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661年(明·永曆十五年)春天，鄭成功驅逐了荷蘭人，使得台灣這個地方，又再度地由明朝統治。鄭氏在此揭起反清復明的旗幟，企圖以此為基地，重振明朝的聲威。我們想要考察佛教傳至台灣的時期，目前已無法找到明確的記錄了！不過，台灣一般的有關史料中，都認為佛教是隨著鄭成功的渡台，而慢慢傳引過來的；也因此，很多人都認為在此之前，台灣沒有佛教。可是，以常識來判斷，這似乎不太可能。根據史上有記載的最早記錄，西元230年(即三國時代，吳國黃龍二年)，吳國的孫權就派衛溫與諸葛直，率領甲士(軍)萬人，進入隔海的夷州(當時台灣的名稱，見《臨海水土志》)。其次，是西元607年(隋朝大業三年)，隋煬帝派朱寬、何蠻二人訪察流求(當時台灣的名稱)。再其次，是比較值得一提的，那是北宋末期(1125～1126)，金人入侵之際，宋室不得已往南遷移。沿岸的百姓為了避難，有不少渡海到台灣去。當時台灣中部的北港，是漢人與原住民的貿易交流場所。南宋孝宗時(1163～1189)，亦曾遣泉州軍民集於澎湖，看守那裡的海防要塞。我們由這些記錄看來，「佛教是隨著鄭成功渡台才傳至台灣」的說法，似乎不太妥當。
佛教在中國隋唐、兩宋時代，就已成為民間一般很普遍的信仰了，當時江南與福建一帶，也已建有很多的佛寺，佛教的教化可說已很普及了。如果當時渡台的人是來自這些地方，一定也會帶著此佛教信仰到台灣來。《金門志》上記載著：現存寺院中，最古老的，是金門的靈濟寺，建於唐末昭宗年間(889～904)，次古的，是太武山的太武嚴寺，建於南宋·咸淳年間(1265～1274)。由《金門志》的記載看來，當時福建沿岸一帶，佛教信仰很盛，因此我們可以確信，由這些地方渡台的人們，多少都會將他們的信仰帶到台灣。
宗教的傳播一向與貿易或移民有著很深的關聯，既然自唐宋開始就有人移民到台灣，佛教也一定是那個時候就傳播到台灣。因此我們可判斷，在鄭成功渡台之前，佛教已經流布過來了。當然，這些都是一種推論，所根據的，只是文獻上的一些資料。現在我們不妨來看看台灣歷史學家所說的，鄭氏渡台之後佛教流入台灣的史實。
1661年，鄭成功經澎湖進攻台灣之後不久，佔領了台灣西部海岸的鹿耳門，接著，又擊潰荷蘭兵進入安平城，沒有多久，就把所有的荷蘭人趕出了台灣，台灣也正式隸屬於鄭成功旗下。在此之前，荷蘭人佔領台灣有三十八年之久；此後，台灣重回中國的版圖；福建和廣東兩地的人民，也就不斷陸續的移民到台灣。
根據何聯奎博士的《台灣風土誌》之記載，荷蘭人佔領台灣時，來自大陸的移民已有十萬人，當時所開拓的地域中，最繁榮的，就是安平城，也就是現在台南市的中心。鄭成功攻台時，所率的兵員有兩萬五千人，後來，士兵們的眷屬也隨著來台。此後陸續來台的，有沿岸地帶的殘民，至於其數目有多少，已無正確的數字可稽。鄭成功在台灣致力建設，使台灣日漸繁榮，這種現象招來了更多的移民。由此推測，佛教很可能隨著移民一起傳到了台灣。根據當今台灣史學家的考察，台灣最早的寺院是小西天寺，大約建於1662至1665年之間。這座寺院現在稱為竹溪寺，位於台南市的南溪畔，溪水因為流經鹽埕村落，故通稱為鹽埕溪，但是後來又改稱為日新溪。這條溪水通過寺院，最後流入台江。關於竹溪寺的建立，沈光文的詩就是最好的證據。那是一首七言律詩，詩雲：
沿溪傍水便開山，我亦聞之擬往還，
一日無僧渾不可，十年作客幾能間，
書成短偈堪留寺，說到真虛欲點頑，
正有許多為政處，僅將閑念付禪關。
詩前還加了短序，內容為：「州守新贈僧舍於南溪，人多往還，余尚未及也。」沈氏比鄭成功更早到台灣，根據史書的記載，沈氏乃明末的太常博士，司掌宗廟儀禮之職。
明朝崩潰之際，沈光文即隨沈宸荃等人一起坐船向南逃亡，在圍頭洋遇到了颱風，沈光文一家飄流到台灣之北，而沈宸荃一家則下落不明，此事發生於1651年(永曆五年)十一月。1662年，鄭氏攻入台灣時，特以三顧之禮去聘請早他渡台的沈氏進安平城。由這些資料，我們可獲知沈光文早在鄭成功之前十一年就入台了。由此詩的內容看來，竹溪寺的建立，最晚也是在鄭成功入台之後。在此詩被發現之前，一般人皆認為最古老的寺院是彌陀寺。日據時代，台灣總督府於1916年所編集的《台灣名勝舊跡志》中，也採用此說。相傳彌陀寺是鄭成功之子鄭經，有鑒於台灣尚無佛教寺院而建立的，後來許多史學家都相信此說。1921年出版的連橫之《台灣通史》，亦雲：「當是時東寧初建，制度漸完，延平郡王經以承天之地，尚無叢林，乃建彌陀寺於東安坊，延僧主之，殿宇巍峨，花木幽邃，猶為郡中古剎。」因為這種說法很早就出現在史書之中，自然也就成為台灣佛教史上的通說，不過，在沈光文的這首詩發現之後，這種說法應該作更改才是。經過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委員盧嘉興的考察，沈氏撰此詩的時期，大約是在1662至1665年之間，最遲也不會晚於1666年(康熙五年)。總之，這所寺院的建立，應是在鄭成功渡台之後一兩年，而且，我們尚可推斷在建寺之前，佛教信仰早就傳入台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