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6經：本經敘述居家人與出家人皆有一事難斷難持。「有二事斷難持。何等為二？若俗人處非人處，於衣食、床卧、資生眾具，持彼斷者，是則難行。又，比丘非家出家，斷除貪愛，持彼斷者，亦甚難行。」對於普通民眾而言，所謂的人權，首先應體現為生存權。人若喪失了生存權利，其他像所謂信仰、尊嚴抑或人格，恐怕是不可靠的。在和平年代，客觀上講，除了自然的生老病死以外，諸如戰爭、地震、海嘯之類的災害似乎並不常見。當我們的自存權得到充分保障之後，接下來便是如何營生(比如說求學、工作、成家、繁衍後代乃至人際交往等等)，如何提高生活品質，乃至如何將自我價值得以最大限度地展現。如果籠統地講，所謂居家人士的最大工作，無非就是佛陀所說的「衣食、床卧、資生眾具」三個大類。而對於出家人來說——雖說現在的出家人與封建時期的出家人已有了較大的區別——他們所要思考的，恐怕並不是如何去營生，而是立足於對一些生命中終極問題進行深層次的思索。對於一個純粹的哲人來講，莫非要搞明白兩個問題，即我們生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從佛教立場上講，佛陀雖然明確反對我們在有生之年窮究這個問題，並將之列入「無記」，但是佛陀從來沒有徹底地否則這個問題——它們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偽命題。佛陀之所以反對我們思索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在短短的幾十年時間內，對這些橫亘古今的疑難雜症，可以說沒幾個人搞得清楚。問題尚未搞清，我們卻不明不白地死了，如此豈不抱憾終身？佛陀的觀點是，我們不需要從這個問題入手，因為它們實在太難搞清楚，而且根本就摸不著邊際，無處下手，還是從與自身有關的一些問題入手穩當。佛陀說，人人都有一顆清凈的佛性(即「佛性平等」)，但是我們從來就不知道清凈佛性的存在，其根本原因還是緣於我們的無始以來的「無明」在作怪。當無明一除卻，對世間的所有問題都徹底地搞清楚了，這其中自然也包括「生從何處來，死往何處去」這樣的終極問題。佛陀在談到他所擁有的「宿命通」時就很清楚地告訴我們，他對世間一切人的前世情況了如指掌，他對所有的死後的歸宿也都明察秋毫。因佛陀是將「無明」徹底棄絕的大智者，他通曉一切，望穿時空。
法師們在講經弘法時，時常教導大家要將身心「放下」。究竟「放下」什麼呢？在本經中，佛陀給我們粗略地指點了一個思路。對居家人士而言，我們需要將「衣食、床卧、資生眾具」放下，不要去貪著；對於出家人而言，不僅要將居家人的一切毛病習氣放下，更重要的是要將「貪愛」斷除和放下，對「有」(真實)的東西要放下，對「無」(虛假)的東西也要放下。因此佛陀說，「比丘已離俗，信非家出家，滅除於貪愛，持斷亦難行」，說明「放下」沒有那麼容易，居家人難以放下，出家法師們其實也很難放下。法師們一朝有了名氣，甚至還得個一官半職，於是大家都幫忙抬轎子。轎子坐著可能比較舒服，而且抬的人多，可能感覺就不一般，比如天朝東王楊秀清坐起了四十八人抬的大轎子，不僅舒適，而且有排場有面子，心裡自然舒坦。如今似乎不興坐轎子，改坐高檔轎車了，然而幫忙抬轎子的人似乎並不見著少。對於比丘而言，「一瓶一缽」外加三衣，似乎便是全部的家當。子淵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這位仁兄一生活都幸福指數很高，可謂高明的逍遙派。其「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是多麼的幸福快樂啊！原始佛教時期的摩訶迦葉尊者在出家前家境富裕殷實，但是他過得並不快樂；出家後開始修頭陀行，穿糞掃衣，住阿練若，一生無拘無束，生活得很快樂，深得佛陀器重。
由此而回想起明末清初有位大才子名叫周容，字鄧山。此人不僅有才名，有俠氣，更有骨氣。明亡(1644年)後曾出家為僧，後來得知母親尚在人世，便毅然還俗竭盡孝道。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開設詞科，召周容入京，其堅辭不就，可謂「蕭然遠俗」。小時候曾經讀過他的《芋老人傳》。文中故事梗概大約是這樣：有一位窮書生進京趕考，遇到下雨天，就到芋老人的屋檐下避雨。此時窮書生是又冷又餓，「衣濕袖單，影乃益瘦」，著實可憐。老人看見了不忍心，不僅請書生入室更衣就坐，還著了一大鍋山芋招待書生。書生飢不擇食，足足吃了兩大碗。臨行之前書生信誓旦旦地對芋老人說：「他日不忘老人芋也！」後來這位書生運氣不錯，「甲第為相國」。貴為相國，啥好東西沒吃過？但是相國老是覺得還是老人的那兩碗芋頭好吃，於是就四處打探老人的下落。當見到老人後，相國第一話就是「不忘老人芋，今乃煩爾嫗一煮芋也」，結果剛一伸筷子便皺起了眉頭，「何向者之香而甘也！」根本就不是當初的那個味兒。這位老人家畢竟是「略知書」的知識分子啊，他的一番話猶如當頭棒喝，令相國「途驚謝曰：『老人知道者』」。芋老人說：「猶是芋也，而向之香且甘者，非調和之有異，時位之移人也。」一句「時位之移人」，令我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其實世間之事似乎大抵如此，「然則世之以今日而忘其昔日者， 豈獨一箸間哉！」故在本經中，佛陀說居家出家皆有斷持之難，又豈虛言哉！(7.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