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真
在公元67年的一個日子裡，漢代的國賓館「鴻臚寺」內，迎來了兩位聖僧，攝摩騰、竺法蘭二位尊者的到來，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印度梵文的「羅摩」與中國的「寺」、「院」進行了完美的結合，於是乎便有了中華第一寺——白馬寺。而我們這些佛弟子也就擁有了屬於自已的修學道場。
伴隨著佛教的弘傳，我國的寺院佛窟紛紛建立，開始遍布神州大地，在佛教盛極一時的南北朝時期，北方佛寺在北魏末期達到了三萬餘所，南方佛寺在蕭梁時候達到二千八百餘所，杜牧詩「南朝四百八十寺」，僅僅是舉其著名者而言，北魏洛陽永寧寺的宏偉壯麗，曾令天竺來的菩提達摩大師嘆為希有，贊賞終日，唐百丈懷海禪師創立禪宗僧居，稱為「叢林」。在當時叢林中只有方丈、法堂、僧堂、寮舍等建築，不設佛殿，與佛世「僧伽藍」的風格頗為相近，適應了中國的國情民俗。宋代以來，叢林寺院逐漸形成諸宗大體一致的規制格局，寺院主體建築一般按「川」字形布局，包括諸佛、菩薩護法神像的三門殿、天王殿、大雄寶殿、觀音殿(大悲壇)、地藏殿、伽藍殿，安置法寶藏經的藏經樓或毗盧閣，供祖師的祖師殿、影堂、羅漢堂，供講經說法、集會、坐禪、傳戒用的法堂、禪堂、念佛堂、學戒堂，供僧眾起居的方丈、茶堂、客堂、齋堂、僧寮、客寮、延壽堂(養老之處)，藏舍利、骨灰的佛塔、塔院、海會塔，置鍾鼓的鐘樓、鼓樓，以及放生池、蓮池、亭台園林等。這些最常見的「伽藍七堂」的建築格局，一直沿襲至今，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綜合性佛教寺院。
適應中國社會條件和中國特殊性質的佛寺，光有輝煌的建築，還遠遠不夠。同時應該考慮到所肩負的宗教、文化、福利三方面的作用。
首先，就宗教方面而言，佛寺應作為弘揚佛法、進行社會教化、滿足民眾精神需要，及僧俗佛教徒修學佛法的道場。寺院以及巍峨壯觀的殿堂，悲智雙運的佛菩薩像，庄嚴富麗的法器供具，浩瀚的藏經及柱壁門楹上隨處可見的經文、楹聯，僧尼清凈離欲的生活方式和威儀風度，向人們直觀地展現出三寶的形象與佛教的基本教旨，在觀瞻者心中留下對佛法僧的深刻印象。寺院，實為住持三寶的實物性表徵，為瞻望佛國凈土的窗口。
在中國，受三歸五戒的佛弟子未必很多，但直到如今，一生未曾到佛寺觀瞻遊覽者，恐怕沒有多少，作為瞻禮祈禱的投誠之地，佛寺首先提供、滿足了廣大人民最迫切的宗教需要。朝山拜佛、拈香祈願，是比三皈五戒的佛教圈子大得多的廣大民眾信仰佛教的基本方式。這種低層次的信仰，盡管帶有中國傳統多神崇祀的味道，但其正面的教化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觀瞻禮拜、祈禱供養，即使是出於某種世俗的功利目的，也起碼能使人放鬆心理負擔，獲得精神安慰，受佛菩薩形象的熏染，心靈得到凈化，並積集了福慧資糧，種下了成佛之因。《法華經》偈雲：「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禮拜供養，功德更不可思議。佛寺、經像給予民眾這種究竟利益，及安定人心、凈化社會的作用並非是用經濟眼光所能衡量的。
佛寺作為住持僧寶居業之所，自然成為佛教法事活動和弘揚佛法的中心，成為聯系佛教與民眾的樞紐。講經說法、舉辦法會集會念佛參禪等學修活動，從來都在寺院進行。同時佛寺還是培育弘法人才的學府，無數高僧大德，都是在寺院的洪爐中治煉，成長為人天師表。諸宗之學，無不誕生於寺院，多數佛學撰述，都出於寺院中的高僧之手，寺院實際上也是歷代佛學研究的機構。
其次，從文化方面來看，寺院是一種十分重要的社會文化設施，在文物保管、旅遊觀光、圖書收藏、外交、文藝、園林、醫療、武術等多個方面，都有其不容忽視的文化價值。中國的佛寺，多建於通都大邑、名山勝地，故有「世間好話佛說盡，天下名山僧居多」之說。寺院內那紅牆黃瓦、雕樑畫棟，飛檐塔影，暮鼓晨鍾，與歷代僧人精心培值的園林花木相輝映，與自然景觀結合為一體，提供給人們一種超凡脫俗的清凈境界。自古以來，觀覽佛寺為雅俗相共的高級享受，唐人「偶來蕭寺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的詩句，道出了人們游賞佛寺所得受用。
綜合了文物、圖書、園林、藝術、佛寺活動、僧寶於一體的佛寺，同時還是保存、傳續東方傳統文化教育的好課堂。宋儒當年觀佛寺鐘鼓齊鳴，梵唄清幽，僧眾威儀整肅，進退有序，曾讚歎「三代禮樂，盡在於斯」，從而激發他們復興古代文化的決心。現代人游觀佛寺，最起碼也能增加他們對傳統文化的感性知識，使更多的有識之士繼承、發揚振興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
最後，還應考寺院所應承擔的社會福利事業，依大乘利樂眾生的精神，隋唐時代的佛寺，曾設有救濟養護貧病孤弱的悲田院、養病坊和積集佛教凈財的「無盡藏」(一種佛教銀行)。佛寺曾收留保護過各種難民，解決了一些社會問題。隋文帝、武則天、唐宣宗、明太祖等帝王，即位前皆曾隱跡於佛寺，佛寺還成為貧士寒儒讀書治學的處所，古來不少名人如劉勰、范仲淹等，都曾讀書於佛寺，不少名篇巨制，是在寺院中寫成。飢瑾年月，佛寺開展社會福利事業的傳統進一步得到發揚，不少寺院曾辦過學校、幼兒園、養老院、醫院等。
近二十所來，佛寺建設的步伐進展得很快，成績也相當可觀，多數的名剎祖庭，已修復一新，現在有一些比較突出的問題，那便是有相當多的寺院，已完成了寺院建設，並已擔負起了宗教、文化、福利這三個方面的功能，可是寺院正當的合法權益，卻屢招侵犯，使人深感痛心，這主要表現在：
完全不顧及宗教的歷史與定製，當地政府與寺院爭奪利益，例如：火化本是古印度的風俗，是出家人遵循的一種屍體處理方法，在歷代均是如此。在封建社會，事死如生的情況下，廣大的出家人能夠做到如此的灑脫，本應得到普遍的讚譽。成都雙流的應天寺，本著這一精神，在寺院建設的整體規劃當中，亦辦有多個化身窯，為僧俗解決了身後的實際問題，本是一件自利、利他的大好事，卻被地方政府以種種理由要予以取締，取締的理由就是因為不衛生，不禁使人愕然，推行火化措施，是解放以後的事情，而流傳下來二千餘年的習俗卻這樣不堪一擊。而究其原因，只不過是一個利字罷了。
以種種無端的理由，對寺院建設橫加干涉指責，並做出巨額的罰款。重慶華岩寺官廳內有兩顆銀杏樹，距今只有三十幾年的歷史，其中一棵生了白蟻，而另一棵也影響到了建築的安全，為了保險起見，被住持下令砍掉了。不料此一正常之舉，卻引起禍端，住持被強令寫出檢討，並被罰款十萬元。一位大寺院的住持，一位直轄市人大代表，一位佛協副會長，一位收徒近六十萬人的愛國老法師，為了保護寺院建設的正常進行，競招致此種手段，怎能不讓人感慨萬千呢？
此上所列舉的，僅僅是與這十幾年來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宗教政策，十分不和諧的音符，可喜的是，在中國佛協的努力下，有一大批老大難的寺院問題得到妥善解決，諸如廣州光孝寺、開封大相國寺、瀋陽長安寺、大足聖壽寺等許多的寺院問題得以解決。我想，要切實地保護自已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就要加強學習各種宗教政策法規，在政治上、思想上與中國佛教協會保持高度的一致，努力提高自已的學識和水平，勇敢地融入時代大潮，為實踐自已的信仰，維護佛教的合法權益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