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昭慧老師
●一、前言
●二、社會運動與佛教
●三、社會運動的體制改造
●四、社會運動的思想改造
●五、由少數「先知」到多數「民意」
●六、社會運動與自力救濟、慈善救濟之分野
●七、社會運動與民主政治
●八、結論
一、前言
筆者以一介佛教比丘尼，從事社會運動，行之有年，從未離開「爭議性人物」之角色。爭議性，大概就是社會運動者的宿命吧！許多佛教徒與社會人士都認為：出家人就是要修心養性，參禪念佛，何苦沾惹俗塵？也有人雖認可佛弟子之社會關懷，但這所謂的「社會關懷」，似乎也只止於「慈善救濟」，可見其行動之正當性，有待闡述。
什麼是社會運動？社會運動的意義是什麼？就佛法觀點而言，社會運動有沒有意義？社會運動是不是可以用佛教所擅長的「慈善救濟」以取代之？如果無可取代，那麼，佛教從事社會運動，其理論基礎何在？行動可以如何因應配合？這些，是本文所要討論的重點。在本文中，筆者以佛教徒為主的「關懷生命協會」為例，陳述佛教參與社會運動可能的著力點與操作法。
什麼是社會運動？簡單地說，即是針對既有的體制(這個體制包括了政策和法律)以及思想(包括由慣性思考所產生的行為模式)，作一番體制改革與思想革命的運動。這種運動，通常是由一人或少數人啟其端，終極目標是將運動訴求具體化而成為新法制、新政策，或是形成新的思想風潮。
第一、佛陀也是一位社會運動者。在四姓階級如此嚴密的古代印度，他可以公然反對種姓歧視，並且在制度面落實「眾生平等」的佛法理念，而促使進入僧團的人，不論階級，一律平等；當時殺生祭祀的風氣很盛，他可以無畏於民意主流的勢力，而再三強調：祭祀是完全沒有效果的，只會增加屠戮生靈的惡業而已。他四十五年的說法生涯，其實就是在面對既有的社會偏見、既有的錯誤思想、既有的惡劣行為，作溫和而堅定的觀念挑戰，這絕對不只是個人的修心養性，而已是一種社會運動。
第二、大乘佛教強調「嚴凈國土，成熟有情」，這已是將「護生」的佛法精神具體化的行動綱領。一個以創設凈土、嘉惠眾生為理想的宗教，面對有害於生態環境或眾生的思想與制度，如何可以緘默無言，只管打坐？
有時候，社會運動雖在長時間內只是「非主流思想」與「在野政見」，卻也會辯證性地使主流思想與法律、政策，產生某種程度的質變與量變。換句話說，社會運動與社會的主流思想、制度，雖然存在著某種緊張性，卻不必然是絕對的零和關係。佛教思想在儒家為主流的中國，內化成為中國文化的過程，正是如此。
三、社會運動的體制改造
社會秩序之所以得以維持，是因為有成文法制或不成文的社會慣例，在作監督與調節，有各種的政策在執行、推動，我們不能說：這些法制、慣例或政策是一無是處的，但是，此中必然有一些極不合理或不盡合理的地方——它們可能一開始就已因照顧少數人之利益(乃至侵損其他眾生之利益)而顯得極不合理，也有可能原先尚稱合理，但在因緣變遷以後，就呈現其不合理處。那麼，由誰來改變這些不合理的現狀呢？由社會運動！在民主政治的機制中，這樣的社會運動，經常是透過各種訴求主題不同的非官方組織(ngo: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形成各種壓力團體，進而影響法律與政策之制訂。
解嚴以後的台灣，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涌，各自以學者專家冷靜的專業知識，結合熱情的同願同行者，形成許多具足民意基礎(或是強勢少數)之ngo組織，逼令政府與民代不得不接受挑戰，而做出符合民意趨向(從而也符合自己的選票利益)之回應。
舉例而言：在台灣，過往的「民法親屬篇」，顯然反映父權社會的意識形態，而對女性缺乏對等的尊重與保障。然而透過婦女運動者持久不懈的努力，如今終於修訂了新法。又如：透過教改運動的持續努力，教育部終於擺脫老大心態，而將許多運動訴求，逐步化約成了教改政策。像這兩項運動，前者豈不正好符合「眾生平等」的教義？後者豈不與佛陀教育的「覺者」精神遙相呼應？可惜的是：佛教徒雖有以個人身份參與其中者，卻不見佛教團體對婦運的訴求，有什麼樣的聲援。四一○教改運動，則在黃武雄教授的力邀之下，本人與佛教弘誓學院師生，曾經共襄盛舉。
再如：筆者所創會的關懷生命協會，曾經串連國內的動物保護與環保生態團體，共同組成「生態保育聯盟」，也曾於一九九四至九五年間，強力串連國外之同屬性團體，對行政部門施以壓力，對立法委員展開遊說，從而使立法院通過了民間版的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正案，這遠比原官方版帶給野生動物更大的生存空間。有鑒於野生動物以外的經濟動物、同伴動物(特別是流浪犬)、實驗動物，猶在深鉅的苦難之中，毫無法律保障，關懷生命協會於是又極力推動「動物保護法」，而經過四年之奮鬥，該法案也終於在去(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七日，於立法院三讀通過。其中特別是第十條的「反賭馬條款」，它使得台灣成為全世界第一個透過立法而禁止賭馬的國家。
這兩項法案，都有佛教的人道思想之溶入，也都透過佛教徒的主導，凝聚民意力量，而成功地對抗了官僚體系、業者與財團的惡勢力，減輕了台灣動物乃至人民的潛在共業。
社會運動的另一工程是思想改造。社會既有的風俗習慣與思想文化，是每一個族群或社群，歷經長遠的時空歲月，而培養出來的默契和共識，但是這些族群或社群，往往也會因為他們本位主義的「我我所執」，而形成視野或胸襟的局限，以及情感的好惡，於是存在著許多的錯誤觀念，乃至於對「他群」的偏見，諸如：各種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動物歧視的意識形態，這些如果沒有改變，會明顯或隱約地傷害族群間的和諧，或傷害族群內部弱勢者的生命尊嚴，乃至生存權益。然而這又要透過什麼方法給予改變呢？透過社會運動！
舉一個佛教深受其害的案例而言：一般人在中國文化影響下，對僧尼都存有一種成見，認為他們是逃塵避世的，是失戀、失意或婚姻不美滿，而只好「遁入空門」的；這就是來自於家族本位的儒家文化所產生的社會偏見。自一九八七年開始，筆者常常透過各種傳播管道，與社會對話，堅決地要求社會：務必要改變這種對僧尼不公平的刻板印象；並使其明白：出家所須受到的考驗，遠超乎在家人；心志不堅者無以接受這種身心磨練。這並非心性軟弱、逃避現實的人，所堪忍的生活方式。
為何如此不厭其煩，一再糾正這種偏見？原來，社會偏見如果沒有辦法積極去除，則其必然會影響到世人對僧尼的觀感。當世人對僧尼有著「逃塵避世」的成見，懷著輕慢心來看待他們時，僧尼哪有可能正常發揮「令正法久住」的功能？這樣，佛法在人間的推動，自然也就大打折扣了！
五、由少數「先知」到多數「民意」
社會運動來自一群有思辨反省力與道德自覺力的人，他們本身未必是錯誤思想或制度的受害人，但是基於良知的反省，倘覺得在思想(乃至於辭彙的表達)上、在制度上，既有的現狀，對某些族群或眾生，造成極大的生理或心理傷害，不符合仁慈、公正的原則，他們就會試圖改變現狀。起初甚至只有一、二人啟其端，而顯得「先知寂寞」，然而只要他們不屈不撓，不斷地將理念傳遞出去，自可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而感召到少數共願同行者，到後來逐漸說服普羅大眾，終成為新的社會共識。
也因此，社會運動者當然不是要「孤芳自賞」，好讓他所標示的鵠的，永遠顯得「高處不勝寒」，而是要集結強大的民意，而形成普羅大眾皆能接受的新思潮或新法制。但是一開始，民意絕對不是站在他這邊的，這是由於社會運動具有一種「顛覆傳統慣性思考與行為模式」的特質，使得它在起步發動時，與奮鬥過程中，必然要面對內外勢力的敵視、抨擊乃至圍剿。這就是為什麼筆者會在本文開頭說道：「爭議性，大概就是社會運動者的宿命吧！」
這時，社會運動者如果沒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無我」智慧與剛強意志，放不下身段，對於稱譏毀譽無法釋懷，對於威脅利誘無法抗拒，當然極有可能噤聲於現有「民意」的強大力量，甚至流於「媚俗」之途。
因此，雖然終極目標是成就新的社會共識，衡諸過往社會運動成功之例，它確實是可以不待此一訴求成為多數民意，只因少數人之堅持，而宣告成功的。
舉例而言，華人動不動就叫原住民為「番仔」，叫外國人為「鬼仔」，辱慢其他族群的情緒，流露在語言之間，這就將社會偏見根深蒂固地透過慣用語傳遞下去，而且令受害者幾乎永世不得翻身。台灣的原住民基於某種對語意聯想的不快，堅持要求漢民族：不可以稱他們作「蕃仔」或「山胞」，而要改稱「原住民」。這原是原住民少部分人的力量，結合了漢民族部分有良知、有道德感的知識份子，透過輿論的傳播，使大家產生共識：「不可以用別人不愉快的稱謂稱呼對方！」此一由少數人發起的「正名運動」，正是成功的社運範例，如今在台灣，已罕見「山胞」的稱謂，更少人敢冒「用別人不愉快的稱謂稱呼對方」之大不韙了。
同樣是對稱謂的「感冒」，華人對佛教女出家人老是愛稱作「尼姑」，筆者就積十年之久，不斷提倡正名運動，捉住任何機會，請他們改稱作「比丘尼」或「尼師」，這不是對於假名言相有何執著，而是嚴厲譴責「尼姑」二字所涵藏的曖昧與歧視。老實說：「尼」與「姑」二字拆開來看，均無不敬之意，但合在一起，會讓比丘尼們產生深刻的不快，就是因為其語意已透出歧視佛教女性的氣息。
社會運動並不等於自力救濟，自力救濟是因為自己或己群的權益受到干犯，於是自己單獨一人，或結合其他受害人，做些示威、遊行、靜坐等等抗議的動作。諸如：拒絕把垃圾場或焚化爐建在社區之中，抗議某一工廠排放污水、排放毒氣，抗議公司對員工不合理的待遇與資遣……等種種抗爭活動，皆屬自力救濟。
自力救濟在行動的手段上(正當示威)，乃至目標的訴求上(如環保、勞運)，也可能與社會運動雷同，但動機卻迥異。因為它的原動力不是來自公理正義或人道精神，而是來自維護自己或己群之權益的需要，於是，盡管表面上可以雷同，但社會正義面是不夠的。
慈善救濟也不等於社會運動。許多偷懶的政府，極樂意培植慈善機構，好在徵稅之外，以另類方法吸取民間資金，可是卻吝於把預算多分配一點到社會福利的支出上。佛教從事慈善救濟的貢獻，不容抹煞，然而在台灣，佛教的慈善救濟倘若沒有社會運動為輔，很可能會產生「延緩建立社會福利制度」的副作用。企業界也樂意把他應付的稅金透過各種方式節省下來，轉贈到慈善團體之中，因為當他們這么做時，無形之中已打了企業形象的廣告。
然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由於政權的收編與財團的牽制，慈善團體在普世都有一種性格：再也沒有勇氣去質疑政權的不當政策，與財團的不當牟利——即使那些正是「違反慈善而導至生民受害」的罪魁禍首。所以慈善救濟雖有客觀的存在價值，卻沒辦法取代社會運動。
佛教社會運動的從事者不必然要從政，甚至最好是放棄從政，因為一旦從政，就很難不「順應民情」以獲取政治的利基，而社運工作者卻必須維持「不被當前民意所左右」而「甘為少數」的心態，這與政治人物的心態，何啻天壤之別！
然而社運與政治之二者，也絕對不是兩條永無交集的「平行線」，因為社會運動正足以補民主政治之不足，而成為金權政治的監督、批判與遏止者。民主政治由於在操作上必須採用「間接民主」，有心從政的人想要推銷自己給選民，容易使用大量金錢來包裝自己的形象，並予炒作、行銷，推廣自己的知名度，爭取群眾的認同感。這種操作過程，經常無可避免地要面對金權政治惡化的難題。為了不讓利益團體和政權結合得太緊密，社會運動團體可以(也有這個能力)運用其專業知識的敏銳度，盯緊政權與民代，檢視法律與政策，看他們是否只顧財團業者的利益，而不惜傷害人民、傷害弱者、傷害動物，甚至傷害到整個生態環境。倘若有之，他們會持續給政府施壓，透過群眾運動，透過公聽會、座談會或記者會，總之，要讓政府不得不注意到這股力量與這些聲音，而必須在政策或法案上，作若乾的調整，這就是社會運動在民主機制中的貢獻。
一九九三年，關懷生命協會成立，作為創會的社會運動者，筆者堅持絕不從政。在不瓜分權力大餅的前提下，筆者可以與民代不形成競爭關係，而站在超然位置，為單一法案而遊說三黨(與無黨籍)立委。
舉例而言，政府推出「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正案，將野生動物開放給業者飼養、繁殖與買賣，這在以各種野生動物拿來「食補、葯補」的社會，當然符合業者的巨大利益。當時協會就結合其他保育、環保團體，推出民間版的「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正案，並請現已過世的民進黨立委盧修一先生提案。民間版與官方版的最大不同就是：不主張開放野生動物的飼養、繁殖與買賣。
我們善巧運用媒體，以形成輿論的力量，結合清流學者、民間團體以及清流立委召開一次又一次的公聽會，並結合國外的動物保護與生態保育團體，共同向政府施壓，於是蔚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民間力量。那時候，正好美國運用「培利修正案」，要制裁台灣的野生動物產製品進口，華盛頓公約組織也盯緊了台灣。在內外交相施壓的情況下，政府不敢完全照顧業者的利益；協會甚至逐一探訪立委或立委助理，使其明白官方版與民間版的差異，從而支持民間版。
最後，整個法案是以「民間版」為主軸(由於諸股力量制衡，所以法案內容當然還是稍有妥協)而獲得通過的。這通過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除了更嘉惠野生動物之外，我們將可以看到它對台灣未來十數年、二十年乃至上百年生態環境的影響。
三年前，口蹄疫發生的時候，全國病豬共計約撲殺四百萬頭，這是政策錯誤的例子。真正的病豬並沒有那麼多，但是為什麼它們死得那麼慘？原來，當口蹄疫發生以後，全台灣的豬肉滯銷，肉價下跌，外銷的肉品又運到台灣。農委員面對豬農的壓力，只好用納稅人的錢來收購口蹄疫病豬。有些養豬場恨不得他家的豬都得到口蹄疫，好領取農委會的補助金。整個輿論的導向，都是「只看得到肉價，卻看不到豬的痛苦」；豬只慘死的新聞畫面之後，緊接著就是政府官員在大啖豬肉，強調「吃豬肉，愛台灣」。
這種行為背後，隱含著「財產權大過生命權」的價值觀，以及「凡是碰到障礙物，就必欲除之而後快」的心態。這種觀念與心態倘或不改，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因為我們都可能成為別人獲得財產、名利、權力的障礙物。
當時中研院社科所的錢永祥先生與本人，都分別在中國時報的意見廣場發表文章，以人道主義者的立場，在主流輿論之外，提供另類觀點，以刺激社會的思考。協會並立即向農委會施壓，佛教弘誓學院師生也在台北火車站前展開聯署，要求政府：最起碼要「人道對待口蹄疫病豬」。這個建議終於被採納了，電視上才不再出現豬只被集體活埋、被伏特量不足的電擊棒觸得痛苦哀嚎的殘酷鏡頭。
由此亦可窺見社會運動的價值。它不斷地盯緊並質疑惡劣的法律與政策，也提醒社會：可怕的偏見會把社會帶到怎樣的一個情境！於是，在一個民主社會裡，以「自利利他」為理想的大乘佛教，為了整個社會好，一定要支持社會運動；為了個人好，最起碼也得學會自力救濟——總不能任令錯誤的法律與政策延續下去，禍延子孫。
八、結論
社會運動一方面要監督政府，減低政策錯誤的機率，甚至於要改變惡法；另一面要面對群眾，幫助群眾拋棄成見，更正錯誤的思想與行為模式。如果社會運動的目標明確，手段是非暴力的，其實就是在實踐以「護生」為本的佛法，以及「嚴凈國土，成熟有情」的大乘佛法。
社會運動的議題非常多，作為一個佛教徒，時間、精神、能力都很有限，不可能加入每一個社會運動議題的行列；但是，看到前述關懷生命協會推動法案的例子，佛教徒應可受到鼓舞，承擔起改造社會的責任。下手要怎麼做呢？筆者的建議是：視整個社會的需要，衡量自己對佛法的理解程度，斟酌自己的興趣和意願，投入某一種社會運動，並且死生以之。實際參與這種菩薩大行，會更親切地以生命印證菩薩道的尊貴！
(此文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二日講於「台灣人國是會議」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