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華
一、問題的提出
在我寫的文章里，我把漢文佛教大藏經刻印的歷史，依據時代背景的不同大體分為四個時期，即：北宋時代的官版大藏經及其覆刻藏；兩宋之際及南宋滅亡前後以寺院為中心的私刻藏經；明清時代的官版藏經及近代以來的鉛印本大藏經和影印本大藏經。應該說，這四個時期的劃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時代背景方面的某些特點，比如北宋末年至南宋滅亡前後的這一歷史時期，我國漢族統治者在中國北方的統治從根本上動搖了，作為宋王朝的中央政權已無力也無暇顧及以官修的形式組織大藏經的雕印，所以這一時期所刻藏經幾乎全部是由民間集資，並且是在中國的南方刻造的；同時，以寺院為中心，由僧人主持刻藏也是這一時期刻藏的一個突出的特點。然而，這種時期的劃分並沒有涉及各版大藏經的內容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四個時期的劃分只反映了大藏經雕刻史上，因時代背景的不同而造成的大藏經雕刻時的一種歷史狀況，幾乎不涉及大藏經的內容。那麼，各版大藏經之間在內容方面有沒有關系，這種關系如何，有沒有不同的系統？回答應該是肯定的。去年，在《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2期上發表了上海師范大學徐時儀教授的文章《金藏、髙麗藏、磧砂藏與永樂南藏淵源考》，就以十分明確的觀點和無可辯駁的第一手資料論述了這一問題。徐教授通過唐玄應撰《一切經音義》收錄於不同大藏經中的兩個版本的考察，提出漢文佛教大藏經在這里至少可以區分出高麗藏系和磧砂藏系兩個系統。徐教授的這種考察是很有說服力的。文章指出：收錄於麗藏系的《一切經音義》釋經458部，而磧砂藏系的《一切經音義》釋經440部。其中磧砂藏經缺的麗藏系卷5所釋《超日明三昧經》等21部經，又於卷13多出《八師經》等數部經；就所釋詞語說，二者也有顯著的不同，麗藏系有而磧砂藏系無的詞語為212條，磧砂藏系有而麗藏系無的詞語為214條；就所釋同一詞語的釋文亦多有不同等(徐教授的論證十分精細，我這里只是例舉，難盡其意)。作者根據上述的考察得出了如下的結論：「麗藏.金藏.磧砂藏和永樂南藏本等藏經大致可分為麗藏和磧砂藏兩個系列，二者的不同在於所依據的傳寫本不同。[1]」 徐教授的這種研究是對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的一種深化，是為推動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提出的一個新的課題。
二 至清《龍藏》我國曆代漢文大藏經的類別
漢文佛教大藏經是在中國佛教這個大環境下形成的，它們的淵源和流傳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隋及初唐時代形成的官寫本「一切經」是它們共同的源頭，而中唐智升編撰的《開元釋教錄·入藏錄》則標誌著漢文佛教大藏經編輯體例的最終形成。宋初中國第一部刻本大藏經《開寶藏》就是據以《開元錄·入藏錄》為目錄依據，在四川成都流行的一種官寫本大藏經雕造的。之後，自北宋至清乾隆初年(約971-1739)的近800年間，我國的刻本大藏經代有新出。粗略統計現有印本發現的大約有16種，它們是《開寶藏》、《契丹藏》、《趙城藏》、《崇寧藏》、《毘盧藏》、《圓覺藏》、《資福藏》、《磧砂藏》、《普寧藏》、《元官版藏經》、《元延佑本大藏》、《初刻南藏》、《永樂南藏》、《永樂北藏》、《嘉興藏》和清《龍藏》等。
中國曆代大藏經就其收經內容說，應該說是大同小異的。所謂大同，即這16種大藏經收錄經籍的基本部分，大體是《開元錄·入藏錄》所收錄的1076部5048卷的內容，這是諸大藏版本所共有的；其次，北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至宋真宗咸平二年(982-999)間由天息災、施護、法滅等翻譯的北宋新譯經30帙約187部279卷，也幾乎是歷代大藏經共收的內容。這兩者相加已有1263部5327卷，已約占各藏收錄經籍內容的4/5。另據日本學者小野玄妙所著《佛教經典總論》中「刊本大藏經總覽」[2]，其所列14種藏經(含個別經錄)對照表，可清楚地看到，在所錄1444種典籍中只有34種中國著述不為各藏共收，而共同的內容多達1410部。中國清以前的歷代大藏經所收經籍部數，如果不包括《嘉興藏》的續藏、又續藏，是以清《龍藏》收錄經籍最多，為1669部。
如果拿清《龍藏》的1669部與1410部相比，兩者相差僅只259部，不到全藏的1/6，這就是大同小異。小異的部分一般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唐以前遺漏未編也包括個別北宋時期的譯經；另一部分則是歷代的中國著述，這是主要的部分。比如《契丹藏》，其基本的內容是《開元錄·入藏錄》的5048卷，後來又增補了北宋的新譯經30帙，這是與《開寶藏》相同的地方。但《契丹藏》因受《續一切經音義》及《續貞元錄》的影響，它所收錄的40卷《新大方廣佛教華嚴經》，義凈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葯事》等7種律典。《護法沙門法琳傳》等就成為《契丹藏》與《開寶藏》相區別的內容。又如《崇寧藏》、《毘盧藏》、《圓覺藏》、《資福藏》、《磧砂藏》、《普寧藏》等。它們自「天」帙《大般若經》始至「轂」帙《護國經》的內容幾乎完全相同，這就是它們的共同處。但之後則出現了不同，比如《普寧藏》、《磧砂藏》在之後增加了28函秘密經；磧砂藏增加了《傳法正宗記》等5部，《普寧藏》則增加了《白雲和尚初學記》等8部，從而反映了各自的特點。
盡管如此，在近800年的雕刊史上，我國清以前的歷代大藏經又因為流行地區、所據底本及時代的不同等各種原因，形成了比較接近的幾種類型，也就是如徐教授所說的系統。這應該說是不爭的事實。如何來歸納這些類型，這些類型是如何形成的，其特點如何？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在這里，我依據學術界都熟知的一些資料，提出我國曆代大藏經大致有四種類型的看法，不知當否，請諸位指正。
第一種類型就是以《開寶藏》為代表的版本。這是北宋初年以流傳於益州(成都)的以《開元錄·入藏錄》為目錄依據的官寫本大藏經為底本雕造的一部官版大藏經。但這部大藏經對《開元錄·入藏錄》已作了某些改動，主要是對個別經的分卷作了調整，並創新了一種23行14字的版式。這種版本的延續就是它的覆刻藏《趙城藏》和《高麗藏》。
第二種類型是《契丹藏》為代表的版本。我們通過對山西應縣發現的《契丹藏》印本及《房山石經》遼金刻部分的研究，可清楚地得知《契丹藏》的基本部分完全是依據《開元錄·入藏錄》雕造的，不論是收經的內容，還是排列的順次及帙數，都與《開元錄·入藏錄》相吻合。這種版本還繼承了我國唐及唐以前寫本大藏經的傳統版式，即每紙28行每行17字的版式[3]。這種版本的延續只有《房山石經》的遼金刻部分。
第三種類型是以《崇寧藏》為代表的版本。應該說，這是歷代大藏經中影響面最大的一種版本，自《崇寧藏》始，之後的《毘盧藏》、《圓覺藏》、《資福藏》、《磧砂藏》、《普寧藏》以及明初的《初刻南藏》等都是這種版式本的延續。它們在版式上開創了一種被稱作梵夾裝的裝幀形式，大多數每版折成5個半頁，每半頁6行共30行，每行17字；在收經內容及千字文編次上幾乎與《開元釋教錄略出》一致。
第四種類型是以《永樂南藏》為代表的版本。這是在編排上大膽突破《開元錄·入藏錄》體系的一種大藏經版本。它將《開元錄·入藏錄》大乘經律論。小乘經律論的排列順序，改變為大乘經、小乘經、宋元入藏諸大小乘經、大乘律、小乘律、大乘論、小乘論……。這種分類及排序上的改變，將之前各版式大藏經相差不多的經籍排序作了一次大的調整，改變了大藏經的結構。這種版本直接影響了之後的《永樂北藏》、《嘉興藏》及清《龍藏》，使之成為一種體系。現將這四種類型的大藏經版本的情況舉例列表如下：(略)
上列這份表格想說明如下幾方面的問題：
① 盡管各版大藏經的基本內容是一致的，但由於種種原因，不同時代雕造的大藏經版本中確實存在著差異和彼此相近的體系。從對比中可以看出，由《指要錄》反映的我國第一部刻本大藏經《開寶藏》[4]與之後的《趙城藏》所收經籍的分卷與千字文帙號完全一致；《開元釋教錄略出》與《崇寧藏》的經籍的分卷及千字文帙號又幾乎全同；而《永樂南藏》與《清藏》大多數經籍的分卷與千字文帙號也基本相同，而這幾組之間則存在著明顯的不同。
② 這種體系的存在，與某種經錄有著一定的關系。據《指要錄》，《開寶藏》「若通前計大小乘經律論，總五千四十餘卷四百八十帙，以開元釋教錄為準」[5]。如前所述《開寶藏》所依據的這種以《開元錄·入藏錄》為目錄的寫本大藏經已對《開元錄·入藏錄》作了若干變動，如表中所列近20種經籍的分卷發生了變動。
以《崇寧藏》為代表的系統則與《開元釋教錄略出》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幾乎可以說它的前479帙 (天——群)就是據《略出》雕造的，因而它的第480帙「英」就特別的收錄了《開元錄略出》；而以明《永樂南藏》為代表的明清諸藏，其最大的特色就是改變了《開元錄·入藏錄》的經籍的排序。這種改變可以肯定地說是受到元《至元錄》的影響，盡管明清諸藏並沒有完全照搬《至元錄》。
③ 《房山石經》因為只刻了1000餘部，以大乘經為主，《開元錄·入藏錄》中除四阿含的小乘經律論及中國著述基本上沒有刻，故上列石經欄內有許多空白，但就所刻部分已明顯地看出《房山石經》與《開元錄·入藏錄》的相似關系。
上述這四種體系的大藏經，從根本上說是反映了它們相互之間關系的緊密程度。比如第一種類型，這是以中國第一部刻本大藏經《開寶藏》為代表的類型。《開寶藏》曾先後多次傳到高麗，高麗王朝據之雕印了《高麗藏》。《高麗藏》的版式及前480帙的內容幾乎與《開寶藏》一致，這就表明它們之間有一種較緊密的關系。金朝天眷至大定年間(約1139-1172)，在晉南(今運城地區)的解州天寧寺，由崔法珍斷臂化緣，用30年左右的時間雕造完成的，發現於趙城廣勝寺的《越城金藏》，現經研究發現，它完全是《開寶藏》全藏的覆刻藏。《趙城藏》收經內容及版式與《開寶藏》完全一致，這一歷史事實表明了它們之間密切的關系，使它們成為關系較為緊密的一種體系。
《開寶藏》是中國的第一部刻本大藏經，呂澂先生曾稱它是之後歷代大藏的藍本[6]。但事實是除了《高麗藏》、《趙城藏》外，自《契丹藏》始，歷代刻本大藏經並沒有遵循《開寶藏》的範例。
《契丹藏》是遼王朝主持刻造的官版大藏經。這部大藏經為什麼更具傳統色彩，成為唐代以《開元錄·入藏錄》為目錄依據的官寫本大藏經的翻刻，我以為有這樣兩個因素值得注意：
① 主持《契丹藏》雕造的無礙大師詮曉，是在《開元釋教錄》「五千四十八卷，四百八十帙」的基礎上，增補了「自《開元錄》後，相繼翻傳經論及拾遺律傳等」，也就是遼希麟所撰《續一切經音義》的內容[7]，形成了《契丹藏》的主體部分。因此，《開元錄·入藏錄》的5048卷是《契丹藏》的基礎。
② 在唐開元末年，《開元錄》的作者智升奉敕親自將一部官寫本大藏經送到「幽府范陽府為石經本」[8]。這部由智升送來的官寫本大藏經無疑是以《開元錄·入藏錄》為目錄依據的。這部官寫本大藏經在幽州地區的流傳，為200餘年後的《契丹藏》的雕造提供了底本，使《契丹藏》成為以《開元錄·入藏錄》為目錄依據的唐代官寫本大藏經的再現。
上述兩點是否是《契丹藏》成為唐代官寫本大藏經翻刻的原因，我個人的看法是肯定的。正因為如此，使《契丹藏》、《房山石經》遼金刻部分與《開元錄·入藏錄》形成了較密切的關系。
《崇寧藏》開雕於北宋神宗年間(約1080)，其雕造地是福建福州的東禪等覺院。在如此邊遠的地區，遠離中央政治中心，有條件或敢於以私版的形式雕造新版大藏經，必有其特殊的原因。我認為，如方廣錩教授在其著作《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中引《全唐文》825卷所錄黃瑫撰《大唐福州報恩定光多寶塔碑記》及《丈六金身碑》的材料就非常重要[9]。
唐朝末年，光州固始人王潮封福州觀察，卒後其弟王審知代之，並以「征伐有功」被唐昭宗進封為琅琊王，至五代又被梁朝封為閩王，遂成為福建地方政權的世襲統治者[10]。在王審知統治福建期間，為粉飾其政權，多處造塔並寫大藏經藏之。這就是黃瑫碑論中記載的內容之一。
《丈六金身碑》雲：
「我公為邦則忠孝於君親，……牧人則父母於生民。造塔四，其一曰壽山，……其二曰報恩多寶定光，……其三其四曰大中神光，為軍旅也，為人民也。繕經五藏，其二進於上，其三會於壽山、定光」[11]。
這些寫本藏經，在《大唐福州報恩定光多寶塔碑記》中記載得更為具體，其雲：
「我威武軍節度使相府琅琊王王公祀天地鬼神，以至忠之誠，發大誓願，於開元之寺建塔，建號壽山，仍輔以經藏。……其三年甲子，以大孝之誠，發大誓願，於茲九仙山造塔，建號定光，仍輔以經藏。……其經也，帙十卷於一函，凡五百四十有一函，總五千四十有八卷，皆極剡藤之精，書工之妙，金軸錦帶，以為之飾。天佑二年乙丑，……大陳法令，以藏其經，緇徒累千……[12]。
王審知在開元寺，在九仙山建塔，並以最精美的書工繕寫大藏經藏之。這種由地方政權組織繕寫的大藏經必是一種官寫本大藏經，必然受到各方面的重視和保護；同時，它的內容是5048卷541函，又可以肯定它是以《開元錄·入藏錄》為目錄依據的。從我們今天研究的角度看，唐末五代時在福州流傳的這種備受關注的官寫本大藏經，必是宋代在福州雕造《崇寧藏》時的底本。這種官寫本大藏經所依據的目錄，已不是完全意義的《開元錄·入藏錄》，而是加了千字文帙號，在內容方面也略有改動的《開元釋教錄略出》。正因為有這樣一種由地方統治者組織繕寫的官寫本大藏經的存在，以及在唐末五代時在閩地的流傳，才有了北宋神宗年間《崇寧藏》在福州的雕造。可以想像，沒有這種寫本大藏經的存在，福州地方的官紳及東禪等覺院的僧人們是不可能雕造出一部《崇寧藏》的。
《崇寧藏》開刻之時，《開寶藏》已經經過兩次增補，增補了北宋新譯經、唐以前末入藏經及神宗熙寧六年(1073)前敕准入藏的經籍144帙，但這些情況並沒有在《崇寧藏》中得到反映，說明《崇寧藏》與《開寶藏》沒有關系，完全是另起爐灶。福州東禪等覺院另起爐灶，刻了一部與《開寶藏》不同的新版大藏經，而且還要在基本刻成之後上奏朝廷以求正名，宋徽宗賜名曰「《崇寧萬壽大藏》」。這是為什麼，這就是因為他們認為：福州地方流傳著一部以《開元錄略出》為目錄依據的官寫本大藏經，這是福建地方的驕傲。這一點很重要，它還可以對為什麼同是福州的另一所寺院開元寺，在同一時期又相繼刻了另一部大藏《毘盧藏》，而且在內容上又與《崇寧藏》完全一致作出解釋。
《毘盧藏》開刻於《崇寧藏》基本完成的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以開元寺的地位及影響，開元寺僧及供養他們的居士大德絕不會把《崇寧藏》印本拿過來重雕覆刻。那麼，這兩部藏經為什麼會在內容上十分的近似？這是因為他們同時都擁有在閩地流傳的官寫本大藏經。上引黃瑫的碑記中已記載，開元寺本身就有這種官寫本大藏經。另據《重簒福州通志》「寺觀、福州府、閩縣」開元寺一節記載，王審知繕寫大藏的地點似乎就在開元寺[13]。既然開元寺有如此優勢的地位，他們何以能忍下東禪等覺院搶先據此官寫本大藏經雕造木刻本大藏經呢？故在《崇寧藏》雕刻的同時，開元寺就開始籌劃並在隨後刻了《毘盧藏》。因為所據的底本一樣，故其內容也基本一致。
《崇寧藏》、《毘盧藏》之後的南宋期間及宋元之際，在中國南方的江浙地區又相繼刻造了《圓覺藏》、《資福藏》、《磧砂藏》、《普寧藏》等諸版大藏經。現在，我們還沒有發現明確記載它們之間關系的史料，但從諸版藏經內容的事實出發，可證明它們是一脈相承的關系，都是以《崇寧藏》為代表的以《開元釋教錄略出》為目錄依據的同一類型的大藏經版本。
歷史發展到明朝初年，在朱元璋洪武年間就曾有刻藏的准備，所謂「洪武五年壬子春，即蔣山寺建廣薦法會，命四方名德沙門先點校藏經」[14]，直到建文時代終於有了《初刻南藏》的問世。但這部大藏經與《磧砂藏》有著密切的關系，仍屬於以《崇寧藏》為代表的系列。到了永樂年間，在南京雕造了一部官版大藏經《永樂南藏》。這部大藏經醞釀於永樂初年，有所謂「永樂初奉詔校大藏經」[15]，然而，何時開刻，何時完成並沒有明確的記載，但至遲在永樂十七年(1419)之前已經全部完成，因為這一年《永樂北藏》已經開刻了，而《永樂南藏》是《永樂北藏》的主要校本。如上所述，《永樂南藏》改變了之前大藏大乘經律論，小乘經律論的排序，改成大小乘經，大小乘律，大小乘論這樣的排序，從而形成了自己的特點，而後《永樂北藏》、《嘉興藏》及清《龍藏》相互影響的關系都有明確的記載，從而成為關系較為緊密的一種系統。
我所概述的至清《龍藏》我國曆代大藏經的四種系統是否準確，是否符合實際，只是一種個人的看法。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我查閱了大陸版《中華藏》幾種大乘經的校勘記，其中的一些資料作為例子可以幫助我們認識這種體系的劃分。
① 卷1，這卷經的前三條校勘記的內容是：「一此經卷數金、麗為二十卷，石、資、磧、普、南、徑、清為三十卷；一一頁上一行「放光般若經」，石作「放光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資、磧、普、南、徑、清作「放光般若波羅蜜經」。以下各卷同；一一頁上二行譯者，石作「西晉沙門無羅叉共竺叔蘭等譯」，資、磧、普、南、徑、清作「西晉三藏無羅叉共竺叔蘭譯」。以下各卷同。
這三條校勘記如果簡單地作出推論，它可得出《放光般若經》在諸版大藏中可區分出3種版本，一是《趙城藏》、《高麗藏》為代表的一個版本；一是以《房山石經》本為代表的一個版本；其他宋元明清諸大藏經本為一個版本。
② 卷2，這卷經涉及文字校對的校勘記共58條(首尾2條為說明文字)，其中資、磧、普、南、徑、清作為共同內容的一組，與底本不同的校記多達32條，如：「三○頁中六行第二字『相』，資、磧、普、南、徑、清作『想』。下同至頁下九行第三字」；「三一頁下末行第九字『何』，資、磧、普、南、徑、清作『貪』」；「三二頁上一二行 『不出』，資、磧、普、南、徑、清作『不出生』」。
③ 卷3，如上述，在全部58條校勘記中，資、磧、普、南、徑、清作為一組與底本不同的校記佔34條；其他出校的情況是：石5條，資5條，麗6條，石、普、南1條，普、南、徑、清2條，資、徑、清1條，石、普、南、清1條。舉例如：「三一頁中末行末字『習』，資、磧、普、南、徑、清作『集』」。
卷4，在62條校勘記中，資、磧……徑、清一組的校記有31條；卷5，在52條校勘記中，資、磧……徑、清一組有20條；卷6，99條校勘記中，資、磧……徑、清一組有31條，此卷中磧獨立出校者達20條；卷7，72條校勘記中，資、磧……徑、清一組有27條，等等。
卷1，此卷前二條校勘記是：「一底本，金藏廣勝寺本；一此經底本與麗藏本分為四卷；石、資、磧、普、南分上下兩卷；徑、清分上、中、下三卷。」此卷涉及文字內容的校勘記共51條，資、磧……徑、清作為一組出校勘記有25條。其他各卷大致相同，不一一羅列。
此經卷上的前三條是：「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一 五五二頁中一行經名，底本原作『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 資、磧、普、南、徑、清、麗作『佛說阿彌陀經』；一五五二頁中二行『月支國居士』，石、南、徑、清作『月氏優婆塞』；資作『月支』。下同；磧作『代月支國優婆塞』。」
此經卷上涉及文字校勘的校勘記共133條，其中資、磧……徑、清一組出校的有48條；磧獨立出校的有29條。卷下大致相同。
以上例舉的這些情況，至少有以下幾點值得參考。
①《金藏》、《高麗藏》與宋元明清諸版大藏有著一定的不同，這不僅反映在分卷上，經名上，譯者的標註上，也反映在經文內容中。
②宋元版與明清版大藏經雖然可以劃分為兩個體系，其主要表現是在經籍的排列順序上；如果從經文內容上說，它們比較接近。這說明，宋元以來的諸版大藏經都是在福州版大藏經的影響下一脈相承下來，它們的袓本就是肇始於《崇寧藏》的，在福州地方流傳的以《開元釋教錄略出》為目錄依據的官寫本大藏經。
③中國曆代大藏經總的說可以區分出四個大體相近的類別。但這種類別的劃分是相對的，只反映它們在總體上的某些差別，比如所據底本不同，版式不同，內容的某些差別等。但這種差別也只是一種版本上的差別，即大藏經在流傳過程中，抄寫形式的變化，抄寫的錯訛以及主持刻藏者的某些小的改動等，這些都不影響大藏經作為佛教經典總集的性質和它們其本相同的內容。
④在同一類型中的幾種藏經版本，也不是一模一樣，它們也有優有劣，比如《磧砂藏》與同時代或早或晚的大藏版本比較，它可能是差錯和改動較多的一種版本。比如在《佛說阿彌陀經》卷上的一卷經中，磧單獨出校就多達29條，就是說在29處，《磧砂藏》本發生了差錯。比如「五五二頁中五行一一字『智』，磧無。」原文是「賢者拔智致」。諸本同，而《磧砂藏》作「拔致」。又如：「五五二頁中一九行末字 『念』，磧作『惟』」。原文是「佛坐息思念」，諸本同，而《磧砂藏》本作「佛坐息思惟」。而屬於同一體系的其他藏經也有差錯，只不過少一點。
歷代大藏經體系的形成，大體上有如下幾種原因，一是時代的原因，一是地區的原因，一是所據底本的不同。但歸根到底還是與當時某一地區流行的一種與官方有關的官寫本大藏經有直接的關系。
如上述，《開寶藏》是北宋初年敕命在益州(成都)雕造的。為什麼不在中原中央政權所在地，而要在遠在西南邊地的四川去雕造藏經呢？這與當時時代的形勢有著密切的關系。以開封為中心的中原地區，在五代短短的53年中，換了八姓十三個皇帝，改了五次國號。當時是以兵戰為務，頻繁的戰爭，使得中原的經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而就文化說其境況更是可想而知，如《宋史·藝文志》載：
「逮於五季，干戈相尋，海寓鼎沸，斯民不復見詩書禮樂之化。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苦，獲睹古人全書。然亂離以來，編帙散佚，幸而存者百無二三。」[16]
在這種形勢下，佛教典籍的命運可能更慘。這就是為什麼在宋太祖開寶年間敕命在成都書寫金銀字大藏經「數藏」[17]的原因，因為在以開封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佛教的寫本經籍可能已蕩然無存了。這也是之後又敕命在成都雕刻我國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經《開寶藏》的原因。
《開寶藏》刻成後，經板於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運抵京城開封，太宗命於太平興國寺建印經院開始印藏。《開寶藏》作為一部官版大藏經，它所依據的底本很可能就是敕命在成都書寫的金銀字大藏經。這種官寫本金銀字大藏經有著自己的特點，也因此形成了《開寶藏》的版式風格和內容特色。從記載中知道，《開寶藏》曾「嚴飾天下寺舍」[18]，其影響在南方曾達到江浙地區，如《指要錄》的作者就是在浙江金華山的智者禪寺閱《開寶藏》的[19]；向北曾傳播於山西，介休的空王院、西京資聖院及永福寺等都曾收藏過《開寶藏》[20]。另據現存《開寶藏》本《大般若經》卷206等的卷末的墨記，晉南的福嚴凈影寺(今青蓮寺)僧在宋徽宗大觀年間(1108年前後)請印過一部《開寶藏》。在金朝統治時期，晉南百姓很可能就是依據這個印本覆刻了《金藏》。《開寶藏》經板可能毀於宋金戰爭，現在除《趙城金藏》和《高麗藏》外，我們還不知道有哪部大藏經與《開寶藏》有直接的關系。《開寶藏》在中國的刻藏史上雖地位崇高，但影響並不是最大。
《契丹藏》亦如是。《契丹藏》誕生於宋遼對峙之時，是依據流行於幽州地區的一種官寫本大藏經刻造的。《契丹藏》刻成後，我們除知道它曾多次傳入高麗外，不見其在中原及江南地區的傳布。這可能與當時宋遼對峙的局勢有關，這也使它成為一種比較孤立的版本，後來幾乎被人遺忘，並散失殆盡，要不是上世紀70-80年代的兩次發現，我們至今還難識其真面目。
應該說，在中國大藏經史上，影響最大的還是雕刻於福州的兩部大藏經《崇寧藏》和《毗盧藏》。在這個邊遠的地區，因為地方割據勢力閩王王審知篤信佛教，在福州造塔寫經的偶然事件，留下了一種以《開元錄略出》為目錄依據的官寫本大藏經，這就為北宋後期福州東禪等覺院和開元寺先後刻藏創造了條件，也自此為中國佛教提供了一種新的大藏經版本。這種版本在南宋封建經濟高度發展的客觀形勢下，直接影響了之後江浙地區私版大藏經的刻造。宋版《圓覺經》、《資福藏》，宋元版《磧砂藏》、元《普寧藏》及明初的《初刻南藏》都是福州版的延續，從而成為影響最大的一種大藏經體系。
在元朝世祖時代，曾下敕「宣諭臣佐，大集帝師總統名行師德，命三藏義學沙門慶吉祥，以蕃漢本參對楷宋大藏聖教，名之曰《至元法寶勘同總錄》[21]」。其目的是要為今後編刊大藏經提供一部權威性的目錄，所謂「作永久之繩規，為方今之龜鑒」[22]。《至元錄》在分類上的最大特點是突破了《開元錄·入藏錄》大乘經律論、小乘經律論……的編排體系，而改變為大乘經、小乘經、大乘律、小乘律、大乘論、小乘論……的編排系統。《至元錄》編成後已是元世祖的晚年，世祖來不及據之雕造大藏經就去世了。元大德年間，松江府僧錄管主八將其「刊入大藏」[23]，也就是續補刊入實際已完成的《磧砂藏》和《普寧藏》，由此造成對後世的影響。到明《永樂南藏》雕刻時，就據之改變了經籍的編排順序，並第一次以正藏的內容將《至元錄》收錄藏中。之後的明清版大藏經均依《永樂南藏》的體例，從而形成了大藏經的又一個體系；但在經籍的內容方面則依然受到福州版的影響，使它們之間成為一種比較接近的版本。
通過上面的表述，我們不難看到，大藏經每種體系的形成，都與當時的歷史背景有關，都與當時某一地區與官方有關的某種官寫本大藏經或大藏經目錄有關，而依據這種官寫本大藏經或受到如《至元錄》這種奉敕編撰的大藏經目錄影響而雕造的大藏經就形成了自己的體系。我的這種略顯簡單的分析只是一種個人的看法，請專家指正。
注文：
[1]徐時儀《金藏、高麗藏、磧砂藏與永樂南藏淵源考》，載《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2期18-31頁。
[2]小野玄妙著，楊白衣譯《佛教經典總論》870-918頁，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版。
[3]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145-146頁及153-156頁，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4]《指要錄》全稱《大藏經綱目指要錄》，是宋初名僧惟白閱《開寶藏》而撰著的一部提要性著作。
[6]呂徵《宋刻蜀版藏經》，《呂徵佛學論著選集》卷3 1430頁，齊魯書社1996年版。
[7](遼)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序，《影印高麗大藏經》41冊785-786頁，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版。
[8]《山頂石浮圖後記》，錄文載《房山石經題記匯編》11-12頁，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78年版。
[9]方廣錩 《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240-24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
[10](元)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25，《中華佛典集成》第9冊155頁，團結出版社1997年版。
[11]文載《全唐文》825卷，中華書局影印本第9冊8698頁下。
[12]文載《全唐文》825卷，中華書局影印本第9冊8692頁下。
[13]此記雲：「又，王審知泥金銀萬余金，作金銀子四藏經，各五千四十八卷。旃檀為軸，玉飾諸末，寶髹朱架，納龍腦以滅蠹蟫」。轉引自筆者與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199頁。
[14]《金陵梵剎志》卷2「欽錄集」。
[15]《釋氏稽古略續集》卷3，《大正藏》卷19942頁。
[16]《宋史》卷202「藝文志」序。《二十五史》第7冊636－63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7] [18](唐)神清撰《北山錄》卷10，《大正藏》卷52。
[20](宋)文彥博《永福寺藏經經記》，文載《介休縣誌》卷9。
