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歐美的佛教研究
李四龍
1945—1980年，這是歐美佛教研究範式的轉變時期，學術中心開始從歐洲向美國轉移。新—代的佛教學者迅速成長，為80年代以來北美地區佛教研究的持續繁榮奠定扎實的基礎。
二戰以前形成的二大學派，此時只有法比學派仍然非常活躍，他們的研究範式普遍影響了當時的西方佛教學者，在戰後的這二、三十年間迎來他們最為鼎盛的黃金時代，特別是在中國佛學的研究方面，可以說是進入了全盛時期。30、40年代奧貝米勒、舍爾巴茨基相繼謝世以後，列寧格勒學派實際上宣告消亡。二戰早已使英德的學術交流合作成為不可能，舊英德學派已不復存在。
法國學界編輯出版的三本佛學刊物，頗能反映他們當時佛學研究之盛：1．在1928-1958年間編輯的《佛教書目》。這份雜志最初由曾任法蘭西遠東學院院長的培其爾斯基(1885-1944)主編，後來由著名藏學家拉露(1890-1967)繼任。該刊匯集了歐美以及日本學者有關印度佛教、漢傳佛教以及藏傳佛教的研究論文目錄，文獻價值極高。受二戰的影響，該刊實際篇幅從1928年到1947年，即第1期到20期，只相當於從1950年到1958年後面11期雜志的一半。拉露的去世使該刊停刊。2．《漢學與佛學叢刊》：比利時漢學研究所主辦，由著名的比利時佛教學者布桑在1931年創刊。這份刊物是系列出版物，不僅有論文集，而且還有專著，涉及的內容包括漢學、佛學、藏學及蒙古學等，至今已出版28卷。1939-1945年，二戰時只出版一期(第7卷)；戰前基本上是年刊，戰後差不多是3年出版一卷，較多的情況是出版佛學專著。3．《法寶義林》：這份佛教的百科全書性刊物或辭典，最初由法國的兩位佛教學者列維、戴密微會同日本學者高楠順次郎(1866-1945)在1926年發起。1929年創刊出第一卷；1930年第二卷，1937年出第三卷。從1962年起戴密微主持總論，1967年出版第四卷；1978年第五卷，1983年出版第六卷，1994年出版第七卷。創刊的原意是要向印度佛教學者介紹漢文佛典，現在成了研究漢傳佛教必備的佛學工具書。該刊以法文字母為序，迄今所出的七卷，出版到法文字母o。其中前三卷基本是由戴密微一人主筆。
從以上三份刊物來看，戰後法國的佛教學術界，首先是全力恢復戰前的研究傳統，仍然偏重於佛教文獻學的學術傳統。1979年戴密微去世，高產的拉摩1983年與世長辭，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法國佛教學術界整體實力，此後，法國最有影響的佛教學者應是謝和耐，但他後來的研究范圍主要是中國文化史。目前從法國學術傳統培養出來的最有知名度佛教學者，應是傅瑞，但他本人已到美國任教，治學的方法主要是哲學與文化史的視角，已偏離了佛教文獻學的思路。
德語學者的精力更多地集中在梵語佛典文獻方面，特別是在中亞佛教的研究保持領先地位。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佛典殘卷的頂級專家瓦爾施密特(1897-1985)是呂德斯的學生，也是我國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的老師。他從1965年起編輯出版了《吐魯番的梵文寫本》，這套叢書到2000年共出8卷；1994年德國山版了《吐魯番出土佛典與說一切有部典籍的梵文詞典》八卷，這兩套叢書都是先由瓦爾施密特主持，最終則由貝切特完成。文獻學的傳統與德語國家自身的哲學傳統相結合，在維也納大學，以傅勞瓦爾納(1898—1975)為首，最終形成了「哲學與文獻學雙軌並重」學術傳統，這是戰後德語學者最重要的方法論轉型。傅勞瓦爾納繼承了俄國學者舍爾巴茨基傳統，主要研究陳那與法稱的佛教邏輯。弟子也從事這些領域研究，但更偏於文獻學的傳統。
當前還在德國學界活躍的佛教學者施密特豪森，則較好地繼承了「哲學與文獻學雙軌並重」的傳統，他的《阿賴耶識：瑜伽行派哲學中心概念的興起及其早期發展》是一部公認的學術經典著作。
孔澤(1904—1979)是英國戰後最著名佛教學者，他實際上是德國人。他的重點是大乘般若經文獻研究與英澤，這些著作現在是般若經研究不可或缺的學術資料。但孔澤在以注重南傳巴利佛教的舊英德學派，無疑是一個歧出的異類。英國在戰後仍然延續南傳佛教研究的學術傳統，「巴利聖典學會」始建於1881年，在巴利佛典的整理與研究論著的山版方面繼續做山重要貢獻。不過，貢布里奇等新—代英國學者轉而傾向於關注南傳佛教國家社會史研究。
這個時期藏傳佛教的研究陡然升溫，像義大利學名圖齊(1894-1984)等在戰後非常活躍。匈牙利人高露士雖然在19世紀30年代奠定了西方藏學的基礎，但這個領域總體上較受忽視。1959年達賴出逃時攜走了大量圖書、檔案與文物，不少國家相繼設立藏學研究中心。60年代辦以後，藏學研究被列入美國國防教育法案(ndea)計劃，洛克非勒基金會還資助了華盛頓大學、慕尼黑大學、義大利中東遠東研究所、荷蘭萊頓大學等七個藏學研究中心。1961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南亞系設立佛學研究機構，成為全美第一個佛學博士學位的授予點，藏傳佛教是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美國年輕的藏學家紛紛前往印度等地接觸藏族喇嘛，這批人在80年代以後成為北美佛教學術界的骨幹力量。
美國在戰後成為世界強國，隨之而來的「冷戰」致使佛教研究服從於國際政治的需要。在學科的劃分上，佛教研究在美國不再局限於文獻學、宗教學或思想史，而是兼顧「地區研宄」，更多地要從社會史、政治史等社會科學的角度切入，關注佛教在東方社會的功能及其在西方社會的思想價值或政治利益。涉及佛教研究的機構， 自然也如雨後春筍在美國紛紛成立。美國取代歐洲成為新的學術中心，到80年代幾乎已成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