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煥忠
近日拜讀戴立勇博士《現代性與中國宗教》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463千字，以下行文中簡稱「戴著」)一書，此種感覺尤為強烈。戴著第一部分中對
「現代性」、 「後現代性」、 「全球性」等問題的探討，揭示了宗教當下的社會情境、哲學語境和生存處境。戴著指出，以合理化或「麥當勞化」為基本特徵的「現代性」確立了以主體為中心的理性的至高地位，經驗實證主義大行其道是，科學開始進人人們世界觀的領域之中，人們對現世的幸福、世俗的價值夢寐以求； 「上帝死了。，宗教被
「除魅」，不得不撤出世俗生活的圈子，；宗教完全變成了個人的事情。而在以「消費」為主導的生活情境「迪斯尼化」的「後工業社會」里，人們開始對理性主體表達強烈的不滿，各種非理性的情緒得到肯定和張揚，理性的大廈遭到解構，人們有了閑暇從事各種活動，只是由於「好玩」，於是基督重新降臨人間，不過不是作為救世主，而是帶著
「後現代性」的光輝回到了人類生活的迪斯尼樂園之中。 「全球化」使地球變成了一個村莊，那些「互不相屬」的人們開始「比鄰而居」，大梵天、釋迦牟尼、孔子、摩西、基督、穆罕默德也湊到了一起，濟濟一堂，教徒們「在宗教間成為教徒」， 「宗教間對話」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戴著認為，生活的激烈變化只是導致宗教存在情境和方式的改變，卻沒有取消宗教存在的可能性，人作為一種感情的存在物，奔波在「難堪」、
「羞愧」、 「煩」等各種「情以」中，體驗著「豪邁」、 「消沉」、 「惆悵」等各種
「情由」，自然需要尋找到一種「高峰狀態。對自我的存在進行積極的自我肯定，或是需要體會世界的「空靈」以實現精神上的
「逍遙」，從而達到他的「情安」。戴著通觀西方社會的各種宗教理論，提出處於後期現代社會的西方宗教具有教會、教派、宗派、膜拜四種類型，而他對宗教符號和語言的思索，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為宗教間對話尋求確定意旨的意味。戴著的這種探討，固然是為下文就要進行的對中國宗教的考察奠定理論基礎，但這也是一個中國宗教學者對西方學術界相關理論進行的一場檢閱，帶有他多年來游歷北美的切身體驗，本身就具有獨立的學術價值。
戴著的第二部分是利用現代性理論對中國宗教進行的考察，從作者的撰述意向看，這一部分應是本文的主體，也是最有啟發性和最可能引起爭議的地方。眾所周知，儒佛道「三教」是中國文化的三大支柱，其中佛道二教是宗教(religion)，這似乎已成為學術界的定論，中外學者少有異議。但儒教是不是宗教則頗成問題，一度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之一，雖然持否定意見者人數眾多，但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都有一大批非常有名的學者支持和贊同這一觀點。戴立勇將他們的觀點綜合起來，佐以自己的心得體會，明確肯定儒教「可以納人「宗教
(religion)」的范疇之內。說儒教是宗教，那麼就要面對中外學者對儒教「超越性」不足的批評，這實際上意味著須對主張「愛有差等」的儒教具有宗教資格進行必要的論證。對此，戴立勇一方面承認對個我的超越是一切宗教所應具有的基本特徵，另一方面又非常機智地指出，對個我的超越有多種形式，不能站在基督神學的立場上以一例萬、以偏概全。更有進者，戴著認為，將「愛有差等」理解為依照血緣的親疏逐次遞減本身就是對經典文獻的一種「誤讀」，其真實的含義是愛有不同的種類。因此，戴立勇博士主張，規定儒教仁愛差等格局的血緣倫理既沒有「堵塞」儒教的超越之路，也沒有儒教之愛在外推的過程中消耗殆盡，因u，隋境。的不同而激發出來的不同種類的「仁愛」反倒使儒教的「仁愛」較之基督教的「博愛」具有更強的可實踐性品格。為了夯實此論，作者還提出了一個「會堂一叢林一江湖一教門(邪教)」的模式，作為對中國宗教社會形式的類型學的解釋。從家族祠堂到朝廷廟堂，自然都是「儒家」發揮其「宗教」的所在。作者還對不同時段里中國宗教現代性的特徵進行了考察，為此還創造性地提出了「長期現代性」、 「共和國現代性。、 「全球現代性」三個范疇，指明了中國「多元」宗教的歷史事實和「多元主義」的發展趨向。
據方立天老師的序文可知， 《現代性與中國宗教》一書就是戴立勇在其博士論文——《現代性背景下的中國宗教》 (2006年5月在中國人民大學通過答辯)的基礎上修改、潤色而成的。戴立勇博士閱讀廣泛，思維活躍，擅長辨析，勤於參訪，從不急於求成，故其學術視野非常開闊，在中西互詮中進退自如，左右逢源，使中外理論實現「無縫對接」，且其行文的語氣正如他平日晤談，有思想深度，又不失輕鬆、幽默。閱讀之後，可以引發關於中國宗教問題的諸多思考，增加對國外相關研究成果的理解，深化對中國社會生活歷史的認識。可以說，戴著是一部非常富有啟發性和可讀性的論文。但我對對戴著的讚歎欣賞，乃至艷羨，並不意味我完全贊同他的學術觀點。如，在儒教是否為一種宗教問題上，筆者就持否定立場。
「宗教」在西方也是一個極具「現代性」的學科範疇，是西方人走出基督教世界，認識到其他文化具有自身價值的結果，但將東方思想文化統統置於宗教系進行研究則仍不免以自身的文化傳統考量他人的偏見。儒佛道雖並稱「三教」，但三者在中國歷史上從來就沒有歸屬於相同或相近的國家機構進行管理；在標誌著中國政治生活現代性的共和國機構中，儒教也沒有被納入宗教管理機構的許可權范圍之內。這意味著是戴著對儒教是宗教的論斷即便學理無誤，也只能是一種「後現代性」的思維推斷，而缺少歷史的證明。戴著關於中國宗教具有「會堂一叢林一江湖一教門(邪教)。的類型學闡釋雖可矜為創獲，在筆者看來似有泛化宗教概念、模糊「宗教形式」與「神道設教」間的區別之嫌。雖然有如此之類觀點的不同，但筆者還是感覺到，閱讀戴著，就像與戴立勇博士面對面地進行一次學術爭論，就在面紅耳赤的爭論中，使我的看法得到整理和明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