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培
緒說
太虛菩薩到他方教化，雖已忽忽四十年，但中國以及世界佛教徒，從未忘記離開我們的大師，因大師的那種悲願，留給佛子的印象太深，不論那個看到現實佛教的現象，無不立刻想到大師。大師對佛教、對社會、對國家、甚至對世界人類，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盡管如此，但是大師，總以僧人姿態，活躍於佛教界，從沒有把自己，看成是個超人，或做作的說自己是菩薩再世。可是為了革新佛教，為了掃盪教界腐朽，為使佛教發揚光大，甚至要將佛教傳播到世界每個角落，不論受到怎樣的打擊，或是遇到怎樣的魔障，總是勇猛無畏的一往直前奮鬥到底，從來沒有顧到自己的健康，更不知道什麼叫做疲乏。芝峯法師說：「像先師太虛老人，從來沒有悲觀過，於世人對他若毀若譽，都似清風過耳，從沒有表示灰心過。」像這樣一位為教為人的大師。怎不使人對之永恆懷念?是以有人說到大師，無不對之恭敬尊重，無不對之懷念不已，假定大師沒有特殊的悲智，怎麼會有這種情形?香港內明主編沈九成居士，深感今日像大師這樣的高僧難尋，為對大師高度尊敬、乃於大師示寂四十周年紀念，假借內明出特刊紀念，亦叮說是位真正了解大師之所以為大師者!
l、大師在漢院的訓示
五十年前亦即民國二十六年，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對中國的侵暑，因而激起中國的抗日戰爭，在八年的抗戰中，大師除到各地弘化，總是座鎮在漢藏教理院，指導學生的修學，曾為學僧講「中國佛學」，「真現實論」等。到了民國三十四年，抗日戰爭得到最後勝利，大師為要到光復區整理佛教，安撫在淪陷區受日軍迫害的佛教徒，特為漢院師僧作臨別的訓示，除鼓勵同學精勤求法，以便將身心奉獻佛教，有幾句使我迄今不忘而語重心長的話：「我為發揚中國佛教，改革中國僧制，使佛教受到廣大人群的信奉，自不免有損不願改進的傳統佛教者的名位，對我或有不滿的表示，但我自信在我死後百年，佛教僧俗都會想念我太虛，認為太虛為佛教是對的。」國家勝利，時諸同學，本來都沉醉在無限歡樂中，忽然聽到大師這幾句話，突又化歡樂為悲哀，個個淚光閃閃的淚痕滿面，想到大師此次回到京滬，不知什麼時候才再來川，由於同學有著這樣的感受，不時講堂內彌滿了感傷的空氣，不期然的以淚眼向大師凝視，大師似也感受到，就安慰同學說：「你們不要難過，努力求法，未來佛教有賴你們的弘揚發展，佛教是有光輝前途的。」訓示結束，同學願遵指示而行。
大師當時這樣說，並不是抬高自己，而是預感到確實有這么一天。如大師在漢院訓示後，即飛往當時的首都南京，並巡視京滬、滬杭兩綫的佛教，發現當地佛教已有日化傾向，假定不是抗戰迅速得到勝利，中國佛教將會失去本來面目，於是更感有立即復興佛教的必要，乃於江蘇省會焦山定慧寺，創辦佛教會務人員訓練班，希望訓練出大批會辦會務的人才，分派到全國各縣市，從事健全教會組織，以辦理中國佛教復興的工作。參加受訓的會務人員很多，一時佛教頗有一股興隆的氣象!可能由於教運的不佳，國家既發生軍事動亂，而大師他方弘化的因緣成熟，不幸於民國三十六(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於上海玉佛寺直揩軒安詳示寂。當這消息傳到全國以及世界各地，全國僧俗以及世界佛子，無不為佛教失去這位真心領導的大師，感到高度的悲哀!事實告訴我們：一個國家或宗教，有適當的人來領導，其國必然強勝，其教必然興隆。從流行世間的佛教看，對佛陀一代言教，保存得最完整的，無過於漢語系，亦即中國佛教，但中國佛教在佛教世界中，從不曾有過應有的地位，亦即沒有在世界佛教舞台上，扮演著重要角色，而近代世界佛教的運動，大師確是第一人，我們沒有人才繼承，能怪世界佛徒不重視中國佛教嗎？
大師示寂後，事實證明大師在漠院的訓示，確如當時所說，沒有一點兒錯，就是大師從此世界到另一世界去弘化，不說沒有到百年，甚至末到十年，一般有心佛教者，看到佛教每況愈下的現象，莫不說如太虛大師在，佛教決不會變成這樣。因為大師去後，佛教如群龍無首，真正變成群魔亂舞，不是這個要做領袖，就是那個要做宗師，再不然就是誰也不信任誰，誰也不接受誰的領導，從不問自己的德學有無，以致佛教形成分崩離沂的局面，大師如仍在世，何至變成如此?所以有人仰望大師，能早再來領導佛教，不特使國內佛教發揚光大，更使中國佛教在世界佛教舞台上放射光芒!仰望盡管仰望，畢竟他方眾生，亦有賴大師教化，我們只有眼看佛教，在時代思潮中沉沒!不過話說回來，真正為佛子者，對古德以血淚鑄成的光輝燦爛的漢文系佛教，還得本於大師的訓示，仰求大師的慈悲冥垂加護，使中華佛教得再光耀萬邦，才對得起大師對我們的期望，也才能報大師的恩德於萬一！但這不是口頭上說得好聽，或要人這樣那樣的做，而是要腳踏實地的躬踐實行，使佛教深入每個人心，讓每人都能如佛法去做，掌握佛教的根本精神，賦予佛教的嶄新意義，孕育佛教的璀燦文化，以佛教平等的思想，促進人類世界的真正和平!
大乘佛法的真正精神，在於要人怎樣行菩薩道，做個名副其實的菩薩，因佛是由行菩薩道成的。中印大乘佛法的弘揚者，不是說菩薩怎樣崇高偉大，就是說菩薩如何悲願弘深，而歷代實行菩薩道者，自也不乏其人，就是民國以來的佛教大德，本於菩薩精神而行的，亦可說是不少。如有以文字般若攝受廣大的信象，或有以禪道功深感化不少人信佛，再則以戒行庄嚴使很多人進入佛門，更有以教觀等持引導很多世人信奉佛法。如是諸大德的表現，對佛教有很大的貢獻，對眾生攝化有不可磨滅的功跡，當然值得我們崇敬，亦可將之尊為菩薩。但是悲智雙運奮不顧身，始終在菩薩道上前進的，不得不推太虛菩薩，而大師亦自認是「願以凡夫之身，學菩薩發心修行」者，真正可說是位當仁不讓一肩承擔的菩薩，而大師亦從不諱言自己是菩薩。如始終為人所樂道的「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者瑜伽菩薩戒本」兩句名言，已透露了自己是個名副其實的菩薩。但這不是徒託空言，博取名位的假菩薩，而在大師一生所行所為中，無不看出大師在實踐菩薩行，我們尊大師為現代佛教中，奉行六度萬行，為法為人的菩薩，決不是過譽或妄抬大師的身價!大師確實是個菩薩行者，曾為菩薩正名說了這四句話：「我今願修菩薩行，我今應正菩薩名，但為人稱我菩薩，比丘不是佛末成。」大師如末發菩提心、修菩薩行，怎會願人稱他是菩薩？菩薩之所以為菩薩，經說：「觀眾生苦，發菩提心；」或說：「觀佛法衰，發菩提心。」發了菩提心的就是菩薩，而大師的發菩提心，「觀苦」、「觀衰」兩者，可說是都有的，像這樣的發菩提心，還不夠資格稱菩薩嗎?如這不夠格為菩薩，那要怎樣才稱菩薩?大師因自信是這樣的為法為人，我們亦認大師在畢生中，皆是為佛教為眾生的，除了為法為人，似沒有其他為大師所要做的。印順導師在「太虛大師菩薩心行的認識」一文中說：「此一崇高理想，非中國佛教建立清凈僧團不可，非佛教大眾修菩薩行不可。所以大師明確表白個人的志行，是「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薩戒本」。大師對於此一志行，徹始徹終，堅定不移。晚年的定論說：「想復興中國的佛教，樹立現代的中國佛教，就得實現振興佛教，服務人群的今菩薩行」」。像這樣一位「徹始徹終」，念念不忘復興佛教，心心要行今菩薩行，不是一位「悲智雙運」的菩薩是什麼?因此，我想再從悲智兩方面，以顯大師確是一位實踐今菩薩行的現實人間菩薩！
作為一個菩薩，所應具備條件，最要是廣大的悲心，深邃的智慧，唯有智深悲廣，才成真正菩薩，因菩薩所發的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泉生。沒有廣大的悲心，怎能向下度化眾生?沒有深邃的智慧，怎能向上勤求佛道?實行今菩薩行的太虛菩薩，確實具有悲智兩者，既不是有悲無智，亦不是有智無悲。
首以大師的智慧說：大師的知識豐富，學問廣博，佛法精通，教理圓融，固為僧俗學者所共許，而所留下的七百賒萬言「太虛大師全書」，亦可作大師具有無盡智慧的佐證，更是無一不是大師智慧的結品，且這智慧不是從學習得來，乃於有所悟後，從自心中流露出來，亦即本具般若的開顯，不是一般學習得來的智慧，能測大師甚深無量的智慧。別人智慧怎樣我不知道，以我這愚痴無智者說，對大師的深邃智慧，自認不能測度萬億份之一!從大師自傳看，知大師年幼是好學孩子，除了嫗舅為講一些古書，或講些今古奇觀，聊齋誌異等，思想理解就已漸萌，因而鄉間竟然有人，視大師為一個神童，到了出家以後，雖作短期修學，成就卻是很大，不是宿世慧根深厚，怎會有如此表現?以佛法說，這是大師的生得慧!
正因年幼就極聰慧，所以
到十五歲受戒，為戒和尚等所器重，許為佛教的法器。中國佛教受戒的戒堂，規定每個新戒，都要背誦毗尼日用，沙彌律儀、四分、梵網戒本，還有戒堂中的各種問答，在短短期間，不是每個新戒所能讀熟的。但大師，如自傳說：「我以強記力特別高，都背誦應答如流，有一次演習問答，答得完全的，只有我一人，所以戒和尚及教授，開堂與道階尊證，都深切注意我為非常的法器……而八指頭陀尤以唐玄奘資質許我」。到了開始學教聽經時，經期中的出家聽眾，要按抽籤的方式，抽到那個就是那個講小座，有次抽到大師，只會講十如是，其他同聽經的，只三兩分鐘就講完，而大師一講就是兩小時，且講得頭頭是道，不但同聽經的法侶，感到相當的驚異，就是主講道階法師，亦認為這個青年僧不同凡響。因為大師所發揮的理論，不是信口開河的亂講，確是精闢透切，符合十如是義，假使沒有相當智慧，怎麼能夠這樣講出?雖受法師與法侶贊美，但大師並不因此感到得意，因為自己知道，這都是從古德注釋得來，並不是自己的創見，如是照樣講出，實際「不過是背誦，等於鸚鵡學人語。」大師雖這樣的謙虛，可是別人想要背誦都背不出。一個人是不是聰慧，從此可以清楚看出。
如上所說的聰慧，只是大師的生得慧，還不能顯示大師的甚深般若慧，到閱般若經而般若花開的時候，才顯出大師智慧的甚深。原因光緒三十三年，大師年十九，發心到慈溪西方寺閱藏，在大般若經將要閱完時，忽然有悟而於佛法得到新生。如自傳說：「一日，閱經次，忽然失卻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靈光湛湛，無數塵剎煥然炳現，如凌虛影像，明照無邊。座經數小時，如彈指頃，歷好多日，身心猶在輕清安悅中。數日間，閱盡所余般若，旋再閱華嚴經，恍然皆自心中現量境界。伸紙飛筆，以似歌非歌，似偈非偈的詩句，隨意抒發，日敷十紙，累千萬字……從此，我以前禪錄上的疑團，一概冰釋，心智透脫無滯，曾學過的台、賢、相宗以及世間文字，亦隨心活用，悟解非凡。」大師是位菩薩行者，所說皆是真語實語，決不是末悟而言悟的大妄語者。這從大師說他生時，沒有什麽靈異瑞徽，可以反顯大師不說假話。自傳說：「因此歷代的僧眾，每好敘及其出於世家貴胄，生時有何等的靈兆瑞徵之類。我生為鄉鎮貧子，幼時孤苦羞怯，身弱多病，毫無一點異稟可稱述，特先聲明於此，以免後來的人為我造謠。」對於自已生時，說得這樣坦白，不特自己不說有何異稟，且誡後人為之造謠，是則大師的悟解，不是妄言。
到了民國五年，有說民國三年，大師二十六歲，又在普陀山錫麟院掩關，關中日有常課，於坐禪禮佛外，因為近代學者，有說楞嚴偽造，不是佛陀親說，為維護楞嚴經，在佛法中地位，特於禪禮之餘，作首楞嚴經攝論。在末作此論前，亦得到一相應，如自傳說：「於會合台、賢、禪的起信、楞嚴著述，加以融通抉擇。是冬，每夜坐禪，專提昔在西方寺閱藏時悟境作體空觀，漸能成片。一夜，在聞前寺開大靜的一聲鍾下，忽然心斷。心再覺，則音光明無際，從泯無內外能所中，漸現能所、內外、遠近、久暫，同復根身座舍的原狀，則心斷後已坐過一長夜，心再覺，系再聞前寺之晨鍾矣。心空際斷，心再覺漸現身器，符合起信、楞嚴所說。從此有個明覺的重心為本，迪不同以前但是空明的幻影矣。乃從楞嚴提唐以後的中國佛學綱要，而楞嚴攝論即成立於此時」。是以楞嚴經攝論，是大師悟後寫的，不是一般文字的論說。過去各宗學者，雖皆弘揚楞嚴，但多依於此經，彰顯自宗高妙，且或排斥余說，大師寫此論時，則說「本經於震旦佛法，得大通量，未嘗有一宗取為主經，未嘗有三爾貶為權教，應量發明平等普入」，並認楞嚴一經，兼該禪、凈、律、密、教無遺，是以對於此經相當尊重，不容說為偽造。
大師在完成首楞嚴經攝論後，在年二十八時，對唯識義亦有所悟入。原自民國四年夏天開始，聚精會神的閱讀有關唯識典籍。自傳說：「民五，曾於閱述記至釋「假智詮不得自相」一章，朗然玄悟，冥會諸法離言自相，直覺無量情器一一塵根識法，皆別別徹見始終條理，精微嚴密，森然秩然，有萬非昔悟(閱般若經有悟時)的空靈幻化，及從不覺而覺心漸現身器堪及者。」從此以後，大師「幽思風發，妙義泉涌」。不論寫什麼論文或專作，理論風格，完全不同，而且文章暢達，立刻就可完成，根本不用多加思索，那種輕柔抑揚的筆調，智光四射的思想，溯本窮源的內容，卓然獨到的理論，清新微妙的義理，扣人心弦的語句，實在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因此，大師在佛法上的輝煌成就，著書立說不同人雲亦雲，實從佛法體悟所流露出來的智慧所成。正因大師有所悟證的般若智慧，在佛法思想理論方面，為我們留下七百餘萬言的寶典(太虛大師全書，或名太虛菩薩藏)：水作我們學習探討佛法的現代藏經，就是在菩提道的銳進中，大師亦能運用般若智慧，掃除前進中的一切障礙，不為任何魔障，阻擋自己邁向無上菩提，假定沒有高度般若慧透視，怎能無休止的上求佛道，證知大師確是具有大智的菩薩行者!
太虛菩薩，不但具有如上所說的甚深智慧，亦有復興佛教度化眾生的偉大悲願。大師全書在奉化雪竇寺編成後，有人問主編印順導師：「你編大師全書，對於大師著作，已經全部看過，那你對大師有怎樣的認識或看法?」印順主編簡單的答說：「大師全書精神，可以慈悲貫串。」意即顯示大師一生當中，不是為了復興佛教而奮鬥，就是為了度化眾生而努力，從來沒有想到個己應當怎樣，這不是大師的悲願是什麽?沒有廣大的悲願，怎會關心佛教的興衰?叉怎會想及眾生的化度?中國奉行大乘佛法者沒有不知：要想表現大乘佛法的精神，唯有在於怎樣救世度生。怎樣救世?怎樣度生?當然是本釋尊在大乘佛法中，所開導的種種度生救世的方法去行，但如佛教本身衰殘到極點，僧俗佛子又沒有健全組織，試問怎能實際從事度生救世正到的工作?是則如何振興佛教，該是刻不容緩的急務!清末民初，特別是辛亥革命成功，如何打倒佛教，如何驅逐僧人，如何占奪寺產，如何毀壞佛像，一時甚囂塵上，佛教真了存亡關頭，可是一般醉生夢死的僧人，只知怎樣保護自己的寺產，從來沒有想到怎樣復興佛教，唯我大師已有「從佛教本身改革以建立新佛教」的悲願。
佛教構成要案，是佛法僧三寶，要想新佛教的建立，首當維護佛法尊嚴，不容世人對佛法的毀謗，大師在這方面，可說不遺餘力的做到，不論什麼人，如批評佛法，立即不客氣的予以指責。自傳說：「關於有誣謗佛教的言論，即不稍假借報以批駁。」又說：「有次，志圓以新聞報上一篇毀詆佛法的論文攜閱，當即引紙伸筆，草了六千字的一文反駁」。近代人對佛法的誣謗，固然無情的予以駁斥，就是古代學者，如有違反佛法的言論，同樣不客氣的予以痛斥。自傳說：「我在此類文字中，不但對近人的言論，且上及……宋明儒等理學，凡有涉及損毀佛法僧的，無不據理嚴斥。」如無弘誓悲願，怎會本著大無畏精神，以維護佛教尊嚴?一般僧人看到毀謗佛法的言論，只在心中氣悶一會，或在口頭上駡幾句，很少以文字批評，以顯佛法的真義，不過要批駁別人的毀謗，首要有理由勝過對方，使對方沒有反駁的餘地，但這要對佛法有相當的理解才行。大師深入經藏，具深般若，駁來自使對方心悅誠服。大師這一維護佛法的精神，始終如一，不論什麽時候，見到這類文字，就以鋒利的筆觸，予以嚴格的駁斥。為了維護佛教，大師不會慈悲，而實是慈悲的另一運用，以之引導思想錯誤的人們，走上佛法正確的大道。
對於佛法毀謗的人，大師固本慈悲精神，予以善為引導，以免後來墮落，就是對於僧人的輕視，大師同樣本慈悲精神，予輕視者當頭一棒。如有一次，大師陪蔣雨岩到哈同花園訪姬覺彌。自傳說：「姬與雨岩談次，又大言謗僧，謂某僧某僧如何污濁，我忽成怒目金剛，斥雲：「汝全身日在污濁，何不自知污濁，竟敢來說僧污濁!大概因僧如白紙，染了一點墨，即觸人人注目，大叫污濁污濁!而汝輩如抹桌布，雖穢汁淋漓，視為固然，乃不復自覺!」原來姬覺彌這個人，表面上是崇奉佛法，實際上是破壞佛法，宗仰和尚翻印頻伽藏，固曾受過他的迫辱，丹霞法師開辦華嚴大學，同樣受過他的閑氣，大師這才不客氣的給他一點顏色看看，不要以為僧人都可以追辱的。自傳續坦白說：「我遇此類毀謗，立致辯斥，不惟在筆端，而在舌底亦每每如此。雄辯所及，敵鋒鮮有不摧!」大師這樣的維護佛法正義，保持僧人的尊嚴，完全是本慈悲以復興佛教，可知一般僧人，不知大師苦心，不知在在處處，維護僧伽僧格，反而對大師多不諒解，認為不應建立新佛教，好像就將佛教滅亡，他們才感到開心，致使大師佛教革命，建立適合時代需要的佛教，不得不歸於失敗，失敗的原因，不得不歸於「反對方面障礙力的深廣!」
大師護持佛法以及維持僧伽地位，固然顯示了無限悲願，在弘揚如來正法，度化現實人群方面，更加顯示了悲願無盡。我們知道，大師自二十二歲夏，在廣州的佛學精舍，開始為眾說法，直到示寂前的三十餘年，總是席不暇暖的，不是在國內各省市弘揚佛法，就是到國外歐美各國宣揚如來覺音，不特攝受了海內外很多知識份子信奉佛法，亦度化了無數人民歸敬三寶，因而國內佛教逐漸為人民所敬重，西方學者亦逐漸了解中國大乘佛法的特色。大師在國內外說法，不是照本宣科的那樣講解，而是告訴世人，佛是為普救人群而求正覺的大聖，既不是一般所說多神的神，更不是一神教所說的創造神，而是富於同情心，亦即具有大慈悲心的大覺者，更是一位積極的熱心救世者，佛的到這人世間來，是以一般人的苦樂為苦樂，目的在於令人怎樣的離苦而得真正的快樂，所以大師為人說法，就如佛那樣的隨機化導，務使人們知道佛法不是冷酷厭世的，而是積極為人群為眾生的，從而悟解到佛法的真義，確認佛法確可離世間的苦厄，為象患迫逼的現代之所必需，並消除人們相互敵對的心理，而為相互扶助以成利濟，更告訴人們人生是最有價值的，不合有任何迷信的色彩，因而凡聽大師說法的，沒有不趨向光明正覺的大道。
大師弘法所以得到這樣廣大的效果，原因是直從現實人生說起，讓聞法者知道佛法與人生，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自然樂於接受佛法，所以大師特別提倡人生佛教。如民七年夏在上海儉德儲畜會所講「人生佛學的說明」一文中明白說：「佛法雖普為一切有情類，而以適隱現代之文化故，當以「人類」為中心而施設契時機之佛學；佛法雖無間於生死存亡，而以適應現代之現實的人生化故，當以「求人類生存發達」為中心而施設契時機之佛學，是為人生佛學之第一義。佛法雖亦容無我的個人解脫之小乘佛學，今以適應現代人生之組織的群眾化故，當以大悲大智晉為群家之大乘法為中心而施設契時機之佛學，是為人生佛學之第二義……故人生佛學者，當暫置「天」、「鬼」等於不論。且從「人生」求其完成以至於發達為超人生，超超人生，洗除一切近於「天教」、「鬼教」等迷信；依現代的人生化、群眾化、科學化為基，於此基礎上建設趨向無上正遍覺之圓漸大乘佛學。」大師雖以弘揚大乘佛法為主，但自提倡人生佛學以後，無不本人生佛學，宣揚契合真理及契合時機佛法。所謂契合時機，就是現代人說的：「合世界潮流，符群眾心理。」如其不然，所說佛法縱然高妙，但與現實人生無益，豈能達到弘化目的?
菩薩是大乘佛法的奉行者，亦是大乘佛法的推動者，更是自利利他的實踐者，所以中國佛教的僧俗，特別推重大乘，且以大乘自居，但是說到在行為上，表現大乘佛法精神，就不得不使人失望。大師於民國二十九年，訪問南方各小乘佛教國家回到重慶，六月間在漢藏教理講訪問的觀感，題為「從巴利語系佛教說到今菩薩行」中，曾作這樣的開示：「中國佛教所說的是大乘理論，但卻不能把它實踐起來，不能把大乘的精神表現在行為上。我國的佛徒——包括在家出家的四眾——都是偏向於自修自了，大乘的經論，雖有很多人在提倡和弘揚，但所提倡所弘揚的也不外是自修自了的法門。這種說大乘教，行小乘行的現象，在中國是普遍地存在。如出家家的參禪念佛者，固然為的自修自了，即在家的信眾也是偏重自修自了的傾向。他們都以為學了佛就不要做人，什麼事都心存消極不願意干，更有很多人以為學佛作「了此殘生」的尾間，他們都說把國家社會家庭一切的俗務都舍下，才可以入佛修行。這種不正確的思想，已經深印在每個國民的心坎中，這種錯覺是復興佛教的障礙物，是歪曲了大乘佛教的真義。」我們所見的中國佛教確是如此，唯有大師才能透闢的說出。
然則應要怎樣?大師接著說：「我認為中國佛教衰敗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最大的病源則為空談大乘，不重實行，行為與教理完全脫離關係，所以革興中國佛教，要洗除教徒好尚空談的習慣，使理論浸入實驗的民眾化。以現社會實在的情形和需要來說，今後我國的佛教徒，要從大乘佛教的理論上，向國家民族，世界人類實際地去體驗修學。這大乘理論的實踐行動，即所謂菩薩行，而這菩薩行要能夠適應今時今地今人的實際需要，故也可名為「今菩薩行」，以簡別向來只唱高調，名不符實的「菩薩行」。菩薩行本沒有今古之分的，但因過去所說的菩薩行，只說不行，已不為一般人所重視，認為這隻是佛教徒的講大話。為使世人相信佛法的菩薩行，確實有利於現實人群，不再像過去那樣的空談，就得有實際的行為表現，如多做文化、教育、慈善等工作。大師說：「例如以一地的僧寺為教化的中心，改善人民的生活風俗習慣，提高一般民眾的教育，增加農村的生產，協助工業的發達興辦救濟貧病的醫院、教養院等慈善事業。」果能這樣的奉行今菩薩行，多作救世利人的事業，佛教還有不興盛的道理?又怎會不使人群加入佛教的陣營，共同來做佛化事業?因為如此，能十足表現菩薩的慈悲精神，自然就會信奉大乘菩薩行。
中國是個奉行大乘佛法的國家，因而佛教界被稱為菩薩的很多：如剛受戒的稱為新戒菩薩，受戒較久的稱為老菩薩，在家的稱為在家菩薩，出家的稱為出家菩薩，其他還有什麼大菩薩，小菩薩，男菩薩，女菩薩，所以不論是到那個舉行法會的道塲，菩薩來菩薩去菩薩之聲，真是不絕於耳，能說中國不是大乘國?若問這些菩薩，是不是發過菩提心?是不是在實踐菩薩行?從沒有調查過，恕我並不知道。不過據我了解，中國佛教中稱為菩薩的，真正實行菩薩道的恐怕不多，大師說「這些都是只尚空談有名無實的菩薩」，要他行經論中所說的菩薩行，那是很難做到。但大師認為：「想復興中國的佛教，樹立現代的中國佛教；就得實現整興僧寺，服務人群的今菩薩行。」今菩薩行應怎樣行，大師除了要我們以觀世音為模範，並說「每個單位分身的今菩薩行者，集體聯合起來，本著大乘菩薩的菩提心為主因，大慈悲為根本，實踐方便為門的萬行，發揮救世無畏的精神，以集團的一體而現分工的三十二應今菩薩行。」大師不但高談今菩薩行，且本大乘菩薩的三心，如實的實踐今菩薩行，試著大師為教奮鬥的一生，所行所為有那樣不是適隱今時今地的需要，以大乘佛法化導他們，所以大師是今菩薩行的實踐者!
結論
我尊大師為悲智雙運的菩薩，全從大師本大乘佛法精神而行今菩薩行出發，並不是全無事實根據。如民國二十二年，應漢口佛教正信會請去講經，在上海出發前，有人對大師說：「武漢現在第二次水災險象已呈」，請求大師不要去武漢冒險，但大師不為講者所動，仍如期的到武漢去，不特不顧自己生命的危險，且本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精神，與武漢學佛人士共同挽救天災人禍，消弭國人的痛苦災難，這不是「我不入地獄，誰八地獄」的菩薩精神是什麽?大師從佛法的悟解中，深知佛教是依世間建立而救濟世間的，見到全國人民甚至世界人類，都陷在苦難危機，不依佛法去救濟世間，怎能使人群免除苦難脫離危機?世間的一般思想知識，固亦為人類謀求危機的解除，但都是偏蔽而有缺陷的，唯有佛法的清凈智慧，始能極澈底的解救世界人類危機!因而越是危機四伏的地方，大師越要去以佛法感化人群，使諸人群皆知如何去惡行善，而造成人世間的和樂善生，在和平安定的世界中，共同創造人間凈土，這是大師為法為人的菩薩表現。這位行今菩薩行的菩薩，已離我們四十年，除本大師所定的今菩薩行去行，還望具有菩薩心腸的四家，共同願求今菩薩行者，早來人間領導我們!
摘自《內明》18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