違戒、利養垢染，多有批評之辭。此文一出，如石擊水，叢林大嘩，遂群起而攻之，而使籌建中的佛教會半途而廢，出家在家(包括身份和弘法方式)之爭由使而起，也是近世佛教的一段公案。其實，他們之間雖然存在認識上的分歧，但在佛教是否需要革新的問題上均持肯定的態度。於是，以太虛、仁山為首，效法祗洹，集結叢林佛子，籌建中國佛教協進會於南京毗廬寺，並以金山寺為基地，召開成立大會，以求佛教的自我革新。據太虛回憶：辛亥革命，蔓延上海，各地相繼光復，太虛則漫遊滬、杭，並因「思想言論的相近」，與中國社會黨人聲氣相求，「那時，各地僧眾亦有組織僧軍參加革命軍的」，「而我則從佛教本身改革以建立新佛教為事」。於是，「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即赴南京發起佛教協進會，就毗廬寺設籌備處」，而且頗受臨時政府的贊許。他說：
(事情正進行期間)遇仁山亦到京。仁山出祗洹精舍後，值江蘇僧教育會就南京三藏殿開辦江蘇僧師范學堂，由月霞、諦賢先後充監督，學僧戒定慧三班約百人，以仁山為翹楚。但仁山剃度於金山寺房頭觀音閣，房頭僧時受寺僧凌壓，仁山在學堂時亦因以受其排擠(此句文法不妥，太虛文常有類似處)。革命軍攻南京，僧師范停辦，至是仁山因擬上書教育部以金山寺改辦僧學堂。我因告以佛教協會的方針及此時非辦以學堂的事，須謀新中國的新佛教建設，若能照協進會的會章進行，則辦僧學亦自為其中的一事。仁山大喜，謂有同學數十人在鎮江，亟邀我同往就金山寺開成立會。我以會址在南京為宜，但成立會可就金山寺召開，遂同到鎮江住觀音閣，與寺中方丈青權、監院蔭屏、知客霜亭等，籌設開會會場，印發會章宣言，通告鎮江、揚州、南京、上海的各處僧眾，及鎮江軍、政、商、學各界。青權等對仁山深抱疑忌，約揚州僧寂山等來寺陰為戒備。我的會章雖含有以佛教財產辦佛教公共事業的社會革命意味，但系取和平步驟，故坦然未以為慮。[2]
文中提到的仁山就是為佛教革新而大鬧金山寺的主角。仁山(1887—1951)，別號天晴，江蘇金壇籍。俗姓顧。與敬安、太虛等近代名僧不同，其出身顯然非貧困之家。幼讀詩書，年14應縣試，而拔置榜首。因得同鄉，安徽布政使，而後擢升安徽巡撫(1907—1908)的馮夢華(煦)之賞識，召其於安慶藩署，並留署中科讀。聰慧的仁山既精儒學，旁涉庄老，文宗韓柳，詩近元白，每下筆千言，倚馬可待。14歲，赴江南秣陵鄉試，行前，馮煦嘗斷言：「觀子之貌，清逸絕俗，此行果售，固廊廟之公侯，不中，，異日亦必為佛門之法棟也。」當時，廢八股而試策論，及入場，因論涉外學，而名落孫山。仁山幡然醒悟，喟然長嘆：「董生尊儒，箝天下士，二千年來，科舉實不啻帝王之權術耳……余何滯惑本真，纏結自性，以博利祿耶？」於是，推田贈兄，投籍於江，慨然赴鎮江金山觀音閣，依西來老和尚出家為僧。1905年，受具足戒於南京寶華山，復歸金山窮究佛典[3]六年。而後相繼在揚州普通僧學堂、祗洹精舍、南京僧師范學堂接受現代佛學教育，觀念、志向決非一般僧徒所能企及。應當說，他既是一個封建末世的文人，又是一個有政治背景，且受過新文化熏陶的僧人。正因為如此，他對近世佛教窳敗之內幕洞若觀火，而且作為金山寺房頭子孫，日常又多受金山寺僧欺凌，於情，於理，於公，於私，仁山早已萌生改革佛教之想，雖然其政治背景隨著清王朝的覆滅而煙消雲散，但其改革佛教的願望卻不致作廣陵散絕，反而在時代的巨變中，尤其以「為往聖繼絕學」為不二法門。所以他上書教育部，首先要求改革金山寺，以山寺自辦僧學。其時，太虛正組建佛教協進會於南京，二人聲應氣求，抵掌而談，於改革佛制一拍即合，於是聯手假金山寺召開成立大會，以期聯合全國僧尼推進佛教革新運動。
辛亥年12月中旬(1912年2月)，金山寺沸沸揚揚，與會僧人二、三百，社會黨人及其它來賓三、四百，由太虛任主席，首先致辭，並講明宗旨，宣讀會章。然後仁山登台演講，著重指明寺僧把持寺產，不以教育僧材為重。寂山隨之亦在台上以一老僧訓誡小和尚的口吻，對仁山演講一一批駁。被激怒的仁山再度登台，曆數青權、寂山霸佔寺產及專制的事實，併當眾賭誓：「金山寺內僧眾(常住僧人三、四百)倘能寫三百個字通達的書信的話，我仁山願把頭剁掉！」同時提議，立即改金山寺為佛教大學，全部寺產充學堂經費。如此激烈的言辭，不啻給無意改革且心存疑忌的保守派僧人火上澆油；提撥寺產，對於廟產興學沖擊過的金山寺僧，猶如奪命，原本出於戒備而參加會議的寂山便高聲喊打，群僧騷動，圍攻仁山；支持改革的來賓因見寂山等蠻橫，便以杖擊寂山，其餘也鼓噪響應。寂山等不得已而懾服。結果，會議雖通過仁山的提議，並推太虛、仁山負責接收金山寺為佛教協進會會所，籌備開辦學堂，但卻因雙方大打出手，不歡而散。青權、寂山等則周旋於社會各界，以謀推翻會議之決定。然而，臘月20日晚，霜亭率工役十餘人，明火執仗，闖入會所，拳棍交加，致仁山等數人重傷，遂訴諸法庭，判處青權、霜亭等五、六人數年或數月徒刑。金山寺改革及佛教協進會便在佛門凈土的哄鬧中功敗垂成。
仁山、太虛於民國建立之初發起的佛教革新運動，以變革佛教現實的願望和積極進取精神發其端緒，以暴力沖突，律以世法而告終，雖系一場鬧劇，卻是佛教自身對「廟產興學」風潮的積極回應，對佛教在新時期的生存與發展以及20世紀人間佛教建設始終持續著它的影響。而後僧人對於佛教改革也不再公開視若仇讎；有志的青年僧人皆以太虛、仁山為新僧之領袖，而趨求知、革新以應世的道路。敬安獲悉此事，雖嫌二人鹵莽，卻召至上海協助其組織成立中國佛教總會，給予他們事實上的肯定。各種佛教學堂於此後則扶搖而起，如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紛呈奇葩。
民國初年，在僧俗各界的推動下，尤其是佛教界改革的自覺意識和強烈要求，由金山寺而蔓延全國，使佛門弟子進一步覺醒，非興辦佛教育不足以圖存自強，於是，不同層次的佛教學堂，便在培育僧材，改革佛教的醞釀中相繼而興。其中影響至大者，當數上海之華嚴大學、寧波之觀宗學社、常熟之法界學院、高郵之天台學院，還有武昌佛學院，以及繼祗洹精舍之後，由歐陽竟無創辦的支那內學院和法相大學。
華嚴大學雖系英商哈同之夫人羅迦陵創設，但應當說是僧俗名流一致努力的結果。羅氏所居之愛儷園，系原上海英租界內哈同的私人財產，即哈同花園，佔地數萬畝。羅氏崇仰佛教，於園內設佛堂名「頻伽精舍」，延僧講經，廣結善緣，是當時上海唯一的佛教名勝。宣統元年(1909)，羅氏慕宗仰之名，特聘講經於精舍，並接受宗仰之建議，捐資20萬元，將自日本購得之小字藏經翻印流通，歷四年而成，此即著名的「頻加藏」。盡管內多錯訛，卻也是近世佛教文化事業的一件盛事。辛亥之後，月霞流寓上海，因狄楚卿之薦，於哈同花園講經說法。其時康有為亦寓居滬上，勸促羅氏以園為址，創設佛教學堂。羅氏即以之託月霞，因月霞主弘華嚴，故名華嚴大學，時為民國二年(1913)。學分正科、預科各三年。翌年，正科開辦，由月霞主講，授大小乘經論，而以華嚴為重。入校學生60人，皆當時優秀之青年僧人，如智光、常惺、慈舟、持松、戒塵、妙闊、靄亭、惠宗、體空、性徹、了塵等。然則開學未及仨月，「因哈同夫人要全體學僧向其頂禮」[4]，不得已而遷杭州海潮音，成就諸學僧三年學業。其後諸僧多為各地佛教之翹楚。
近世佛教，雖呈融合貫通之趨勢，但各宗傳統仍不絕如縷，佛教教育也因宗系不同而各立門戶。與華嚴大學比肩而立者，則是諦閑所創的觀宗學社。
諦閑和月霞，都曾先後任教於祗洹精舍、南京僧師范學堂。1913年，當月霞主持華嚴大學之前後，諦閑應寧波當局之請出任四明山觀宗寺住持。其以三觀為宗，說法為用，改寺為觀宗講寺，突出其講授天台教觀的特點。1915與1918年，先後兩次應北京居士名流之邀，講《楞嚴》、《圓覺》於京中，由是結識時賢，道譽遠播。離京時，葉恭綽、蒯若木各贈銀圓二千，其他信士亦各有饋贈，諦閑即藉此擴充為觀宗學社，而使之成正式的僧教育機構。諦閑自任主講，專攻天台教觀。入學就教之僧侶，有倓虛、妙柔、靜權、妙真、寶靜、可端、常惺、持松等[5]。該校延續甚久，僧才輩出，至1928年復改為弘法研究社，同時發行弘法月刊，進一步推進天台教義在近代社會的傳布。
1917年創設於常熟興福寺的法界學院，也是月霞專弘華嚴的僧教育機構。月霞嘗應邀北上講經，因反對袁氏帝制復辟，幾遭橫禍，遂悄然南歸。是年夏，奉清末宗門四大尊宿之一，號稱威儀第一的治開和尚命，分燈常熟興福寺，因得滿月法師之助，再創法界學院，亦專弘華嚴。是年月霞已屆花甲，冬十月圓寂杭州玉泉寺。而後應慈、持松相繼主持校務，常惺等亦任教於斯，前後持續二十年之久，所造就之僧材，皆可與後起之武昌佛學院相提並論。
與法界學院遙相互應者，則為蘇北高郵的天台學院。該院系仁山於1919年創設，以天台教觀教習青年僧人，使諦閑三觀之教法得以在江北繁衍。兩年後，仁山任放生寺住持，遂改名為四弘學院。四弘者，乃佛教之總願[6]，由命意可見，該院大概不再拘守於天台一宗。這也是時代的使然和佛教自身發展的必然趨勢。
月霞與華嚴大學、諦閑與觀宗學社，及其後相繼創立的法界學院和天台學院，以華嚴、天台二宗分燈大江南北，相互輝映，尤使民國初年之僧教育別開生面。而支那內學院與武昌佛學院，寧漢兩系的鼎立對峙，不僅孕育了近現代佛學精英之士，造就了一批學行兼具，有望中興的佛家弟子，而且使得民國僧人教育向前大大跨進一步，寂寥已久的佛學研究又風靡天下，重現往昔之輝煌，並以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而登上現代高等教育的講台。
支 那 內 學 院
支那內學院雖籌建於1918年，直到1922年九月才正式成立，但是，它不僅是祗洹精舍的繼續，而且早在1914年春夏之交，當歐陽重返江寧時，已經在思想上開始運作了。
歐陽竟無因籌建中國佛教會受挫而返宜黃故里，閉門治梵經二年後攜愛女蘭回南京，重主刻經處勘校職事。1914年十一月，歐陽利用龔家橋程氏空屋，開始教授佛學，門下便聚集了一些專心貞信之氏，如呂秋逸、姚妙明、黃樹因、徐克明、蘇心田等。而後聽講、從學者日眾，先後有劉抱一、黃懺華、王恩洋、陳銘樞、邱曦明、烏愛平、黃健等。而與歐陽在師友之間，相互切磋佛理者，更是當時社會精英，除周少猷、梅光羲、蒯若木、李證剛外，還有沈曾植、陳三立、章太炎、胡漢民、陳獨秀等。空屋再也無法滿足需要，於是在刻經處附設研究部，支那內學院應當說肇始於此。
1918年，歐陽好友符九銘於江蘇執掌教育，歐陽便乘此良機，在研究部的基礎上設支那內學院籌備處，同時撰《支那內學院簡章》，「以闡揚佛法，養成弘法利世之才，非養成出家自利之士為宗旨」，確立規模，設置學科，包括中學部以及法相、法性、真言大學預科、本科的具體修業內容，入學、退學、與研究部的關系、經費來源、納費等具體事宜，在在皆顯示歐陽教育思想和教學方法現代化的特徵。章太炎專為之作文，高度贊揚歐陽對佛學，乃至整個中國教育的貢獻。他說：
自清之季，佛法不在緇衣，而流入居士長者之間……友人歐陽竟無嘗受業石埭楊居士，獨精《瑜伽師地》，所學與余同。嘗言「唯識法相唐以來並為一宗，其實通局、大小殊焉。」余初驚怪其言，審思釋然，謂其識足以獨步千祀也。
章氏還指出：「道術或時盛衰，而皆轉趨翔實」 [7]，朴學、科學、法相唯識學，皆為經世致用之實學，故可應今之機，濟時之變，對於歐陽學術思想的現實意義同樣給予充分的肯定。同年，呂秋逸辭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務主任之職，回金陵刻經處，協助歐陽籌備支那內學院。
然而，歐陽「非養成出家自利之士」的宗旨一出，又在僧界激起軒然大波。太虛首先著文發難，強調三寶為佛教之要素，出家人自有弘法利世之方便。歐陽雖致函太虛，表明其「不但不簡出家人，並不簡出家為利他而自利之人」，「乃簡出家之唯知自利者」，事實上仍然堅持他對僧界的看法，重新點燃了民國元年挑起的出家與在家之爭，進而演為全方位的寧漢兩系之對立。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1919年，由於經費無著，內學院舉步維艱。當時歐陽有致宗仰上人書雲：
今既籌得三千，即可見諸實行。校址暫借民房，教員、辦事員商請諸友。一切器具盡辦最要。正續藏及參考書由漸墊買，姑繳半價。凡事難在開發一舉，蓋冒險行此，實不得已，非三千金即可辦中學也……擬開辦一特別研究科，擇最高程度者試入，膳食自便，學費不繳，一年畢業。
這里說的是內院中學部的情況，內院建設之艱難又遠在其上。歐陽矢志忠誠於佛學教育及其獻身精神，於此亦可見一斑。左右支絀，迫使歐陽離寧遠遊，籌措辦學經費，先後南下昆明，北上幽燕，西出陽關，講學於神州各地，而獲些許資助。
1920年8月，熊十力經梁漱溟介紹，辭中學教職，赴金陵刻經處問學於歐陽門下，探究法相、唯識之理。第二年夏，原在北京大學哲學系旁聽的王恩洋，亦南下謁歐陽於刻經處。其時，法相、唯識分宗說已屆成熟，「佛法非宗教非哲學」的論說，在思想界也讓人刮目相看。
1922年9月，籌備四、五年之久的支那內學院，終於在社會名流，如熊希齡、蔡元培、梁啟超、葉恭綽、沈曾植、陳三立、章太炎等的支持下，正式成立。因得教育部支持，江蘇財政廳撥款十萬元，資助建院，每月另撥一千，以為院務之需。歐陽任院長，下設三處，周少猷、邱曦明、呂秋逸分別主持事務、編校和教學工作。首屆學員有韓孟君、釋存厚等僧俗學子十六人。教師除歐陽本人外，皆宜黃門下弟子，如呂秋逸、王恩洋、邱曦明、聶耦耕等。其間，湯用彤先生已至大洋彼岸歸來，執教於東南大學，授課之暇，也曾至內院聽歐陽講授佛學，與蒙文通、熊十力為聽講之友。其他問學於內院者，尚有張君勱、梁漱溟。陳銘樞也卸去軍職，重返內院。講學於東南大學的梁啟超，也在內學受業二十日。梁氏每嘗與人談起，有所謂「聽歐陽竟無講唯識，始知有真佛學」之嘆。梁漱溟曾商請呂秋逸至北大執教，歐陽不允，梁則推薦熊十力入北京大學。
1923年7月，內院又設研究部，以培養佛學研究之高級人才，學制兩年，主攻法相唯識要典。湯用彤先生也被聘為研究部導師，兼任巴利文主講。研究部間月召開研究會一次，發表研究成果，至1924年底，編輯而成年刊《內學》雜誌予以發表，對於佛學研究，特別是法相唯識學研究起到了進一步的推動作用。開學不到兩年的支那內學院，一躍而為當時的佛學重鎮。同年春，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訪華，慕名而至刻經處拜謁歐陽，並與之作竟夕之談。泰戈爾為失傳二千年的古印度文化在秦淮河畔再度輝煌，而對歐陽深表敬意，表示回國後將組織印度學者來內院就讀，尋回失傳之國寶。
1925年9月，創辦三年的支那內學院，在原有的基礎上重新組合為問學、研究以及法相大學三部，另闢內院第二院，增設法相大學特科，並於13日舉行開學典禮。歐陽在報告中明確指出，法相大學特科以推廣西域之學和為人之學為宗旨，充分表現其遠紹無著、世親，上追玄奘，以印度文化為圭臬的學術特徵，以及直面慘淡人生，「救亡圖存而後有學」的治學道路。至此，內院聲譽雀起，同時由於其在家住持佛法、白衣可以說法的觀點，再度挑起緇素之爭，把寧漢兩系的對峙推向高峰。
1926年，風雨飄搖的石頭城中，仍然充盈著濃厚的學術研究氣氛，先是第十四次研究會召開，而後有日本佛教考察團來訪，接著是樹因研究室成立，直到1927年3月，直魯聯軍強佔刻經處房產，致內院授課終止；繼以北伐軍進駐二院，開辦不足兩年的法相大學，不得不宣告結束。兵荒馬亂，民不聊生，原本生機勃勃的內學院頓時變得蕭然起來，問學、研究二部相繼撤消。1922年9月開學，持續不到五年的支那內學院，至此也就結束了它那最為輝煌的時代。其編校之業雖在繼續，而且，時至1937年冬，因避日寇而遷重慶，又設內院蜀院於江津，但學院之設，早已名存實亡了。盡管如此，從某種意義上講，內院對佛教文化的貢獻，與佛教自辦的所有學校相比，包括一直持續到1949年的武昌佛學院，則遠在它們之上。而與內院的前身──祗洹精舍比較，生源已由叢林轉向社會，更多的是學者而非僧人。這也是其影響深遠的主要原因。
武 昌 佛 學 院
盡管太虛積極倡導佛教革新，杜絕佛門三濫(濫剃度、濫傳戒、濫住持)，力圖實現其「真實修證以成正果」、「獻身利群以勤勝行」、「博學深究以昌學理」的「救僧運動」[8]，但叢林傳統至少無法予以積極的回應。故而，太虛始終不能有一方寺院作為他改革佛教的陣地。據實而論，太虛只能算作一個遊方掛單的僧人，徘徊在僧俗界的邊緣。金山寺改革無疑是他爭取教界三大革命根據地的一次失敗性嘗試。改革的夭折，似乎讓太虛如斷腸人飄零天涯，「除在觀宗寺月余，及在佛教總會四、五個月之外，從民國元年的春天到民國三年的夏天」，「似不曾做過關於佛教的其他事業」，而閒遊於蘇杭之間。只是由於「心中善根佛種的時時喚醒」，「再也不耐和光混俗的下去了，乃於秋間入普陀閉關」，「結束了這一期的夢痕。」[9]事實上，這也是為實現其改革的夙願而進行的思想和理論上的准備。武昌佛學院既是前段嘗試和准備的必然結果，而且應當說更是其思想理論的依託形式，當然也是他推進人間佛教的大本營。既與金山改革相互應，亦與內院成鼎足，故並述於此。
關於武昌佛學院成立前後之因緣，太虛述之甚詳，茲摘要敘述如下：
太虛閉關期間，正是僧教育方興未艾之時，1917年立春的那天早晨，，閉關不足三年的太虛「忽然動念要出關了」，這顯然是社會的變革在他心底產生的共鳴。然而，出關後的太虛，仍無定所，先後赴台灣、日本游。歸來後，於滬上結識曾是辛亥會攻南京的桂軍司令、二次革命失敗後亡命日本的陳元白，以及蔣作賓等，「擬於上海組織一宣傳佛學的團體」，以契革新佛教及佛法救世之夙願，即後來之覺社。其間太虛又是人海奔走，也曾講經於漢口、武昌、廣州等地。1921年2月初，杭州凈慈寺住持鴻定因負債纍纍，不堪維持，太虛遂得住持該寺。太虛說：「我如此費事的接住凈慈寺，原抱有先從此處整理成一模範僧寺的奢望」，顯然也是欲覓一寺觀，以之為推行其救僧的新佛教運動的根據地。然而，好事多磨，以慧安為首的諸山住持，借「杭州某小報破壞名譽的誣衊文字」呈控官署，不僅讓太虛再次對簿公堂，而且還打了一場牽動京滬新聞界的筆墨官司，最終還是被浙江省省長撤去了凈慈寺住持的職事。雖然太虛的支持者邀集康有為等又搞了一場鬧劇，但還是不了了之。屢戰屢敗的太虛，並未因此而卻步，反而「鑒於我接管凈慈寺的疊生故障」，「遂決於武昌辦佛學院」。太虛回憶：
民國九年，鄂督已易蕭耀南。到冬天，隱塵接任湖北堤工督辦，十一年又兼任陝鄂禁煙督辦，與蕭督有黃崗同邑之雅，故十一年在武昌有佛學院的成立。由元白的奔走聯絡，隱塵的提倡號召，亦得蕭督的間接維護……主張純憑理想，於武漢新創立一養成佛教基本人才的學校，我乃提出佛學院的辦法及學科綱領……雖院址未能覓得，已決定照我的佛學院計劃，積極籌備開辦。
1922年，擇武昌通湘門內，黎大均(黎元洪族叔)舊宅為院址，先於皮公館成立籌備會，及院董會。梁啟超任董長，太虛任院長，李隱塵為院護，即副院長，負責聯絡協調工作。邀了空、史一如任佛學教員，杜漢三任國文教師，陰曆七月二十日開學，正取備取學生六十名。武昌佛學院正式宣告成立。屢敗屢戰的太虛，至此才算實現了他謀求革新佛教立足之地的宿願，從而藉課堂，而非佛寺，把他那人間佛教的理想推向社會。
如太虛所言，佛學院「旨在養成佛教的師范人才，等於高等師范學校」，故「依禪林規範施學校功課」。第一、二期，由太虛親自講授世親發菩提心論與瑜伽真實義品，及佛教各宗源流；空也教楞嚴；史一如講述小乘、印度佛教史及印度哲學，譯講因明入正理論，還有日文。英文分班教學，但「全無成績」。學僧有漱芳、能守、默庵、會覺、觀空、法尊、法舫、量源、嚴定等。亦有居士如程聖功、當時尚未出家的凈嚴等。「學生最多時達百餘人」。1923年夏，唐大圓加盟武昌佛學院，授中國哲學。張化聲繼史一如後續編《海潮音》。剛成立不久的武昌佛學院，繼出家與在家之爭後，便開始「對支那內學院歐陽竟無等，起了不少論辯。對梁任公、王恩洋提出的《起信論》真偽問題，對景昌極的相分同種別種問題，對呂秋逸的佛誕紀元問題，對歐陽漸的唯識抉擇談，似乎都在這年的上半年或下半年」，「卓然表現了佛學院的特殊學風」[10]，把寧漢兩系僧俗的對峙，推向佛學和佛教史實全面論戰的高潮，並與內學院一起，弄潮於民國佛學思潮之濤頭。於新舊僧派的分野外，也形成中國二三十年代佛學研究遙相互應之雙峰。直到1949年，前後持續近三十年的武昌佛學院才在舊中國曆史的最後一頁畫上了殘缺的句號。毫無疑問，武昌佛學院不僅使功敗垂成的佛教革新運動薪盡火傳，而且對時至今日的佛教思想還持續著利傍倚刀的影響。
繼武昌佛學院之後，各省佛教學堂風起雲蒸，諸如1925年創辦的閩南佛學院、玉山佛學院，1928年所建的竹林佛學院，1929年成立之柏林教理院、鼓山佛學院，1934年由智光操辦的焦山佛學院，還有太虛另創的漢藏教理院等，皆從佛教教育入手，使民國時期的佛教渙然而趨中興之勢，自然也隨著武昌佛學院的銷聲匿跡而成過眼煙雲。
[1]
[2] 《太虛自傳》《太虛大師全書》第十九編(二)200-201頁。
[3] 據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及其它為「窮研五部」。五部系指見道之苦集滅道四諦及修道之謂，所謂一切煩惱，皆屬此五部。故雲窮究佛典。五部亦指道宣註疏之南山五大部，但金山系禪宗道場，故非此。
[5] 多有記載仁山為此校學僧，也屬誤會。1913年，仁山因與佛教總會副會長不和，離開上海至四明觀宗寺親近諦閑法師，學習天台教義，其時觀宗學社尚未建立。
[6] 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數誓願斷，法門無盡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其它亦大同小異。
[8] 太虛《救僧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