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重在人間。佛陀於世間應化示現八相成道，以人間為選擇，托胎、降生、出家、降魔、成道、說法、示寂，即是最好的說明。唐．裴休在其所撰《圓覺經疏序》中寫道：「諸天正樂，修羅方瞋，鬼神沉幽囚之苦，畜生懷獝狖之悲，其能整心慮趣菩提者，唯人道為能。」可見，人是最殊勝的。十法界中，佛陀以人道為主要說法之地，可以說是根據人類現實生活而給予的相應法理，所以佛教應該是最適合人生，而且是為人生而設的。佛陀在人間以身作則，其實就是人間佛教的一種最佳典型。
從佛教發展史及傳播情況來看，無論是在印度還是在中國，無論是小乘還是大乘，其各個宗派、歷代祖師，所講的教理及闡發的妙義，最基本的都是從人自身做起；盡管大、小乘經典，妙義各有不同，各個宗派的思想亦各有側重，但在「做人」這一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做人是基礎，修行離不開人乘。
佛教在唐朝時候形成的八大宗派，就是各祖師依據佛典義理而創立的，從不同角度各有發揮，成為中國特色的佛教，特別與傳統的儒家相結合。儒家就是講如何做人：孝養父母、恭敬師長、尊老愛幼、憐貧濟苦，以實現淑世利民、凈化國土的目的。
發展至近代20世紀初，太虛大師提出「人生佛教」的理念，他認為：「佛教的本質，是平實切近而適合現實人生的，不可以中國流傳的習俗習慣來誤會佛教是玄虛而渺茫的；於人類現實生活中發解實踐，合理化、道德化，就是佛教。」可以說，這是他人生佛教思想的總概括。他在《人生佛教之目的》中分四層來闡明佛教的目的與效果，即：一人生改善、二後世勝進、三生死解脫、四法界圓明。四個層次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步「人生改善」，只有做好了第一步，才能逐步提升，最終達至究竟的「法界圓明」。所以他說：「這四種，大概言之，通常五乘中之人乘，即此中第一人生改善；天乘即通第二後世增勝；至於二乘，則綜合前二加上生死解脫之第三種；大乘又可綜合前三而加上第四法界圓明。不過中國向來所重，大概為偏重於此中第二及第三，即淺近的求後世勝進，高尚的求生死解脫。」(《人生佛教開題》)
由此可見，太虛大師「人生佛教」思想的內涵主要體現在對「人生」的關註上，超越了傳統佛教思想只重視「出世」的思想，而更加重視佛教「入世」的精神。他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振興佛教、建設新佛教文化的事業，為中國佛教的發展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曾有一首著名的偈頌說：「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在這首偈頌中，非常明確地表達出他對「人格」以及人生價值的重視，把做人的標準提升到成佛的標準上。因此，太虛大師「人生佛教」的內涵總括地說就是——人成即佛成。
其後，經過了將近半個多世紀的發展，由太虛大師首倡的「人生佛教」，已逐漸演化為「人間佛教」，然其二者有同有異：同者，重視修行以人道為關鍵；不同者，「人生佛教」注重個體與解脫；「人間佛教」注重的是整體與和合、幸福。「人間佛教」思想不僅是理論上的倡導，而是佛教思想入世化、生活化的進一步落實。
直至近年，已故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居士早年即親近太虛大師；大師臨終前將自己新編好的《人生佛教》送給朴老，並對他說：「這本書，經過多年編輯，現在才成功，我把它交給你，希望你好好學習，好好弘揚。」親自囑托他，要繼承和完成自己「人間佛教」的遺願。由此，朴老1983年在中國佛教協會第四屆理事會上，作《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三十周年》的報告時，提出把「人間佛教」思想作為中國佛教協會的指導方針──將「人間佛教」思想的基本內容，概括為五戒十善、四攝六度，並且發展成為關懷社會、凈化社會的理念。
朴老給「人間佛教」的定義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庄嚴國土，利樂有情。」在今天看來，繼承「人間佛教」思想並發揚光大者，兩岸四地高僧大德不乏其人，眾長老本著「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從事扶貧、安老、教育、醫療、救濟等社會福利工作，服務社會、服務大眾，為佛教慈善及文化教育事業，做了大量的建設。
「人間佛教」思想，可以說，是今天中國佛教發展的指導方針，也是佛教在中國發展的必然階段；中國是大乘佛教的發祥地，而「人間佛教」是大乘佛教精神的具體體現，也是菩薩慈悲精神在「人間」的實踐與落實。正如六祖慧能大師所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免角。」經過了歷代大德高僧的不懈努力，才使今天「人間佛教」的思想成為中國佛教發展的指引，由此發揚了佛教積極進取的精神，使佛教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很好地接軌，並且與社會各個階層人士相互溝通，為社會的進步和人類的幸福做出了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