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澂對漢文大藏經的研究
高振農
呂澂(1896—1989年)是當代中國著名的佛學大師。他自稱16歲在中學讀書即對佛學感興趣，常愛讀佛書。19歲，他進入歐陽竟無在南京金陵刻經處成立的佛學研究部學習，與邱唏明、姚柏年、徐仲峻等同學。由於天資聰慧，學習努力，受到歐陽竟無的器重。一年後留學日本，專攻美術。回國後被劉海粟聘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務長，年僅21歲。1981年，應歐陽竟無之邀，毅然辭去教務長的職務，回到南京金陵刻經處研究部，協助籌建支那內學院的工作。從此以後，他悉廢原有舊學，專志投身於佛學研究，幾十年如一日，從未停輟。1922年支那內學院成立後，他先後任教務長、院長等職，主要協助歐陽竟無辦理法相大學和輯印《藏要》三輯。歐陽竟無逝世後，續辦內學院蜀院於四川江津，繼續聚眾講學。其間曾為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編寫《漢藏佛教關係史料集》。
呂澂精通英、日、梵、巴(巴利文)、藏等多種文字，對印度佛學和中國佛學都有深刻的研究。他長期追隨歐陽竟無，既是學生，又是助手，盡得歐陽佛學研究的精髓，並有所發展，有所創新。他以佛學為科學研究對象，在研究方法上勇於探索和創新，終於闖出了一條新的道路，在整理研究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攀登了近代佛學研究的高峰。他還善於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佛學研究的成果，既不盲目崇信外國的一套，也不墨守中國學者的成規，而是有目的、有選擇地利用國內外一切研究成果，特別是近現代佛教學者的研究成果，作為思想資料，建立起自己的新的佛學體系。
呂澂的佛學研究成果甚多，大都收入五卷本的《呂澂佛學論著選集》中。本文僅就他對漢文大藏經的研究，作一些簡要的論述。
漢文大藏經，是呂澂佛學研究中的重點之一。首先，他對宋代以來所雕刻的各種版本的大藏經，大都進行了研究和考證。其次，他對日本編纂的《大正新修大藏經》也作了探討，並對之作出了評價。第三，撰著了《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對漢文大藏經的所有經典特別是譯本部分重新加以整理和調正。
一、對各種版本漢文大藏經的研究和考證
呂澂對我國宋代以來所雕刻的各種版本的大藏經，大都進行了研究和考證，為之所寫的論文，共有11篇之多。這些論文，曾分別發表於《現代佛學》的佛教刊物上，後又收進了他的佛學著作《呂澂佛學論著選集》中。在這些論文中，他不僅對各版藏經的定名，刻本的性質，雕印的年月，所收經、律、論的函(帙)、部、卷等都作了考訂，而且還論證了他們的得失。
(一)《宋刻蜀版藏經》。呂澂指出：「這一刻版因為刻在益州(四川成都)，所以通稱為『蜀版』，又因它是朝廷所刻，所以也稱做『北宋官版』。」又說：「中國漢籍佛教典籍以一大藏經數千卷的規模來刻版印行，開始於宋初。」它從開寶四年(971年)起，至太平興國八年(983年)止，經12年才全部刻成。「蜀版藏經的印本現存的極少，國內僅有公私收藏的幾卷。照現存的印本看，是卷子式，每版(即印紙每幅)23行，每行14字。版首另刻經題、報號、帙號小字一行。」它「最初刻成的部分完全用《開元錄》大藏寫經為底本，一共480帙《千字文編號為天字到英字》，5040餘卷。它的印本於淳化二年(991年)傳到高麗；後來麗僧宋其等用它校勘新刻藏經(即《高麗再雕版》)，稱為『宋本』，舉出其中的缺卷、錯簡、脫文、衍字、誤收、重出等錯誤」。此後，「有過幾次改訂。同時，宋代新譯入藏的經，《貞元錄》入藏的經，還有一些新入藏的著述，都陸續刻板附帶流通，因之蜀版後來印出的本子，隨時不同。其中比較重要的，凡有三本」，即「咸平本」、「天禧本」、「熙寧本」。「熙寧以後，蜀版的內容還不斷有增加」。「到北宋末年已積累到6620餘卷，653帙，規模可謂宏大。但不久隨著汴京為金兵攻陷，大概就被兵火毀滅，一無所存了。」(以上引文均見《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卷三，以下引文同此，不再一一注出)
(二)《契丹大藏經略考》。《契丹大藏經》失佚已久，直至1978年修理山西應縣木塔時，才在塔中發現50軸殘卷。但呂澂早在1950年就依據段子卿所撰《大金國西京大華嚴寺重修薄伽藏經記》碑文的記載，進行了研究和考證。他說：「此文敘契丹藏經處，著語不多，但於其開雕始末，卷帙類分，乃至文字校訂，莫不有重要之啟示。若據以參稽舊說，致意條疏，則契丹藏經之久佚於人間者，廬山真面，未嘗不可以想像得之。」他正是本著這一宗旨，對契丹藏作了三點考證：「其一，契丹大藏經始雕於重熙初年，其後續有增修，迄咸雍時乃完成579帙。」「其二，契丹大藏經兼收《貞元釋教錄》各經43帙，宋代新譯各經30帙」。「其三，契丹大藏經卷帙品次乃至文字校訂大體遵從宋藏之天禧時印本」。他還指出：「契丹大藏文字校訂，堪稱精當。蓋燕晉間舊有一切經寫本，契丹僧人希麟、行均等，先後為之音釋。行均之作名《龍龕手〖ht5，6ss〗釒〖kg-*3〗監》於寫本俗訛之字，改正尤多。後來開雕全藏，取材諸籍，宜其校訂易於為力矣。」呂澂在當時國內尚「無殘篇可得以致內容難詳」的情況下，能依據「華嚴寺碑文所記，略加考訂，見其一斑」，確實難能可貴。而對於該大藏經的評價，也比較中肯、允當。
(三)《金刻藏經》。該藏於1933年首次在山西趙城縣霍山廣勝寺發現，故通稱《趙城藏》。又因它系金代民間勸募刻成，又名《趙城金藏》。呂澂則稱之為《金刻藏》。他在文中首先對山西潞州崔進之女法珍斷臂勸募刻經的緣起作了論述。接著指出：「金藏刻版在元初就因兵火損壞了一半。」其後在「弘法寺補雕缺版」。但「由於刻工拙劣，補版未免草率」。其後，「此版補刻完成後的一部印本(元中統初約1261年所印)，連同少數的原刻印本，收藏在山西趙城縣霍山廣勝寺，一向未被人注意，以致逐漸散失。直到1933年，它才重被發現，經過詳細考訂而明白了雕版的原委。現在這部印本很好地收藏在北京圖書館」。他經過考證後認為，「金藏原來編號由千字文的天字到英字，共有682帙，約6900餘卷(現存補刻後的印本4957卷，原刻原印本10卷)，可算是那一時代各種藏經刻版里內容最豐富的一種」。只是由於金藏基本上「是整個宋刻蜀版的翻刻(連同絕大部分的著述在內)」，所以「保存著蜀版原來很多的缺點」。儘管如此，由於「它依據的蜀版是接近於初印本的」，而「現在蜀版和從它翻刻的高麗初雕版印本都已散失殆盡，那麼，有這部金藏印本保存它數千卷原來的面目，在版本上、校勘上，實在有其寶貴無比的價值」。這一評價是十分中肯的。正是由於如此，所以我國於1982年成立的中華大藏經編輯局，在重編《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時，其正編部分就採用《金刻藏經》即《趙城金藏》作為主要底本。其理由是：「《趙城金藏》收錄經籍1700種左右，約7000卷，除《清藏》外，為各版藏經之冠。」(引自童瑋著(〖kg-*9〗《〖kg-*9〗〈趙城金藏〉與〈中華大藏經〉》)1986年初，《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印行15冊後，李一氓同志曾特地給薄一波同志寫信，其中說到：「金朝所刻佛經，原藏趙城廣勝寺，是極為珍貴的佛教典籍和歷史文物。」(同上)凡此種種，說明《趙城金藏》確實是珍貴的文物，在版本上和校勘上都有一定的價值。由此也進一步證明，呂澂當年對之所作的評價是非常正確的。
(四)《福州版藏經》。系指緊接蜀版藏經在福州開雕的二版藏經，即「東禪等覺院本」(略稱「東禪院本」，通稱「崇寧藏」)和「開元禪寺本」(略稱「開元寺本」，通稱「毗盧藏」)。呂澂經研究後考訂，原來「蜀版的性質為官刻」，而「福州版則屬於私刻」，是「通過寺院的募緣來雕造」的。其中東禪等覺院本始刻於北宋「元豐三年(1080年)」，「到宋徽宗崇寧二年(1103年)冬間才基本完成(實際刻齊是崇寧三年九月)」。「綜計所刻，共得6171卷，564函」。開元禪寺本始刻於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到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才照東禪院本的成規刻齊564函而結束」。「這兩副藏經刻版，完工之後都有一些補刻。東禪院本在宋孝宗乾道七年到淳熙二年(1171—1176年)補刻了當時陸續入藏的《大慧語錄》、《首楞嚴義海》和早已入藏的天台三大部著述一共16函。開元寺本則在孝宗興隆二年(1164年)補刻宋仁宗時入藏而版片散失的《傳法正宗記》、《輔教篇》」。福州版兩本共同的特點是在版式上「大體上仿照蜀版，而行格加密，每版(即印紙每幅)30行，每行17字(天台三大部著述一共10函，每行更增加到19字)。版心上下有界線，中縫(在摺疊處行間)刻經名、函號、卷數、紙數和刻工姓名，有時還略記施主姓名(僅刻一兩版的)」。「另外，在裝幀上也改卷子為摺本，即每版摺成5頁，每頁6行；以後南方各種藏經刻版便以為定式」。由於「福州版以蜀版校訂後的印本為據，因而蜀版初刻的一些錯誤，大都得到訂正，文字也較改了不少；它在大藏經的校勘上有其相當的價值。只是關於宋代新譯經和《貞元錄》續入藏經兩部分，在蜀版的補刻里本已齊備且隨藏流通，而東禪院本急於結束，竟未及全收，以致影響到以後各種刻版都成殘缺，這是很可惜的」。呂澂的這些考證，對後人研究《崇寧藏》和《毗盧藏》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五)《思溪版藏經》。因為刻版的地點在浙西湖州的思溪，所以呂澂稱它為「思溪版」。又因刻板曾存放在思溪圓覺禪院，所以一般也通稱為《圓覺藏》。呂澂經過考證認為，它「是中國宋代刻經事業中緊接著福州東禪院本而在南方開雕的私刻大藏之一」。他說：由於「思溪版印本上題記極少，所以曾經被人誤認為官刻本。但已經發現的題記有背字函《解脫道論》卷一尾記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王沖遠寫經開版，又有槐字函《菩提行經》卷一尾記靖康元年七月王永從寫刻」等字樣，所以應該是私刻大藏經。他從這一題記上斷定，「『思溪版』是湖州為安縣鄉居致仕前密州觀察使王永從一家捐款所刻(上面提到王沖元即系王永從的長子)，勸緣為平江府大悲院住持凈梵(據《釋門正統》卷六，凈梵早於建炎二年去世，題記是後來追記的)，那勸緣是圓覺禪院住持懷深」。他還進一步推定，其初刻時間至少在「宋政和的末年(1117年)」，一直「到了南宋紹興二年(1132年)，全藏大體完成將近550函」。他又指出：「《思溪版藏經》圓覺院本原為548函，約5873卷(日前日僧據圓覺本目錄粗計為5824卷)。內容依照福州版改編，並略去一般入藏著述。」由於它「以福州版為底本，而校刊時仍用未經校訂的蜀版作參照，所以在大藏經各種版本上有它獨立的價值」。而「它的一些特徵，如對於著述的精簡，宋代新譯的拾遺等，也給各版以相當的影響」。呂澂的這些研究和考證，都給後人以很大的啟發。
(六)《磧砂版藏經》。呂澂認為，這「是南宋時代私刻大藏最後的一種。刻版地點在平江府陳湖中磧砂洲延聖院(現在江蘇省吳縣境內)，後來改名磧砂禪寺(見清代康熙《蘇州府志》卷三十九)，因而通稱這部藏經為磧砂版」。它開雕的緣起不很明了，但呂澂推定「顯然是受了思溪藏的刺激而發起的」。其「始刻的年代，也沒有記載」，呂澂假定是紹定元年至五年(1229—1232年)就已開刻了。至於刻成的年代，「現在磧砂版刻本上的年代題記，到至治二年(1322年)為止，全藏刻成大概即在此時」。其內容「大體同於思溪版」。「現存全藏印本591函，比原目增加43函」。總計「約1517部，6328卷(現行影印本總計為1532部，6362卷，其中有重復計算以及將合卷本分開計算等情形)」。呂澂還認為，「《磧砂版藏經》開始是准備依照思溪圓覺禪院本寫刻好，中間一度停頓後，又參照元代普寧寺版大藏經續刻，因此，它和這兩種刻版的密切關係，可想而知」。他最後指出：「元末，經過了兵亂，南方各種大藏經版都損失了，只剩磧砂版比較完全，明初洪武年間(1397年前後)刻成的《南藏》(初刻本)就純粹用它為底本增訂而重刻。這樣，磧砂版有些特點就又通過《南藏》而影響於以後各版藏經。」呂澂的這些見解，無疑有其獨到之處。
(七)《元刻普寧寺版藏經》。它「是中國元代私刻的大藏經」。因「刻版地點在杭州路餘杭縣南山大普寧寺(現浙江省餘杭縣境內)」，因而一般通稱《普寧藏》。呂澂指出：「普寧寺的前身普安寺，原為白雲宗創立者北宋清覺逝世後所建白雲塔院的遺址(清嘉慶《余抗縣誌》卷十五，引明萬曆《杭州府志》說，紹興間改為傳燈院，又改稱普安寺，淳熙七年即1880年改稱普寧寺)。白雲宗在宋元之間頗為盛行，普寧寺之設局刻藏，當和白雲宗的興起有關。」至於「實際開雕年代」，呂澂認為，「大約在南宋景炎年間(1276—1278年)」，因為「當時緇素們有鑒於磧砂延聖院刻藏事業於咸淳八年(1272年)以後中斷，因而就繼續來發起重刻」。到了「元至元十六年(1289年)普寧寺大藏刻到微字函(見《中觀釋論》卷四刊記)，大約不久……就已全部完成」。以後還續有補刻。其「基本內容，同於思溪版。後來補充和改刻的部分，則和磧砂版互有影響。全藏以千字文編號計算，共591函」。「總計約1532部，5996卷」。其「版式和思溪版大致相同，每版五頁，每頁六行，每行十七字。在各版的第一頁折縫處刻有函號和版號」。呂澂最後指出，《普寧寺版藏經》和思溪、磧砂兩版的關係十分密切。因為「《普寧寺版藏經》原是仿照思溪版寫刻的，但經如瑩整理過的刻版，就和思溪原式有好多不同，後來磧砂藏依據它來完刻，因而也對原訂的《端平目錄》時有出入」。呂澂的這些考訂，可謂細致而又深刻。
(八)《明初刻南藏》。這是中國明初在京城應天府(今江蘇省南京市)刻成的官版大藏經，通稱為《南藏》。呂澂經過研究，認為「《南藏》實際刻過兩次，初刻於洪武年間，再刻於永樂年間。初刻完成不久就遭火災毀滅，印本流傳既少，文獻記載又不分明，因而後人都只將永樂刻本認為《南藏》，而不知道有刻本兩次的事。真正的洪武初刻，直到1934年才在四川崇慶的上古寺重新發現」。其「開雕的年代很早，洪武五年(1372年)四方名僧集合於蔣山點校藏經，就已做刻經准備。刻事進行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藏大體完成」。但呂澂又認為，「刻事的結束」，大概「在洪武末年(1398年)」。「《初刻南藏》全部678函，約7000餘卷。其基本部分591函(千字文編號從天到煩)，純系磧砂版藏經的翻刻」。「大體上說，《初刻南藏》還是保存著《磧砂藏》的原來面目的。現存的《磧砂藏》印本不算完全，有了《明初刻南藏》的參校，很多缺略或差錯的地方都可以得到增訂」。特別是「從校勘方面看《初刻南藏》是對《磧砂藏》原本點校過的，還在《般若》等大部經里更多用一些精校的妙嚴寺刻本，所以它的優點要比《磧砂藏》多。另外，《初刻南藏》收入禪宗語錄一類的書較多，啟發了刻經向這一方面大大的發展，這也是值得注意的」。呂澂對《明初刻南藏》的研究與考證，給後人以很大的啟發。
(九)《明再刻南藏》。這是明永樂時所刻的一部官版藏經。呂澂在文章中說，《明再刻南藏》「開雕的確實年代，未見記載」。但到「永樂十七年(1419年)即已全部完成」。「全部函數有過幾次變動」，最後「經調整定為636函(到石字型大小為止)，6331卷」。呂澂指出：「《明再刻南藏》受了元代《至元法寶錄》的啟發，在全部編次方面作了一大改革。其前各版藏經都以《開元錄》為據，先分大小乘，再各別細分經律論，並將宋代陸續入藏各書、譯典和著述交互夾雜地附在後面，顯得凌亂無序。《再刻南藏》改變了這一編法，先分經律論，再各分大小乘，而將宋元續入各書分別附在三藏之末，這就清楚得多了。」經版藏於報恩寺，現在各處保存的印本較多。呂澂最後還說：「這部藏經刻版是在《初刻南藏》的基礎上加以改編的，成為後來各種刻藏的依據。而和它關係最密切的，要算《明刻北藏》。呂澂對《明再刻南藏》的研究與探討，著墨雖不多，但指出了該藏的價值，並指明了它與《明初刻南藏》和《明刻北藏》的關係，對後人研究明代刻經事業還是有一定的幫助。」
(十)《明刻徑山方冊本藏經》。這是中國晚明開雕的一部私版藏經。呂澂在文中指出，「這部藏經先在各處分刻，最後集中版片藏於徑山(現浙江省餘杭縣境內)化城寺，還有它的版式改變了向來沿用的繁重的梵夾式而採取輕便的方冊即一般書本式，因此得名為《徑山方冊藏》。又此藏後來全部由嘉興楞嚴寺經坊印造流通，所以也稱《嘉興藏》」。關於此藏的雕印經過，呂澂也進行了考定：「此藏刻版發起於明代萬曆七年(1579年)。」於萬曆十七年(1589年)在五台山紫霞谷妙德庵開雕，「連續四年，刻成正續藏共5200餘卷」。「萬曆二十年(1592年)冬南遷徑山寂照庵」繼續刊刻。後又分散在嘉興、吳江、金陵等處募刻，「於康熙十五年(1676年)完工。康熙十六年(1677年)編刻《方冊正續劃一目錄》」。「康熙十六年以後，方冊藏還續刻了又續藏」。到雍正元年(1723年)又續藏的編刻才結束。「方冊藏經因為印刷便利，所以流通較廣，現在浙江地方還保存有它的印本好幾部。它全體分為正藏、續藏、又續藏三個部分，共352函，約12610卷」。對於該藏的可取之處，呂澂經過研究認為：「方冊本藏經以《北藏》為底本，而以《南藏》及少數宋、元本藏經對校比較合理的文字的改訂，遇有疑難，在檢經會上討論決定。這樣校勘方式比較訂得完善。」它「對於以後刻藏的影響，主要是方冊本的格式和藏外典籍的網羅。」呂澂最後指出，「清末金陵刻經處提倡刻經，並引起各地仿刻」，「這些可說都是繼承了方冊藏的優良傳統的」。這是一種實事求是的評價。
(十一)《清刻藏經》。通常稱為《龍藏》。這是清代雕刻的一部官版藏經。呂澂經研究，考定其雕印年代是：雍正十一年(1733年)開始「廣集經本，校勘編稿」，雍正「十三年(1735年)開刻，至乾隆三年(1738年)完成，僅僅費了四年工夫。版片現還完全存在，國內各寺院所藏印本也極多」。「清藏全部分正藏和續藏兩類」。其中「正藏共485函」，「續藏共239函」，「總計724函，7240卷，收書1670種(外有全藏目錄五卷)」。對於此藏的得失，呂澂認為：「從所收各書的數量上看，這一版藏經總算是內容豐富的，但其續藏的《此土撰述》部分，隨意取捨，以致經錄割裂不全，音義成為空白，而台宗典要也多數殘缺，這樣漫無標準的編纂，比起以前各版藏經來，未免減色多多」。這也是比較中肯的譯述。
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簡稱《大正藏》。呂澂對此藏沒有撰寫專文加以論述，但在其他書曾對之加以評論。他在《談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譯本部分的編次》一文中曾指出：「日本從1923—1928年，編印《大正新修大藏經》(基本部分前五十五卷)，對漢文大藏經的編次再度作了改訂。它以清新圓到的編纂為目標，要在學術基礎上，一新從來經本以混雜排列而使其系統組織明確整齊(見《大正藏》「刊行旨趣」)，這樣就在分類上有明顯的特點。它將經律論三藏譯本總分為十六個部門：一、阿含，二、本緣，三、般若，四、法華，五、華嚴，六、寶積，七、涅〖fjf〗nb231〖fjj〗，八、大集，九、經籍，十、密教，十一、律部，十二、釋經論，十三、毗曇，十四、中觀，十五、瑜伽，十六、論集。各部的經籍也都比較整齊地重行排列過。從《開元錄》的長期支配下漢文大藏上的一套格式，大部分都排除了。不能不算是一大革新。」(《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卷三)從這里看出，呂澂對《大正藏》的評價還是比較高的。至於《大正藏》的不足之處，未見他在文字上作明確的表述。但從他要重新編纂漢文大藏經目錄來看，似乎他對《大正藏》的編目和各種經典的分類等，還是不很滿意的，否則他也不會花那麼大的精力加以徹底重編了。呂澂的《談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一文，在肯定《大正藏》在改訂方面的優點後，接著又說：「漢文大藏經儘管經過了一再改編，現在看來仍覺得是不夠的。像在分門別類，特別是在大乘經的門類方面，是帶著以大部經作為標準的意味，所謂華嚴、大集等都是以容量龐大而予以獨立地位(當然由判教的理論說，這些也代表了佛陀說法的某一個階段，可以用為部門名目)，而合攏了這些部門，仍難看出大乘學說的全盤的體系如何。至於各部門的經典有譯失譯的復訂，好像從來就沒有為改編大藏者所注意，更不用說於中會簡別出什麼疑偽書籍來另作安排了。」(同上)這一大段話，表面上看似乎並未指明是針對《大正藏》而發，但從上下文看，它緊接在評價《大正藏》之文的後面，雖然是不滿意現存的所有大藏經，但主要是不滿意《大正藏》。從這一點上來說，呂澂還是指出了《大正藏》的不足之處。總之，呂澂對《大正藏》的評價還是比較全面的、客觀的。
呂澂對於各版大藏經(包括日本《大正藏》)所作的研究，在佛教界和學術界影響都很巨大。1988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中有關漢文大藏經的條目內容，有許多地方都吸取了呂澂對此所作研究的成果。
佛教經籍，卷帙浩繁，編次混亂，給後人學習和研究帶來種種困難。因此，呂澂很早就與他的老師歐陽竟無一起，萌發了重編漢文大藏經的念頭。從1927年起，他們即在支那內學院組織人員，選擇要典，校勘文字，編輯《藏要》。經數十年的努力，共編成《藏要》三輯。這可以說是為《新編漢文大藏經》作準備的。抗日戰爭期間，歐陽竟無計劃編印《精刻大藏經》，選集佛典5000餘卷，芟荑疑偽，嚴別部類，自為緣起。當時呂澂是歐陽竟無的得力助手，所有考訂辨偽等工作，都是他做的。遺憾的是這件大事剛籌劃完畢不久，歐陽竟無即於1943年病逝，編印工作也就中止。抗戰勝利後，呂澂也曾計劃想在南京恢復支那內學院，以便繼承歐陽竟無遺志，繼續編印《精刻大藏經》，終因條件不具，未能成為事實。建國以後，他仍念念不忘這件大事，因此在60年代初就撰著了《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
關於編寫《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的緣起與目的，呂澂在《談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譯本部分的編次》一文的開頭，就開宗明義地說：「現在就漢文大藏經中譯本部分重作一番整理，另編新目，這對佛學的研究說來，是十分需要的。漢文大藏原以譯本為主，從它們的編次上面可以反映出印度佛學體系是怎樣組成，各種學說是怎樣發展，乃至中國有翻譯以來是怎樣傳播的。不用說這些都可作為佛學史、譯經史等研究的重要參考。但是舊有的漢文大藏(這指我國曆代刻印的乃至以後日本編印的而言)，總存在著一些缺點。或者是區分部類之不很恰當，或者是棄錯了經本之失譯與有譯，或者是譯撰不分而誤收了疑偽之書，這就會模糊了讀者的認識，使佛學的研究走入歧途。」「因此，對漢文大藏再作整理，實在是必不可少的。」關於如何進行整理，呂澂指出：「最先要解決的是大乘經更加合理的區分部類問題，其次則為各別經籍有譯失譯的核實，然後再及其他。」
呂澂的《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其基本內容「分為五大類：一、經藏，二、律藏，三、論藏，四、密藏，五、撰述。前四類收譯本，後一類收中國撰述」。其中經藏「總688部、2790卷」，律藏「總210部、879卷」，論藏「總196部、1394卷」，密藏「總388部、639卷」，撰述「總582部、4172卷」。這個目錄，與過去各種藏經的目錄相比較，在編次上有極大的不同。特別是「關於大乘經的分類，是和以前的各種藏經很有出入的」。它使大乘經的部類區分趨於比較合理，同時也對一些有譯失譯的經本進行了「核實」，即對許多原來失譯或缺本新得之書，誤題了譯名的，一一加以刊定。
《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雖然至今尚未在實際編纂漢文大藏經中加以運用，但對後人研究漢文大藏經乃至整個佛學都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