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立佛教史觀的佛學研究 劉嘉誠 研究一門學問，大抵都須具備該門學問的歷史觀，尤其是佛教，起源於印度，發揚於漢、藏、泰、緬、斯里蘭卡等亞洲地區，歷時逾二十五個世紀，從事佛學研究更需要在時空推移的歷史脈絡中，掌握佛教思想文化的流動變遷，才能以宏觀照顧微觀，以整體條貫支末，而免落入以管窺天或倒末為本之弊，自囿於宗派或地域之見猶不自知。 本文所謂佛教史觀的佛學研究，包含如下幾個觀點： (一) 了解印度語言及其思維模式：梵語屬印歐語系，其與漢語系之間存在著語言之不可共量性，若純粹依賴漢譯佛典，有時無法精確掌握佛教的語義概念，尤其在印度佛教思想中，語詞的語義解釋往往與思想的確認及展開有關連，因此認識梵語，包含認識其文字字義、語音、詞構及文法，是精確掌握佛教語義及思想的基礎工具。其次，語詞的語義又常與思維模式有關，印度早期文明來自於亞利安人(aryan)，如同梵語之隸屬印歐語系一般，亞利安人的思維模式亦屬於印歐人重思辨、重邏輯推論之學風，我們若翻開印度佛教思想史，幾乎就是一部思辨哲學(speculative philosophy)史，尤其是大乘佛教之中觀、唯識論典，若不熟悉佛教邏輯，則根本無法卒讀其書，更別說要窺其堂奧。 (二) 了解印度佛教之流變概觀：對於印度佛教之演進與分期，眾說紛紜，就中筆者以為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一書中之說法頗值得參考，該書將印度佛教之演變取喻人生之從誕生、童年、少壯、漸衰而到老死概分為五期：第一期為佛住世時之「聲聞為本之解脫同歸」期，第二期為佛入滅至佛元四百年約當部派佛教之「傾向菩薩之聲聞分流」期，第三期為佛元四世紀至七世紀約當初期大乘之「菩薩為本之大小兼暢」期，第四期為佛元七世紀至千年頃約當中期大乘之「傾向如來之菩薩分流」期，第五期為佛元千年以降約當後期大乘之「如來為本之天佛一如」期。筆者以為，上述之印度佛教流變概觀，可以幫助我們對於各時期及各地區所流傳的佛教，確切把握其在佛教思想史上的角色與定位。 (三) 了解佛教論書(師)時期之學派分立或學術氛圍：在佛教發展史中，每一時期都存在著教內外各學派之分立，而佛教某一議題之論述常夾雜著論師當時學派之論爭所在，乃至當時學術氛圍所關注之焦點。因此，同一議題可能因不同時期之學派論爭而有不同之意義內涵，例如同樣是空有之爭，佛世時所盛傳的是婆羅門教的神我(atman)論，故空有之爭是佛教的無我(anatman)論挑戰婆羅門教的神我論；大乘初興所面對的是深植於阿毗達磨論師的自性(svabhava)見，故空有之爭是龍樹的無自性(asvabhava)空挑戰阿毗達磨的自性實有論；大乘中期，唯識興而中觀弱，中觀學派的清辨及月稱論師面對的是強勢的瑜伽行派所主張的萬法「唯識」(vijbapti-matra)，故空有之爭是中觀學派的諸法「唯名」(nama-matra)、「唯假」(prajbapti-matra)挑戰瑜伽行派的萬法「唯識」。 (四) 了解佛教與所傳入國之文化適應及融攝：每一外來文化當與內地文化遭遇時，常會發生適應與融攝的問題。以印度本土而言，亞利安人的業與輪回觀念，滲入有印度下層住民之善惡與轉生信仰，即如佛教本身在印土之流傳，亦不免為了適應外教之盛行而融入了某些外教思想。尤其佛教之傳入漢土，由於中、印二地之語言、文化、學風與思維模式等之差異，其間的文化適應及融攝跡象更為明顯，佛教因受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逐漸成為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新佛教，因而在研究中國佛教祖師的著作時，我們必須考慮到佛教傳入漢土之文化適應及融攝問題。以上大致提出有關佛教史觀的佛學研究之個人看法，或許一個全面性的佛教史觀不只這些，它可能包括更多的佛教經典語言以及更多國家地區的佛教歷史觀，然而一個概括性的通則乃是在歷史的脈絡中培養一個更宏觀與更客觀的視野，讓更少宗派性、地域性、民族性等因素影響您的佛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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