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佛教在推動中印兩國的文化交流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玄奘大師所代表的佛教高僧的弘法實踐一直是中印文化交流中最引人注目的亮點。玄奘法師以其卓越的親歷為人類文化交流事業，促進各民族的友好往來，譜寫了由民間的個人行為，上升並直接影響到國家與國家之間相互往來、互利共榮的新篇章。玄奘法師的歷史貢獻主要體現在把政教關系處理得圓融、和諧，開創了中國佛學的新局面，全面繼承大乘唯識學說，著述了記錄南亞廣大地區的《大唐西域記》，他的譯痙活動不僅保留了印度文化的思想成果，而且為佛教中國化的進程，提供了完備的思想寶庫；他的西行求法，把中印兩國友好關系推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從而形成了蘊涵豐富內容的玄奘精神。在新時期我們要繼承玄奘精神，就要努力發揚玄奘大師勇於開拓、積極探索的精神風範，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全面推動中印友好，擴大交流和相互學習的內容，共同創造中印兩國相互學習互利共榮的美好明天。
隋唐時期(581年』07年)是中印文化關系史上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佛教在推動兩大文明古國的相互交流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玄奘大師等佛教高僧的弘法實踐是這一時期中印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玄奘於貞觀三年(629)在未能「降敕遣進」[1]的情況下，冒死「私往天竺」， 「見不見跡，聞未聞經」。歷時十六載，疏導瑜伽與中觀的論爭，著《會宗論》，盡取五竺佛學要義。在曲女城十八天的法會論辯中，受到一致推崇，被二乘信眾譽為「大乘天」、「解脫天」。在缽羅耶伽國大施場五年召開一次的不分貴賤、信仰，有五十萬人蔘加的「無遮大會」上，當時統治北印，影響五竺的戒日王，在玄奘和眾諸侯國王的陪同下赴會。在玄奘的推動下，佛教成為戒日王信奉的宗教，在北印被置於尊崇的地位。貞觀十九年(645)玄奘攜梵本返長安後，校合三種梵本，於顯慶五年(660)至龍朔三年(663)在玉華殿譯大般若六百卷，共四處十六會二十萬頌。因此，玄奘不僅是當時印度佛學的集大成者，而且也代表了當時中國佛學研究的最高成就，成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最傑出的代表，開拓了中印兩國政府與民間的雙向互動，並且幾乎涉及所有領域相互友好往來的新局面[2]。玄奘法師以其超拔卓絕的親歷為人類文化交流事業，譜寫了由民間個人的行為，上升並直接影響到國與國之間親密交往、互利共榮的新篇章，鑄就了一座永不磨滅的思想豐碑。
其歷史貢獻體現在：
1．玄奘把對教義的深刻理解，貫穿於弘法的實踐之中，將佛教的發展與王權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把佛學從廟堂引入到殿堂，把佛教的興盛與政權和社會的穩定緊密地結合，在印度和中國都開創了一個佛教與王權和諧發展的輝煌時期，表現出了一個偉大的佛教學者對社會歷史的深刻領悟和非凡的洞察力，對今天佛教的發展與聯繫現實生活都有借鑒意義。
2．玄奘在五竺的游學及其在曲女城大法會和缽羅耶伽的無遮大會的親踐表明，玄奘的學識代表了當時佛學的最高成就，具有包容小乘，不薄中觀，尤厚瑜伽行派的特點，突現了大乘佛學兼容並包，博大深厚的內涵。玄奘的回國，標誌佛學在印度已經是「西邊的太陽」，而在中國成為「東方的朝陽」。佛學中心由印度向中國轉移。
3．玄奘的《成唯識論》融匯九家，匯集了瑜伽行派唯識古學和唯識今學人物的思想菁華，全面繼承了大乘唯識學說，在傳譯因明學上作出了貢獻，不僅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寫下了新的篇章，而且為中國古代邏輯學，為人類的思辨哲學領域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4．作為親歷記的《大唐西域記》，包括了當時極為廣大的地區。有以後歸唐的西突厥的絕大部分地區，以及今天的阿富汗東北部、尼泊爾南部、巴基斯坦北部，幾乎整個印度地區和孟加拉等國。對於各地「政治、經濟、文化以及風俗、氣候、山川地勢，無不實錄，其記述之翔實，考察之精審，研究之深刻，至今猶令人驚。」[3]不僅在玄奘之前的相關記敘不能與《大唐西域記》相比，在此之後的類似著述也難以與其比肩。玄奘的西域紀實是人類文化交流史上極其珍貴的歷史記錄。
5．玄奘回國潛心從事經典翻譯，開創了人類歷史上文化交流、互動的新風尚，不僅保留了印度文化的思想成果，同時為中國文化，特別是佛教文化的發展、成熟，準備了完整的思想寶庫，為佛教中國化作出了貢獻。
6．在玄奘的影響下，戒日王在公元641年曾遣使來我國。唐太宗在貞觀十五年(641)派出了以梁懷敬為正使的使團出使回訪了北天竺的摩揭陀國。這是中國使團第一次抵北印。戒日王又遣使者隨梁懷敬回訪長安。太宗為答謝其誠，在貞觀十七年(643)又再派以朝散大夫李義表為正使、融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為副使的，由22人組成的使團，送戒日王的使者歸國，到達後受到了戒日王的熱情款待，將唐代中印友好關系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即由民間到政府友好往來的新階段。此後，派往印度的外交使者就頻繁起來，其中以使者身份多次出使印度的使者，當首推王玄策，他成為專使天竺的職業外交家。
王玄策作為唐朝的官吏，自太宗貞觀十七年首次出使至高宗麟德二年返長安，共歷時22年之久，多次代表中國往返於中印之間，為兩國人民的友誼，建立友好的國家關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的活動證明了早在1300多年前中印兩國就建立了正式的國家關系，在政治、外交上有著緊密的聯繫[4]。
玄奘追求真理、精進不止、不惜生命、無私奉獻的價值取向，圓融會通、和諧豁達的氣度胸懷，形成了高尚卓越的精神風貌，受到了中印兩國人民的敬仰，對於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開展廣泛深入的文化交流活動，促進中印傳統友誼的健康發展，仍具有現實意義。
中印兩國都是世界上具有古老文明的國家，都有著燦爛的歷史文化，兩國之間有著十分悠久的文化交流史和友好往來的歷史記錄，我們弘揚玄奘精神，就是要立足現實，為中印兩國人民的友誼做出努力。本屆玄奘國際研討會，由教學兩界和中國對外友好協會聯合舉辦，以「玄奘與當代社會」為論題，就充分體現了文化界、學術界，特別是佛教界對發展中印文化交流、弘揚玄奘愛教、愛國精神的熱切願望。那麼，中印兩國目前的關系以及文化交流的現狀如何，又有哪些方面可以改進呢?筆者不揣淺陋，談一點想法，以期能對促進中印兩國的傳統友誼有所增益。
1950年，中印就建立了外交關系，互派了大使。1954年4月中印兩國簽訂了中國西藏地區與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並在協定中寫入了兩國政府首創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4年4月和10月中印兩國總理互訪。在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上，中印等國共同簽署了「關於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重要宣言，為扞衛世界和平作出了貢獻。
由於歷史上遺留的中印邊界問題一直未能得到解決，到1959年，我國西藏上層分裂分子的活動演化 。為叛亂，其中心就設在印度的噶倫堡，直至1962年10月發生中印邊界沖突。從此，中印關系就基本上處於冰點狀態。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印兩國領導人，都面對世界冷戰格局的改變，重新審視兩國關系，正常的國家關系得到了恢復。特別是近年來，中印兩國之間的貿易往來頻繁，發展十分迅速。據新華網報導，2002年中印貿易額為36億美元，之後年年激增，到2005年已達到187億美元，今年有望突破200億美元，中國已經成為印度的第二大貿易夥伴。中印兩國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有13億，印度有11億，兩國人口總和約佔世界總人口的40％。中印兩國又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發展中國家，中印兩國經濟都分別以大約9％和7％的速度持續增長，預計在未來幾年，中印的貿易可以發展到1000億美元的規模。在兩國政府的推動下，今年3月28日，在北京釣魚台賓館舉行了「中印友好年」暨《中印雙邊關系重要文獻匯編》的慶祝儀式和首髮式，在兩國商定合作的38個項目里，文化交流的項目引人注目。如互派文化部代表團訪問，互辦「電影節」。中國在印度舉辦「山西民俗藝術展」、「陝西文化周」，派京劇團訪印。在這些文化交流的友好活動中，中印佛教文化的交流成為其中的聚焦點，諸如佛教界已經啟程的「重走唐僧西行路」活動，在印度那爛陀寺進行玄奘紀念堂揭幕，在中國洛陽白馬寺舉行印度風格佛殿的落成儀式和開光典禮以及在成都大慈寺舉辦的「第三屆玄奘國際學術研討會」。這些活動充分表達了佛教界和學術界對促進中印友誼的美好願望。
毋庸諱言，盡管中印關繫上還存在著許多不盡如人意的許多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進行長期、耐心的工作，但這都不應該成為中印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障礙。要真正做到有著不同文明、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道路的國家之間的彼此尊重，就要不斷解放思想，創造新方法，發揚玄奘大師勇於開拓，積極探索的精神風範，繼續廣泛開展民間外交，擴大文化交流的范圍，不斷豐富其內容。繼承中印傳統友誼，就要從學習玄奘大師深入實際，了解和充分認識印度社會和狀況的親歷精神人手，具體講：
1．要不斷了解和認識印度社會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應當看到印度人民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自強不息、和諧淡泊的精神追求和宗教情懷在當代社會文明中發揮的巨大作用，了解其各種文化長期共存共榮的多元特徵和寬容態度。這些對於我國正在進行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都具有認識意義。
2．在不斷推進兩國政府各個部門之間廣泛交流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兩國民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活動，在這一方面我們還要作出極大的努力，還必須面對許多挑戰。我們從各種渠道知道，中印陸地邊境唯一有公路連通的西藏日喀則地區東亞縣與印度錫金段的乃堆拉山口，在7月6日重新開放了。這里曾經是造福兩國人民，邊境貿易的重要信道。但據《環球時報》(2006年7月22日，特派記者任彥等)報道：除第一天印度有98個邊民到中國一側邊貿市場外，以後的半個月，只有5個印度商人到中國一側。據統計，中印兩國民間往來與經貿往來相比極不對稱，近年雙邊往來不足40萬人次，只相當中國和韓國兩國人民之間往來的1／10，每周從北京飛往印度的航班只有3次，而中韓每星期從各城市往返的航班有375個班次。這說明兩國人民之間的交往太少，有很大的疏離感。
3．從民間開始，重視人民之間的相互交流和了解，尤其是學術界和佛教界更應當發揮各自的優勢，攜手並進，歷屆的玄奘國際學術研討會，都是這方面成功的實踐。特別是學術界在這方面的工作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印度有許多東方文化研究機構，諸如：貝那勒斯大學的亞洲各民族語言和文化研究所；阿利加爾大學的中東各國文化和語言研究所；萬卡特什瓦爾大學的東方語言學研究所；高哈蒂大學的歷史和考古學研究所；巴特那的賈亞斯瓦爾研究所，這里收藏著西藏最完美的手稿、，版畫、繪畫，還進行梵語古文獻的出版工作；普那的班達爾卡爾東方研究所，這里是印度最大的東方學研究中心，菲格森學院也是著名的東方學研究中心；德里的國際印度文化學院，擁有豐富的佛教藝術作品及拉古·維拉教授由中國和蒙古運來的西藏版畫。
從加爾各答乘火車3小時，就可到達珊提尼克坦的由泰戈爾在1921年用諾貝爾獎金創建的全印知識大學(印度國際大學)，其中中國學院成立於1937年4月14日，許多學者如常任俠、金克木、周而復都曾訪問過這里。畫家徐悲鴻曾在這里工作過一年，並與泰戈爾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周總理也在1957年曾訪問過該校，被授予名譽博士，隨後他代表中國政府贈送的10000多冊圖書，至今仍珍藏在中國學院圖書館。該校現在有40名中文專業的學生，現任7名教師至今尚無中國教師。附設的欽巴萬科學研究所，是印度唯一的漢學研究機關，也是佛學和西藏學的主要研究中心。
除了上述研究機構，印度的大學中也設有中文專業，如尼赫魯大學，加強中印研究機構，特別是高等院校之間的學術交流就更顯得重要。只有使中印兩國學術界、教育界有更廣泛的了解和接觸，才能使兩國的學者相互學習，促進科技和文化交流，推動兩國關系進一步向民間深入。
總之，發展中印兩國友誼，是事關人類福祉、功德無量的善行，讓我們為傳承中印兩國的傳統友誼共同努力，在新時期綻放出更燦爛的友誼之花。
[2] 參見拙文《玄奘與大乘瑜伽行派》(《中國佛學》台北2000年春季號第82頁至83頁)；《窮經究義之旅——求法高僧寫就的中印交流史——西域記風塵》(台北《經典雜誌》2003年8月版451頁至455頁)。
[3] 高楊．唐初政治與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中國佛學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237--274．
[4] 參見孫修身．王玄策事跡鉤沉．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