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在傳入我國二千多年的歷史歲月中,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相融合,在隋唐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這一時期,宗派林立、大德輩出,經典論釋不斷產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興盛局面。禪宗六祖慧能,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而《壇經》也成為傳播廣泛,影響至深的由漢地高僧著述的經典。本文僅就禪宗經典中的倫理思想進行探討,以求正於方家。
大乘佛教的倫理道德體現在基本面上,與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思想是相互吻合的,都表現出引導人們祛惡向善的價值取向。在道德實踐上,都崇尚理性,重視自身的內斂和修養。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方面,都提倡反觀自身、自利利人,抵制個人慾望的泛濫,追求合和共生、平安喜樂。在對待和處理人與社會的關系方面,都具有維護和主張社會穩定、促進社會長治久安和繁榮發展的理念。但是從根本上看,大乘佛教的倫理道德是從基本教義出發,通過對人精神世界的重新塑造來完成的。禪宗作為中國佛教的代表,還具有對現實倫理道德的批判精神。對現實世界中人們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和追逐利祿功名、人生富貴的價值觀持否定態度,注重和強調人心的升華和超拔峻潔人格的鑄就。認為:「雲何菩薩摩訶薩,善分別自心現?謂如是觀:三界唯心分齊,離我我所,無動搖,離去宋。無始虛偽習氣,所熏三界種種色行系縛,身財建立,妄想隨入現,是名菩薩摩訶薩,善分別自心現。」指出大乘修行者要善於認識一切心識的表現形態。體察欲、色、無色三界產生的變幻,是由自己內心的妄有而產生的,因而,必須脫離以「我」為中心的想法。還要了知一切妄有的心識都是由於不能認識現象的無常,本質的「無我」而產生的。對利益的追逐和財富的佔有慾望,也都是妄有之心的表現。因此,要通過「戒、定、慧」三學的實踐,擺脫心中慾望和由此而產生的一切煩惱,達到個人倫理道德的完善。從倫理道德上考量「三學」的內容,可以分為三個方面:
在行為上,要持戒。「戒」,即佛律,是必須嚴格遵守的行為準則。它為出家人制定了一整套完整的道德和行為規範,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其中對於日常生活中的衣、食、坐、卧各個方面,都有詳備的細則和嚴格的規定。有關戒律的具體內容,這里暫不討論,僅從倫理的社會價值角度來考察,可以說,「戒」表明了人對於自身行為所進行的約束和改造,是人在倫理道德行為上趨於完善的體現,表現了人類所具有的由完善自我發展到完善社會的本質力量,是倫理道德上充滿理想追求和體驗的崇高行為,不僅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一份厚重的文化遺產,而且為人們的道德行為樹立了光輝的典範。
在思想上,要修禪,即「禪定」。「定」,就是要定念觀止,進行「反觀內照」的思維活動,因此,「禪定」又稱思維修。其本身就是一種對人生價值的再認識,要對於外部世界,包括自身的現象形態,有「正念」。要認識到一切現象本自虛幻,一切人生的煩惱皆源於此心,進而產生破妄有萬法的智慧,祛妄歸真,體悟「明心見性」的義諦。禪觀中的慈心觀、功德觀、自然觀等,都包含著豐富的倫理內涵,如對一切人、一切自然之物的感恩之心,這其中既有對有恩於己的父母師長的心懷感激,而且也包含著對山河大地、風雨陽光等自然之物的感恩和敬意,這種認識極大地延伸和擴大了禪學倫理的外延,對於當代大地倫理學、社會倫理學的發展,都提供了許多可資借鑒的思想認識。
在目標上,要達到「慧」,即「般若智慧」。它是通過「戒」、「定」之後所完成的一種在人生意義上的飛躍。要脫離現實世界的束縛,滅除慾望,行善除惡,生發「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濟世情懷,從而投入到慈悲救世,度世間一切苦難生靈,為眾生得安樂的弘法實踐。也就是上求覺悟,下化有情的「菩薩行」。這些禪學理論中所包含的倫理思想,把世間的倫理上升到了信仰主義的理想高度,從思想上極大地豐富了倫理道德觀念的內容,提升了人們對人生價值的理解和認識。佛教倫理所顯示出的寧苦身以利人,捨身以利一切眾生的高尚情操,展示出當代社會仍然難以企及的精神境界。
如佛陀在《金剛經》中所述:「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嗔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即為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應如是布施」。
圓悟禪師在闡發佛陀這段論述時指出:「大凡為善知識,應當慈慧柔和,善順接物,以平等無諍自處。彼以惡聲色加我,非理相干。訕謗毀辱,但退步自照,於己無嫌。一切勿與較量,亦不瞑恨。只與直下坐斷,如初不聞見,久之魔孽自清耳。若與之教,即惡聲相反,豈有了期。又不表顯自己力量。與常流何以異?切在力行之,自然無思不服。且夫,見性之人,聞人毀,如飲甘露,心自清涼,不生煩惱,則能成就定慧之力。不被六賊,盜竊家寶。功德法財,遂從此增長也」。
佛陀所講的忍辱修行,本身就包含著極其深刻的倫理價值觀念。當佛陀受到摧殘時,不僅沒有惱怒,反而悲憫對方,這是因為在他心中拋卻了一切現象形態。認為如果心有所念,意有所牽,就無法脫離慾念,無法達到了悟事物本質如幻的境界。這是一種現實社會生活中的人們難以想像的犧牲精神,是「為利益一切眾生故」而產生的自甘受盡世界一切苦難的大悲心,是大乘倫理原則的核心。佛陀懷者大,感者深,向世人顯示出一種無私、無我、無畏的精神。所謂心底無私天地寬,心中懷著一切苦難的眾生,唯獨沒有自己的人,對於一切人間煩惱、瞑恨還有什麼可「爭鬥」、「抱怨」的呢?這無疑是一種無比高尚的情操,是彪炳千秋萬代,永遠閃爍思想光芒的倫理道德境界。
圓悟禪師對忍辱修行的認識,是以自身修持的心得來進行解釋的。認為禪門學人,應當秉持大乘佛教渡一切眾生出苦海欲波的「菩薩心」,以無怨無諍的態度來接人待物。對於那些譏笑、誹謗、惡語傷人的行為,不與之計較,在心中亦不留怨恨,用身體力行的表率和真修實證來感化世界。指出證悟之人,聽到惡言惡語,應猶如夏日口渴之時,暢飲清冽甘美花露一般,忍辱能助修持之人成就禪定智慧,使人能知人知世,修已證心,不為世俗貪慾、嗔恨愚昧所牽,道心明真。這種聞「毀」則喜、借「惡」修禪的認識,表現了與世俗倫理迥異的道德力量,是人類追尋至善至真的體現。禪宗重視人的精神力量,超越了世俗冤冤相報、爭鬥不止的「利益原則」,表現了人性中最光輝的一面,具有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和崇高的倫理價值。
禪宗作為在中國社會影響最為廣泛的佛教宗派,在社會倫理道德領域,同樣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如慧能認為:「我此法門,以定惠為本第一,勿迷言定惠別。定惠體一不二。即定是惠體,即惠是定用。即惠之時定在惠,即定之時惠在定。善知識,此意即是惠等。學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發惠,先惠發定,定惠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心不善。定惠不等,心口俱善。內外一眾種,定惠即等。自悟修行,不在口諍,若諍先後,即是人,不斷勝負,卻生法我,不離四相」。禪宗六祖,在這里表達了三層涉及社會倫理道德的認識:
第一,定慧是禪門的根本。止、觀即定慧之法,是體用結合,相互一致的關系,不是二元對立的差別關系。思想認識和言論行為是體用圓融、和合一致的關系。這在倫理上,就排除了那種認為行為不受思想支配,或思想不產生行為的認識,強調了二者的一致性。
第二,口善而心不善,心口不一,這是扭曲的心態。說的好聽,但心裡卻不是這樣想,從止觀的禪定來講是不正確的。只有「心口俱善」,表裡一致,內外統一,才是正確的。在現實生活中,那種無誠信,當面是而背後非的行為,就是「口說善,心不善」表現。
第三,既然修行要定慧結合,心口如一,那麼,就應當表現在「自悟修行」的體用一致上。要「不在口諍」,做到心口無諍。不對他人橫加指責,不爭高下,沒有先後的差別,不被「我執」的妄有形態所迷惑。這樣,從個人道德修養上,就排斥了自以為是,固執己見的認識:從社會倫理上,也否定了一貫正確,不容他人質疑的弊端。
慧能法師還指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惡之人:在家若修行,如東方人修善。」只要發心修行佛法,能夠認知萬法只在一心,知心性本自真如,不為外欲所動。見一切法,遍一切處,能夠皆不著於相,見自本來面目,心底澄明,即便是在家,仍然可以「即得出世」。這種直探心源,「見性成佛」的思想,是慧能法師對中國禪宗佛性理論的一大創新。這種創新的倫理價值在於,它極大地縮短了出家修行證悟者和佛教信眾之間的距離,確立了信仰與現實之間的相互關系,兩者是緊密聯系,體用如一,而非對立、非此即彼的。這樣,就為佛化人間,人人皆有佛性,只要揚善止惡,人人皆可成佛的思想提供了理論基礎。這種體用如一,信仰與現實融合,消除二元對立的思想認識,使中國化的禪宗倫理具有兩大特徵:一是「入世」的積極態度;二是「出世」的修證情懷。對於「入世」態度,在倫理上就有引導人心向善的「俗諦」與之相應,大乘佛教的「菩薩行」就是其最好的證明。事實上,在當代「人間佛教」實踐的歷史進程中,始終都沒有離開過中國禪宗的積極推動的作用,如這次在禪宗六祖的出生弘法之地舉辦的「廣東禪宗六祖文化節」及其所組織的系列文化活動,就是禪宗「人間佛教」理念在當代貫徹實行的佐證。至於「出世」的「真諦」,則是由出家人的真修實證宋實現的,它脫離了世俗生活中煩雜的人倫關系,非親證者,難言其妙,有極高的倫理道德境界,具有超越人間倫理的特徵。
善、惡本身反映的是倫理道德最核心的內容,「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是佛家最基本的倫理原則,對此,禪宗也不例外。《壇經》有:「心但無不凈,西方此去不遠:心起不凈之心,念佛往生難到。除惡,即行十萬;無八邪,即過八千。但行直心,到如禪指。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這里,首先強調了「凈心」的重要,把止惡行善的心理預期,直接推到了彼岸的往生世界。它的前提是「凈心」誠信,只要信守篤行,就可以得到預期。無論是對「下根」還是「上智」之人,這都是平等無二的,是一種心靈期許和召喚,它符合一切善良人們的心理。能否到達極樂世界,是由生前所造善、惡決定,由現世之因,得往生之果。這種認識,起到了預示、告誡、警醒的作用,使人們在生活中能夠自斂行為,不做壞事,以期得到善果,從而在客觀上有助於提升人們的倫理道德水準。禪門不僅對「凈心」的人生價值給予肯定,而且對信眾的日常生活進行了規範,這就是「除十惡」、「行十善」,「祛八邪」、「行八正道」。「十惡」,即十種惡業:殺生、偷盜、邪淫(以上「身」三業),妄言、綺語、兩舌(以上「口」四業),貪慾、瞋恚、愚痴(以上「意」三業);「十善」則與之相反。「八邪」指:邪見、邪思維、邪語、邪業、邪命、邪精進、邪念、邪定,即「八正道」的反面。
慧能大師在這里提出了「善」與「惡」、「正」與「邪」正反相對的兩大命題。這其中涵蓋了十分龐大的佛教倫理學的內容。在社會倫理道德的建構上,禪宗六祖向信眾傳達出了他們所承載的社會責任和道義。本來,「善」與「惡」、「正」與「邪」,都是佛教倫理思想在表述上常用的名詞。通常符合教義的為善、為正,反之則為惡、為邪。這是兩對集合概念,不僅包含了社會倫理價值,而且具有信仰世界的內涵。禪宗經典《壇經》行善止惡的教化,在客觀上,也具有匡扶人心,淳正世風的倫理價值。同時,「十善」、「十惡」,不僅包括了行為(身)、語言(口)、意識(意),還有「身、口、意」三業的內容,並與「業力果報」學說密切相關。佛教認為人生的一切都是由業力而發,具有前世、現世、來世的因果聯系。現世生活中,由身、口、意三業所造的一切善業、惡業,必然會在來世中表現,因無不具,果無不圓。從社會文化的角度審視,它發揮著引導人心永遠向善的作用,具有巨大的道德感召力。業力果報學說的邏輯關系,給我們揭示了一個多層面的生命空間,其意義在於:果報的內容,是由人的行善或為惡的行為來決定的,並由此形成了禪宗完整的生命道德意識和獨有的倫理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又與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歸宿聯系在一起。禪宗的倫理道德思想,是在現實與超現實、現在與未來、客觀行為(身、口、意三業)和主觀期許(凈土世界),這三種維度上展開的。因此,慧能法師在《壇經》中所闡發的「行十善」、「除十惡」的倫理觀念,屬於社會文化領域中的道德規範。這消彌了出家人和在家信眾的對立,反映了最廣大人們的共同心願,有利於調節社會矛盾,為佛教在人間鋪就了一條通向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大道。同時,也使《壇經》所包含的倫理思想滲透到了整個人生歷程中的各個方面。對於「十善業」及「十惡業」這「十對」概念中的十分豐富的倫理道德內容,當擇文另論。此外,《壇經》中涉及的「八邪」和對應的「八正道」學說,同樣具有深刻的倫理思想,「八正道」前承佛教「四諦」學說中的「道諦」,又引出相關的「六度」,即:正見、正志(對應「六度」中的智慧)、正語、正業(對應持戒)、正命(對應布施)、正精進(對應精進)、正念(對應忍辱)、正定(對應禪定)。並且,「八正道」、「六度」可以歸納為戒、定、慧「三學」。因此,佛教倫理思想是貫穿於教義之中和建立在嚴密的邏輯基礎之上的,是完整的理論體系。
四、結語
佛教對於世界的看法,來自於對現實世界中人生的「如實觀察」,其世界觀是建立在人生觀的基礎上,因此包含著豐富的社會倫理道德觀念。禪宗作為佛教中國化的典型代表,以「直指人心」的教化方式,「佛性平等」的理論,指導著戒、定、慧「三學」的修證實踐,把倫理思想滲入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內容,為社會的平穩發展,處理好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關系,達到和諧相處、共生共榮,建立了一整套的倫理道德思想體系。並在千百年的發展和演化中,為人類的自我完善,道德水平的提升做出了巨大貢獻。今天,我們對於禪宗倫理思想的研究工作,都還處於探索階段,對於禪宗六祖慧能大師的弘法實踐,具體的倫理道德內容和方法,以及倫理思想在社會文化發展中的實踐意義等,這一系列問題的研究仍有待深入。在新的歷史時期,弘揚禪宗文化中優秀的倫理價值和普世情懷,對治人心,樹立良好社會道德風尚,這些工作都需要「眾生」的共同努力。應當認識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提升人的倫理道德水平,是一項需要長期進行的、艱巨的思想文化領域中的系統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